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论题是“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之“与”字让我们可以将此题目理解为对于“与”所连接之双方的某种比较。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儒家思想如此，现代文明如彼，二者如何不同，或二者如何相近，等等。但实际上，这一题目所要求我们去思去想者乃是儒家思想对于现代文明（或现代生活）的“意义”。有一个意义，就是对于某一目的有用或有益。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而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者（即使现代隐士，假如还能有这样的人的话，也仍然还是不可以完全逃脱这一所谓“现代文明”），而且也是要求甚至逼迫我们在其中进行思想者。我们必须思想，是因为现代文明不仅可以一方面让我们“饱食终日”，亦即为我们提供种种必要的物质舒适和身体安逸，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种种问题和困难。此处我们可仅以人类所面对的严重生态问题和现代人所广泛遭受的“现代性”疾病即过去所谓“富贵病”为例。现代文明或广义而言的现代生活刺激我们思想，召唤我们思想，而思想是为了理解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或是为了在我们所身处的困境中寻找可能的出路。因此，我们需要思想，而被现实生活所刺激起来和召唤出来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凭空进行思想，“自我作古”，因为我们必然总是在其他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其他思想，古今中外的思想，都是我们为完成现实的或当下的思想任务的“资源”。自近现代以来，在进行现代化或欲使中国重新富强这一迫切任务的刺激和召唤下，中国先行的思想者很多都是先将目光投向自身的思想传统之外，而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转向西方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长久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单一”思想传统之中者已经很难再从这一传统中汲取活力。此即通常所谓“思想的僵化”和“传统的僵化”。“僵化”在此可以就其字面加以理解：僵住了，冻结了，动不了了，于是就需要外来的刺激，外来的召唤，以使其重新恢复活力，继续其成长和发展。这大致就是广义的中国思想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儒家思想”所经历的命运。

如今，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和回到儒家思想传统，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传统已经有了上述不幸或幸运的“经历”。此外，而且可能也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需要回到儒家思想，之所以希望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寻找可以有助于让我们在现代文明中“安身立命”者，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一思想本身有一无条件的“应承”，或一无可回避的责任。支持我上述看法的一个基本根据甚至唯一根据就是，我们是在未经自己选择的情况下被生入汉语这一我们首先在其中说话和思想的语言之中的。因此，无论我们后来如何，甚至可能会选择不再在汉语中思想、言说和写作（就像有些母语为汉语的学者所经历的那样），我们其实首先都已经对于这一语言本身以及这一语言所承载者，亦即与这一语言密不可分的思想，做出了无条件的原始的“应承”。这也就是说，“回应”与“承担”，也即“应而承之”。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致力于唤回其所蕴含的原始思想力量的“应承”一词的深刻意义。对我而言，在如此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应承”一词首先乃是与产生于世界现代文明之中的西方思想的接触和对话的结果。具体地说，这就是我在翻译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的哲学著作时所“创造”的译名。列维纳斯强调我对另一者的无条件的responsibility，此词我们通常译为“责任”。但此词源于动词“respond”，回应，做出回应，由此我们才有“responsible”，亦即能够回应的，有能力做出回应的，应该亦即有必要做出回应的，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是有责任的，是必须负责的。于是才又有了我们通常译为“责任”的名词“responsibility”。但列维纳斯强调的是此词在其根源处所具有意义，亦即对另一者做出回应，而做出回应其实已然就是做出承担。我对另一者的原始回应首先总是一个无条件的“是”，即古汉语的“唯唯”，或英语的“yes，yes”，或法语的“oui，oui”，等等。试想，当我面对将入于井之孺子而恻隐之心不由自主地怦然而动时，我不是已经就对作为另一者的这一孺子做出了一个无条件的原始应承了吗？尽管这一应承甚至还没有形诸语言，而孺子所求助于我之回应的呼唤本身也是无声的。

所谓“另一者”不仅意味着他人，而且也指他事他物。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希望在其中寻找其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或益处亦即好处或有用之处的儒家思想也是我们所面对的另一者，也即我们需要对之做出应承或者说为之负起责任的另一者，因为一个思想只有在后来者亦即我们的不断回应和承担之中才能继续其生命和激发新思想的力量。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我们面对或重新面对儒家思想乃至全部中国思想传统时的最基本的思想责任。具体到我为此次发言和此次会议的主论坛所写的论文而言，我希望在孟子所言之“四心”这一语境中深入探讨的问题是：首先，从一个严格的和根本的意义上说，思想，而这也就是说，对于思想的需要，思想的责任，或思想的任务，从何开始，其次，思想何时未能承担其自身的责任，未能完成其所应尽的责任。当我面对唯一他人时，我不需要想，因为我此时此刻对于此一他人的应承或责任是唯一的。在《孟子》中，“孺子将入于井”之例可以阐明这一点。此时我不需要多想，因为我此时此刻不需要还考虑其他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不会退缩）。思想的需要或任务开始于有不止一人需要被我考虑之时，因为此时我必须“一视同仁”，亦即必须做到公正。在《孟子》中，虚构的舜“窃负而逃”之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未能承担责任和完成任务之例，因为孟子未能让舜同时去想他对自己父亲的责任和他也应为之负责的天下之人。在此意义上，孟子让舜放弃了他在此两难情境中应尽的思想责任。在此，孟子的思想，或更准确地说，孟子这一让舜放弃思想责任而选择窃负而逃的思想，仍然在召唤着我们去继续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好地为他人负责以及如何对公正地对待所有他人这一重要的伦理问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对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意义之一。

（作者系“齐鲁访学驻研计划”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客座教授，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退休教授，本文系作者在“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平行论坛“尼山儒学对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