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个毫不动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必须以系统性认识为前提、以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这就提出了以一种综合性视角理解和阐释“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要求，即理论、实践与对策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从思想理论层面，把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梳理“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演进历程，确认这一基本方略的形成与实施过程。从现实实践层面，对于“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党从运用新建设规律、发挥新功能效应、形成新发展格局、锚定新目标指向等方面，实现了守正创新。从政策建议层面，提出建立健全“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的主要方向，包括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构建优势互补制度体系、规范利益驱动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和健全常态长效制度体系。
关键词：“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所有制；守正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举措就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决定》明确阐释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总体任务、主要内容，同时科学解答了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创造性提出的“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是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为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事实上，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生动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描绘出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毫不动摇”相关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守正创新，并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两个毫不动摇”相关政策演进历程及其作为基本方略的确认
“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是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深入，党和国家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及其辩证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逐渐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的战略地位，这为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理论与政策支撑。
（一）正确认识两种所有制经济关系是“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前提
改革开放初期，传统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所形成的巨大影响还未消除，民营经济的发展依旧受限，国有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经济活力明显不足。为此，党中央在国营企业首先实行“放权让利”改革，扩大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79年4月，国务院同意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不能把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能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去割，不能把国家允许的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道路’去堵”，“在坚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制止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更要着重于支持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活跃市场和方便群众”。1980年12月，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当年全国批准新开业个体工商户达到10万户。这些改革举措在多个方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范畴，有利于调动市场活力，为国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应当实现怎么样发展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的新成效新情况新现象，使党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针对“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这不仅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存在，而且鼓励私营经济的适度发展，从而扩大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涵。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三个有利于”的重要论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增强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信心。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说明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随着不同所有制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国内劳动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允许和引导下得到迅速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对国有经济“抓大放小”、促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流转，为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进一步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充分表明，党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及其关系的认识逐步完善，从而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建设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前提。
（二）“两个毫不动摇”的正式提出及其体制机制建设探索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并将其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举措，从而开启了“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历程。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例如，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两个毫不动摇”的相关要求写入宪法，从国家根本大法层面巩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地位。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全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还相继出台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配套文件，奠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建立健全“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继续巩固拓展“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成效，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一论述成为之后一段时期优化所有制结构、探索“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之后，我国持续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不断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市场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积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启了践行“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生动局面。
（三）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推动“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纵深发展
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从理论认识和现实实践两个层面促进了“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在平等物权的基础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确立了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权益的政策依据。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消除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隐性壁垒。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等，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和强化依法监管，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这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进一步落实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两个毫不动摇”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且进一步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举措，以破除阻碍市场发展的种种壁垒，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重申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举措。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2024年7月，《决定》进一步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等实施举措。
“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相关政策演进历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建设，既是宪法确定的重要要求，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入新时代，建立健全和巩固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守正创新，破除各方面弊端，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新时代“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守正和创新相辅相成，“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改革，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守正创新。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深化对“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新规律的认识
进入新时代，党以思想理论建设引领体制机制建设实践，实现“守”党对经济工作领导之“正”，“创”体制机制建设规律性认识之“新”。“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完善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过程中最大的“守正”。回顾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0年提出“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2021年提出“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022年提出“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023年提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2024年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同时，《决定》也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了经济工作的始终，是“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一以贯之的准则和要求。在新时代“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进程中，国有企业立足国家战略需要，准确把握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坚持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了推动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治优势和组织效能。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逐步提升，全国工商联执委企业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把党建工作作为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政治保障，极大提升了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力，充分形成了统战力量合力，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要求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经济工作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包括“两个健康”“三个没有变”“五个必须”等在内的规律性认识，以及“五个必须统筹”的经济工作方法论，深刻剖析了“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环境论、政策论、动力论等规律性问题，为建设“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提供了新的科学认识基础。“两个健康”既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又为体制机制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有利于补齐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短板。以“三个没有变”保障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供给，反映了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一贯的，表明党致力于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为其提供更好、更多的政策供给，这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五个必须”重要要求生动诠释了党对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强调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将其贯穿于“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发展全过程。“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强调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打通“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堵点，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强调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双向互促，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以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及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始终坚持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五个必须统筹”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对关系，是将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到经济实践的生动体现，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的方法论原则。
（二）坚守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彰显“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新功能定位
进入新时代，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要求，“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实现了整体性变革，“守”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之“正”，“创”体制机制建设功能定位之“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实践证明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长期坚持和坚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多次强调要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作为处理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遵循。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在执行国家重大战略和推进基础科技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反映“国家意志”，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就业形态和渠道、系统集成各类生产要素、弥补强化产业链、及时应对市场变化等方面具有优势，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使“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性质、适应时代发展、满足时代需要。
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从不同角度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因此，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是现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动能，是其体制机制建设的新功能定位。从改革开放之初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以做大分好经济“蛋糕”牵引共同富裕，到现阶段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充分展现了“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在新时代的功能定位。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供给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总体上讲，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市场适应能力强、经营规模偏小、经营方式灵活、资源配置效率高等特点，在提高就业、贡献税收、技术创新，以及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提挡升级、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富裕不是某个领域的共同富裕，不是某个阶层的共同富裕，也不是某个时段的共同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和健全“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因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其发展壮大离不开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共同奋斗，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成果也应由全体人民共享。
（三）坚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厚植体制机制建设的物质基础，实现“守”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之“正”，“创”体制机制改革高质量发展之“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生产力理论，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变化发展的现实，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实践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规律、生产力的自然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力革命及其发展规律等进行了阐释说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实践，续写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2023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理论、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创造“两大奇迹”伟大成就的原因有很多，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根本性原因之一。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健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和国情决定的。
新征程上，我国进入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经历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形塑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以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等新要求。《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下，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显加速，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智能网联、云技术、光子芯片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核心技术相继兴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进一步深化“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改革的良好局面，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目的之一也是释放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充分涌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形成了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新格局。通过汇聚深化“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共识、智慧和力量，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积极探索构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交叉协作与融合发展机制、企业党建引领治理效能提升机制等，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以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四）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锚定“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新目标指向
进入新时代，以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优化体制机制建设环境，实现“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之“正”，“创”体制机制建设目标指向之“新”。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和实践，打破了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由此书写了“两大奇迹”的中国故事，“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因此，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基础、前提和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聚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只有在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才能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新征程上，要通过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寓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离不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撑。“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框架下，系统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改革的目标不是单一性的，而是系统性的。这就决定了“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新目标的系统性，是将促进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转向推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系统性、整体性改革要取得实绩，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既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从而加快实现上述“总体目标”的关键环节；也是汇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力量，不断攻坚克难、自主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与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活力、动力的基本保障。
一言以蔽之，新时代“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守正创新，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当前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的深入分析、科学把握和准确展望。改革没有终点，创新永无止境，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依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创新“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建议，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三、加快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对策
围绕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决定》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维度展开了分段论述，既符合逻辑，又能够以易于理解和明确的字句说明未来5年的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推动形成支撑性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体系，保障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一）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党的领导制度即党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大工作的领导制度，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根本性质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要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针对“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这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工作，也要“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决定》进一步提出，“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可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引领“两个毫不动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要树立系统观念，健全党对“两个毫不动摇”的领导制度体系，既要从宏观领域强化党中央统筹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也要注重在微观经济领域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同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完善党领导公有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融入机制和以党建工作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赋能机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健全党的领导制度，核心要义是以企业党组织为治理体系的中枢，通过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作风引领、纪律引领、文化引领、方法引领，将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公有制企业要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评价制度；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在治理结构中厚植党的组织与决策优势，牢牢锚定党组织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有机融合党建工作与企业治理。以党建工作引领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党建工作嵌入非公有制企业重大管理与决策以及引领业务深度融合的管理体系，以党建工作涵养非公有制企业文化，不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内部凝聚力。
（二）构建优势互补制度体系
优势互补制度体系是指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上深度融合、螺旋上升，巩固和优化国民经济整体布局的体制机制，构建优势互补制度体系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中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有所长，共同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要构建优势互补制度体系，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协同发展格局，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一是完善推动产业协作的制度安排，形成高匹配融合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侧重于不同的产业领域，它们在共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彰显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鲜明特征。加强产业协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和主导作用，牵头构建产业链共同体。应健全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公有制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保障、公益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非公有制经济是制造业领域的主力军，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以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产业链中具有补链固链强链功能。应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快形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二是强化创新协同的制度安排，在深度合作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各类企业，要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协同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开展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究，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集中优质资源开展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策源地。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市场敏感度高、学习模仿能力强等优势，面向市场系统集成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改进产品性能、完善生产工艺，供给更多的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促进产业链集成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为市场提供多样化的优质产品，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健全资本融合的制度安排，激活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国有资本的资金规模雄厚、融资成本低、资源获取能力强，具有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的特性和优势。非公有资本具有体量小、回报快等特点，短期投资优势明显。要在“两个毫不动摇”原则下，创新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等交叉融合发展，实现各类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及资本价值和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激活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
（三）规范利益驱动制度体系
利益驱动机制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内驱动力。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寻求其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必然因利益驱动而要求一定数量的利润，但由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加之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特点，不加规范的利润追逐容易触发两者无序扩张、脱实向虚等风险。利益驱动制度体系是指通过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实现全体人民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服务国家战略领域向纵深推进的体制机制。公有制经济的物质载体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所属的资本，而国有资本也具有资本的一般性。因此，客观上要求规范利益驱动制度体系，以维护国民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一是建立“红绿灯”制度。设置“绿灯”机制，确定资本行为的正面清单，进一步激发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建立“黄灯”机制，用以警示资本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强调对资本的正确合理引导，即引导经营主体行为能够由“黄”转“绿”，避免由“黄”转“红”。对于既可能为了高额利润而违法违规， 也可能通过探索和试错实现有序健康发展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据其规模、结构以及经营范围等，对经济活动的准入条件及程度施加限制条件，并且附加规范行为指引，同时健全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设立“红灯”机制，划定各类资本的负面清单，旨在克服和约束各类资本行为的消极作用。要使“红绿灯”机制能够有效引导资本行为“绿灯能行”“黄灯能警”“红灯能停”。二是建立各种所有制经济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使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公有制经济领域，拓展非公有制经济利润空间，提高公有制经济经营效率和存量效益；使公有制经济投资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缓解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要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中，实现二者的取长补短、利益共享。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都存在一定的自发性、风险性。公有制经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体现人民意志，以制度安排发挥公有制经济化解风险的托底职能；非公有制经济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分散经济风险。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相互、充分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提升经营主体竞争能力，激活整个市场的发展活力；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公平竞争关系；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统一监管制度，着重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和法律援助机制等。要在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中激活发展潜力，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四）优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是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是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手段，为各类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的体制机制。只有营造良好的市场和营商环境，才能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供强大动能。一是推进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及经营主体营造稳定、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二是完善市场竞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权益保护机制建设，依法推进重点领域的经济治理和协同发展工作，构建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体系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体系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机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活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优化各类经营主体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舆论环境，助力打破国外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干预和经济限制。不断优化国内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和促进外商投资，保障外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四是构建“亲清”共治机制。运用数字技术，统一执法监督和管理服务标准，实现“一地认证、全域互认”，降低民营企业合规成本；系统集成市场监督、税务、环保等部门数据，设立闭环管理机制，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管理服务，提高政策兑现效率，加快形成亲清政商关系。
（五）健全常态长效制度体系
常态长效制度体系即常态化、长效化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健全常态长效制度体系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建设的有力支撑。对于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里提到的五个“更加”充分说明了在新发展阶段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常态长效制度体系是指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进行动态监督、评估分析和优化保障，从而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形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各种未知和挑战，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健全常态长效制度体系，以确保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一是设立动态监控管理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动态呈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基本状况，加强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统计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夯实共同发展的基石，实现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各项工作。二是建立各种所有制企业优势匹配、协同发展的容错机制。为应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必须与时俱进地相互试配、适配，实现彼此优势的高度匹配。要允许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试配过程中的试错行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容错边界，拓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以确保沿着正确道路可持续发展，维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物质基础，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三是设立预警纠偏机制。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搭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以及新兴产业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安全风险预警平台，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风险行为进行警示，不断增强国家管控经济安全态势的能力。对有损国家发展权益的行为，通过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全过程及时纠偏和应对。同时，设立正面清单、推出典型案例、供给有效政策，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