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植于“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的传统，字说主要在训诂或义理层面说明字与名的文化关联。宋代以来，文章创作、文集编纂和辨体批评对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等近似文类的辨析尚不明晰。综合文体功能与文体生成来看，其称名以“字说”为宜。不过，“字说”之“说”又能涵纳“序”乃至韵体的“辞”“赞”“铭”“诗”，将逻辑性、叙事性和诗意融为一体，呈现“文备众体”的兼性特征。“有文有笔”的字说，偏于实用、长于说明，但也不乏诗意和文理。以元代为例，多篇字说对“文”“质”“彬彬”的说解，就由名字中的汉字延伸到字群、词组、章句、典故，关联“自然”“养气”“全备”“中和”“实诚”“夸饰”等一系列文论观念。字说常常征引《诗》义作为依据，这类“《诗》中语”连带着“《诗》之义”，发挥了“说《诗》”的功能。除了狭义的“《诗》中语”，字说还以“字”为观念单位，旁征博引经史子集中的“诗文之语”。从征引《诗》义到采撷名篇，其概说、申说、串讲涉及“不泥文义”“断章取义”“必有所择”等文学批评与创作、鉴赏理论。带有“一般思想史”意味的字说，记录了古代文人的阅读史、文学作品的接受史，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史。诸如此类的旧文献，或可助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新书写。

关键词：元代　字说　中国文论　文体观念　文质彬彬

字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实用文体，主要用以说明“取字”的缘由与依据，阐发字与名（有时还包括姓、号、小名、昵称乃至父祖兄弟名字）在形音义上的关联，并寄托书写者的祝福、勉励或规劝。由于现代人基本不再使用表字，与之相关的字说文体也就随之边缘化，以至鲜为人知。但是，历代字说中不乏古人对特定汉字、字群、词组、章句、典故，及其所涉文人、文心、文章、文体的深思与妙解，可谓中国本土化的关键词研究。搜集、整理与分析历代字说，聚焦其在“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传统语境中对相关文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的说解，对文坛大家名作的宗尚与征引，可从个体书写、民间习俗和社会接受等层面丰富中国文学史及文论史的一些细节。鉴于学界较少论及字说与文论的关系，本文试以元代字说为中心，解读其中蕴藏的“文备众体”“文质彬彬”“不泥文义”“断章取义”等文论观念。

一、文备众体：从“说”“序”之辨看文体观念

字说常与字序、字解、字辞、字赞、字铭、字箴、名说、名序、号说等并称乃至混同，有待正名与辨体。以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为例，其题名与归类在不同的断代总集和选本中存在显著差异。南宋吕祖谦《皇朝文鉴》作《仲兄郎中字序》，列入卷八八“序”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作《仲兄郎中字》，列入卷三三“序”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作《仲兄文甫字说》，列入卷五二“字说”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作《仲兄郎中字序》，列入卷三二九“序·名字类”；又题《仲兄文甫字说》，列入卷四三〇“字说”体；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作《仲兄文甫说》，列入卷三三“赠序类”。大致说来，这篇文章的文体归属有“序”与“说”两种意见。吕祖谦《皇朝文鉴》、吴讷《文章辨体》态度鲜明，将其视为“序”体，即便《文章辨体》题为《仲兄郎中字》，其篇名里不含“序”字。与之稍异，姚鼐《古文辞类纂》篇名中有“说”，却仍归入“序”类。与之相反，徐师曾《文体明辨》在篇名和文类两方面，均强调“说”而非“序”。还有两可之间的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于“字序”和“字说”两类均收录苏洵的这篇文章，分别题为《仲兄郎中字序》和《仲兄文甫字说》。

不唯该篇，亦不限古人，“字说”还是“字序”的辨体其实并不清晰。以长于辨体的明代为例，吴讷《文章辨体》于“序”体选入欧阳修《章望之字》、苏洵《仲兄郎中字》、章望之《章公甫字》，又于“说”体选入苏洵《名二子》。按照《文章辨体序题》的提示，“序”取义“次第有序”，在赠人以序的场景下，“当随事以序其实也”；“说”侧重解释和陈述，“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尤其是“说须自出己意，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以此验之，苏洵的“序”篇幅较长，固然“次第有序”，但也不乏“解释义理”以至“自出己意”的“说”体特征。或许是意识到这一问题，徐师曾《文体明辨》保留了“序”“说”之辨，又为“字说”单列一体，以容纳“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八个小类。其序题曰：

按《仪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辞，后人因之，遂有字说、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辞之滥觞也。虽其文去古甚远，而丁宁训诫之义无大异焉。若夫字辞、祝辞，则仿古辞而为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说，故今以说为主，而其他亦并列焉。至于名说、名序，则援此意而推广之。而女子笄，亦得称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辞，其实亦字说也。今虽不行，然于礼有据，故亦取之，以备一体云。

徐师曾因为“近世多尚字说”而在文体归类时“以说为主”，将此前分属两类的《仲兄文甫字说》《名二子说》并置一处。贺复征延续了徐师曾的辨体成果，在《文章辨体汇选》卷四三〇沿用了“字说”体，并援引徐师曾《文体明辨序题》中的前四句。不过，贺复征又将第五句“今虽不行，然于礼有据，故亦取之，以备一体云”改成自己的话：“今止选字说、名说以备一体。”结合《文章辨体汇选》来看，贺复征尝试把“字说”同“字序”“字解”区分开来。不过，这种“字说”与“字序”“字解”的剥离也带来了一些淆乱。例如，贺复征把“字序”和“字解”分别归入卷三二九“序·名字类”和卷四三六“解”体，造成了刘敞《刘景烈字序》和《刘景烈字解》本系一篇文章，却分属于两类。还有前述苏洵《仲兄郎中字序》和《仲兄文甫字说》，亦属于“一文而重见两体”。

不妨说，即便是注重辨体的有明一代，也没有就字说类文体的命名达成共识。而在更早的宋代，同一篇文章兼有“字说”与“字序”两种版本，或题名与正文中“说”“序”并行的现象，也说明创作者与编纂者并未统一称名。时至今日，当代学者仍多以徐师曾“并列”或贺复征“止选”的方式对待字说类文献。例如，季小乔认为字说包括名说、字说、号说三种类型，以及字辞、字赞、字铭、字箴等韵体。刘成国则主张“字说与字序并无实质性区别，但与字辞则无论体制还是功能，泾渭分明，不宜相混”。

考虑到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名”“字”“号”有别，加之“说”“序”“辞”“赞”“铭”“箴”等文体渊源有自且各司其职，不妨从以下两方面来整体把握字说类文献：

其一，正名，以有无“字”之说为据。排除只说解“名”“号”而不涉及“字”的文章，即明辨“字说”与单纯的“名说”“号说”之别。当然，这种辨析以内容为依据而不囿于篇名。有些文章虽题为“名说”“号说”或“名字说”，但只要涉及对“字”的解说，便可视作“字说”。相反，倘若通篇只谈“名”“号”而无“字”之解说，归入“字说”便名不副实，故不取。

其二，辨体，以是否字之“说”为准。从文体功能着眼，字说应以解释取字依据、字与名（有时还包括姓、号、小名、昵称或父祖兄弟名字）的形音义关联，以及表字所寄寓的祝福、勉励或规劝为主。那么，相较于“随事以序其实”的“序”，“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的“说”便发挥了更主要的文体功能。不唯如此，就文体生成而言，“说”相较于“亦以讲释解剥为义，其与说亦无大相远”的“解”，更契合字说的口头属性。按照徐师曾的文体溯源，字说类文献脱胎于冠礼中的祝辞，具有即时性和在场性。先诉诸言说而后形成文本的“字说”，在胡祗遹《高寿之县令五男孙名字说》“寿之请书其说，故书”，王恽《温总管字说》“予因为之说曰：……于是书以为赠”等作者自述中仍留有踪迹，属于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言辞（名词）进而生成的特定文体。此外，古人还围绕着命名取字创作出“辞”“赞”“铭”“箴”等韵文。但因后世字说不再依附于冠礼，单篇独立的“字辞”“字赞”“字铭”“字箴”也不宜等同为字说。至于附在字说篇末的“辞”“赞”“铭”“诗”，近似于《文心雕龙》篇末的“赞曰”，有归纳、引申乃至逞才炫技之用，但不能喧宾夺主。

既然“字说”的文体功能以“说”为主，其文体命名亦应以“说”为宜。不过，“字说”之“说”又能涵纳叙事之“序”乃至韵体的“辞”“赞”“铭”“诗”等，呈现“文备众体”的兼性特征。

先看“说”中之“序”。苏洵《仲兄字文甫说》开篇记叙自己阅读《周易·涣》的经历与苏涣请求易字的前因，即为“说”中之“序”，或曰“序说”。又如，元初杨宏道《志道字说》开篇先云“周人讳名，男子冠而字，所以代名也。名则命于父、师，亦有自以其意而为之者。字虽朋友可也”，可视为对命名取字惯例的“概说”；又云“某人讳古，尝以其名请字于余。余时闭户退藏，守铭背之戒”，则属于介绍缘由的“序说”；其后，杨宏道取义“古之君子志于道，不志于利，故善始令终，子孙逢吉”云云，方为“字说”的主体部分。

再看“说”中之“辞”“赞”“铭”“诗”。戴良《郑梴冠字祝辞》在解释“本《商颂》‘松桷有梴’之义，制其字曰‘叔高’”后面“祝之以辞”，刘将孙《颜曾省身字说》《薛超吾字说》篇末均附有赞辞，舒頔《更名字说》连带着作者的“为之铭”，牟巘《刘耕心字说》最后亦“以鄙语一诗”相赠。

于是，以“说”为主，开篇的“序”与篇末的“辞”“赞”“铭”“诗”，可建立起一个古人所谓“有文有笔”与今日常言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等表达方式并重的“文体共同体”。典型者如舒頔《更名字说》。对于许宗尧更名为“宗元”、更字为“子善”，作者舒頔先“序”其事，再“说”其义，又以“铭”终。履端于始，记叙该文写作缘由；举正于中，既说明名“元”与字“善”的关联，又就命名取字的“有顺有背”发表议论；归余于终，则抒发作者的殷切勉励之情。

围绕着字说，从吴讷尚不清晰的“辨体”到徐师曾初步尝试的“立体”，再由徐师曾的“并列”到贺复征的“止选”，文献编纂间接反映了文体观念。当然，总集与别集中的“说”“序”之辨更为复杂，不惟“字说”与“字序”两种称名，还包括而不限于“字辞”（清薛熙《明文在》卷九三）、“说·字号”（明何乔远《皇明文征》卷四三）、“赠序”（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三三、三四）、“杂序”（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九九）、“杂文”（苏洵《嘉祐集》卷一五）、“杂著”（《许文正公遗书》卷八）等等，可谓“众说纷纭”。归类不一，加之收录重见，无怪乎有些总集与别集会名之曰“杂”。但换一视角，作为文体的字说还反映了创作实践与文献编纂进程中，与“文体明辨”并行的“文备众体”观念，将逻辑性的“说”与叙事性的“序”、诗意的“辞”“赞”“铭”“箴”“诗”融为一体。

二、因字以求训诂，因训诂以求义理：字说中的“文”“质”“彬彬”

“因字以求训诂，因训诂以求义理，因义理以求命名立字之意”，语出元初胡祗遹的《田氏昆季名字说》。以此验之，优秀的字说不能囿于名字训诂，而要据此阐发其中的义理。如《仲兄字文甫说》对“文”与“涣”连及“自然”的说解，就重在义理而非训诂。其说不但对“风行水上”之象和“天下至文”之意多有发明，而且成为后世以“字”说“文”的典范。元代的字说创作与批评，颇受苏老泉的影响。例如，方回《潘友文涣字说》称“取风行水上涣然成文之义，则自老泉苏公之说”，并指出“后世文士之文取其自然者而言”。潘涣，字友文，方回为之作字说，着重表彰其“屈己以友四海之文”的谦逊，又以苏洵“自然”说为基础，从中解读出“友文”之新意。

类似于苏涣易字，郑涛改字为“仲舒”一事被黄溍《跋郑仲舒字辞》、陈旅《郑涛字序》、陈樵《跋仲舒字序》三篇文章所记忆。“浦阳郑君名涛，字秉常，而乡先生柳公改字之曰仲舒，且以辞发其义。则老泉、东莱之遗法也，仲舒尚佩服之哉。”据黄溍透露，郑涛本字“秉常”，由柳公改字“仲舒”。至于如何像苏洵那般“以辞发其义”，则见诸《郑涛字序》。陈旅由“观水之文”说起：

是恶用余文为哉？余自闽南北走京师六七千里间，尝冥观水之文矣。初逾钱唐，见怒涛自海门来，神怪隳突，不可具状，纵者横者，趋者迎者，昂者俯者，冲而斗者，欲升而复偃者，奋将击而回薄者，雷霆方惊而风雨至者，万骑衷甲乘秋风而疾驱者，予窃意水之文已止于此，而他水不能皆然也。及渡大江也，亦然。非惟大江也，及泝黄河也，亦然。江与河，虽不如钱唐之潮汐有时，而水之文相与冲激而成则无少异。予又窃意天下之水，唯相激然后成文，不激则不能文也。及休沐之余，与銮坡诸公游西山大湖间，朔风挟水，作声势，无异于昔时所见者。迨夫天开风定，向之怒涛舒而为平夷，一碧万顷，云光下映，尘埃不惊，翔禽游鱼，飞泳左右，靡不粲然可观。予方悟水之至文，元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驾风鞭霆、喷沙裂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动中矩度者，方为文之至者也。今以涛之名若字言之，虽韩愈氏复生，论文之妙亦不过此。涛但当如司马子长泝淮浮洛，历观海内名山川以昌其文气，则天下文之妙者，将在涛矣。恶用予文为哉！恶用予文为哉！

不难看出，陈旅《郑涛字序》暗中承续了苏洵《仲兄字文甫说》对“风水之相”，尤其是“怒而相陵，舒而如云”的描写。所谓“善乎水者，必观其涛，赫然而声，汹然而有文”，陈旅由郑涛之名联想到苏洵的“风水之极观”，并不难理解。不过，陈旅体悟到的“水之至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相激然后成文，不激则不能文”的“风行水上”，而是风平浪静后的“一碧万顷，云光下映，尘埃不惊，翔禽游鱼，飞泳左右”。近似于《仲兄字文甫说》“已不仅仅是对名字寓意的阐发，也不单纯是讲述文章写作，而是抒发一种自然散淡、悠然意远的人生理想”，《郑涛字序》认为钱塘江大潮与长江、黄河乃至西山大湖的怒涛无异，反倒是雨过天晴、怒涛舒平后的鸢飞鱼跃（“翔禽游鱼，飞泳左右”）之景与从容洒脱（“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动中矩度”）之情“粲然可观”。当然，与《仲兄字文甫说》“重情感气势，强调才情的自然抒发”观念有所不同，《郑涛字序》还由“自然”更进一步，落脚于“历观海内名山川以昌其文气”的“养气”和“壮游”之说，并自信韩愈复生“论文之妙亦不过此”。有论者指出，在理学背景下，“元明批评家将自然与理、法联系，为自然审美范式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上述元代字说以“涣”“舒”等字论“文”，借此表达“自然”“友文”“养气”“壮游”等观念。

作为字说批评的陈樵《跋仲舒字序》，在引述“风行水上，天下至文”后，继续申发其义：“凡政教礼仪，制度丛出而不齐者，皆人文也。然风之遇水一也，而时位不同。水为濂，为漪，敛之不盈沼沚，而文之体立；舒则为涛，为浪，散之弥满四海，而文之用行。文之用行，尧舜、孔子之文章，吾有与焉尔。博文者勉之，求之言语文字则隘矣。”这种文当有用于世而不可拘泥于“言语文字”的“大文”观念，受到“文以载道”理学观念的影响，频现于元代字说之中，如杨维祯《陈生文则字说》与赵文《萧文孙以学字说》：

夫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者，非所谓“文”乎。是文也，可以立则于一身，由身而推，可以贻则于天下后世，此其所以为“宪”之所在。故文之为文，非特文艺诵习之文也，凡动静威仪、语言政事皆是也。周旋而中规，折旋而中矩，何莫非文之则也欤？存乎中者应乎外，应乎外者协于中，非君子有一定之则乎？

文，诗书六艺之谓，今礼乐射御书数，学士大夫有至老不能通其物。今世之所谓文，直文墨，议论而已矣。使阔略于夫子所谓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之事，而遽学于此，世亦焉用有文无行之士哉！

杨维祯和赵文借助字说指出，“文”的广义或曰理想状态“非特文艺诵习”，亦不可“直文墨，议论而已”，而是要在立身处世层面达到“君子”“士人”的更高要求。

当然，不只是陈樵所谓“政教礼仪，制度丛出而不齐者，皆人文”、杨维祯所言“凡动静威仪、语言政事皆是也”、赵文所论“文，诗书六艺之谓”，元代字说里的“大文”观念还以《文心雕龙》“动植皆文”“形文、声文、情文”式的“文章”样态呈现：

在天则常星为经而七曜为纬，在地则江河为纬而山岳为经，一经一纬，而天地之文生焉。纬之以文，则彬彬君子而无白贲之不及矣。

物之丽乎文者皆曰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其在水，清浊错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木；其在人，为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为文而外之不止，将令人轻学，而文亦有时而渝。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获之也犹爱其皮。君子之为文章者取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则不若是畏爱之矣。故君子贵质，质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

前一则取自王旭《高唐李氏诸昆季名字说》，以星曜、江河、山岳为“天地之文”。后一则原出戴表元《陆原章字序》，用物（天、水、玉、木、冠、服）之“文”来解释“章”。需要指出的是，王旭和戴表元还分别由“彬彬君子无白贲之不及”和“君子贵质”论及“文质”关系。

因受《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观念的影响，元人命名取字多用“文”“质”“彬”“斌”“赟”等字，其字说亦对“文质”观念多有发明。

有以“全备”说“文质”者。例如，王恽《李郎中二子名说》本着“笃厚者必藻之以才华，所以彬其文质也”的认识，为李正卿长子取名为“质”，字之曰“华甫”。质与文（华）分属名与字，互补而全备。又如，胡炳文《全仲字说》对“余赟，字全仲”的解释：“赟从文、从武，盖以文武全才期之也。赟通作彬，以为文质彬彬，质为体，文为用；以为赟，则文为体，武为用，皆得体用之全，故曰‘全仲’”。文质彬彬与文武全才，皆属于体用兼备。

有以“中和”说“文质”者。有别于胡炳文“赟通作彬”之说，柳贯在《杜思成更字说》中指出“从文从武而为‘斌’，《韵》固已非之而不收”，并主张以“文质适中”之“彬”替换“斌”字，以正其名。其实，胡炳文另有一篇《节夫字说》已就“洪彬，字节夫”有所补充：“盖以过于质则无文，过于文则灭质，节其过然后彬彬然，可为君子也。《书》曰‘节性’，性之过者不节，则不中。《中庸》曰‘中节’，情之过者不节，则不和，不和则不中。”据此理解，无过无不及之中和，方为文质彬彬。对此，蒲道源《郑文质字序》又暗含比较：“夫质胜则失于野，文胜则失于伪，二者不偏胜而得中，则彬彬然君子矣。郑生名文质，余以允中字之，欲生本以忠信笃敬，末以威仪辞章，本末两端无过不及，以成其德，所谓君子哉。”蒲道源提醒我们，“文”与“质”有本末、先后、主次之别。他在另一篇《庞士先字序》中说得更加明白：“盖质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质然后文可得而施。人诚能以忠信为本，文之以礼乐，犹甘可受和，白可受采，则彬彬然斯为君子之归矣。”如此说来，“余赟，字全仲”式的“全备”与“郑文质，字允中”式的“中和”，其实各有侧重。所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字说中由训诂而义理的“练字”，呈现了不一样的“文质”观念。

另有“文”与“质”不可得兼时的“先质后文”抑或“宁野勿史”。迥异于“李质，字华甫”“余赟，字全仲”“郑文质，字允中”式的兼顾两端，李穑《韩氏四子名字说》中“韩尚质，字仲质”立意“偏颇”：“曰‘尚质’，勉其知所本也。《语》云：‘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质者，文之本也。文胜久矣，恺悌之美，忠信之笃，泯而不彰，虽有美质，沦胥而莫能自拔于流俗，文之弊极矣。于是而惟文之是尚，则或失其本而趋乎末。故救之之术，虽若偏焉，莫如重质之为愈也。”这是因为，李穑认为“惟文是尚”有本末倒置的风险，故要“重质为愈”来补救。即便面对“文质彬彬”的名字，字说也会加入“宁野勿史”的判断。且看元末明初朱善《王氏文斌字说》：“居于山林者，质朴虽有余，而文采或不足，故恒失之野。居于市朝者，文采虽有余，而质朴或不及，故恒失之史。文斌生长市朝，出入庠序，其于礼也习矣。父师命名之意，非患其质之胜于文，最患其文之胜夫质也。夫天下之物，必先有质而后有文。有金玉之质，而后可以加追琢；有栋梁之质，而后可施之丹雘；有布帛之质，而后可刺之文绣。甘以为质，而后可以受五味之和；素以为质，而后可以受五采之饰。人必忠信也，而后可以学礼。然则忠信者，其质也；礼让者，其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文质彬彬，斯可以为君子矣。”这则字说对“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解释，至少包括“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和“最患其文之胜夫质”两重判断。

有意思的是，这种“宁野勿史”与“先质后文”的价值判断，还以“鉴主于莹”“采之本白”“君子豹变”等譬喻申说其义。欧阳玄《杨鉴莹之字说》有感于镜鉴“其质之美见于面，其文之美见于背”，先叹“鉴之莹，未尝为文，而天下之文无不入焉”，再悟“鉴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质而后文也”，又由“百炼而金精，金精而鉴莹”联想到“人质亦然，所资于学”。同样是强调“学”，郑玉《洪元白字说》说解“采”之名与“元白”之字：“采之本白，生固有其质矣，白之能采，岂不有待于生之学乎？”“元白”犹“元质”，前者为洪采之字，后者系范叔豹之名。“取义为豹者，以其有文而善变也”，赵汸《范叔豹字说》认为，豹文天生，其变蔚然而美，正如为人秉持仁义“虽有不美之质，犹将变焉”，而为文亦应“恶无实”，故“膏口吻、华笔端”非为美。“质”还被理解为“诚”。吴澄《宋诚字说》即以此申说“宋诚，字文”之义：“诚者，中之实也；文者，外之华也。中有其实，外有其华，所谓诚于中、形于外也。……应对之便捷，鹦舌尔；丰仪之秀整，翠羽尔，岂诚中形外之文哉？惟能以天理胜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无所愧，俯无所怍，庶几其诚乎？习之熟，蕴之久，充实积中，英华发外，小而华身，大而华国，此文之至也，而诚其本也。”至此，苏洵基于“自然”的“天下之至文”，已变成吴澄“充实积中，英华发外”的“文之至”。

这种“文质”关系与“实”“诚”观念还超越单篇字说，成为吴澄、胡祗遹、王恽等人命名取字的方法论。例如，吴澄《沙的行之字说》用“先质后文”来解释“字”生于“名”，倡导“实质”而非“虚文”：“字者，名所生也。譬之字育生生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无字，质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慕之切而行不继，则虚文耳。尚文而虚，不如尚质之实也。”有鉴于“后世率多张大夸美，略无意义”（《名子说》）与“近世父师之名子弟，例取美称，而无戒辞，举过其实”（《高寿之县令五男孙名字说》），胡祗遹在《王氏三子名字说》中主张“毋矜字之美，而不践名之实”，并且身体力行，在给四个儿子命名取字时“各因性分之所短者而戒之，庶几勉励，强其不足，以趋于中也”。王恽《温总管字说》亦指出“古人制名与字，本以假代称道，因其材而进退之，非欲求胜而滋美也”。据此而言，“文质彬彬”尤其是“先质后文”，是字说所解读的内容，更是字说应遵循的方法。

以上字说所见“文”“质”“彬彬”之训诂与义理，借由名与字及其构筑的字群与词组、征引的章句与典故，关联起“自然”“养气”“全备”“中和”“实诚”“夸饰”等一系列文论观念。这些语料尽管零碎，却介于雅俗之间，兼具书卷香与烟火气。精约显附者，“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繁缛远奥者，“因字以求训诂，因训诂以求义理，因义理以求命名立字之意”。凡此种种，可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之《神思·文质编》、“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之《文质彬彬》等既有的集成式整理与研究，提供另一类“练字”的素材。

三、从征引《诗》义到采撷名篇：字说所见“诗中语”与“诗文评”

苏洵《仲兄字文甫说》取材《周易》“风行水上，涣”的卦象，化用《庄子》对风的描绘，引出自然而然方为天下至文的观念：“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一般认为，苏涣之字由“公群”更改为“文甫”，属于《周易·涣》六四爻辞“涣其群，元吉”与《象传》“风行水上，涣”的内部调整。但王应麟《困学纪闻·杂识》指出，“风行水上”与“文”的关联源于《诗经·魏风·伐檀》毛传所云“风行水成文曰涟”。

诸如此类的征引《诗》义作为名字，至迟在汉末三国便已出现。例如，黄琼，字士英（取义《齐风·著》“尚之以琼英乎而”）；王允，字子师（取义《周颂·酌》“实维尔公允师”）；虞松，字叔茂（取义《小雅·天保》“如松柏之茂”）；嵇康，字叔夜（取义《周颂·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等等。

今人将此种现象归入“典故相关”或“概括经义”，元人刘楚《书张冯子翼字说后》则径称“诗中语”：“前太常赞礼郎张冯字子翼，其名义盖取周雅《卷阿》诗中语也。”“张冯，字子翼”，就用到《大雅·卷阿》“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之诗句和诗义。与之类似，陈栎取《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之语，为族侄孙陈翼取字“子敬”，并联系祖上“同习《诗经》，领荐乡郡，垂上春官”的辉煌，寄语后辈“约之‘思无邪’之经，提二祖《诗经》之笔，以掇取巍科”。

现存元代字说中，被多次征引的高频“《诗》中语”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秦风·小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雅·车舝》）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大雅·烝民》）。名字中含有玉与“温”者，如陈栎《高珉仲温名字说》、虞集《刘琼彦温字说》，很适合用“温其如玉”说明名与字的关联。另有王礼《王生伯温字说》，除了提及“温其如玉”，又以《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照应“祖良”之名。表字中含“景”字者，多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景仰之义，如谢应芳《景中字说》、吴海《孙戣字序》（字景严）、王祎《戴琦字说》（字景韩）。还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在陈栎《戴则翁字说》（戴元式，字则翁）、袁桷《萧克有字序》（萧宪，字克有）、杨维祯《陈生文则字说》（陈宪，字文则）中呼应“则”“式”“宪”。

同样的“《诗》中语”，可适用于不同的名字。例如，《大雅·崧高》云：“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蒲道源《乐仲宣字序》取此解释“乐周翰，字仲宣”，汪克宽《蒋周翰字说》则用来申说“蒋维桢，字周翰”。前者谓：“《诗》之义，以申伯、吉甫为周之桢干，而宣其德泽于四方也。”后者曰：“子之始祖周文公为周家立八百年基，作《大雅》之诗，追述文祖之德以诏后世，而谓多士皆国家之桢、干。厥后，尹吉甫又作《崧高》之诗，以美申伯甫侯之贤能，为周室之桢、干。为国家者，赖贤才以立国如此夫！”前述“仲宣”之字，曾为倪璨所用，但杨维祯改字曰“用宣”，另引《大雅·江汉》“王命召虎，来旬来宣”为“宣之用”。这又说明，同样的名字能找到不同的“《诗》中语”作为依据。诸如此类的“《诗》中语”连带着“《诗》之义”，还发挥了“说《诗》”的功能。

有“一言以蔽之”式的概说。如虞集《李士潜文昭字说》用《小雅·正月》“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来“一言以诲之”。又如吴澄《曾尚礼字说》用《大雅·卷阿》“如圭如璋”来为曾如璋“一言以绎其字之义”。

有“其此之谓欤”式的申说。如元末明初张以宁《刘汉子昭字说》，在引用《小雅·正月》“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时加以解释：“冥冥乎其潜之深也，闇闇乎其藏之密也，浑浑乎其养之厚也，则夫昭昭乎其文之著也，其发孰御焉？”对于“取《鲁颂》中语而未有说”的“谭寿昌，字履常”，刘将孙《茶陵谭寿昌字说》从“古人以寿为常，后世以寿为异”说开去，特意指出：“《诗》于祝辞，未尝祝富与贵也，直祝寿、祝子孙而已矣。富贵者，外物也；寿者，我之固有；子孙者，理之必然。此不待求于人而获者也。”再如，张之翰《曾君友字说》将说字（“曾棣孙，字君友”）与说《诗》（“熟读此诗，不负其义”）结合起来：“此《棠棣》之诗。其说诸儒虽小不同，大率不过谓兄弟如华萼相承、相附、相亲、相恃，故能强盛光辉也。……今君友承阀阅之后，处昆季之间，乃父既名以棣，复字以友，是必欲相承矣，相附矣，相亲恃矣，果能熟读此诗，不负其义”。

还有综合多条“诗中语”的串讲，内含“不泥文义”“断章取义”“必有所择”的文学批评观。如王沂《晁生字序》对“晁邦宪，字世文”的说解，就综合了《小雅·六月》《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六篇、“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三句，以及扬雄、释者两说：

《诗·六月》之篇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人美尹吉甫有是文武之略，故能为法万邦也。夫文以经国，武以定乱，大人之事也。今晁子名邦宪，其友字之曰世文，毋乃躐成己之功而遽志于成物乎！扬子云曰：“正考甫常希尹吉甫矣。”如欲希，孰御焉？夫文事武备，不可岐而二也。虽然，《江汉》之诗终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释者谓武功不可恃，必矢文德而后四国洽也。故召穆公承其意而作《常武》之篇，谓德可常而武不可常也。晁子之取字也，将由吉甫之言以进其德欤？吉甫深于《诗》者也，抑慕其《崧高》、《烝民》之篇而有所感发欤？是《诗》之卒章有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夫吉甫之功，亦张仲有以成之也。然则晁子之欲成乎德，其必自孝友始。

又如黄仲元《诲林于高冠辞》，指出《诗经》有四处“高冈”起兴，但独取《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并释其义为“与君子游，如长日益而不自知，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每下，几何不陷”。有意思的是，林于高居然指出“诗意不然”，遂引出黄仲元的一段“学《诗》不可泥于文义”的议论：

《闲居》记赋诗凡二，而“崧高惟岳，峻极于天”，吾夫子训为文武之德。《表记》引诗十有七，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夫子释曰：“诗之好仁如此。”《中庸》记言登高自卑，而及于“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言极高明道中庸，而及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学《诗》一一泥于文义，皆臆书也。

“学《诗》一一泥于文义，皆臆书也”，堪称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的异代知音。宣称学习孟子说《诗》法的还有李穑。他在《茂珍金氏三子名字说》中选取《小雅·节南山》“民具尔瞻”、《小雅·何人斯》“云何其盱”、《卫风·硕人》“美目盼兮”，分别作为“金瞻，字子具”“金盱，字子何”“金盼，字子美”的依据，并宣称师法孟子的“于《诗》断章取意”。再如刘楚《萧鹏举字说》，旁征博引《庄子·逍遥游》所载《齐谐》“鲲化为鹏”与《大雅·旱麓》“鸢飞戾天”、《小雅·四月》“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小雅·采芑》“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以及字书（《说文解字》）“鹏及朋皆古之凤字”，最后不忘提醒萧翀于诸说之中“必有所择”。

字说所见“诗中语”，除了狭义的“《诗经》之语”，还包括《毛诗序》，以及《老子》《庄子》《自劾诗》《题鹤林寺僧舍》《与贾岛闲游》《答李翊书》《感兴诗》等广义的“诗文之语”。如李存《胡伯广名字说》就用《周南·汉广》之《小序》“德广所及”说解“胡及，字伯广”，蒲道源《蒲蕃仲植字说》亦以《召南·驺虞》之《小序》“庶类蕃殖”说解“蒲番，字仲植”，并引证韩愈《答李翊书》“根之茂者其实繁，膏之沃者其光烨”一语。吴澄偏爱汉代《自劾诗》，根据“谁谓华高，企其齐而”一句为岳至取字“齐高”，又为虞登取字“与齐”。王礼《刘闲闲字说》则引用唐诗“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能解闲行有几人”（张籍《与贾岛闲游》）与《庄子·齐物论》“大智闲闲，小智间间”来说解“闲”意。胡炳文《谦亨字说》释义“程善胜，字谦亨”，不惟“取《道德经》中语”，而且将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十八）》的首句“童蒙贵养正，孙弟乃其方”、四句“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六句“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与末句“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同《周易·谦》之经传互文编织。至于经、史、子与《楚辞》《鲁灵光殿赋》《种树郭橐驼传》《严先生祠堂记》等诗文名篇，也不时出现在元代的字说中，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从“《诗》中语”的征引《诗》义到“诗中语”的采撷名篇，部分字说已然具有“诗文评”的性质。除去前文论及的“不泥文义”“断章取义”“必有所择”，这里另举两例。其一，王礼《贺子亨字说》由处世接物之“亨”联想到“议论”与“作文”：“以至论议古今盛衰得失，曲尽人情。作为文章，咏物叙事，莫不折旋恣肆，辞达理顺，探幽造微，冥会赜到。君子之言至于亨如此，则其文不可胜用矣。”其二，吴澄《徐基士崇字说》由修身立基联想到学习诗文：“不究百家说，必无吏部之文；不读万卷书，必无工部之诗。恃小小之才思，资浅浅之见闻，非如韩、杜之先立其基，而曰可以文、可以诗，是不犹屋之不堂而构、田之不菑而畬者乎？”前者描述文章之亨，可视为鉴赏论；后者说明诗文之基，接近于创作论。作者以“字”为观念单位，旁征博引，抑或借题发挥，打通了“字说”与“诗文评”的界限。当然，无论是征引《诗》义还是采撷名篇，宋代字说中亦不乏其例，但元代文坛的“文倡于下”更能彰显这一现象的民间化与多元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只是以元代部分字说为例，宋、明、清以至近代字说中还有大量文献有待搜集、整理与研究。今人依据《全宋文》《全元文》还能大致知晓宋元两代483篇与667篇的字说规模，但对于缺少完整断代总集的明、清以至近代，便不能囿于既有的《明文衡》《明文海》《明文在》《清朝文征》《晚清文选》，而是应回到别集，从最基本的文献爬梳做起。“名字说一类的作品，近代以后趋于衰歇。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救亡图存的紧迫情势，不允许人们斤斤于一个名字含义上的推求；西方文学思想的传播，也把传统文学中的这类小摆设冲到了历史博物馆的角落，很少有人问津。”“很少有人问津”的遗产未必没有价值。前述元代字说在理学背景下，以“字”论“文”，表达文学观念，践行文学批评。而历代字说聚焦于字、词，常常征引经史子集中的句、段、篇，还为我们了解古代文人的阅读史、文学作品的接受史，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史，提供了原始且直观的证据。假以时日，经过文献整理，辅以数字人文，相信字说与家训、日记、方志、族谱等承载了“一般思想史”的旧文献，能够以其民间和大众的视角，助力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新书写。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