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林语堂的《红楼梦》编译重构了原著叙事。在叙事角度上，凸显作者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增添大量自由间接话语形式的心理描写与分析。在叙事时间上，厘清叙事时间轴；保留并增添倒叙，删减预叙；改变叙事速度。在叙事结构上，改章回体为卷章体；突出后40回。最终从原著中提炼出一部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林语堂叙事重构的背后有西方叙事传统与新红学之影响，反映了中西叙事传统之差异、五四作家对“人的文学”与心理描写的重视等，也是其个人文学审美与创作习惯之产物。这些因素交织影响，产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编译本，既让我们直面《红楼梦》后40回续书说，又彰显了五四作家将中国小说世界化的雄心壮志。

关键词：林语堂；《红楼梦》；叙事重构；成长小说；以西化中

林语堂（1895—1976年）未出版的《红楼梦》英文编译原稿（以下简称“林译稿”或“译稿”）现藏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由该稿的日文转译者佐藤亮一的遗孀佐藤雅子夫人捐赠。2014年，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现林译稿。这是一份打字稿，总计859页，23.3万词，是对《红楼梦》全120回的编译，含Introduction（前言）、Author’s Preface（作者自序）、Prologue（序幕）、1—64章、Epilogue（尾声）五部分。译稿正文共分7卷（Book1-7），分别为“Boyhood”（少年）；“Youth’s Morning”（青春）；“Tumult of Trumpets”（骚动）；“Rumblings”（流言）；“The Deception”（骗局）；“The Crash”（崩溃）；“Redemption”（救赎）。7卷所含译稿章次及所译原著回次分别为：序幕与1—5章译1—15回；6—20章译16—35回；21—29章译36—52回；30—41章译53—83回（含第87、89回）；42—50章译84—98回；51—59章译99—114回；60—64章与尾声译115—120回。日本版权协会已明确林译稿的著作权由林语堂三女林相如、次女林太乙（已逝）的两个子女共同继承，继承人目前尚未同意出版译稿。

林语堂集中精力翻译《红楼梦》的时间应是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2月，初稿完成于1955年4月，底本应为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石头记》。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较有影响力的《红楼梦》译本是王际真的英文编译本与库恩的德文编译本。林语堂在译稿前言中评价王际真译本仅给出了故事框架，称不上是严谨的翻译，只能称为概要；库恩译本不错，但在取舍原文上，与自己的做法大不相同（笔者译，下同）。2021年4月，中国嘉德（香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公开了一批林语堂晚年的亲笔信，收信人是其甥媳、义女兼秘书陈守荆。林语堂在一封写于去世前3个月的信中，称自身翻译相比王际真译本和库恩译本“后来居上”。由于他比较的是不同语种的编译本，“后来居上”并非指“译”的水平，而应指“编”的水平，也即取舍和整合原著情节的水平，直接指向对原著叙事的重构。他在译稿前言里称：“十几年前，我分析了中心故事，发现在不破坏小说基本风格和宏伟效果的前提下，产生一个编译本是完全可能的。”（Introduction, p.xix）林译稿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它是如何重构原著叙事的？所谓的“中心故事”是指什么？笔者在拙著《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稿整理与研究》中做了初步探讨（《日藏》，第228—245页）。本文拟从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三方面考察林语堂重构《红楼梦》叙事的策略与效果，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东西方叙事传统之差异及林语堂的红学观等，分析重构的动因与意义，以期进一步认识林语堂《红楼梦》编译工作的文学史意义。

一 叙事角度之重构

《红楼梦》第一回有三个叙述者登场，分别是开篇“作者自云”里的作者，自称“在下”、并以“列位看官”称呼读者的说书人，以及“幻形入世”的石头。林语堂删除了“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人话语，以及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等，如此一来，三个叙述者在林译稿里就仅保留了作者。他全译了“作者自云”的内容，设为作者自序，置于译稿正文卷首。

胡适于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林译稿的作者署名即曹雪芹，林语堂在译稿前言中强调“这部小说只可能是自传性质的——不用说自然带有小说一贯虚构的自由”（Introduction, p.xi）。这是对胡适的自叙说的认可，此点直接影响了他的翻译对叙事角度的选取。林语堂删除石头与说书人两个叙述者，保留作者叙事，原著的自叙性质变得更加鲜明。自叙说后来发展至曹贾互证的新索隐，但林语堂对“虚构的自由”的补充，说明他对作家的亲身经历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有着清醒认识：“《红楼》为曹氏自传小说，然而自传小说，又非为自己做传，不必逐事认真适合作者身世。”基于这种对原著虚构性的认识，他从首回提取“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设为序幕，列在作者自序后，由作者带领读者进入故事；又从末回提取“贾雨村归结红楼梦”，设为尾声，列在第1—64章的主体故事后，由作者带领读者走出故事。序幕与尾声常见于传统英文小说，在林译稿中，二者首尾呼应、包裹主体故事，自成一体，由作者自序统领，将想象世界与真实世界隔开，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自传小说”。

林译稿里的作者自序使用了第三人称的“the author” “he”来指称作者，这让作者经历与作品内容产生一定距离，使作者保持客观性，并能与后面正文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保持连贯一致。林语堂的英文小说创作惯用也善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在译稿中，他充分利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便于“自由剖析众多人物心理”的优势，采用叙述者自由间接话语的形式描述、剖析主要人物的个性、心理与内心矛盾。如宝玉的天生聪慧与艺术家气质令他对儒家经典及其立身处世之道嗤之以鼻；宝钗虽视富贵如浮云，也知宝玉心有他属，却出于对母亲的遵从、对家庭的考量及对宝玉的感情，同意与宝玉的婚事；探春冷静敏锐，苦于庶出身份与赵姨娘的蠢行而渴望脱离家庭等。再如对于林黛玉作《葬花吟》的内心世界，原著并没有过多评述。林语堂却增加400余词的内容，详细剖析了她寄人篱下的处境和聪颖敏感的性格，并将其心事和盘托出：

她爱宝玉，却没有父母能安排终身大事，要嫁给意中人难于登天。婚姻大事须父母长辈安排，而宝钗之母与宝玉之母为亲姊妹，此点明显胜她。她知道宝玉深爱自己，但在婚姻上，他能有多大的发言权呢？

林语堂称“《红楼》是一部情书”（《平心论高鹗》，第57页）。在译稿前言中，他提到《红楼梦》与《克拉丽莎》在感伤主义上的相似性。《克拉丽莎》是英国小说之父塞缪尔·理查逊创作的书信体长篇小说，于1747—1748年出版，在英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作与《红楼梦》诞生于同一时期，在女性地位低下、婚恋不自由的时代背景上，在细腻描写家庭生活的琐碎细节及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感情世界上，两部作品也存在一定相似性。理查逊小说的重要特点是把恋爱结婚作为小说的中心情节，从而开创英国爱情小说的先河。其小说“关注的主要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小说人物的感情世界，是表述她们怎样在无力把握的事态变化中经受情感煎熬的”。

林语堂增加的心理描写、剖析与西方小说的情感叙事传统相契合，也反映了五四作家群体对心理描写的热衷。“在‘五四’作家看来，西洋小说大家几乎全都注重人物心理描写……‘五四’作家确实是把突出心理描写作为转移小说结构重心的主攻方向”。不过，相比五四作家的第一人称心理描写在情感抒发上的感性与主观，林语堂的第三人称心理描写与评析显得理性而客观。

自由间接话语“能够帮助读者重新构造隐含的作者对于有关人物的态度”。林译稿的自由间接话语对人物的态度与历代点评家的观点及原著叙述者引导的方向相比，存在相异之处，在涉及与丫鬟相关的内容时尤为明显。以颇具争议的袭人为例，清代点评家涂瀛称其“奸之近人情者也”。原著第32回宝玉误把袭人当作黛玉表白，袭人的反应是“心下暗度，如何处治，方免此丑祸”。姚燮对此的评语是“大有醋意”（《石头记》卷32，第7页），但林语堂评述为“Shieren was terribly concerned for her responsibility”（Red, p. 218）（袭人深感自身责任攸关）。再如原著借宝钗视角评价小红“素日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石头记》卷27，第3页），林语堂译为“Ruby was a clever, quick-witted and ambitious girl”（Red, p.178）（小红是个聪明、机智、野心勃勃的女孩），其形象发生了180度改变。无论是“responsibility”（责任心），还是“ambitious”（有野心），一方面渗透了现代西方的价值观（《日藏》，第275页），重新阐释了红楼人物的个性特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林语堂的红楼人物观。他十分欣赏《红楼梦》里的丫鬟描写，称“红楼一书英雌多而英雄少，英雌中又是丫头比姑娘出色”。这种解读态度直接影响到其译稿大量保留了与丫鬟相关的情节。

二 叙事时间之重构

（一）厘清人物年龄

《红楼梦》的叙事时间存在错乱，尤以人物年龄为著。以林黛玉进贾府的年龄为例，就有6岁、8岁、11岁、13岁等说法。林语堂修正了人物年龄的矛盾，建立起清晰的叙事时间轴。原著中宝黛初见的时间是宝玉七、八岁，黛玉5岁，林语堂修改为宝玉12岁，黛玉11岁。译稿主体故事即始于宝玉12岁，终于宝玉19岁，时间跨度为8年。他在前言中提到真正的故事是众人搬进大观园后的五年时间里发生的（Introduction, p. xx），因而根据宝玉入住大观园前的少年时代加上入住后的五年青春时光，把译稿分为7卷。第1卷对应建大观园前的宝玉的少年时代，即12—14岁；第2、3卷对应大观园第一年，宝玉15岁；第4、5卷对应大观园第二、三年，宝玉16—17岁；第6、7卷对应大观园第四、五年，宝玉18—19岁。原著里侧面的年龄表述较多，林译稿的年龄表述则更明显、直接。如第6章“The Magnarama Garden”（大观园）第一句即“宝玉正值血气方刚的15岁（Red, p. 73）”。第40章“The Horse was Broken”（野马上了笼头）提及“宝玉已17岁，贾政开始把他作为成年人看待（Red, p. 502）”。而译本末章第64章“Redemption”（救赎）也特意翻译了原著第120回中的一句：“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石头记》卷120，第3页）这种对宝玉年龄的修正与显化又是后文将要论述的成长小说的重要前提。

（二）调整叙事顺序

“《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以顺叙为主体的叙事时序格局，以倒叙统摄全书”，“在倒叙统摄下的顺叙中又不时穿插着一些倒叙”，“作品创造性地使用预叙这一形式，并将其贯穿全书，构建了一个完整、严密的预叙系统”。对原著的倒叙，林语堂基本保留甚至有所增添。首先，保留了用倒叙统摄全书的叙事方向。其次，保留了有关出场人物介绍及事件前因后果等的穿插性倒叙。再者，在不少章节的开头增加了全知叙述者站在回顾事件的视点上所做的总结性倒叙。另外，多处融合使用了总结性倒叙与穿插性倒叙，具有设置悬念与补充信息的双重效果。如林语堂删除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情节，因而在译稿第23章“Gold and Wooden Chopsticks”（金筷子和木筷子）刘姥姥首次出场时（对应原著第39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于该章开篇用一句“那晚刘姥姥的出现给大观园里的太太、小姐和丫鬟们带来了欢声笑语”（Red, p. 278）做了总结性倒叙，紧接着又对刘姥姥的背景信息做了穿插性倒述。倒叙在林语堂的创作中也随处可见。如《京华烟云》第一卷就是先叙姚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的逃难场景，再倒叙逃难前的经过及姚家家世等。

相比对倒叙的保留与增添，林语堂大量删减了原著的预叙，如第5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第18回元春点戏、第22回制灯谜、第63回掣花签等。《红楼梦》最大的预叙体现在第5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杨义称该回预叙“把人生行程与提前叙述的人生结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动人心弦的象征诗一般的审美张力。它提供了充满命运感的诗化和哲理化的预叙经典形态”。但林语堂删除了这部分内容，直至译稿末尾才翻译宝玉游太虚幻境，揭示人物命运。因为相比预叙能带来的诗化、哲理化与宿命感，西方的叙事传统更注重的是故事悬念不能被提前道破。热奈特就指出：

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相反的方法少见得多……小说（广义而言，其重心不如说在19世纪）“古典”构思所特有的对叙述悬念的关心很难适应这种作法，同样也难以适用叙述者传统的虚构，他应当看上去好象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现故事。

（三）改变叙事速度

翻译对原著叙事速度的调整可分为加速、同速与减速三种。在林译稿中，以加速与同速为主，减速为辅。叙事加速是对原著内容采用省略、概要的方式。林语堂称翻译《红楼梦》最大的难度是篇幅太大，全译本将达千余页，出版商很难接受如此高的成本；西方读者也难以欣赏原著缓慢的节奏（Introduction, pp. xviiid-xix）。因此，他省略了27个整回与32个半回，相当于原著三分之一有余的篇幅（《日藏》，第75—88页）。对于省略的原则与内容，林语堂在前言中有详细说明，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省略相似情节，如频繁的寿宴、节日聚会、酒令、诗会等，仅翻译一次为代表；二是省略仅在宝玉少年时代出现的人物，如秦可卿、秦钟等；三是省略次要人物，如小戏子、金桂等（Introduction, p. xx）。篇幅最大的省略是第53—62回，这十回内容涉及大观园里底层人物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林语堂除保留第57回上半回的“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外，余者全部省略。概要往往紧随省略之后，基本采用倒叙手法，以简短语言回顾、概述省略的原著内容。如对原著第10—15回，林语堂用一句“So passed the years of Poyu’s nonage”（Red, p. 71）（宝玉的少年时代就这么过去了），加上一段总结，便一掠而过。

叙事同速即详细翻译原著内容，基本不施增减。林语堂详细翻译了原著45个整回和36个半回，约原著一半有余的篇幅（《日藏》，第329页）。如第2回演说荣国府，第3回黛玉进贾府，第8回宝玉探宝钗，第18回元妃省亲，第33回宝玉承笞挞，第74回抄检大观园，第98回黛玉去世；第19回上半回袭人箴宝玉，第21回下半回平儿护贾琏，第22回上半回宝玉悟禅，第36回上半回袭人升月例，第57回上半回紫鹃试宝玉，第77回上半回晴雯夭折，第96回上半回调包计，第97回下半回黛玉临终，第109回上半回五儿承错爱等。这些内容主要涉及宝玉成长、丫鬟故事、宝黛爱情、贾家兴衰。

叙事减速即增译原著本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林语堂添加的人物心理描写与剖析，上节已论及，不再赘述。叙事加速是林语堂考虑到缩减篇幅的出版需求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等外部因素；叙事同速与减速则体现其个人对原著的认识与审美偏好，叙事减速还是其身为作家的创作冲动的流露。

三 叙事结构之重构

林语堂对原著叙事结构做了全局的大调整。他没有保留原著的回目体例，加上对说书人腔调的删除，章回小说的特征在译稿里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卷章体例。西方小说的卷章体例可追溯至《圣经》与荷马史诗，最终由菲尔丁定型，他指出“以我们作家的诀窍而论，我认为作品的分卷分章算是相当重要的法门”。卷章体例符合亚里士多德“头、身、尾”俱全的美学标准，在小说情节开端、高潮、结局的编排上匀称和谐，层次鲜明，以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为代表，是19世纪英文小说的常见体例。林语堂创作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与《朱门》采用了卷章体例，他的《红楼梦》翻译亦采用同样体例，说明其著、译活动均有意识地遵循了西方小说叙事结构的传统规范。

（一）分卷

译稿分7卷，其中3卷标题的指示对象均为宝玉，分别是第1卷的《少年》、第2卷的《青春》与第7卷的《救赎》。以此为线索来观察译稿，会发现林语堂将原著重构成一部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日藏》，第233—236页）。成长小说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是一种描摹个人认识自我、追寻自我过程的小说体裁，它聚焦于主人公从青少年到成年的心理和道德成长过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即典型代表。“成长小说受其主题的影响，其结构具有一定的共性”，“几乎所有的成长小说都包含主人公成长的生命轨迹：成长的躁动、家庭内外的考验和矛盾冲突、困境中的迷茫、在旅途中获得顿悟和拯救等经历”。林译稿的分卷就分明体现了成长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共性：第1卷《少年》、第2卷《青春》与第3卷《骚动》分别是宝玉成长的开端、欢乐与躁动；第4卷《流言》是贾家由盛转衰和宝黛之恋由欢转悲的分水岭，第5卷《骗局》叙通灵宝玉的迷失与宝黛爱情的破灭，第6卷《崩溃》叙贾家分崩离析，此3卷将爱情破灭与家族败落作为成长的考验、冲突、困境与迷茫；第7卷《救赎》是成长的结局。而人物年龄的变迁是成长小说关键的叙事时间线索，林语堂势必要修正原著在年龄表述上的纰漏，并在合适位置凸显宝玉年龄。袭人、晴雯、五儿等丫鬟故事之所以得以重点保留，也因为她们是宝玉成长的重要参与者。

“在经典成长小说文本中，成长主人公得以长大成人的重要环节是‘顿悟’，即经历了诸多的挫折和磨难之后，蓦然有了新发现，从而在心性方面发生了质变，褪去了青涩的外衣而走向成熟”。而林语堂就曾称“《红楼》是一部情书，也是一部悟书，是描写主人翁由痴而愁，由愁而恨，由恨而悟之过程”（《平心论高鹗》，第57页）。在林译稿中，宝玉的顿悟发生在第60章“‘The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All Foretold”（“金陵十二钗”——见证预言），对应原著第116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对宝玉从梦游太虚幻境中苏醒后的反应，原著只是说他“心中早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石头记》卷116，第9页），林译稿中增加了一段宝玉顿悟的内容：“他明白了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命运，各人必经的遭际；明白了感情里所有的激情、纠葛、牵绊、悲伤都事出有因，因必有果；明白了众生皆苦。”（Red, p. 779）在译稿前言中，林语堂对贾宝玉的解读也强调了其心性上的特质，成长过程的冲突与顿悟，他如此评价贾宝玉：

一个对美极其敏感、懂得欣赏女性的男孩；一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小反叛者，拒绝长大、拒绝接受社会常规与成人世界的虚伪。宝玉的故事即艺术家的灵魂与肮脏现实逐渐冲突的故事……他不得不遭受热情受挫的所有苦闷与悲痛……一旦认识到人生不过一场大梦时，他便不再悲伤，自信从容地走向自己的命运，完成对家庭和对自身的使命。（Introduction, pp. vi-vii）

而影响林语堂对宝玉成长心路历程之认识的，则不得不提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此文对林语堂的《红楼梦》认识与翻译产生了深刻影响（《日藏》，第88—89页）。林语堂在译稿前言中称颂王国维是“我国最后一代杰出的传统学者，亦是为人所崇敬的批评家，熟谙德国等西方美学”（Introduction, p. i），并引用了《红楼梦评论》里的评语：“《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欲望—解脱”说来阐释《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称“其精神之存于解脱”（《红楼梦评论》，第70页），贾宝玉是“觉自己之苦痛”（《红楼梦评论》，第62页）而解脱者。林语堂指出宝玉“跳出情网、斩断情缘（看破世情）之内心经过”（《平心论高鹗》，第81页）是全书主要线索；“情欲与清净之争——此为宝玉决定将来之一大关键，亦即全书总题”（《平心论高鹗》，第83页）。“情欲与清净”和“欲望与解脱”相互对应。

王国维明确指出了宝玉解脱的各个进程：

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红楼梦评论》，第64页）

王国维点出的这些情节在林译稿里均得以完整保留和详细翻译，而译稿最终卷的标题“Redemption”（救赎）画龙点睛，与解脱之精神相通。

林语堂以西方成长小说的模式来剪裁《红楼梦》，又受王国维之启发，将宝玉成长的历程描述为从“情欲与清净之争”的苦痛中逐步解脱直至顿悟的过程。其翻译突出了宝玉这一个体生命与外界和他人的种种纠葛、牵绊及内心世界的诸般变化，反映了宝玉对自我、对他人、对人生的逐步认知。这就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的“人的文学”之精神相契合。茅盾称：“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由此可见，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亦受到了这股时代风潮的影响。

（二）分章

林译稿各章采用单标题，这在已有的外文译本中较为少见。林语堂力求在一个单标题的统摄下，于一章里体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原著作为章回小说，其回目本身就意味着各回故事的双构性或多构性，这就使林译稿各章与原著各回出现了一章对一回、一章对半回和一章对多回的三种对应关系（《日藏》，第88—89页）。前两种对应关系较少，约为四分之一，上文提及的叙事同速的内容即此种对应关系。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一章对多回，这就需要跨越章回调动、整合相关情节，并删除、移动无关情节。以第54章“The Crash”（崩溃）为例，林语堂以抄家为主题，整合了第102回下半回贾琏听闻贾政被参，第104回下半回贾政回京谢罪、设宴与第105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对应了抄家的前奏与高潮。而对夹在贾政被参与锦衣军抄家之间的第103回的“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与第104回的“醉金刚小鳅生大浪”，林语堂全部删除；仅保留了第104回的“痴公子余痛触前情”，并将此情节与第113回的“释旧憾情婢感痴郎”整合为第52章“The Deep, Fathomless Night of Remorse”（长恨之夜），移至紧邻黛玉去世的章节后，集中描述宝玉与紫鹃的悲伤。

原著往往通过“忽听”“只见”等说书技巧转换场景、插入情节，叙述视点也在不断变化，是情节生情节的网状结构；林译稿各章的叙述视点多集中在一人或一事上，为线性结构（《日藏》，第95页）。一个突出的标志是译稿中明确提示时间的表达远多于原著，以确保叙事的有序性。这种线性叙事法事实上消解了原著的缀段性（episodic）叙事法。缀段性又称插曲性，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对此的批评：

对于单一的情节和行动，最糟的是“插曲”。所谓插曲是指在一种情节中，插入的情节部分与其他的情节部分既无或然的关联，又无必然的关联。

浦安迪指出西方早期的汉学家曾以缀段性批评中国章回小说 。现在看来，这种批评实质上是以采用“时间化”叙事模式的西方“novel”的标准去衡量采用“空间性”叙事模式的中国章回小说，有失偏颇。但回到百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代，文学革命先锋陈独秀、胡适也都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批评过《红楼梦》的结构。陈独秀称：“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胡适称：“所以这一千年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内中比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红楼梦》，虽然拿一家的历史做布局，不致十分散漫，但结构仍旧是很松的。”陈独秀所言“琐屑”和胡适所言“没有布局”“散漫”“松”都共同指向《红楼梦》的缀段性结构。林语堂从东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在译稿前言里指出“原著休闲缓慢的节奏、大量日常琐屑与繁芜细节、次要人物的琐碎插曲（rambling episodes）会令西方读者难以耐着性子坐下来品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细致编译中心故事，删除与此无关的繁枝蔓节。否则，这部小说绝不可能以英语呈现”（Introduction, p.xix）。这说明他清晰认识到了中西叙事结构的差异。伊恩·P.瓦特指出对笛福未能解决的情节冗杂的问题，“理查逊的解决办法是惊人的简单——他以一条行动线为其小说的基础，从而避免了插曲式情节，这条行动线就是：求婚”。林语堂的解决办法与理查逊异曲同工，即以宝玉斩断情缘的感情线为基础，将原著改写为一部以宝玉心路历程为主线、“头、身、尾”俱全的成长小说，这正是他所称的“中心故事”与“真正的故事”。

（三）更改叙事比例

林语堂对原著叙事比例的更改主要表现为前后篇幅之变化，可分两类，第一类是原著入住大观园前的22回与入住后的98回的结构比例由0.22:1（22/98回）变为了0.08:1（5/59章），这是前述林语堂聚焦宝玉在大观园的成长经历的叙事操作使然。第二类是原著前80回与后40回的结构比例的变化，这是林语堂对原著叙事比例所做的最大更改，可从两组数据来看：一是前80回与后40回在译稿中的比例从2:1（80 /40回）变为了1.46:1（38/26章）。二是在省略的内容中，前80回占五分之四有余，后40回占比不到五分之一。因此在晚年书信中，他称自身译稿“以后四十回为中心”（《故纸》，第552页）。究其根源，在于他对新红学续书说的反对和对后40回文学价值的高度认可。

林语堂在译稿前言里花费大量笔墨介绍胡适的红学研究，态度既有赞成亦有反对，赞成的是曹雪芹自叙说，反对的是后40回高鹗续书说。他称续书说是培根即莎士比亚说在中国的翻版，是基于些许轶事所做的异想天开的主观阐释，缺乏铁证支持（Introduction, p.xiv）。林译稿初稿完成于1955年4月，两年后的1957年7月，林语堂完成5万字的长文《平心论高鹗》，反驳胡适、俞平伯主张的后40回高鹗续书说，力主后40回系高鹗“据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而非高鹗所能作”（《平心论高鹗》，第95页）。他认为胡适指出的后40回与前80回及脂批的不符之处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过程中难免的“淆乱遗漏”（《平心论高鹗》，第75页），不能作为续书的证据；又批评俞平伯“最可代表主观式考证之可笑及一般所谓证据之薄弱”（《平心论高鹗》，第51页）。对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指出的后40回的“败笔”，如黛玉赞八股、黛玉去世、宝玉宝钗圆房、宝玉中举与出家后拜别贾政等，他在《平心论高鹗》中均一一反驳；在译稿中，则是对这些情节均做了详细翻译，以力证后40回之真与优。他认为“《红楼梦》之有今日的地位，普遍的魔力，主要是在后四十回，不在八十回，或者说是因为八十回后之有高本四十回”（《平心论高鹗》，第76页）。《平心论高鹗》可谓作家与红学家林语堂对新红学续书说的反驳，林译稿则是翻译家林语堂对续书说的反驳，二者相互映射。

林语堂如此重视后40回，既是对续书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又是对后40回悲剧性的认可。在晚年书信中，他称“宝黛二人之情事变幻悲戚及贾府之败落为全书之结构”（《故纸》，第552页）。这两大结构主要集中在后40回，在林译稿的后半部分，各占10章以上的篇幅，实质上是贾宝玉成长必经的苦痛与磨难，是其看破世情、斩断情缘之主线的两翼，亦是《红楼梦》作为悲剧的根本所在。林语堂在译稿前言中称：“贾家的悲剧即全人类的悲剧：落空的希望、徒劳的努力和逝去的荣光。”（Introduction, p.iv）他将《红楼梦》定性为悲剧，并将其悲剧内涵从个别性上升至普世性，这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评价《红楼梦》。

四 重构叙事之评价

（一）与众不同的编译本

林译稿是编译本，如果用是否忠实原著等评价全译本的标准去评价它，显然不公平。应该就编译论编译，从译稿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从编与译两个角度着眼予以评价。就林译稿内部而言，先说译，对应的是林语堂的译文水平。众所周知，林语堂著、译作品的英文清顺自然，林译稿的语言也沿袭了其一贯的文风。再说编，对应的是林语堂重构原著叙事的水平。如上所述，林语堂把原著重构为一部以贾家富贵无常为背景，以贾宝玉斩断情缘的心路历程为主线的成长小说，从博大精深的原著里提炼出一个结构井然有序的中心故事，这是一种对原著叙事的“创造性叛逆”。林语堂基于现代价值观及其文学审美对人物心理所做的描写与剖析，重新阐释了红楼人物，彰显了个体生命的特性与自主性，使红楼人物散发出有别传统形象的现代性光芒，亦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呼应。他用西方“novel”的标准来剪裁《红楼梦》，也为我们认识《红楼梦》的叙事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路径。要评判其重构的文学价值，最终要看是否保留了原著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王国维指出“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其精神之存于解脱”（《红楼梦评论》，第69页、第70页）。林译稿自第4卷第30章“The First Onset”（初次急痛迷心）起，悲凉之雾渐起；自第34章“The Short Arc Descends”（衰落征兆）起，衰败之音渐近，主要人物之忧患与苦痛得以详尽呈现，末卷与终章均名“Redemption”（救赎），将贾宝玉出家为僧视为其心灵救赎之旅的终点，也即最终的解脱。可以说译稿是保留了原著的悲剧之价值与解脱之精神的。从林译稿外部而言，《红楼梦》原著后40回在林译稿中占比为0.4（26/64章），而在其他主要的外文编译本中，后40回的占比情况分别为：王际真英文编译本0.2（8/39章），库恩德文编译本0.24（12/50章），松枝茂夫日文编译本0.08（6/72章）（《日藏》，第316页、第331页、第349页）。这些外文编译本均受续书说的影响，在叙事节奏上出现前缓后急，甚至仓促结局的情况，原著的悲剧气质受到不同程度的减损。编译者对后40回的轻重取舍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但林语堂确实为世界贡献了一部突出后40回之悲剧气质的、与众不同的《红楼梦》编译本。

（二）反思续书说

2021年是新红学百年纪念年，红学界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新红学百年史予以回顾、反思与展望。反思的焦点在胡适《红楼梦考证》提出的自叙说上：“新红学本以反对旧索隐为开场，但它自己的自传说（新索隐）却可以与其实证红学相济相生、水乳交融。”“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率先通过阐释文学形象个体与共性的关系，批评并否定了《红楼梦》的‘自传说’，而‘新红学’却重新捡起‘自传说’，并以此作为其核心观点，正是有些时空倒错的感觉，就文学批评而论未尝不是一种倒退。”然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有两大核心观点，一是曹雪芹自叙说，二是高鹗续书说。观察当今红学界对新红学的反思，相较对自叙说态度明确的批评，对续书说则慎之又慎：“我们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证明胡适所言高鹗是后四十回的续作者，但是从乾隆五十六年初刊本（程甲本）上程伟元和高鹗的序言，以及次年程乙本上的《红楼梦引言》中，可以确定他们的修订工作。”“通过分析后四十回中珍珠与袭人、鹦哥与紫鹃、大姐与巧姐等疑团，可见后四十回中应有曹雪芹的残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本为中国现行《红楼梦》通行本。该本1982年初版、1996年2版的封面标注“曹雪芹 高鹗著”；2008年3版的封面标注“曹雪芹著，无名氏续”；2022年出版的四十周年纪念版的作者署名也沿袭了2008年的做法。胡适的高鹗续书说被推翻一半，但续书说仍占主导地位，这也代表了现今红学界对后40回的主流态度。

《红楼梦》本家的态度影响了《红楼梦》外文译者的态度：大部分外文全译本分前80回与后40回给作者署名；大部分外文编译本则是前80回详细翻译，后40回简略翻译。而林语堂自始至终坚持后40回是高鹗据曹雪芹原稿补订的，反对的是续书说本身。在林译稿的扉页，作者也只署了曹雪芹的姓名。其《红楼梦》翻译促使我们直面续书说与后40回之文学价值的问题。王国维曾叹：“吾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有未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羞。”（《红楼梦评论》，第64页）对王氏百余年前的遗憾，今日红学界仍未给出明确答案。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经典名著《红楼梦》的阅读与传播之时，对续书说慎之又慎，乃至搁置、回避的红学界，是时候直面该问题，从文献的、文本的路径，从历史的、艺术的、思想的层面，去攻克这一难题。将此视为新时代红学的重要使命，恐不为过。

（三）中国小说世界化

中译英是林语堂在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工作。林语堂于1951、1952年先后在庄台公司出版《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英译重编传奇小说》（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红楼梦》译稿The Red Chamber Dream副标题命名为“A Novel of a Chinese Family”。这三部译作的书名分别含“novelettes”“short stories”“novel”，可见林语堂是有意把中国古典小说纳入西方虚构文学的体裁里，不同程度的改写势在必然，因而著述方式中会出现“edited”“retold”的字样，林译稿扉页标注的即是“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in Yutang”。而且，三部译作的书名均含有“Chinese”，是对中国的彰显。以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对西方人讲中国故事，这是林语堂毕生之英文著、译活动的基本策略与目的。

陈平原指出中国作家“在20世纪最初30年，对待西洋小说的态度大体上发生过如下变化：从‘以中拒西’到‘以中化西’到‘以西化中’再到‘融贯中西’”。“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在其中国文学英译事业中，具有明显的“以西化中”与“融贯中西”的倾向，前者尤甚。郁达夫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小说的内容“也受了西洋近代小说的影响，结构人物背景，都与从前的章回体，才子佳人体，忠君爱国体，善恶果报体等不同了。所以现代我们所说的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还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比较得妥当”。学术界关注的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在创作上的叙事转变及转变过程中的世界化，而林语堂的《红楼梦》翻译，事实上是通过借鉴西方叙事传统，重构《红楼梦》的叙事角度、时间与结构，以实现中国白话小说经典的世界化。今天，我们研究林语堂中译英的工作，也是在关注中国小说世界化、中国小说叙事转变在重要历史当事人的文学翻译活动中的体现，这与中国小说叙事转变的研究能构成互证、互补的关系。

结 语

林语堂重构《红楼梦》叙事的背后有西方叙事传统与新红学之影响，反映了中西叙事传统之差异、五四作家对“人的文学”与心理描写的重视等，也是林语堂的文学审美与创作习惯之产物。

林语堂是较早站在世界文学之高度去评价《红楼梦》者。早在1935年的英文著述《吾国与吾民》的《小说》一节中，他就称“《红楼梦》是世界杰作之一”。彼时的中国文坛，正在大量译介和学习西方文学。林语堂在该书的《西方文学之影响》一节中，援用1934年的《中国图书年鉴》，指出近23年来翻译的外国文学原作之国籍达26国，作家达243人。对此种现象，林语堂未露褒贬。不过，《吾国与吾民》书稿一完成，他就萌生了翻译《红楼梦》的想法，这应是对彼时中国译入西方文学热潮的反向之动。林语堂1914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到清华学校教书时，相比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他却“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埋头恶补中国文化知识，这使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别具一格：比较超脱、客观，更富于理解”。这种与主流迥异的态度使他在国人热衷译入西方文学时，试图把中国文学译出去，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让中国文学“走出去”。

林语堂的叙事重构使叙事脉络更清晰、叙事节奏更紧凑、中心故事更突出的同时，也消解了原著叙事的多元性、复杂性，削弱了原著主题与思想的丰富性。在译稿前言里，林语堂曾言：“我的大胆理解或许能得到原谅，因我希望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分享这部小说。总有一天，中国文学的长城一定会被踢开。”（Introduction, p.xix）这段话透露了他翻译《红楼梦》的根本目的与使命担当。林语堂寓居欧美多年，应该目睹了不少当时的欧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无知与偏见等。这种状况到他正式翻译《红楼梦》的20世纪50年代，仍未根本改观。林语堂的好友赛珍珠曾回忆自己当时问一位美国学者：“《百部名著》中为什么没有一本亚洲的书？”对方回答：“没有一个人了解它们。”可见林语堂时代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存在天壤之别。看到此点，我们也许能对这位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先驱的《红楼梦》叙事重构多一份理解与包容。在晚年亲笔信中，林语堂称《红楼梦》：“英文尚无好的翻译，而红楼经我删节……成为篇幅较不泛滥，而中心故事却能保存……无论畅销与否，这样的巨著是有世界文学的价值。”（《故纸》，第552页）林译稿因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出版，实乃憾事，但林译稿于林语堂研究、红学研究而言，于世界文学中的《红楼梦》的经典化而言，于中国小说的世界化而言，均有不可湮灭的价值。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