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文学逐步以译介之姿进入中国语境，通过专著、杂志专栏、研究文章等多种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与人文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历百年风雨。中国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繁荣期，以及2010年以来的创新期。回顾各阶段的历史背景、译介路径、研究重心与代表作家，分析不同时期的知识建构与文化关切，可揭示其整体嬗变轨迹。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文学研究的演进放入“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图景中，探讨其转型逻辑与经验意义，可为当下与未来的跨文化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与启发。

关键词：初创期 发展期 繁荣期 创新期 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

作者介绍

郭英剑，男，汉族，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在美国Amerasi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等A&HCI期刊与国内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CSSCI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

自1776年独立建国以来，美国历史尚不足250年。作为移民国家，其文学诞生于建国之前，源头可追溯至16、17世纪乃至15世纪的早期移民文学创作。根据现存的史料，中国最早对美国文学的关注与译介始于1864年前后。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中国官员董恂合作翻译了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人生颂》（A Psalm of Life，1838），这是将美国文学作品译为中文的首次尝试。此后的1882年，《舟行纪略》（作者已不可考）不仅评述了朗费罗诗歌的历史，而且将其与中国诗人诗作加以比较对照。由此，中国开始了最初的美国文学（比较）研究。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始较大规模地译介美国文学，除了对单篇小说的零散翻译外，还设置了专著、杂志专栏，以集中展示美国文学作品及其评介。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百年历史。纵览中国百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发展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繁荣期、2010年至今的创新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与时代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索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文学研究是怎样进入构建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之路的。

一、美国文学译介的初创期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美国文学译介的初创期。当时的美国文学不仅是新知识分子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载体，也是学生和市民学习英语的重要来源。美国文学的翻译数量在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超过日本和法国，甚至有的年度超过了英国。美国成为仅次于俄苏的第二文学输入大国。我国除了对单篇小说的零散翻译，还设有专著、杂志专栏，集中展示美国文学作品及其评介，真正进入了较大规模译介美国文学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译介特点之一，是对于美国文学多种主题、流派作品的广泛尝试。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创造社等进步文学团体的新知识分子是此阶段的传播主体。他们强调个体与独立意识，以思想启蒙与构建新文化形态为己任。初创期的译介对象集中于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及其经典之作，流派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为主；体裁以小说为主，科幻小说、西部小说、侦探小说均有所涉及。为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被大量译介。揭发”黑幕运动”的代表人物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小说《屠场》（The Jungle，1906）等作品中揭露了美国社会黑暗的运行法则。他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属性，提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的，而且不可逃避的是宣传；有时无意识的，然而常时故意的是宣传。”这种”艺术即宣传”的观点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相呼应，成为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重要理论武器。1927—1937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起来，左翼文学十分活跃。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主要骨干成员继续大力推动辛克莱作品的译介，其中便包括孙席珍编译的《辛克莱评传》（1932）。截至1937年，被译介的辛克莱作品已多达近30部。这深刻影响了我国丁玲、茅盾、骆宾基等著名作家的初期创作转型。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青睐，他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1903）等作品在此时期被译为中文；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作品兼具批判性与思想性，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积极展望未来前景，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1942）等战争题材的作品也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大量引入，以此歌颂反法西斯的英雄主义。此外，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等现实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被大量吸纳，力图引起中国苦难大众的共情，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功用性与社会批判性。在浪漫主义文学方面，惠特曼（Walt Whitman）是美国文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享有”现代美国诗歌之父”的美誉，其作品自然是译介的重中之重。早在1924年，徐志摩就翻译了惠特曼《自己之歌》（Song of Myself，1855）中的一个片段，并刊登在《小说月报》上。20世纪30年代初，楚图南有计划地选译诗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1855），极大鼓舞了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广大民众。惠特曼诗歌中”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也深深影响了郭沫若，激励他创造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女神》（1921）。此外，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因其蕴含的道德教化或人性哲理而被大量译介。在现代主义文学领域，赵罗蕤1937年所译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是被引介到中国的第一部现代派力作，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此外，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小说《非洲大雪山》（The Snows of Kilimanjaro，1936）等被陆续翻译，其剧本《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1938）也在此时期被译成中文，与当时国内的抗日主旋律相呼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舆情支持。除了上述流派的译介，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科幻小说家埃德加·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的《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1912）因与《西游记》在文化元素上的相似性，契合了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在被译介至国内后广受欢迎。以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为代表的黑人作家的作品也被陆续译介。杨昌溪的著作《黑人文学》（1933）对不同体裁的黑人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开创了中国学界的美国非裔研究甚至非洲研究的先河。此阶段的译介特点之二，则表现为各类报纸、杂志化身宣传美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东方杂志》从创刊起就坚持推广欧美文学。1920年，《东方杂志》刊登了茅盾翻译的爱伦·坡小说《心声》（The Tell－Tale Heart，1843）。该作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复杂人性，蕴含浓厚的现代意识，启发了中国的小说创作。《小说月报》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开始了对美国文学的整体审视。该刊第20卷中赵景深的《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和”社会小说家”等类型；第21卷中朱复的《现代美国诗歌概论》深入评述了惠特曼、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庞德（Ezra Pound）等不同时期的代表诗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各种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1934年，新增的期刊就有400多种。其中，《文学》推出翻译专号；《译文》《世界文学》所刊内容几乎全为译作。大型文学杂志《现代》推出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对美国文学集中介绍的期刊专号”。该专号刊载了顾仲彝的《现代美国的戏剧》、李长之的《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和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等文章，内容涵盖小说、诗歌、戏剧批评和文论。主编施蛰存也在《现代》杂志发表了其翻译的《现代美国诗抄》中的30首诗，前三首为弗罗斯特的《我的十一月来客》（My November Guest，1913）、《刈草》（Mowing，1913）和《树木的声音》（The Sound of Trees，1916）。这些译介代表了国内对弗罗斯特诗歌的早期关注。1941年，《文学月报》推出”美国文学特辑”，刊登了惠特曼、休斯和斯坦贝克等人的作品；时隔两年，《时与潮文艺》推出”美国当代小说专号”，刊登了林疑今、孙晋三和吴景荣的评论，以及德莱塞、海明威的作品译文，为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阶段的译介特点之三，是初创期的美国文学史研究以编译为主。美国文学史书写从”简单的摘译改写”过渡到”比较自觉而有主见的评介”，反映出”中国学人编写美国文学史的最初愿望与尝试性努力”。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刊发《美国文学》一文，详细介绍了17至19世纪的美国文学和代表作家；赵景深接连出版专著《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学》（1930）、《现代世界文坛鸟瞰》（1930）与《一九三零年的世界文学》（1931），探讨了世界文学背景下美国文学的特色；曾虚白的《美国文学ABC》（1929）、张越瑞的《美利坚文学》（1933）与赵家璧的《新传统》（1936）则从宏观视角考量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强调了美国文学的独立价值与研究潜力。在美国文学译介的初创期，我国对于美国文学的译介与吸收是有选择性的，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文学传统、译介目的密切相关。此阶段注重美国文学的教化或怡情功用，体现出为现实与社会服务的倾向。就美国左翼文学的引介而言，一方面，它符合中国新文学的架构需求，宣扬了左翼作家作品中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反映了反封建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诉求；另一方面，它也使得对美国文学的认知过于功利，可能导致对美国文学主题意蕴的片面解读。此外，在初创期，我国对于美国文学的接受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且各个书局自发译著，缺乏计划性，传播体系不甚完善。

二、美国文学译介的发展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文学译介进入系统译介阶段，从而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国家翻译体制的完善，一批高水平的翻译队伍逐步形成，使美国文学的译介更加规范，研究领域取得颇多成就。首先，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库伯、霍桑、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仍是译介的重点。对这些作家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上一时期的传统，使得重点作家的译本持续增多。此外，这一时期的翻译队伍逐渐专业化，水平较高。诸多译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取得了累累硕果。1949年，钱锺书、冯亦代等中国翻译界与出版界的重要学者共同策划并推出《美国文学丛书》。这套”标志着中美文化交流的文学丛书”不仅涵盖了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经典作家，还引入了海明威、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等新一代作家。尽管在丛书出版时中美关系处于低谷，导致对其讨论较少，但回顾美国文学的译介历史，则不能忽视这一成果，它代表了近现代中国对美国文学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译介尝试。

其次，发展期的美国文学译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佐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寻找文化战略盟友。鉴于文学作品的无产阶级属性是重要的引进标准之一，美国左翼文学和无产阶级进步作家受到青睐。许多中国学者和译者从美国的无产阶级刊物《新群众》（New Masses）上挑选翻译素材，或者在苏联文学刊物上见载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加以筛选、引介。当时，列宁、斯大林对杰克·伦敦、惠特曼情有独钟，且众多苏联批评家和文史学者高度评价马克·吐温、德莱塞、欧·亨利（O．Henry）、海明威、斯坦贝克、诺里斯（FrankNorris）等人，这些评价都影响着我国的译介选择。在20世纪50年代，具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德莱塞、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中文译本多达30余种，辛克莱、迈克尔·戈尔德（MikeGold）、休斯、斯坦贝克等作家的作品也陆续被中国文学界翻译并引进。

此阶段在选择美国文学译介对象时，除了涵盖经典作家作品之外，也积极发掘小众成果。阿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等美国当代共产党员作家，尽管在文坛并非赫赫有名，文学成就相对来讲也没有特别令人瞩目，但是其小说因体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同样被选中推广。马尔兹的作品早在抗战时就已被引入，1949年后，其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与戏剧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中文；法斯特1956年前的作品几乎全部被引入，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汉译作品近20部，数量上仅次于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此外，铁路工人作家菲律浦·鲍诺斯基（Phillip Bonosky）等无产阶级作家在作品中展示了受压迫者的呼号，适应了”中国左翼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工人境遇与斗争，因而也被引入。

可以发现，在此阶段，非文学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态度，国家间外交、经济、文化关系，国民教育，民间对输出国的态度变化等）对于译介美国文学作品的种类与数量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鉴于翻译关系”不仅可反映中外文学关系，而且可折射中外关系”，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作品能够进入译介体系，以及译介的方向和深度。

最后，1949年后，我国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进步作家和黑人文学”，大量黑人文学作品被引入并受到关注。20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的黑人左裔文学占据了较大比重。其中，劳埃·布朗（Lloyd Brown）的《铁城》（Iron City，1951）将共产党运动与黑人斗争结合起来，呼吁社会公正与平等；杰罗姆（V．J．Jerome）的《杰瑞米的明灯》（A Lantern for Jeremy，1952）通过儿童的视角审视工人斗争的本质；约翰·奥·基伦斯（JohnO．Killens）的《扬布拉德一家》（Young blood，1954）借南方非裔家庭的遭遇批判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s）的非正义。此外，亚伯拉罕·波隆斯基（Abraham Polonsky）的《恐惧的季节》（A Season of Fear，1956）、杜波依斯（W．E．B．DuBois）的《曼沙特的考验》（The Ordeal of Mansart，1957）、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的《非美国人》（The Un-Americans，1957）等作品都结合时事思索黑人命运，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而陆续被译介至中国。1963年，《世界文学》开辟”黑人文学专号”，登载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文章。其中，黄星圻的《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一文结合黑人作家的社会处境，分析美国黑人文学中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萌发。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对于美国黑人文学的译介，也是对美国黑人冲破帝国主义桎梏的支持与声援。

在美国文学译介的发展期，左翼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是国内关注的重点。文学翻译前辈们对于经典作家的译介规模进一步加大，也逐渐重视黑人文学，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该时期对美国文学的解读和评论深受苏联影响，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过于单一，侧重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导致部分文学批评陷入片面化和标签化的误区。这种译介倾向容易”把当时最能体现艺术创新的流派排除在外”。与左翼文学作品相比，现代主义作品被视为逃避现实、没落的产物，因此未能被广泛引入，体现了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局限性。

三、美国文学译介的繁荣期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30年中，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随着中美文学交流的日渐密切，美国文学领域的最新作家作品几乎在第一时间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美国文学研究成果日益突出，在世界国别文学中处于领先地位。一大批美国文学研究学者在中国学术界脱颖而出，在美国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而言，此阶段的美国文学译介呈现出三个新的特色。其一，针对美国文学的译介已经不再是无组织的自发行为，一系列文学社团和出版社协同助力于美国文学翻译与研究。1978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下设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等。翌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美文会）正式成立，吴富恒任会长，陈嘉等人任副会长。后来，在王守仁等人的大力推动下，美文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成立最早的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一级学会，为其后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下设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等，现已发展成为全国文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之一。这些学会之间相互配合协作，为持续推动外国文学事业与国家文化战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出版业市场经济化的趋势增强了出版社的积极性，为美国文学的译介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国内翻译出版行业积极引进美国作家作品，主要通过大型丛书和零散出版相结合的方式译介古往今来的名作。美国古典文学在这一时期吸引了较大的关注。在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中，所选美国文学作品包括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庄园》（The Manor，1967）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也在这一时期出版了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1851）、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1909）等；浙江文艺出版社策划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则收入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theFury，1929）等作品。上述丛书收录的名著范围比较宽泛，涵盖多个国别和时间段的名著。其中，美国文学所占比重不断加大，且大多是历经时代淬炼的美国古典文学的经典著作。此外，也有一些出版社专注于推广特定时间段的美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聚焦美国现代文学中新兴的优秀作品；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外国文学丛书”收录了众多美国当代重要作品。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丛书”，引介了多克特罗（E．L．Doctorow）、约翰·巴思（John Barth）、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等作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美国文学名著丛书”，译介推广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贵妇人画像》（The Portrait of aLady，1881）等十部名著。这是我国较早专门以美国文学为选题的丛书，说明美国文学越来越被视作一种独立的艺术本体，其艺术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对曾经在中国生活了30余年、代表作主要与中国有关的美国著名作家、1938年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Buck）的研究日益活跃，特别值得关注。198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三部曲》，可以说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大门。此后，刘海平等主编的”赛珍珠作品选集”为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郭英剑编撰的《赛珍珠评论集》以广泛的资料收录和多样的批评视角，全面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学界对赛珍珠的各种学术评论；中国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在2002年至今的20余年间举办了数十场主题研讨会，有力推动了对赛珍珠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作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文化。在当今中美关系面临挑战之际，她的跨文化价值愈发凸显，其研究也展现出新的时代意义。其二，此阶段的美国文学研究类型不断扩展，译介的作品体裁日益完善，除了小说，也兼顾散文、诗歌、戏剧。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收入了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的散文集，呼应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随笔热，显示出系统译介散文的新趋势。此前，美国诗歌的译作多以零散的形式发表于报刊，而在此阶段逐步走向系统化，一些重要诗人的诗集译本相继出版。就戏剧而言，戏剧大师奥尼尔的十余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受到各大话剧团青睐。2007年，金绍禹翻译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的剧本《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1957），促进了国内对于”垮掉的一代”作家作品的引介热潮。此外，我国学者对克利福特·奥德茨（Clifford Odets）、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等剧作家的作品也有所涉猎。其三，在美国文学译介的繁荣期，美国族裔文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特别是在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方面，此阶段引介的作家作品更加广泛，开展的文学批评突破了原有的阶级视角，从多个层面展开。比如，胡铁生的《社会存在与心理动机—论〈土生子〉别格的人格裂变》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美学角度探讨主人公的犯罪心理过程；王逢振的《〈看不见的人〉仍令人震撼》分析了小说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叙述形式；王守仁持续跟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的动态，并推出了《性别·种族·文化》。这部”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莫里森的专著”，标志着我国的莫里森研究迎来一个新的阶段。繁荣期的学者在引入美国文学的同时，也开始探索中国元素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着眼于二者相互影响的互动进程。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产物，美国华裔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逐渐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20世纪80年代，已有零星几部华裔作家作品的汉译本问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业版权贸易迎来新的契机，国内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成倍增长，出现了大规模译介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热潮。199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张子清等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精品丛书”；2004年，张子清又在译林出版社的支持下主编了”华裔美国文学译丛”。在文学批评方面，蒲若茜的著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诠释了华裔美国作品中的族裔经验书写、”混血”的文学传统、文化想象方式与内涵；陆薇的著作《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探索了美国华裔所遭受的深度精神创伤，同时也挖掘了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霸权的抵抗策略。此阶段对其他少数族裔的研究也是五彩纷呈。在美国俄裔文学领域，最著名的作家当属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20世纪80年代，我国译介了他的小说《普宁》（Pnin，1957）和《黑暗中的笑声》（Laughter in the Dark，1932）。《世界文学》还推出”纳博科夫专辑”，选译了长篇小说《微暗的火》（PaleFire，1962）。拉美裔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墨西哥裔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安提瓜裔金凯德（Jamaica Kincaid）和多米尼加裔迪亚斯（Junot Diaz）等几位作家；也有学者笔耕不辍地开展美国印第安裔文学研究，研究成果包括阿兰·R．威里与刘印章的论文《90年代美国印第安文学》、陈靓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浅谈》等。在译介的犹太裔作家中，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贝娄，还有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改革开放后，美国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们紧跟作家创作进程，回应当下文坛热点，显示出较高的敏锐度与较强的前瞻性。繁荣期的美国文学译介对各时期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品均有所涉及，也加强了对少数族裔等的关注。美国文学研究成果日益突出，针对重点作家的文集频频问世，文学史研究也取得了关键突破。

四、美国文学译介的创新期

第四个时期，则进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建的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文学学者在继续关注美国文学之于中国文学、文化乃至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开始探索中国自身的美国文学研究之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研究尤其注重创新，强调产出中国学术自主性、原创性成果，促进全面、完整的学科体系建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他强调，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美国文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新时期的美国文学译介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创新之路上，在引进、译介、吸收与阐释的基础上，注重对先锋性与创新性的探索。要想实现文学研究的创新，首先要对创新的主体—”文学”进行界定。2016年，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因”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激发了对于文学定义的广泛讨论。郭英剑等学者敏锐捕捉到这一现象，认为”文学的边界一直在拓宽”，主张美国文学艺术从传统意义上的书面创作形式扩展到丰富多样的多媒体表现形式，为探索更加广阔的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中国的美国文学学者逐渐意识到，建设自主创新的知识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开始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美国文学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创新期的研究逐渐多元化，不仅涵盖作家及其创作研究、文学思潮与流派分析，还涉及文体演变研究、美国文学整体发展的考察，以及对美国文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反思等。2010年以来，美国文学史研究在整理和完善既有语料与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归纳规律，探索发展趋势，进入推陈出新的阶段。比如，2018年，张子清基于1995年版本推出了《20世纪美国诗歌史》全三卷，增添了”新南方诗歌””莫纳诺克新田园诗””美国禅诗”等章节，使内容更加全面明晰。2019年，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在2002年版的基础上修订优化，广受好评。再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吸收了前两版的精华，力图全面反映包括美国文学在内的各领域发展的最新成就。在文学流派中的美国亚裔文学研究方面，由郭英剑领衔编写的”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最为完整的美国亚裔文学系列丛书，从内容、形式和编写思路上呈现了全、新、精的特点。该丛书不仅出版亚裔、华裔文学作品选与评论集，而且首次以文学作品选集的形式展现了美国越南裔、西亚裔、南亚裔、日裔、韩裔文学作品风貌。该丛书还推出了美国亚裔文学研究领军人物张敬珏（King－Kok Cheung）的著作《文心乐》，全方位、多层次、多视野地考量美国亚裔文学，兼具资料价值、研究价值与参考价值。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申丹的叙事学研究、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研究为我国学者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在国际文学批评话语界占据了一席之地。王宁提出的”世界诗学”建构，对国际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通过系统性地整合和创新，一批美国文学学者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为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美国文学研究创新期的研究更加彰显中国立场，从中国视角出发，发掘中国元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得益于我国日臻成熟的国际图书版权体系，在此阶段，许多被引入的美国文学作品几乎可以实现与英文版同步上市，展示出极高的时效性。而且，美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载体不断多元化，电子化特征明显，网络媒介的推介极大地方便了中美文学成果互鉴。国内关于美国文学的研究机构和刊物积极传播美国文学新动向，推广新成果，为美国文学的译介提供了机遇。相应地，译介的成果又为中美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近年来，中国美国文学学者的学术研究视角进一步转变，从对外文化的传播和研究，转向对美国文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影响的探索，以及挖掘中国自身美国文学研究路径的努力。《外国文学研究要做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工作》、《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中国新时代的美国诗歌史研究与中国知识创建》等一系列文章，阐发了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想法与观点，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元素与跨文化交流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美国文学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以更加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和理解美国文学。他们不再局限于将美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化的产物，单向度介绍美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而是将侧重点转移到中国，开始探索美国文学在中国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具体分析阐释国内对于美国文学精华的创造性吸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积极寻求中美文学文化的共鸣点和交汇处，致力于构建一种融合了中国传统和现代元素的美国文学研究范式。比如，《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书不仅介绍了最早一批在中国传播的美国小说，而且专门开辟一章介绍20世纪中国文学对美国文学的选择性借鉴，着重分析了鲁迅、梁实秋、赵家璧等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吸收过程，形成了一个引入与吸纳的闭环。《传播·影响·接受：中国现代作家与美国文学》聚焦个体作家或流派对美国文学的吸纳，主张在借鉴美国文学优势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可以说，这种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贯穿了新时期美国文学译介的整个过程。最后，创新期的美国文学研究紧跟时代热点，兼具全球视角与对话意识，呈现出纵深和整合的趋势，具有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在如今数字人文、后理论、后人类等前沿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不断加强。批评家们注重借鉴相关学科或分支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外语学科下二级学科间的合作，也积极探索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互动。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种族批评和文化研究多模态等方法，文学研究得到了深化。随之而来的是跨国界研究的兴起，带来了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碰撞与交流，催生了全新的学术观点。此阶段的美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回归艺术本位，注重文本的文学性，从文体类型、文学主题、解构主义等角度开展审美与语言批评；另一方面也注意挖掘文学与文化等的关系，开展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批评，与时代热点紧密相连。比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科幻文学作品的译介层出不穷。丹尼尔·苏亚雷斯（Daniel Suarez）的《涌变》（Influx，2014）、弗诺·文奇（Vernor Vinge）的《彩虹尽头》（Rainbows End，2006）等小说纷纷被译为中文，引发了读者对人工智能的批判性思考。近年来，DeepSeek与ChatGPT等智能语言模型相继问世，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创意写作等领域之间的关系。批评家们围绕这些前沿话题展开讨论，指出先进技术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双重影响。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正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发掘文学研究的深度”，为人类命运与发展福祉提供启发。而且，新时期美国文学研究的关注点逐渐由区域性转向全球性，深入剖析跨族群、跨国界和跨文化书写，为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积蓄力量。尤其是在近年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百年来中外戏剧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21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等选题都具有较高的全局意识与现实意义，注重在研究美国文学的同时反思对比其他文化乃至文明。此外，多个高等院校、机构组织也不断协作，通过举办主题丰富的国际学术会议，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多边学术平台，”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协调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破解文明冲突，有助于服务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造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纵览我国的美国文学译介研究史可以发现，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不是被动的，而是刻有不同时期和历史背景的独特烙印，与中国文学和社会现实休戚相关。美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受到文学之外因素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对中美关系与文化交流产生反作用。在美国文学译介初创期与发展期，我国对于美国文学的认知主要是围绕阶级性、人民性展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后，美国文学译介相继进入繁荣期、创新期。中国学者继续吸收前期经验，注重凸显主体性，在细致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加以比较、评估，取得了累累硕果。如今，我国的美国文学研究路径以继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导向，不断成熟完善，符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中美文学和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当下更是愈加频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文学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与国情相适应是始终贯穿中国美国文学译介实践的一条主线。中国的美国文学学者在日益完善的外语学科体系中深化美国文学研究，统筹协调研究资源，发出了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声音，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通过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不断拓展对美国文学的认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