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空间形态综合反映了城市集聚地的产生、成长、形式、结构、功能和发展。通过对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的深入分析，可以将上海在1843年至1949年间的空间形态演变划分为六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从“内外城”到“新旧城”，从“带状城”到“三向城”，以及从“块状城”到“主副城”。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等特征，可归结为：江河主轴、一路向海；圈层发展、走向开放；多元发展、异质交织。厘清这一城市空间形态历史演进的脉络，有助于我们挖掘更为丰富的城市历史人文内涵，把握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的方向和主线。
关键词：城市空间形态; 演进; 上海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历史研究 栏目
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整体和内部各组成部分在空间地域的分布状态，是城市集聚地的产生、成长、发展和形式、结构、功能的综合反映。上海自1077年设酒务、1267年设市镇、1277年设市舶司、1292年设县、1553年建城墙，直至1843年开埠、1927年设特别市、1949年设直辖市，以及现当代的一系列区划调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开埠后，上海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建成区面积从开埠前约2平方公里，一路发展至1949年约80平方公里，并将于2035年达到3200平方公里。伴随着行政等级提升和城市规模扩大，上海城市空间形态趋向长成。追溯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离不开对城市形态演进及其空间特征的研究。
一 上海城市空间形态研究述要
西方城市空间形态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德国景观地理学，相继诞生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德国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英国康泽恩城市空间形态学派等多种学派，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英国康泽恩（M. R. G. Conzen）的城市空间形态学派影响较大。他以安尼克城为个案，利用中世纪以来丰富的地图和地籍资料，从城市历史形态学的角度展示了安尼克城的城市空间形态长期演变进程，由此提炼出城市空间形态的三大要素：街道、地块及建筑。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 中总结了城市空间形态的三种标准理论：宇宙模式理论、机器模式理论和有机聚落模式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几种典型的城市空间形态模式：放射形或“星形”、卫星城、线形城市、棋盘形城市、其他格状模式、巴洛克轴线系统式、花边式城市、“内敛式”城市、巢状城市，并对各种形态进行了评析。美国学者斯皮罗·科斯托夫将街区及路网系统的空间形态总结为四种模式：有机模式、图形式、网格式和巴洛克式（壮丽风格）。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中国学界在译介和借鉴西方城市空间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城市的案例出发，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成一农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做了总结，将前期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层次：个案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类型、区域、断代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的综合性研究，并对这些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评述。武进将中国的城市空间形态概括为四种类型：由内向外圈层式连续扩展、低密度蔓延式扩展、跳跃式成片扩展、沿主要对外交通围线放射状扩展。段进提出城市空间扩展的四种演变方式：跳跃式生长、同心圆式扩展、带状扩展和星状扩展。这些模型都是基于中国城市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城市空间形态既受到河流、山川等地形地貌因素的制约，也受到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以及历史事件、国家性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差异，一座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是多样的、复杂的，很难用一种形态来概括。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埠贸易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受西方外来文化影响最深、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的城市制度、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等对中国其他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故上海被西方学者视为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呈现怎样的特征、存在怎样的发展规律？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做过探讨。钟翀利用文献和地图资料，运用城市空间形态发生学的方法，对上海早期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上海城起源于北宋时期的上海务。从北宋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立上海县，上海城镇的空间形态是沿黄浦江的“河埠型市镇”。元代设县到明嘉靖筑城之前，为“环河型水乡县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筑城至民国初拆除城墙，为“城郭型”形态，近代化之后到现代化为嵌入型（1915年之后）的“城中城”形态。这是基于城区的空间尺度的探讨。还有学者从更微观的尺度来分析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吴俊范主要从填浜筑路为切入点，运用了GIS手段复原了传统农田形态下的塘路系统向城市道路系统演变的具体过程，并探讨了驱动机制及其环境效应。陈琍主要根据道契资料，对开埠早期英租界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了复原，并探讨了租界早期发展的内在机制。万勇主要根据上海百业指南、地图资料，对近代上海城市功能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复原、空间数理统计与分析，并探讨了其内在机理。罗婧在此基础上，以洋行名录为核心，对早期英租界的洋行、公司的分布及城市景观进行了探讨。牟振宇则根据道契与地籍图册，从乡村景观复原、洋商地产分布与扩展、地块空间形态变化、地价等方面，对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张晓虹、罗婧根据道契资料，对上海虹口区早期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功能进行了研究。无论是中观尺度还是微观尺度的研究，都为当下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关于上海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尽管硕果累累，但也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之处。从上述研究可见，研究时段要么集中于开埠之前的古代，要么聚焦于开埠早期；研究区域要么仅限于老城厢，要么局限于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研究的视角也较为单一，要么聚焦于城市道路，要么集中于洋行或地产，尚没有从整体上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进行归纳总结，对其内在驱动力方面的分析亦显薄弱。本文尝试从总体上利用城市空间形态学的相关理论，根据相关文献，特别是现存各种地图资料，对近代上海1843—1949年间空间形态演进的长时段变化规律和空间特征进行整体性的提炼与归纳，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理出一条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逻辑主线和总体轮廓。这项工作既有利于读者对上海城市时空演进的总体认知，也有望为城市规划编制、城市更新改造、历史风貌保护等相关专业的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二 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六个阶段
上海城市空间的演进与城市的性质和城市规模直接相关。在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个地方性港口城市，城区仅限于上海县城及城外港区，相当于一个县级城市规模。1843年上海开埠后，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城市。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巴黎、东京等的国际大都市。城市人口从开埠初期的50万人，增长到1949年的500多万人，城区面积从2平方公里，发展到80多平方公里。受自然地理、交通区位以及国内战争、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上海城市空间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一）1843年前：一圈一带“内外城”
上海因水而兴。在上海城市早期发展中，吴淞江为太湖流域的干河，发达的航运造就了今上海地区的第一个港口市镇——青龙镇。宋政和年间这里又设市舶提举司，航运发达，贸易繁盛。据记载，“时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号称“小杭州”。南宋时期受海平面抬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吴淞江逐渐淤塞，而其南部的黄浦江，日益发育壮大，青龙镇的海上贸易也为黄浦江畔的上海镇取而代之。南宋末年，十六铺一带“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发展为华亭东北一巨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设立，为“极繁最要”之区。明永乐二年（1404年）尚书夏原吉主持吴淞江水系改造工程，将吴淞江支流黄浦江改为直流入海，成为太湖地区的主要泄水道，吴淞江则变身为其支流。黄浦江水系形成，推动了上海江海漕运的快速发展。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江海关在上海县城设立，上海成为全国四大口岸之一，“又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刘河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港跻身国内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其海舶帆樯，足以达闽广、沈辽之远，而百货集焉，则于商贾为通津”，远近贸易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江，史称“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开埠前后的上海县城，包括内城（即城墙内的上海县城）和外城（即十六铺港区）两部分。其城市空间结构总体上可描述为由“一圈一带”组成的“块状结构”。“一圈”即近似圆形的城墙内部分，但在城墙建成后的很长时间，城内建成区主要集中在东部，西部发展相对迟缓，可谓“半城”。“一带”是城墙外至黄浦江的滨岸区，大致2平方公里，是城市东南方位的港区，航运、贸易、产业十分发达，正所谓“一城烟火半东南”。据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海县城包括郊区的总人口为52万余人，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总人数大致如此。
上海县城城市空间形态呈现传统江南水乡城镇的特征。钟翀根据光绪初年（1875年）一张上海地图，复原了上海县城及外城的平面布局，并指出内城存在东西向四条主要河道（侯家浜、方浜、肇家浜、薛家浜）以及沿河街道，与南北向的老北门街—穿心街—旧校场街—三牌楼街—虹桥大街—小桥街、县前街—太卿坊巷—南门大街、天官牌坊街—四牌坊街—曲尺弯—集水弯—南梅家街、东街—道前街，形成了四纵四横的栅格状街道网。这样的布局是为适应城内航运和交通的需要。连接大东门和西门的肇家浜，穿城而过直达黄浦江，为城内航运的干河。方浜为次干河，连接小东门，连通黄浦江。侯家浜，为方浜的南北向支流。薛家浜，原连接黄浦江，因筑城成为城内的次干河。从外地运来的粮食及其他所需物资，通过肇家浜、方浜、薛家浜及城内其他支流，直达城内的仓库或货栈。城外为港区，从洋泾浜至薛家浜，沿江分布着40余座码头。每座码头与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相通。沿江分布着一条滨江大道，与南北向的咸瓜街—篾作街、外洋行街至南仓街，构成了网格状的路网。城墙内街巷纵横，水系发达，桥梁众多，房屋临江而建，密集分布，连绵成片，衙署、府邸、庙宇、园林、会馆、公所等地标建筑占据城中心重要位置，码头、渡口、祭祀、坟冢、兵营等布置于城外，反映上海县城内城与外城的功能差异。文献记载：“城中街巷纵横，最主要的街道有三四米宽，砖石铺成，破损累累。道路和水沟的网络相互交错，上涨的河水周期性地清洗这些积有泥浆和垃圾的污水沟。”
（二）1843—1853年：两种形态“新旧城”
1843年上海开埠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事件，打破了上海县城传统的空间布局。1845年英国选择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建立英租界，显然是考虑交通、航运和贸易的便利。1848年，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选择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以北的虹口地区建立美租界。不过，此处距离上海县城，即当时的城市中心较远。1849年，法国则选择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的地区建立法租界，既有靠近城市中心的区位优势，也有交通和贸易的便利。这里原来是以稻米则田为主的农业地区，租界早期，人口稀少，“惟是时荒芜未辟，西人多愿僦居于南市，至一八四九年始逐渐移入租界”。按照西方列强的构想，选择此处不用很大的阻力就可以建立一座完全西式的新城。为实现这一计划，租界地区实行华洋分居，即允许华人居住，但不允许华人永租土地，也不允许建造房屋。由于华洋分居政策，当时租界的人口非常少。开埠10年后，即1853年英美租界的人口仅为500人，其中一多半是外国人（1855年，接近300人）。
供英商居住的十几幢英国式独院式住宅是在外滩最初建造的洋房。这些建筑大多是二三层结构。底层作为货物交易的场所，二楼用于洋行职工居住。房屋周围是拱券回廊的砖木混合结构房屋，即券廊式，又称殖民式，也有部分欧洲古典主义的建筑。这些异国风味的建筑矗立在黄浦江畔，构成了19世纪中后期外滩的独特的风貌，与老城厢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1855年英租界地图显示，此时的英租界的建成区已西扩至界路（今河南路）以西，但总体上是以西式建筑为主的低楼层、低密度的欧洲新城。周振鹤指出：“近代上海最初是城外城的形态，在老城外面一块空地上面，建立了跟中国传统形态不一样的城，而其他的城市接受近代化就是在原来的城基础上进行局部改造，甚至进行大部分的改造。在传统城市之外建立一个城市是租界城市的形态，这种城市空间形态是欧化的城市，所以有的西洋人称之为欧洲城。”法国汉学家白吉尔亦言：“此时的上海存在着两座城市，她们被商贸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三）1853—1899年：一字排开“带状城”
1853年小刀会起义和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打破了西方列强建设欧洲城的梦想，也彻底改变了租界新城的城市空间形态。上海人毛祥麟在1870年刊行的《墨余录》 中指出：“我邑西商之租地也，始于道光壬寅，而盛于咸丰庚申。其始，仅于浦滩搭盖洋房，以便往来贸易。继因粤逆之乱，调兵助剿，请益租地，商富巨贾，于是集焉，而市斯盛矣。”这一阶段，租界新城内又出现以中式房屋为形态的新风貌，欧洲人称之为中国城，这样租界内就出现了中国城和欧洲城并立的格局，并且中国城发展很快超过欧洲城，成为租界的主要城市形态。
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县城内外以及青浦、嘉定的地主富商和难民纷纷涌入租界，促使租界的人口从原来的500人，激增至2万人，原来地旷人稀的租界地区，立即人满为患，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租界当局放弃了华洋分居政策，对当时的狂热的房地产投机推波助澜。英商趁机在今广东路、福建路、河南路一带，相继建造起大批成本很低的木板房出租牟利。木板房屋的主要建筑材料大多采用进口的洋松或福建的杉木，成本低、施工快、投入资金回收快。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多造房屋，多收租金，英商在木板房住宅的空间布局上采用了伦敦住宅的毗连形式，这种布局由此成为上海里弄式街坊的雏形。这种木板房很快成为新建房屋的主要形式。至1860年，在英美租界，以里为名的木板房住宅达8740幢。
1860—1862年，太平军三次逼近上海郊区，江浙及上海近郊的地主豪绅以及大量难民蜂拥避难于租界。租界人口猛增，曾收容难民50余万。租界内的土地很快被抢购一空。有钱人又到原来人口稀少的法租界、美租界虹口，浦东陆家嘴，以及远离市区的越界筑路区购地。原来无人问津的滩地都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据文献记载，“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给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小刀会起义时的建筑类型，即适合出租的木板房屋，再次受到房地产商的青睐。据1865年12月13日工部局对英租界和虹口区洋房和中式房屋统计，英租界华人房屋8740幢，虹口区3254幢，远超出西人房屋30余倍。据当时来沪的一个外国人描述，“从外滩通向城内的所有街道，都是以欧式起始，以华式终结……渐渐地，高大的石头建筑没有了，代之以越来越多的木头房子”。在战争结束之后的较长时间内，这种木板房屋逐渐被更为坚固的具有中西合璧特点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取代。
在房地产市场的大力推动下，英、法租界建成区快速扩张至今西藏路一带，洋商在利益驱动下，继续沿着租界以西的界外路购置大量农田。“因为遵照个人承租土地的规定方法，农村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出租，于是租借地就沿着连接田野和小村的陈旧水道、小路的痕迹依次向西延伸。”美租界虹口地区，原是人口最稀少的地方，当时被外国人戏称为“灰姑娘”。战争期间，虹口人口激增至2万人，建造了大量的用于出租的联排式中式房屋。建成区沿着虹口浜、苏州河上游、黄浦江下游三个方向迅速延伸。另外，华界滨江开发，如在南昌庙附近建江南制造局，半淞园开发等，呈现沿黄浦江向上游发展趋势。上海的建成区沿黄浦江弯道呈“C”形带状分布，自南至北依次是老城厢县城、法租界、英租界和美租界，可谓“一城四治”（英美租界合并后为“三治”）的格局。
原来的“南市北市”的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北市主要指英租界，规模较小，是城市的新开发区，上海县城的“南市”仍是城市的主体。1860年之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城区面积迅速扩展。据初步研究，当时公共租界面积（英租界2820亩，美租界约2000亩）接近5000亩，法租界面积1000亩左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面积合计接近6000亩，已经远远超过原上海县城及滨江地带的规模了。另外，随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口激增，市面日渐繁荣，原在南市的钱庄、公所、会馆、商业机构等，纷纷迁入租界。城市的经济重心逐步向北市转移。另外，洋行、银行、商场、报馆、书局、旅社、戏院、舞台、医院、学校、教堂、工厂等机构、企业相继在租界兴办，租界开始从单纯的居住和经商的城区，开始向具有产城融合、自由贸易特征的多功能综合性城区转变。上海士绅姚文楠等向上海道台袁树勋呈文，对上海经济重心北移做过精辟的论述：“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推原其故，租界扼淞沪咽喉，地势宽而展布易；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
（四）1900—1914年：连为一体“三向城”
1899年，公共租界实现了最大规模的扩展，向西延伸至静安寺，向东延伸至今周家嘴，总土地面积从扩界之前的10606亩，增至32110亩，扩展了2倍多。同年，法租界实现了第二次扩展，西至关帝庙浜（今重庆南路），南至今太仓路、自忠路东段，北至今延安中路，总土地面积增至2135亩，扩展了接近1倍。在1914年法租界实现第三次扩界之前，两租界的总面积达34245亩。
新划入租界的土地，除了原越界筑路附近分散有零星的洋房或洋行外，其他大部分为农田。以公共租界西区为例，实测面积11491亩土地，一半以上的土地为农业用地。据工部局调查，外国建筑的用地约218英亩（约1308亩），中国房屋建筑用地247英亩（约1499亩），农业用地1000英亩（约6000亩）。另外，公园和公共空间74.94英亩（约454亩）。越界筑路及其附近地区，一旦划入租界，就意味着这些农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是将作为城市用地进行土地开发。具有商业敏锐度的洋商绝不错失这一发财契机，以低价从华人手中永租了大量农田，拼命圈占土地。1900—1914年间，在土地市场推动下，新界内大部分华人地产转变为道契册地，从1900年3172.678亩，到1911年增至7121.393亩。为推动土地有序开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制定城市道路规划，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在新扩展区构建与旧租界区密度相似的棋盘式道路网络，完成从农业区向城区的转变。
民国元年，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李平书批准拆除城墙。城墙和城门先后被陆续拆除，并在原城墙和城河的基础上修起了环城路，于是上海县城与法租界连成一片，摆脱了城墙的局限，华界的城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虽然上海县城与法租界在行政上分别属于华界和租界当局管辖，但城市已连为一个整体，特别是交通上，从华界可以直接进入租界，并无城墙阻碍。城市一方面沿着黄浦江向上游扩展，另一方面则向西突破，法租界以南至日晖港的沪西地区，逐步进入城市化进程。
总之，这一时期是上海城市空间快速向外扩展的时期，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空间扩展最为突出。上海城墙的拆除，使华界城区与两租界连为一体。公共租界东、西方向的新扩界区，虽然城市化程度仍较低，但发展较快。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发展沿着黄浦江上游、黄浦江下游和苏州河上游三个方向伸展，总体上呈现一体三向的“扇叶状”空间结构。租界的这次扩张使城市岸线长度成倍增长。凭借着水上运输和就近取水排水的便利，优良的岸线可以为工业、仓库、码头提供天然有利条件，也为金融、商务发展形成门面形象，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商贸城市、工业城市和金融商务中心城市的特点。其间，公共租界开始了雄心勃勃的道路市政建设行动，在许多历史地图上可见，在扩张的租界区域，至1914年已现格网式道路系统雏形。
（五）1914—1929年：西扩北进“块状城”
1914年，法租界实现了第三次扩界，向西扩展到徐家汇。至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基本达至最终轮廓，上海总体城市空间形态趋于比较完整的“块状结构”（仅公共租界东区向黄浦江下游延伸较远）。直到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在江湾一带启动“市中心区域计划”之前，上海中心城区的空间结构趋于稳定，总体上呈现沿主城外围圈层蔓延和沿主要发展方向指状突进、相互叠加的空间特征。
尽管租界当局一直有着继续扩大租界规模的企图，但受官民各种方式的阻止，以及中山环路、沪杭沪宁铁路、闸北沪南发展和行政边界等因素的制约，除了有一些越界筑路的动作外，没能再行扩张，城市空间形态总体上趋于稳定。当时的“越界筑路区”，包括今长宁区范围内的向西越界筑路区域和今虹口区范围内的向北越界筑路区域，以及今徐汇区范围内的徐家汇—土山湾地区。之后越界筑路曾一度有向西水平伸展的趋势，如发生在今长宁方向的越界筑路行为（比虹口方向更甚），以及建设虹桥机场和其他设施等。但由于中国当局提前在这些地区筑路，同时受抗日战争、租界收回和随后的抗战胜利等重大事件影响，租界水平向西自行突进的行动被阻止。
这一时期华界也主动开始近代化进程。1928—1933年间，上海特别市政府先后编制了闸北、沪西、浦东和沪南地区道路系统规划。在实际发展中，南市地区向沪南滨江腹地（即今黄浦、徐汇南部之陆家浜路/徐家汇路/肇嘉浜路一线至黄浦江之间区域）推进，闸北自治市也以依托苏州河、铁路场站和毗邻公共租界北区的区位特点，学习西方城建经验，将公共租界北区西界与沪宁铁路、苏州河围合的区域，转变为城市用地。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沿着向北的虹口越界筑路地区，沿宝山路、四川北路一带向北发展突进。这一点从1928年地价图中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城市空间形态中的新特征是成片工业区的出现。1895年，《马关条约》 赋予列强在华开设工厂的特权。从1895年起，外资每年约增长10%，1913年已达6300万元。民族企业也得到了发展，1895年至1911年，66家华资企业在沪创办，资本额约2000万元。这一条约促使沪东、沪西、沪南三个工业带逐步形成，即在黄浦江下游形成的沪东工业区、在苏州河上游形成的沪西工业区、在黄浦江上游形成的沪南工业区。沪东工业区，位于杨树浦及以下的黄浦江滨岸，这里既有航运的便利，还有地价低廉的优势。最先是英美洋行在这里兴建了丝厂、发电厂和煤气厂等。一战后，日本棉纺织业异军突起，成为沪东工业区的主力。沪西工业区，始建于19世纪末，如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机制面粉厂 ——阜丰面粉厂就建造在此。一战之后，大量民族企业，比如阜新面粉厂等，相继在这里建立。外资企业中，日商数量最多，其中以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规模最大，先后建了9个厂区。沪南工业区，主要是董家渡以南至龙华一带。这里也是最早的民族企业诞生地和聚集地，建有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日晖织呢厂、龙华飞机场等大型和中型规模的民族企业。三个工业区均位于主城区的外围。
1924年上海浚浦局绘制的一张上海港地图，清晰反映了上海城市的功能分区。图中工业区主要分布在：（1）公共租界东区东部，主要是杨树浦及以东地区；（2）浦东陆家嘴地区；（3）苏州河两岸滨江，主要指小沙渡、叉袋角至新闸桥一带；（4）沪南区，主要是董家渡至日晖港之间的黄浦江滨岸；（5）肇嘉浜路以南地区。商业区，主要分布在上海县城、原法租界、原英租界和原美租界地区。居住区主要分布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扩展区、闸北及公共租界东区的一部分。码头货栈区主要分布在：（1）自陆家嘴至东沟的浦东滨岸；（2）陆家嘴至白莲泾以南的浦东滨岸；（3）董家渡至杨树浦以西的浦西滨岸。可见，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主要是码头货栈区、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在港区或工业区内陆腹地。
（六）1929—1949年：北扩新城“主副城”
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大上海计划”以对抗租界。当时的主城区是以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包括南市、闸北在内的华界地区。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在主城区的闸北或南市，而是选择远离租界的江湾地区，重新规划一个规模巨大的新城。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通过建设大上海市中心区域的决议。先期成立的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随后发布了《大上海计划》 的先导文件——《上海特别市市中心区域计划概要》 。之后上海特别市政府开始选址在租界之外的今杨浦区江湾、五角场一带规划建设新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即实施“大上海计划”。至1949年，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以跳出主城区、在江湾另建新城为标志，形成了上海“主城+副城”的新空间结构。
“大上海计划”是上海特别市政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上海特别市政府组织专业人员精心编制了“市中心区域”的发展规划，以轴线对称、几何构图、圈层放射式路网、高密度道路系统、有序功能布局等特征，展现出与主城区（租界和南市华界、闸北华界）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态。通过这次规划的初步实施，今杨浦区中心区域（江湾—五角场地区）得以初步营建。
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攻陷上海后，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上海市大道政府”在原上海特别市政府“大上海计划”基础上，编制了更大规模的《上海新都市建设计划》 ，着重于军用机场、港口和铁路的规划，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该计划最终未予实施。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上海市政府重启规划编制工作。1946年至1949年间，市政府聘用一些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工程师以及鲍立克在内的欧美建筑师，采取“有机疏散”“田园城市”“快速干道”和“区域规划”等新的城市规划理论，拟成多个版本“大上海都市计划”。总体而言，这一轮规划将南市、闸北、原租界、原“大上海计划”拟定的市中心区域，以及当时的上海市域非建成区，统一规划，通盘考虑。中心城外围，又精心设计了11个新规划区和众多“小市镇”，并以交通性道路系统进行串联。各个新规划区之间，以及新规划区内部的工业区和住宅区之间，均用大型绿地隔离，并以生活性较强的支路、小路相联系。这次规划在当时较为先进，并有一定的预见性，代表当时中国规划较高水准。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最终大上海都市计划未能完全实施。
如今，我们能够在不同时期典型的历史地图上，清晰地看到1843—1949年间上海空间形态的变化（图1）。可以看到，近代上海城市空间扩展，既是城市建成区不断外延的具体表现，也是上海内部各方之间，特别是华洋之间在空间上相互博弈的结果。
三 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时空特征
在上海城市空间扩展的过程中，城市发展的方向往往由城市主导力量所决定。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空间形态的演进是上海城市的性质与城市功能变迁的重要反映。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时空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江河主轴、一路向海。上海因水而生、以水兴市。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开埠前上海县“内外城”的港城结构、开埠后形成“新旧城”的双城结构，还是后来“带状城”的多界并置、“三向城”的扇叶状延展，都浸润了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力量。在各种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发展方向，都浓重地打上了“一江一河”的烙印。从历史长河来看，“一江一河”显然是“城市生命线”，航运业、商业贸易、工业仓储、金融商务等上海最重要的产业，代表了上海作为港埠城市的最主要功能。濒临黄浦江的十六铺和外滩，是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也是上海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故“一江一河”是上海的“母亲河”。
在沿“江河主轴”发展的同时，“一路向海”也是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明显趋势。“一路向海”既是“上海”这个地名的字面含义，也是国际化、外向型功能布局的潜在方向和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比如上海港区从最初的十六铺、董家渡一带，沿黄浦江向下游地区转移，从外滩逐渐向北外滩、杨树浦、吴淞口一线延伸。从黄浦江上游到下游以及从黄浦江到长江、从长江到东海的发展路径清晰地表明，随着城市能级的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尺度逐级放大。另外，从历史时期的产业布局也可以看到，早期的沪东、沪西、沪南工业区，经历了沿着黄浦江和苏州河从市区段向郊区段延伸的历程。
第二，圈层发展、走向开放。圈层结构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由建成区至外围、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种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用地方式都是从中心向外围呈现圈层状有规律变化的。在上海城市空间演进中，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圈层特征。从1553年建设的类似圆形的城墙和护城河，到1860年前后建设的具有环线围合特征的“军路”（徐家汇路、肇嘉浜路、华山路、万航渡路等），到民国政府时期拆除城墙建设人民路、中华路小环线，建设中山环路，以及后来建设的内环、中环、外环、郊环等环线，都贯穿了圈层发展的空间形式。同时，在城市发展方向上，从开埠初期的沿河向北，到随后的自东向西，再到形成块状结构之后的多向蔓延、伸展，也基本遵循了圈层结构的一些规律。即便是跑马场建设，也经历了第一跑马场向第二跑马场、第三跑马场逐渐外移历程。在很多城市功能演进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窥探到这种城市圈层发展的脉络和痕迹。
在渐进式圈层发展的同时，也不乏指状突进和跳脱式发展的空间形式。滨水延伸、越界筑路在事实上形成了沿河、沿路线性突进的可能，特别是在对外交通的道路沿线，往往形成城市外延发展的依托。例如上海在1900年前后沿今南京西路、淮海中路，1910年后沿今四川北路、延安西路、虹桥路、愚园路、衡山路、华山路、肇嘉浜路、漕溪路等的发展。时年，这些道路沿线地区比其他腹地区域发展更快，乃至于在城市总体上呈现圈层发展的同时，形成了指状发展的一些趋势。特别是，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发展，一些城市功能开始摆脱对水运和沿河给水的依赖，跳跃式的交通、市政建设已成为可能，城市外围发展频度渐增。依循这些指向八方的对外交通干道和市政管网，城市与乡村乃至更大区域联系日趋紧密，开始走向融合、走向开放。
第三，多元发展、异质交织。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上海呈现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元异质文化充分交织”的历史文化风貌。传统的与时尚的，古老的与现代的，地方的与国际的，乡土的与都市的，世俗的与高雅的，拥挤的与舒展的，水平铺展的与垂直向上的，都在这座城市的不同空间并存，是“多元发展、异质交织”的空间折射。由于不同市政制度、设计流派，不同的建设周期，在大部分城区，形成了忽旧忽新、忽低忽高、忽密忽疏、忽闹忽静的“拼贴”式城市意象。这也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综合反映。由此，上海便有了“海派”“魔都”的称谓。
反映在城市空间形态上，上海形成了类型多样、风格迥异的城市风貌和空间肌理。1843年前，上海县城所在的老城厢地区，呈现出传统江南街市的风貌。1843—1949年，外滩一带逐渐形成老大楼近代商务风貌。19世纪70年代至1949年，原租界中东部区域形成联排成行、水平铺展的里弄街区风貌。1900—1949年，原租界西区和越界筑路地区形成花园住宅风貌。1895—1949年，沪东、沪西、沪南沿江沿河地区形成近代工业风貌。1895年后，上海的城乡接合部形成了传统村落、棚户简屋和工业建筑无序布局的多元拼贴风貌，而在更远的外围，则是郊野田园风貌等。假如用营造建筑的主要材料进行概要的描述，因应建筑类型、建设方式、使用功能，近代上海有木头的街区（老城厢江南旧宅）、砖头的街区（部分早期里弄）、石头的街区（老商务大楼）、钢铁的街区（工业建筑）、砖木的街区（里弄和花园住宅）、砖混的街区（公寓），它们与现当代形成的钢混的街区（商品住宅）、钢玻的街区（商务楼宇）等一起，以其色彩、材质、尺度、体量的差异，构成了缤纷、斑斓的城市景象。如此繁多又风格迥异的风貌、肌理，也使上海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年轮般”的时空分布，具有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
四 余 论
上海在上千年时空演进中，作为有机生命体，经历了类似从胚胎到襁褓、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成年的长周期成长进程。如今，这座都市渐渐长成，并从过去“长块头”，逐渐过渡到“长心智”，通过城市更新、转型升级、产城融合、保护传承等一系列途径，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既物质富足又精神饱满、既成熟又卓越的全球城市。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影，城市空间形态的历次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制度、经济和文化，但其地理区位、地形条件（特别是江河湖海等自然要素）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城市精神、城市品格、文化基因，还将一直传承下去。因此，研究上海城市空间形态，需要结合历史研究和空间研究，厘清其“变”与“不变”，进而把握其“肌理”（物态表象）与“机理”（内在逻辑）的关系。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都市圈构建中，如何依循历史演进的脉络，把握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的方向和主线；在历史城区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甄别历史物质和人文要素，把握城市时空演进的“时”与“势”，审视历史物质元素的“去”和“留”；在面对类似“一江一河”这样的重大规划发展题材时，如何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分析其意义和价值，将其上升到“城市生命线”“城市风景线”与“城市人文线”叠加的认识高度，这些都是在人民城市建设的物质营造基础上，需要进行的人文考量。
本研究尝试通过解读、对比一系列地图影像，结合其他类型历史文献分析，描述上海多个发展阶段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挖掘背后蕴含的历史人文内涵，并演绎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变迁过程和内在机理。通过这种研究和分析方法，我们旨在构建对城市时空演进的直观认知，寻找城市发展背后的空间逻辑，并为城市规划编制、城市更新改造、历史风貌保护等实务工作提供历史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