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是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文章深入阐释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理论内涵，从要素理论、历史规律、实践要求三个维度揭示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建立的内在逻辑，论证了以机制建设推动未来产业投入持续增长的必要性。通过进一步梳理我国未来产业投入机制建设历程发现，涵盖资金、人才、技术三方面投入机制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使得基础研究能力不强、人才培育滞后于产业需求、未来产业投融资风险较高，进而影响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面对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改革任务，以建立投入增长机制为抓手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文章基于机制创新视角，提出应建立以加强基础研究、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链条、降低投融资风险为核心的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此夯实未来产业投入保障。

关键词：未来产业　投入增长　机制建设

一、引言

投入未来，才能赢得未来。未来产业代表科技与产业长期发展方向，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新兴技术间深度融合、相互渗透，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孕育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做好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把握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事关一国形成“先发锁定”的竞争优势。而推动各类要素向未来产业领域集聚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尚不明确，其发展依赖大规模、高水平的要素投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引导各类生产要素流向未来产业，力求在机制层面为未来产业的要素投入提供有力保障。然而，当前未来产业投入机制难以实现要素投入的持续增长，“旧”机制对“新”实践的不适应已严重制约未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机制创新打通投入增长的堵点卡点，为要素投入的持续增长提供条件和动力。如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是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阐释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内在逻辑，总结保障未来产业投入的现行制度框架，在识别影响投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基础上，建立起能够实现未来产业投入自发增长的长效机制，对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未来产业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这一主题，不同学者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关于未来产业的理论阐释。李晓华等细致辨析未来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相关概念，并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揭示四类产业之间的显著区别，以求更加准确理解未来产业。二是提炼未来产业发展的典型做法。部分学者在总结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梳理美国、英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做法，并结合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条件与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三是探寻培育未来产业的有效路径。确定未来领域是培育未来产业的关键前提。有学者依据未来产业的内涵特征，从定性或定量角度预测未来产业培育的重点领域。如，余东华从技术、需求、关联效应等维度界定未来产业的选择标准，选定人工智能产业、量子产业等作为“十四五”时期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而张双志等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勾勒每个技术主题的发展趋势，预测在2035年左右可能发展成为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提出中国应将下一代数字技术、量子科技等作为未来产业布局的技术方向。同时已有研究从微观或宏观视角切入，探寻未来产业的培育路径。首先在微观层面，围绕科技支持、政策供给等方面提出未来产业的发展策略。如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科技在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颠覆性技术研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其次在宏观层面，朱子钦等从底线和极限思维出发，搭建了统筹发展自主权与规制自主权的未来产业底线式二元治理框架。

上述研究深化了对未来产业的理论认知，回答了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实践问题，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未来产业尚处于孕育萌发阶段，其孵化培育需要可持续的长期投入，这对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提出了要求。但从要素投入角度研究未来产业培育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基于机制视角深入探讨未来产业投入增长问题的文献则更为稀少。鉴于此，本文从机制创新视角切入，聚焦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开展深入研究，力图在识别制约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堵点卡点的基础上，探寻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路径。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一是以理论、历史、实践的逻辑进路，阐释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必要性。本文不仅提出了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对策建议，而且基于理论、历史、实践三大逻辑回答了为什么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二是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凝练总结我国保障未来产业投入的制度框架。少有文献系统梳理与未来产业相关的政策文件，而在针对未来产业相关政策的现有研究中，大多将2020年首次提出未来产业的时间作为政策演变的起点，忽略了过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未来产业的典型特征。为此，本文在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延长未来产业的政策时间轴，围绕未来产业要素投入梳理相关政策内容，总结保障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基础性制度框架。三是对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实践要求，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对策建议。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现行的制度框架，找准制约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结合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新任务，以机制创新为导向指明促进未来产业投入持续增长的改革方向，为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基本逻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未来产业领域集聚。为更好满足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需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流向未来产业，提供未来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而正确理解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科学内涵、深刻把握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逻辑意蕴，是以投入机制创新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逻辑起点。

1.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相关概念

(1)未来产业的基本特征

未来产业概念源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伴随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与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学术界与产业界就未来产业的内涵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即未来产业是由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以满足未来经济社会的潜在需求为目标，尽管当前处于孵化孕育的初级阶段，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区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呈现出以下特征：就溢出效应而言，未来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其余三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支撑作用或关键性的导向作用，而未来产业会对现有发展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由于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大多属于通用目的技术，能够通过渗透与扩散作用对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未来产业具有对应用领域产生“归零效应”并重构经济社会秩序的巨大潜力。就创新模式而言，未来产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侧重于创新链的前端，通过发挥基础研究的源头作用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进而催生出先导性、颠覆性的前沿技术。而其余三类产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强调对现有技术进行“增量改善”，侧重于创新链的中后端。就驱动模式而言，不同于其余三类产业的“需求—技术”的单向驱动模式，未来产业的发展则是在“技术—需求—技术”的互动模式下进行的，即需求引导新技术，技术引致新需求，在技术与需求的双向反馈中实现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理论内涵

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是指在一定的规则下，各方自发向未来产业领域持续提供优质创新要素，以满足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要素需求。就要素的投入类别而言，要素投入的多元化是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基本特征。在要素市场中，多个供给主体向未来产业提供其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与资金要素。在人才供给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头部企业研究院等平台持续向未来产业输送各类拔尖创新人才，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技术供给方面，各类高能级创新平台相互协同产生优势叠加效应，发挥基础研究的“创新策源”带动作用，有力催生重大原创科技成果。在资金供给方面，政府为未来产业领域的投资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并通过降低投资风险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不断加大供给，壮大耐心资本。从要素投入数量来看，要素投入的增长性是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关键特征。相较于传统产业的投入机制，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更加强调增长的内生性，即不过度依赖行政推动投入增长，而是找准能够激发各类投入增长的关键点，推动未来产业投入进入持续增长轨道。

2.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内在逻辑

(1)依据生产要素理论，人力、资本、技术等是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性要素

生产要素理论是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理论基础。投入增长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首先应回答未来产业需要什么要素。聚焦生产活动资源需求的生产要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未来产业所依赖的基础性要素构成。威廉•配第认为劳动和土地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指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形成了生产要素的二元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一步将资本纳入生产的要素范畴中，提出“在每一个社会中，商品价格最终都要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中的这个或那个，或者全部”，同时强化了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并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关键作用。总体而言，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劳动为核心等生产要素理论，并初步阐明要素质量在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则基于生产一般的视角对生产要素的构成进行分析，创新性地提出劳动过程中的三要素，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伴随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对生产行为产生影响的新兴因素被逐渐挖掘，也被经济学家纳入生产范式。索洛将技术要素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强调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但在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被视为外生变量，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阿罗、宇泽弘文、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在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过程中，认为知识积累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过程，凸显了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综上所述，生产要素理论经历了一个由片面、肤浅到全面、深刻的发展过程，为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

(2)回顾工业革命史，促进要素持续投入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未来产业培育史。发达国家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通过培育能够引发产业体系变革的战略性产业，不断推动生产力质变跃迁，深刻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为发展工业化的先导产业，即棉纺织产业，英国依托海上军事霸权低成本进口了大量原棉，保障产业发展的原料供给。就技术供给而言，英国通过巨大的市场需求与较高的竞争压力倒逼技术创新，在19世纪上半叶，棉纺织领域的新专利从39个上升到156个。而金融创新解决了英国棉纺织产业的融资难题。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银行业在英国迅速兴起，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地方银行为节点、私人银行为补充的银行网络逐渐形成。棉纺织工厂能够通过短期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大力培育电力产业，推动其他工业部门的电气化转型，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以工业实验室为载体、以创造商业价值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模式下，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先后建成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工业实验室，推动电气技术创新。就资金投入而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为企业大规模的并购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1887—1904年间，美国发生了2943起并购交易，3000多家中小企业被兼并，涌现出了以通用电气为代表的超大型电气企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通过发展大学研究、推动学研结合、促进技术扩散，实现信息技术投入的持续增长。而国家科学基金委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则为信息技术创新提供了大规模、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就人才投入而言，美国通过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展未来产业需要技术、资金、人才的持续供给。

(3)基于对发展形势的分析判断，以投入增长推动未来产业发展是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技术门类同时发生变革性突破，不同于以往科技创新活动的“点突破”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更加具备“面突破”的发展特征，科技创新的融合交叉效应更为显著。而高度交叉的学科领域孕育着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当前，在物质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三大领域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人工智能、基因组学、脑机融合等前沿科技，有望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突破口，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战略机遇稍纵即逝，谁能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谁就能赢得未来发展先机。因此，迫切需要高质量创新要素向未来产业领域大规模集聚，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加快转化，抢占更具颠覆性的产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国正处于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进程，呈现出顺梯度与逆梯度共存的“双通道”产业转移态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劳动成本相对较低、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的东南亚国家进行大量转移。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业逐渐向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转移。为塑造新的比较优势、缓解产业链“两端挤压”的风险，迫切需要转变跟随追赶的发展思路，抢抓“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通过引导更多要素资源配置到产业变革领域，培育可以颠覆游戏规则的未来产业，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

三、未来产业投入机制的建设历程

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是我国在赶超发展战略下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尽管“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被首次提出，但以机制创新推动优质要素流向具有未来引领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始终贯穿于我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开创国家发展新局面的实践进程中。

1.政策演进过程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产业”，核心技术的前沿性、颠覆性是未来产业最为显著的特征。在2020年首次提出“未来产业”概念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承担着超前布局基因技术、新型显示、高效储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领域，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战略任务，已具备了未来产业的部分典型特征。换言之，过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的“未来产业”。因此，有必要将2020年之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纳入未来产业政策体系中。

自2009年首次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各类要素向能够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领域集聚。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标志着我国开始进行未来产业的布局探索。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长期发展实践，在浙江考察时又明确提出“未来产业”这一概念。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2024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作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最后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各部门根据形势需要与实践变化，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了各类生产要素向未来产业领域集聚（如图1所示）。

2.基础性制度框架

伴随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逐步搭建起了未来产业投入的“四梁八柱”。当前，未来产业投入的保障机制基本建立，标志着未来产业投入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这为以要素投入助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1)保障资金投入的现有机制

资金投入机制是政府资金、社会资本、国外资本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以财政补贴、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等方式流向未来前沿领域的过程（如图2所示）。就政府资金而言，通过统筹财政预算资金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与产业投资基金，是政府为未来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方式。其中专项资金聚焦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构建、重大项目建设、发展环境营造等方面，通常采用定额补助、事后奖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未来产业发展。产业投资母基金大多由政府或国有企业主导设立，部分专项资金也会以参股方式对基金进行注资。在投资策略上，基金多数采用“子基金投资+直接投资”模式，其中子基金投资将子基金作为投资对象，充分发挥了政府资金的杠杆和导向作用。直接投资则主要面向未来产业领域中的重大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就社会资本而言，在回购让利机制的作用下，更多社会资本与母基金合作设立了新的股权投资基金，最大限度撬动了社会资本进入未来产业投资领域。同时，通过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探索开发低信用等级高收益债券和私募可转债等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金通过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投向未来产业领域，拓宽了未来产业中高新技术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就国外资本而言，鼓励外商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引导下，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可为未来产业领域中具备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2)保障人才投入的现有机制

人才投入机制是指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有效的人才培育机制与积极的人才引进策略，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如图3所示）。就人才培育而言，我国先后启动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一系列事关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学科工程建设，未来产业相关学科得到加强，一批面向未来的新专业相继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学资源向未来产业领域集中，夯实了新型人才培育基座。通过制定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建立科研机构、高校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机制，我国培养了大量能创新、会研究、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而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参与下，依托重大科研工程与科研项目，也培养了不少能够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科技领军人才。就人才引进而言，我国通过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以及“百万人才兴重庆”“兴辽英才计划”等地方人才引进计划，确定人才的引进类型，规定引进人才的基本待遇，同时畅通吸纳海外高端人才的绿色通道，减少境外申请流程，并为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提供居留与出入境便利。此外，我国还依托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通过“区域内注册、海内外发展”的离岸模式，允许海外高端人才与顶尖科研团队在海外从事创新活动，并将创新成果在国内转化落地，以此吸引更多离岸创新主体。

(3)保障技术投入的现有机制

技术投入机制是各创新主体在重大科研计划的引领下，依托良好的创新生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颠覆性技术，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储备（如图4所示）。国家科技计划是重大科技创新行动的纲领。政府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创新基金支持未来产业领域的技术研发，指引未来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方向。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由创新制度、创新平台、创新主体构成，为未来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坚实支撑。就创新制度而言，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入股等股权激励举措，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并鼓励探索专利开源以促进未来产业领域内的技术扩散，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就创新平台而言，我国已形成了未来产业创新平台体系，既包括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应用技术研究平台，也包括开展纯基础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平台，还包括由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等组成的国家颠覆性技术创新网络。就创新主体而言，主要包含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三方主体。其中政府发挥在创新治理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调动整合多元科技创新力量，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创新链的前端主体，在知识创造、基础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企业作为后端主体，在信息传递中将自身需求反馈到创新链前端，并通过发挥场景优势赋能科技创新活动。关键核心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之必须。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主要依靠以技术需求为导向、市场机制为纽带的创新联合体，通过汇聚多方力量开展协同创新，解决重大技术难题。而培育颠覆性技术主要通过推动技术深度融合和研究范式变革，开辟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领域。

四、未来产业投入增长面临的现实挑战

2022年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排名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并在量子信息、绿色能源、元宇宙等领域形成了先发优势，未来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不过，我国未来产业仍存在要素保障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虽然我国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在资金、人才与技术三个方面构建了多元化未来产业投入机制，为促进各类要素流向未来产业提供了制度支撑，但现有机制难以充分满足未来产业的要素需求，要素投入的“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表现为核心技术的供给能力较弱、创新领军人才的数量规模较小、耐心资本的发展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机制设计未能聚焦未来产业所需要素，亦未找准推动投入增长的“关键点”，致使难以为未来产业持续提供高质量的要素供给。

1.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亟须完善

基础研究是未来产业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起点。未来产业的核心技术是最前沿的战略性技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具有高度未知性和不确定性，需要依靠底层科学原理的重大突破，甚至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以人工智能为例，由大数据驱动的第二代人工智能进入了技术应用阶段，但其理论框架源于学术界深厚的研究积累。作为当前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突破则取决于“0—1”的理论创新。因此，基础研究能力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能否提供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但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制约了基础研究能力的整体提升，致使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的核心技术培育面临瓶颈，供应链部分环节存在隐患。首先是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不足致使未来产业核心技术的水平不高，量子计算科学等未来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其次是学科建设未能与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主要体现为部分高校在尚未厘清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就盲目设置一批前沿专业，片面求新、求热，其中部分新设专业存在“新瓶装旧酒”的现象，致使学科建设难以支撑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

2.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模式相对滞后

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人才资源中的稀缺资源，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未来产业是科技与产业前沿探索的“无人区”，拔尖创新人才通过开辟全新技术领域、变革生产组织形式，前瞻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就科技创新而言，拔尖创新人才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敏锐的洞察力，科学研判未来科技发展趋势，准确识别可行的技术路线，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培育颠覆性技术，突破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就产业创新而言，未来产业的成长路径与范式不同于以往或当前的产业形态，体现为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与“分散生产、就地配售”的生产流通消费组织方式。具备现代管理理念的拔尖创新人才，能够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实现数据驱动等管理创新，创造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当前教育选拔体系未能向未来产业提供所需的拔尖创新人才，致使未来产业的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主要原因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目前“唯分数”的人才评价机制尚未完全改变，致使我国教育强调标准化的共性教育，应试化倾向明显、惯性强烈，忽略了对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当前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机制有待健全。拔尖创新人才的静态化识别方法与阶段化发展特点不匹配，单一化识别标准与多样化识别内容不符合，“唯成绩”“唯奖项”问题突出。

3.投融资的风险治理有待加强

当前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领域的理论方向相对明确，技术路线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科技创新面临多个方向的选择。因此，未来产业在技术的概念验证、探索研究、成果转化等多个阶段面临较大的失败风险，由于未来产业的发展前景不明，让以盈利为导向的各类资本呈现出显著的“规避倾向”。由此可知，应以降低未来产业的投融资风险为抓手，推动未来产业资金投入的持续增长。目前针对未来产业的投融资风险治理在体制机制上仍存在一定障碍，难以有效提高资金供给者的投入意愿。就信贷融资而言，知识产权质押是商业银行减少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承担风险的主要方式，而未来产业的市场主体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因此商业银行对企业前瞻性研发专利价值的认可，成为未来产业获取一定规模信贷资金的关键。但当前知识产权流通性不足，交易市场尚不健全，难以对知识产权进行准确客观的价值评估，一定程度上让知识产权质押成为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障碍”。此外，政府、银行、担保三位一体的风险共担机制贯穿于企业信贷融资的各个环节，但各方未能获得有效的风险补偿，致使参与信用风险分担的积极性不高。就风险投资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未来产业，已成为撬动未来产业投资的资金杠杆。然而，社会投资者的利益未能获得充分保护，体现为财政资金安全在利益衡量中被视为高阶利益，政府出资人在基金退出中享有优先地位，而其他投资主体则常处于劣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信心，政府引导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五、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实践进路

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引领下，未来产业以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为保障，在颠覆性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的共同驱动下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因此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需要实现颠覆性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拔尖创新人才、耐心资本的持续增长，以强化未来产业发展的要素保障。这就要求在机制设计方面，应通过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优化人才培育链条以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降低投融资风险以减少未来产业领域中的“规避倾向”。

1.加强基础研究，构建未来产业技术投入增长机制

第一，拓宽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一是加大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应建立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机制，保障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扩大基础研究领域的支出规模。同时，聚焦可能出现颠覆性科技的前沿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级基础研究机构，既能够汇集领域内的优势科研力量，开展建制化的基础研究，还可以有效提升各方对未来产业技术研发投入价值的认同感，提振科学界开展前沿科技领域探索的信心。可设立未来技术旗舰研究项目，探索项目延续资助机制，高强度、长周期地支持对未来全球竞争格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领域。二是激发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在制定未来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指导目录的基础上，政府可出台相关财税优惠政策，对企业投入特定领域基础研究的资金进行税收抵扣甚至减免，对企业主导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给予财政补贴，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由于未来产业领域内的中小企业虽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但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机制，在保障经济整体效率与社会公众福利的基础上，允许个别企业享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地位，以有效对冲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第二，发挥应用需求对基础研究的牵引作用。一是创新选题机制。应深入调研未来产业领域内企业的技术需求，充分了解技术供需现状，实现前沿科学课题、重大理论问题与关键技术难题的有效统筹，凝练未来产业领域内的关键科学问题。二是鼓励企业参与国家研究体系布局。要发挥企业在开展应用型基础研究上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支持未来产业领军企业牵头成立国家级高水平基础研究基地，并在税费、财政等方面加大对其的支持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平台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三是引导企业申报基础研究项目。应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请未来产业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设立专门面向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资助项目，确保国家自然基金委所资助的基础研究方向获得产业界的有力支持。四是优化高校专业设置。要立足已明确技术路线的未来产业，超常规布局未来学科，提升学科专业与未来产业的契合度，同时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强化相关基础学科专业，以产业需求倒逼学科建设。

2.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链条，构建未来产业人才投入增长机制

第一，强化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的创新导向。应聚集中小学教育阶段，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路径，强化适应未来产业发展要求的青少年通识教育。一是优化科学课程体系。应设置涵盖不同学科门类、涉及不同难度水平的课程，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更好激发学习兴趣与创新潜能。还应在科学课程中加入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新型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的相关知识，在提升学生在相关领域知识储备的同时，将部分学生引入未来技术领域。二是变革课程教学模式。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具备自由探索精神和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为此要加强实验教学环节，丰富实验教学实施形式与具体内容，组织开展探究性、创新性实验，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型、问题式学习，在科学知识的运用过程中强化探索求知、创新创造，以实践激发创新灵感，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三是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的教育生态。要打破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公司与中小学的协作壁垒，拓展科学教育场域的边界，让学生体验科学发展的前沿研究与应用，培养其学习兴趣，种下科学的种子，为科学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建立多元化、动态化的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机制。应从识别标准与识别过程两个方面入手，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机制改革。一是避免采用单一化的人才识别标准。未来产业具有“无中生有”的变革性，需要发掘具有奇思妙想、不走寻常套路的“奇才”“怪才”。要基于“多一把尺子，多一批人才”的原则，打破目前将学业或竞赛成绩作为决定性维度的人才选拔现状，通过面试考察、第三方评价等质性评价手段考察创新力、判断力等素质，准确识别学生的优势领域，为建立“分赛道”式人才培育路径、促进各类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更多可能。二是提供多时点的人才涌现路径。要摆脱当前划等贴签的封闭式人才培养策略，摒弃将拔尖创新人才识别视作一次性行为的观念倾向，树立多次选拔、持续跟踪支持的识别观念，拉长识别周期，建立覆盖全教育学段、突出关键节点选拔的人才识别机制。三是建立人才培养项目的进退机制。针对现有的拔尖创新人才项目设立灵活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先前入选者可以选择其他更为适合的教育机会，大器晚成型人才可以获得大量优质的教学与科研资源，以实现人才潜能的充分发挥。

3.降低投融资风险，构建未来产业资金投入增长机制

第一，降低信贷融资风险。一是准确评估知识产权的资产价值。应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创新主体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领域开展密切合作，推动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搭建各方联动的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构建以交叉评估方式为主的评估体系，以对知识产权的公允价值进行准确评估。二是创新知识产权的质押模式。鉴于知识产权的不确定性风险，银行应创新质押模式，推动单一知识产权质押向混合质押转变，并在贷中管理阶段建立知识产权价值动态监测机制，定期重新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精细化管控质押风险，确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三是促进风险分担主体的积极协作。要充分发挥风险分担比例的调节作用，促进银保双方的彼此合作。而政策性担保机构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准确判断企业的信用状况，充分发挥其赋能作用，基于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降低银行面临的交易成本，提高其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

第二，提升未来产业引导基金运作水平。一是健全退出机制。要完善引导基金退出的相关条例，合理确定基金的退出条件，减少有违程序正义的特殊情形，限缩兜底概括性的强势退出条款，以保障社会出资主体的异议权、公平退出权等正当权力。同时，畅通社会资本的退出渠道，设计多元化的基金退出方式，确保引导基金“退得出”。二是优化评价机制。要提升财政资金投资绩效评价的灵活性，动态调整绩效评价指标，准确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及时发现并规避可能的风险点，在确保政策目标实现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投资的安全性与回报率。还要完善基金管理人员的尽职免责与容错机制，通过规范追责程序、明确不适用免责机制的具体情形，严格把控责任认定，化解资金管理人员为规避投资风险而不作为的政策源头，破解“不敢投”的投资困境。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