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先生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哈佛版文学史》”），采用了“编年模式”。在中文版序言里，王德威先生说，英文版设定的本书对象，是“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怀抱兴趣的读者”，因而在写作风格上追求平易可读；对中文版读者的文化程度有同样期待。

读完这本上下二册、八十一万字的皇皇大著，让人觉得，若非相当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一般文学史形制、章法等相关知识的读者，阅读之后，不仅不能得到系统的文学史知识，可能还会被带偏；说得严重点，就如盲人摸象。

很多文学史著作和教材讲到的常识，本书大多会忽略，对一些次要作家作品及相关现象，反倒使劲地言说。即使熟悉文学史的读者，看到文章前赫然标示的年份，如1635年、1755年、1942年、2019年、2066年……恐怕也会被吓着：莫非现代文学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上接至明代了？四十年后的2066年还未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提前写进文学史了吗？对这些特意标出的年份，是否发现了以往从未发现的史料，或对该年度的文学研究成果超越以往，每个年份都有所突破呢？ 

坦直说，这本文学史有误导作用。

关于本书宗旨，王德威先生在“导论”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20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裁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回顾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学”，我们即可知意涵何其丰富——温故其实可以知新。

不满过去的学科建制，对二十世纪初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学史“规范”甚不以为然，使得这本文学史鹄的颇高：先破后立。所破者还不是一点一面，而是全部的规范：文类方面，不再以学科公认的小说、新诗、戏剧、散文为对象；作家方面，不再以“鲁郭茅巴老曹”这些主要作家以及其他次要作家为对象；现象方面，也不再以流派、风格等为对象。真可谓是“大破”：过去的“叙述声音”，一个世纪所形成的“规范”，统统不要了。

大破之后，当有所立。其所立者，即“编年模式”，以此来“呈现一本既有世界视野，又契合中国情境的文学史”。对这一点，王德威先生也有明确表述：

这本英文版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大洋洲和中国大陆、台港143位学者及作家，以161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

大破大立之后，应该呈现一个全新面貌的文学史，为己独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学科里，“编年模式”古已有之，已是常态规范。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但把编年形式运用于文学史，《哈佛版文学史》可能是第一部，此其之所以为“新”。

从这部书的目录随便摘出几个篇名，或可一睹其“新”：《1755年：19世纪中国的文章复兴》，《1919年5月4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1925年6月17日：鲁迅与墓碑》，《1938年：一个年轻诗人的画像》，《1987年9月：制造先锋》，《2012年：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2066年：科幻中国》……

虽然采用了编年形式，《哈佛版文学史》并未严格按照逐年记述、议论的方式，而是有所选择。那么，这个被选择出来的年份和该年发生的事件，当能反映出文学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特点及影响。但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该年份所写内容，别说特点了，有些篇章，全文只是对某一篇作品的解析，如《1918年4月2日：周豫才写《〈狂人日记〉》”，仅仅叙述鲁迅创作这篇小说情况；《1928年1月16日：革命与莱茵的葡萄》，单单评述了郭沫若的诗《战取》。更多文章，很像随笔、漫谈、读后感，而不是内在结构严谨的文学史形制和章法。

试举几例。

先说《1755年：19世纪中国的文章复兴》一章。1755年和现代文学有什么关联呢？原来，清代哲学家戴震在这一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致友人的信中，提出了“学问分类法的观念”，即“道德哲学”（义理）、“实证考察”（制数）和“写作”（文章）。本章作者胡志德据此结论道：在戴震看来，于优先级别上，文章次于道德或政治，“换言之，写作这件事不值得认真加以考虑”。随后，作者依次谈到了钱大昕、姚鼐、方东树等学者关于文章的观念，以及“桐城派”和“骈体文派”间的争论。这里面每一条论析内容，都与现代文学无关；如果勉强搭桥牵线，“桐城派”或有一丝关联——1917年，《新青年》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

清朝的一个学者给友人写了封私信这件事，以编年角度言之，没有意义；而要了解该年发生了哪些在文学史上产生影响且值得一述的事件，检视现成的文学史年表便可了然，像袁枚刻印《随园诗话》、赵翼完成《陔馀丛话》等，才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这表明，《哈佛版文学史》作者选取年份，似乎有点随意。

还有，该章标示的年份是1755年，但谈论的却是十九世纪的“文章复兴”；而所谓“文章复兴”，说的又不过是“骈体文的复兴”，可是骈体文能等于一切文章吗？凡此种种，“对中国文化怀抱兴趣”的英语读者，和缺少文学史基本常识的中文读者，读后恐怕会两眼茫然，莫辨东西。

再看汪晖的《1925年：鲁迅与墓碑》，全篇两千八百余字，写鲁迅的仅占三百多字。该文用了散文、随笔写法，主要串联布莱希特在柏林故居的无字石头墓碑与鲁迅《坟》“后记”所说“小小的丘陇”：一个是真实的无字碑，一个是“比喻意义上的无字碑”。文中穿插了很多无字碑，以及不是无字碑的其他内容：秦始皇、武则天的无字碑；中山陵也是一处无字碑；穿过布莱希特夫妇的无字碑，向右转即是墓园，里面安葬着费希特、黑格尔；作者几年前去往伦敦，发现马克思的墓与斯宾塞的墓只隔一条马路……文章结尾部分，写到1925年6月17日，鲁迅在北京家中写成散文诗《碑碣文》，并引其中“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一句。文章要表达的意思，大概即是作者所说的“我们就生活在各种纪念碑的中间，纪念碑界定着我们各自的位置”而已。

如果单独挑取出这一篇，似难称得上是文学史著述，而且它的大前提便成问题，即鲁迅文中根本没有“无字碑”一词。鲁迅杂文集《坟》的“后记”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坟”，“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

按鲁迅的解释，所谓“坟”也者，无非一种“取巧的掩饰”，也不好说其中一定深藏着微言大义。

这几段文字，哪有“无字碑”三个字？原来是这一篇的作者，径直将“小小的丘陇”一句改成“无字碑”，由这一词语引申发挥，由布莱希特至费希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但这些人物和1925年的鲁迅有何关系呢？ 

编年史体例、方式，正如上文所引史学家观点，在于“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而《哈佛版文学史》于年份选择和相应内容的讲述上，殊难见前后联系。原因即在于选择的随意性，如《1938年：一个年轻诗人的画像》（陈大为撰），主要论析了穆旦于本年和次年所作两首抒情诗《三千里步行》和《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其时，诗人是一个年方二十的大学生，除了抗战爆发、随校西迁这些全国人民都在经受的动荡事件，个人并无特殊事情需要写入文学史。穆旦形成个人独特风格并进入创作成熟期，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例如已成经典之作的《诗八首》《春》，即作于1942年。自文学史角度而论，似应选择1942年，再向前后延伸；而选取1938年作为标志年份，实难索解。

全书最后一篇是《2066年：科幻中国》，这个2066年，并非实际的公元年份，而是借取了一本科幻小说开章所写的时间，由此谈论了百年间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情况。将虚构作品中的时间，列为文学史中的年份，这种做法在1600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属独一无二，但也近乎儿戏，当不得真。

《哈佛版文学史》的最大缺点，即在于各章节是文章写法，而非文学史写法。明白了这一点，便基本上能判断全书了。实际上，书中颇有几篇是过去已发表过的文章，如：“1919年5月4日”系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节录了作者同名专著的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中的第三节“如何进入历史？”、第四节“回到‘五四’现场”，把两节文字合成一篇，删去了其中十条人物资料；“1987年9月”是余华的回忆文章《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此文后收入其散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2年”是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尊严》，莫言于2012年获诺奖，但该文发表于2005年，二者显然缺乏内在关联，《哈佛版文学史》全文照录，只变动了文章的段落……这再次证明了本书所用的“编年顺序”或“编年模式”，仅为一种外在形式。

外在形式应该能够反映出内在结构和逻辑，若不能反映，则徒具形式而已。从外在形式看，《哈佛版文学史》一百六十多篇各自独立的文章，汇集一处，无论如何不可称为出自精心结撰、拥有严格体例的文学史。

王德威先生说，“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20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裁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规范或可更新，倘全然弃绝，则无所措其手足。小说、新诗、戏剧、散文等等话题，看似陈旧，却是文学史无法绕过、漠视的。“媒介、场域和体裁”与时俱进，不能不变，体例、规范则虽故而常新，就看你说的新不新。

另外，《哈佛版文学史》扩张至文化、影视、历史等领域，文学只是个由头。这让人想起罗·雅各布森批评过的一种现象，“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这是个形象比喻：文学史家无所不能，跑到心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截取种种，凑成一堆，不能称之为“文学科学”（罗·雅各布森《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

如果换个角度，不以史的标准要求，也即不将《哈佛版文学史》当成一本文学史，而看作由多人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文章合集，这本书自有其不容轻忽的贡献和意义，读之者如入宝山，各取所需，收获良多，自不待言。

（首发于《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2期，原题《名不副实的“文学史”》，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