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巫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9AZD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国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研究”(20VMZ002)阶段成果。

【摘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衔接”旨在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先决条件，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有机衔接”则指明了我国在解决绝对贫困之后的发展路径，即如何基于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并探求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效率与公平并举的方法。二者共同构成了现如今乡村振兴基层工作的主要命题。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大理州云龙县的团结彝族乡为案例，认为只有将长时段的两种衔接同时纳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这一命题下考量，才能洞悉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貌。

【关键词】民族地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机衔接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4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和云南考察时还强调：“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把脱贫转向乡村全面振兴，脱贫的兜底必须是固若金汤的，绝对不能出现规模性返贫致贫。关键要把这些事做实，持续下去。”可见，乡村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节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一脉相承的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曾提出有关乡村振兴的两个“意见”：一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两个“意见”充分展现了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有效衔接”意在巩固过往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接续不断档，即在防止小农户返贫与保障民生的基础上，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物质基础；而“有机衔接”则指明了我国在解决绝对贫困之后的发展路径，即如何基于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并探求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效率与公平并举的方法。显然，二者展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连续性及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效率与公平并举的特殊性。

然而，学界在具体分析“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的基层实践时，常只聚焦于“两个衔接”与乡村振兴关系的阐述。或强调“有效衔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过渡选择，认为在“有效衔接”阶段，相对贫困已取代绝对贫困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主要问题。或研究“有机衔接”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尝试在重新认识“小农”摆脱其污名化的基础上探索如何激活村社集体，使单家独户的小农能够通过横向组织化纵向对接现代化农业产业。笔者认为，前人的讨论未能将“两个衔接”纳入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脉络之中考量，且对“有机衔接”的探讨往往集中于中部平原地区。此举难以突出我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遑论我国仍有大量民族地区面临实现“两个衔接”的政策与实践语境的问题。

本文正是基于此般问题意识，以原国家级贫困县云龙县下辖的团结彝族乡民族地区为例，考察论证“两个衔接”在民族地区基层行政的具体实践，以期在具体经验知识的基础之上呈现“两个衔接”的科学内涵与内在逻辑。

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视角下的“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

（一）“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的科学内涵

若要了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独特性，就要将其放置到全球农业转型与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考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大多是以牺牲农村与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反哺道路，相较而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我国当下的农业现代化转型发生在城市工商资本过剩的背景之下；其二，我国到工业化后期仍然面临着“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的具体论述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与现实背景产生的。

关于“有效衔接”的论述，是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所处的历史交汇期提出的，这一论述既继承和总结了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的历史经验，也体现了对两大战略关系的深刻思考。因此，若要把握“有效衔接”的科学内涵，必须厘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首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先后时序，脱贫攻坚应为乡村振兴的先决条件，乡村振兴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效保障。其次，脱贫攻坚更倾向于特惠性政策，而乡村振兴则趋于普惠性政策，二者体现的是顶层设计由点至面的转向。换言之，脱贫攻坚更具有明确指向性，其针对的是绝对贫困人口，特别是民族地区等深度贫困群体，而乡村振兴则进一步指向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有效衔接”的科学内涵正是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所形成的。

而“有机衔接”的论述则是为了解决在乡村振兴背景之下，如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小农户同步发展。因此，“有机衔接”的科学内涵应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系中深入挖掘，这就首先需要把握“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含义。有关“小农户”的讨论已然著作颇丰，文章往往基于“小农”与“小农户”进行概念辩驳或为“小农户”划定范畴，但无论作何种细化讨论，小农户的定义仍不超脱于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而“现代农业”的定义也并不明晰，常指通过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管理水平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伴随的是生产经营规模化与资源配置市场化，最终目标指向是本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如此一来，“有机衔接”的科学内涵便逐渐明晰。正因分散的小农经营难以承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种种发展举措，才需要探索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小农户组织化的多重路径。

（二）“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的理论逻辑

在明晰了“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的科学内涵后，仍需澄清二者的逻辑关联，这也正是本文认为前人探讨所欠缺的研究视角。“两个衔接”在政策语境、现实需求与学术视角中均具备潜在联系性，关于二者的探讨有必要纳入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阐述之后的农业发展道路中考察。只有通过此举，才能深切认识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全貌。

从政策语境来看，首先，“有效衔接”是国家考虑到农业现代化渐进合理性的过渡性政策，并通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小农户对接现代化农业夯实了物质条件，“有机衔接”则指明了未来乡村振兴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其次，“有效衔接”在防止小农户返贫与保障民生的基础上提升了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并接榫至“有机衔接”的基层行政逻辑之中。

从小农户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两个衔接”的理论逻辑则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在“有效衔接”的政策保障之下，我国小农户已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后者已成为“有机衔接”的内在缘由与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发展问题已经由旧“三农”转变为新“三农”，即由如何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改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境况，向如何加强乡村“统”的功能实现“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发展，这与“两个衔接”之间的逻辑是相一致的。

从学术视角来看，以往学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大规模经营”与“小农经营”孰优孰劣的辩论中，原因在于彼时我国仍困于小农户的绝对贫困与旧“三农”问题之中。支持大规模经营的学者多数持经济效率优先论，认为小农户及其小规模经营本身很难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而小农派学者则多数将社会公平视作重点，认为小农经营具备勤勉、韧性、生态可持续等优势，且“‘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不仅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收入来源和就业保障，还保障了他们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不难发现，两派的立场观点或偏重效率或偏重公平。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并以政策实绩解决了广大农民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进入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有效衔接”正是要保证与夯实前一阶段的公平举措，而“有机衔接”则侧重于我国如何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效率问题。此后，学者们逐渐搁置“大规模／小规模”的争论，转而探讨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并举的中间道路。有学者认为要建构一条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化道路，也有学者提出要通过“激活村社集体”来实现农民组织化。还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村集体文化活动来重塑乡村公共性。各地也涌现出了“社区型合作”“小农＋村社组织＋社会化服务”“新时代乡村农民青年学校”等多重道路探索。可见，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道路探索中，小农户组织化能“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综上，“两个衔接”总是或明或暗地展现出逻辑的关联性与连续性。此般联系也恰如其分地展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团结彝族乡（以下简称团结乡）的基层工作之中。本文主要的田野调查点J村为团结彝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下辖31个村民小组，41个自然村。据统计，2021年J村共有1406户4023人，其中彝族2555人、白族868人、汉族413人、苗族168人、傈僳族10人、傣族4人、土家族4人、阿昌族1人、蒙古族1人。当地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和白芸豆，主要经济作物为烤烟与核桃，自2023年开始当地出现新兴的工业辣椒种植。从2020年8月至2024年2月，笔者多次到团结乡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本文基于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尝试探讨团结乡如何通过“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形成民族地区基层工作的连续性，并研究其潜在问题，进而为推行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方向。

三、面向过去的“有效衔接”

（一）“防止返贫”的基层实践

“防止返贫”是现如今“有效衔接”工作的要端。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可见，脱贫攻坚的基层工作经验应当延续至乡村振兴新阶段之中。

基层的防止返贫工作往往将脱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目的在于实现可持续脱贫，降低重新致贫的风险。为此，我国针对“防止返贫”中的“三类对象”制定了明确的“三项机制”，通过动态管理完善“防止返贫”工作。基层干部需要通过入户调查收集整理数据，并将有效信息录入“脱贫人口收入监测系统”。当基层干部对“三类对象”排查完毕后，还需将各户分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扶持方式。云龙县团结乡J村村委会主任讲述了具体的扶持过程：

“我们全村1个月排查1次，2022年纳入了1户突发困难户，叫阿军。因为他家老婆得了重病，医药费花费十几万，他家本来已脱贫，但因为这个特殊情况，我们又把他纳入到突发困难户里。去年我们让他养牛，村上扶持了5头牛。今年想要再扶持他家种新产业，又给他家扶持了5亩茶叶。他家虽然有突发困难，但是还是能够扶起来，我们也把村里低保和产业扶持都划给他家。”

2023年，团结乡不只根据具体产业给予村民相应补助，还以低保形式发放补助，多层次达成“防止返贫”目的，建立科学的巩固脱贫成果体系。“防止返贫”工作不止于经济帮扶，还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引导农民形成内在可持续脱贫的能力。若单纯进行经济补偿，致贫风险可能会长期存在，从而使当地村民产生脱贫信心不足、温饱即安的“等靠要”思想。因此，团结乡的帮扶常常基于特色产业让农户“自食其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力。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当前地方“防止返贫”工作百无一失，其中最明显的应是基层干部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由于云龙县各个乡镇的村落分布零散，且大理州采用“一月一排查、一月一核查、双月一调度、双月一通报”的政策，这就使得当地村委会防止返贫监测工作尤为繁重。J村村委会副主任就表示“一天只能跑一个村民小组，我们有31个村民小组，一个月才能刚好跑完一圈。”虽然县一级通常会参照实际情况下派驻村干部，但工作依然存在较大压力。可见，在防止返贫的工作过程中，村干部常常并非不作为，反而是“无所不为”。现今政策强调“压实责任”，本质是为了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避免“不作为”，但这种责任堆叠却形成了深厚的“层级压力”。当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层级压力”时，往往也会采取一些对策，追求一种“可视化政绩”。因此，基层治理模式仍需因地制宜，发挥基层干部与农民的主体性，这也是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

（二）民生问题：由“补”到“增”

“民生问题”是基层“有效衔接”工作的另一重点。在脱贫攻坚时期，团结乡政府围绕住房保障、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饮水安全、兜底保障等重点展开工作。如今政府为确保政策落实不断档，继续将教育、医疗、住房等视为“为民之事”，旨在顺利推进“有效衔接”工作。

首先，乡村教育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人才振兴的重要性，而对于乡村而言，若想振兴人才，必然需要提高教育水平，这就首先需要实现“控辍保学”。为把握教育“在场”，云龙县按层级逻辑，形成了“双线四级”的责任体系，基本上延续脱贫攻坚“责任到人”逻辑，最大程度保障农村居民受教育权。除此以外，基层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依托“雨露计划”发放补助，团结乡2022年共发放149人22.35万元，保证困难学生获取资助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可见，县乡政府将“控辍保学”视为人才振兴的关键举措，通过促进教育为当地提供持续人才支撑。

其次，农村医疗与农村人口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团结乡政府为避免“因病致贫”风险的增加，将工作集中于落实医保、健康扶贫、慢病诊疗等帮扶政策。此外，团结乡政府还关注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的情况。其中尤其以医保最为重要，云龙县将医保缴费根据经济贫困程度及致贫风险程度划分为5类情况，除去最基本的医保缴费，当地农村医保对经济生活困难人员亦有相应补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最后，住房安全亦是当地工作中不可忽略的一环。虽然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已在脱贫攻坚时期通过“易地搬迁”或是自主修建拥有了新的住房，但事实上农村依然存在少数老旧房屋，这多是因为老人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因此，为了保障这一部分人群的基本住房安全，基层干部需要进行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笔者也恰好于2023年7月跟随J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参与到该项工作当中。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村委会为单位开展，村委会基层干部根据村内各户住宅情况，将农村自建房数据录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中，并对具有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相应补偿。在具体录入过程中，需要询问居民相关数据。现场排查需通过装有卫星定位系统的特定软件进行环境拍摄，虽然很大程度避免了基层干部的不作为，但却引发了较多争议，并增加了人力负担。

由此可见，我国长久坚持的脱贫攻坚工作在农村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亦存在旧有问题与应运而生的新难题。在“有效衔接”阶段，“防止返贫”与“民生问题”成为基层工作的重点，这两项工作也可视为乡村振兴的“兜底”工作。我国早在脱贫攻坚阶段便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但若各项工作在脱贫攻坚后“粗暴”转向常规治理，则会产生地方政策落实不连贯及基层动力不足的问题。正因如此，“有效衔接”才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形成了长效的返贫机制并实现了地方政府工作的平稳过渡，进而顺利从“脱贫攻坚”的“补（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增（增收）”。

四、导向未来的“有机衔接”

（一）团结乡的传统农业与发展困境

团结乡全乡面积为302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272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94%。由于地处山区且耕作自然条件较差，当地粮食作物主要为玉米与白芸豆。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前，虽然当地有烤烟与核桃这两大支柱性的经济作物，但“单家独户”的小农户往往受困于“虚假”合作社、高昂的农资成本或大户裹挟。

2008年前后，外地老板开始到团结乡创办核桃种植合作社，J村诸多小农户对彼时的“核桃热”仍然有较为深刻的记忆。“2008至2013年，1公斤核桃最多就能卖到三四十元，10亩地1年能赚十几万，那会儿目所能及的地方都是核桃树。”但很快，由于核桃供给量大幅提高，市场价格逐渐下降，多家外地老板纷纷于2020年前后破产离开了当地。“我们农民只会种（地），不管收，老板是只管收不管种，说是合作社，他跑了以后就留下个破厂子，亏的还不是农民。”目前，由于核桃不值钱，J村小农户普遍仅采收部分核桃榨取核桃油，其余闲置不收，造成了作物的闲置与浪费。

与核桃不同，烤烟是当地的“保稳”性经济作物，由于国家实行专营专卖，烟草公司给予相应补贴（通常为1亩地1000元）。但小农户在小规模种植过程中仍存在大量的隐性成本，其中包括预付农资套餐的成本、租种成本、雇工成本等。据统计，2023年J村种植烤烟共198户，种植面积为2380亩。此外，J村农户认为所谓的“保稳”并非所有农户可享受的，由于当地烤烟采取“订单”形式且种植面积由烟草公司统一安排。因而，小农户需要费力与烟草公司“搞好关系”，但每年额定的多余亩数还是会被更有实力的“大户”抢走。

不难发现，J村过去的经济生产形式以小农经营为主，且并未形成良好的组织化路径。不论是核桃种植合作社抑或是烟草公司的“订单农业”仍是从市场逻辑出发，当地小农户事实上仅取得“蝇头小利”，更遑论单家独户的小农户常因难以与市场对接而产生了诸多经营困境。

云龙县乡村振兴局与团结乡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意识到了此般问题，并将当地农业现代化未来的发展目标锚定为“规模化＋小农户组织化”，即效率与公平并举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针对云龙县未来的农业发展规划，当地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认为：“我们云龙这边工业很落后，只能以农业为主，现在农业不好做，我们这里哪里都是山，要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很难。那团结乡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核桃、烤烟这些。但想要发展就要鼓励种植养殖大户，并引进大企业，毕竟我们是要继续发展这些高原特色农业，而且也要培养这些产业化经营。这样才能发展。”

（二）团结乡的组织化探索

如前文所述，现如今团结乡的基层工作有着较为完善的体系，尤其在针对“有效衔接”工作时，团结乡的乡村治理体系与能力得到了长足锻炼，这也为“有机衔接”工作夯实了治理基础。团结乡政府与各村集体也开始意识到发挥村集体“统”“分”功能的必要性。除此外，当地还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小农户＋带头人＋合作社＋村集体”的小农户组织化道路。

以J村为例，J村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为259624元，其中土地租金收入为248667元，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绝大部分。而J村集体经济的支出主要用于公益性岗位的工资支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公益事业支出等。换言之，当地村集体经济主要来源是村集体的土地流转，而主要支出则是投入村内基础公共服务，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村土地荒废，且为农村基础建设贡献了经济资源，这毫无疑问彰显了村集体的优越性。

2023年初J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即工业辣椒的种植与新兴的合作经营模式。据当地村委会与乡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自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后，上级政府常组织动员干部外出交流学习。“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我们和乡长都经常出去交流学习，大家都想真的干出点事情来。”有前期学习动员的铺垫后，当地很快就出现了“突破口”，J村村民ZLX向乡政府引荐了云南省供销合作社下某公司的高管，该公司主营名为“宏绿一号”的工业辣椒品种。某公司在派出科研团队考察之后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了“富农合作社”，村委会与乡政府在其中统筹规划了选址、签约、收购等多项事宜。

目前，富农合作社与农户暂时签约了500余亩土地，当地小农户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我家种10亩辣椒，成本包括辣椒苗、化肥大概在8000元，请工费要38000左右。按亩产850公斤，每斤9元来算，就能有7万元多的收入，除掉成本能挣到三四万。”可见，富农合作社的辣椒种植项目能够惠及小农户并将小农户组织起来，且合作社每收购1公斤辣椒还会补贴0.2元至村集体经济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从团结乡案例中可发现，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还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让发展主体回归小农户。“有机衔接”旨在为乡村振兴指明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中效率与公平的并举。我国仍有大量农村亟待探索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J村的案例不仅展现了处于民族地区的原国家级贫困县的积极尝试，也体现了从“有效衔接”到“有机衔接”各个方面的逐步转向，具备强烈的典型性。

五、结论

“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是促进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将“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纳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总体脉络之中考量，二者事实上形成了一条连续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路径。

“有效衔接”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延伸，也是为了乡村振兴工作能够实现由“补”到“增”的一个过程。“有效衔接”不仅能够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流畅过渡，同样也能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换言之，若要落实可持续脱贫与稳定脱贫，“有效衔接”必不可少。

“有机衔接”的提出是为了在追求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前提下，寻找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途径。“有机衔接”本身并不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但却可以让乡村振兴的指向更为明晰。本文认为村集体应加速推动小农户的内部力量，形成“抱团发展”，达成以村集体为主体构建的横向组织化体系。如此一来，才能形成多方构建的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合理组织架构。

以云龙县团结乡为案例，试在展现“有效衔接”与“有机衔接”在基层工作中的连续性并反思处于相对贫困的民族地区如何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此外，本文亦尝试阐释一个观点，即无论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延续性至关重要，这也是脱贫攻坚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未来的发展路径应在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境中持续不断地摸索，才能最终实现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