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六金:我与曾山在“文化大革命”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4 次 更新时间:2007-11-08 2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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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六金  

  

  一、抵制“左”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

  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

  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

  “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二、婆婆病逝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来的电报,说:“妈妈去世了!”电报是大嫂拍来的,要曾山和我们家人赶快回家,为母亲送终。这个电报象晴天霹雳,把老头打倒了。老头子忍不住悲痛,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哭得那么伤心,他真是太难受了。

  后来才知道,是内务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里,说要挖曾山的黑材料。造反派在老家也贴了标语,写着“打倒曾山”,还在家门口游行喊口号。他们恐吓妈妈说:“曾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关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就晕过去了。你想,曾山妈妈一直在家乡农村种田劳动,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学问,但她思想进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三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但她依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曾山是她的希望和支柱,她为自己革命的儿子感到骄傲。而现在,她的儿子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但老太太又实在想不明白。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支柱倒了,她自己也一下子病倒了,没几天,就带着迷惑、伤心地去世了。临去世前,妈妈还颤抖着,费力地抬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记她儿子,想见见曾山。

  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泪流满面。回到家,我本来在收拾行李,一听说不让回老家,忍不住,我也哭了。找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回去,结果他们单位也请不了假。没办法,我只能劝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回不去,孩子们也回不去,赶快想别的办法。”我们给家里拍了电报,寄了钱,请嫂子、乡亲们代曾山和我们全家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

  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三、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

  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

  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四、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

  

  面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 遍学习《列宁选集》。

  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组,一星期开一次会,揭发批判林彪。毛主席叫这个组为老中央委员组。曾山和陈毅、叶帅、王震等又见面了,他们对林彪的罪行都深恶痛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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