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时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布了一个征集性史的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其中用极富激情的语言写道：
阴惨惨的天气，虎虎虎的北风刮得人心冷胆寒！校课不用上，闲来愈觉得无聊赖。……劝君莫悲哀，请君采用下头的消遣法，即把笔提起来详细细写您个人的“性史”，做起来一个有系统的记述，包管您打破这个郁闷年关。
张竞生在征文中详细列举了需要征集的问题，随后解释他搜集这些信息的目的在于“为学问而学问”，因为在他看来，“性学问”比其他任何学问都重要，是其他学问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征集个人的性体验。在征集启事发出后，稿件纷至沓来。张竞生挑出其中七篇，加以编排，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附上点评，命名为《性史》。该书的出版将性议题推至舆论的高峰，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其中不少人不齿和贬斥张竞生的行为。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臭名昭著”的《性史》事件。
然而，张竞生关于性问题的探讨，却并非横空出世。这一事件发生的语境，是清末民初大量出现的、围绕性议题的科学讨论。而这些科学话语的引入，时间上始自清末，空间上则牵涉了日本和西方。概而言之，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有关两性的身体与欲望的科学话语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井喷”的现象。自那时开始到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的十年内，有关两性和生殖议题的科学书籍有六十本上下，且大多译介自日本，相关记载和论述多见于《新民丛报》《中外日报》等当时的报刊以及文人笔记。到了“五四”时期，借助科学思潮的滚滚洪流，有关两性的科学话语愈发强势。“性科学”或“性学”的名称及其相关的讨论，不但在诸如《性科学》《新女性》这样的新兴杂志上涌现，而且也见于如《大公报》和《申报》等大众报刊。直至一九四九年，与性别相关的科学书册，更是出版了高达六百多本。
那么，为何当时的性科学议题如此受到关注，这一文化传播的动因又是什么？
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面临西方强权的挑战，建设富强的近代国家成为知识分子迫切的课题。近代中国学人不仅追求强国，而且希望强种，于是积极探索改善“人种”的科学方法。与生殖直接相关的性科学知识由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近代东亚社会，日本率先关注西方性科学知识。明治时期，日本的一批学者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性学书籍，例如《造化机论》《男女交合新论》和《婚姻指南》等。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风气。一九〇一年前后，中国留日学生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就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大批译介西方近代围绕身体和情欲的生物、医学知识，多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这些书籍大多由留日学生翻译自日文，畅销者有《男女卫生新论》《婚姻卫生指南》等。这些性科学书籍的论述迥异于传统房中与养生范畴下的情色观念，将人类的性活动看作一种可以客观观测与研究的对象，从性欲的生成机制、性交和生殖的原理，以及怀孕分娩的过程等多个方面描述和阐释了人的性行为。
在这些译介的性学书籍中，男女之间的交合被看作以繁衍子嗣为目的的一种义务。围绕如何生育出健康、聪明的子嗣，这些被引介入中国的书籍从交合的原理、怀孕的过程、生殖结构、育儿方法等多方面，普及科学的两性知识。例如，出版于一九〇一年的《男女交合新论》中有着如下的多处描述：
男女生殖器有无数脑筋，知觉最灵，情欲一动，血即相聚，交媾时互相有裨益，其快乐乃天然之妙机。
《男女交合新论》原是由美国人法乌罗撰写的性学书籍Creativeand Sexual Sicence ，出版于一八七五年，随后由日本学者桥爪贯一翻译成日文，之后由笔名为忧亚子的留日学人翻译成了中文。从忧亚子的笔名中也不难看出，翻译该书的背景，更多在于挽救国家于积贫积弱之中，通过普及科学的两性知识，进而实现强国强种的目的。然而，如上引文中所看出的那样，该书肯定了男女两性情欲的合理性，强调情欲对于交合的正面影响，并指出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造化，也即人类的一种本能。更进一步，书中直接指出情欲与生殖健康子嗣的关联。肯定情欲对于繁衍子嗣的重要性，也即肯定性交过程中男女双方获致性愉悦的重要性：
夫妇双方有一方情欲不动，既难受胎，亦复伤身；男子淋病、女子子宫病，每起于此。故交合时必双发动情欲，至泄精而止。
从上文两段引用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借助科学知识对于情欲的肯定，往往将对象定位于男女双方，而不只是一味重视男性情欲。而且，因为女性直接承担孕育子嗣的责任，所以甚至对于女性情欲更加关注。例如该书指出女性欲望有周期，而月经之后则是欲望最强的时段，也是最容易怀孕的时期：“女子于月经后情欲甚炽，最易妊娠。”
换言之，在晚清强国强种的语境中，两性的情欲开始公开受到关注，被书写、谈论、观察和研究。在蓬勃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引领下，相关的性观念也逐步走向了科学化。值得进一步留意的是，伴随这些性科学知识的传入，许多新的相关译词也出现并逐渐传播于知识界。比如我们浏览这些书籍，便可发现生殖器、卵巢、精子、处女膜等新译词。但有趣的是，那时尚未出现现代意义的“性”这一语词。如以上两段引文所显示的那样，在翻译和表述性欲、性活动等相关概念时，译者仍然沿用了情欲、色、淫、春情等既有词语。
在传统中国社会，“性”这一语词主要用来表达人的天性、性情，例如“食色，性也”，即指食与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活动，则更多地采用色、淫、情欲、色欲等词来指代。晚清学人尽管对西方近代的性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在译介这些文本时，起初依旧沿用了传统的语词。例如，一九〇三年出版的《男女婚姻卫生学》，多以春情、淫欲、情欲来形容性欲相关的内容，用淫事、交合、交媾等词来表现性行为相关的活动。该书“男子春情发动期”一节中，有着这样的描述：“男子春情发动期至时。令春心发动，情绪渐开，精虫成熟。”而“女子春情发动期”的特征则是“女子至十四五岁月经自阴部流出，是女子生殖机能发端之时，是名春情发动期”。此外该书专门设有“淫欲亢进”一节，用淫欲表示性欲之意，无任何褒贬之价值判断，而是客观描述了性欲亢奋的表征与药物治疗的方法。一九〇五年出版的 《男女卫生新论》的表述也大致相似。该书有“男子之春机发动期，由风俗人情气候有不同，大约年至十五六，则心思渐辟脱儿童之风，诱肉欲之念”“人若此时不自戒慎，以贪淫事，则为一生疫病之基础”等论述，使用的是诸如“春机”“肉欲”和“淫事”等传统术语来表达人的性欲和性活动。
然而，这种旧瓶装新酒，希望将西方性科学的内容纳入传统语词和概念体系之中，为传统概念赋予新生的做法，很快遇到了一个难题。在近代西方的性学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是基于基督教灵肉二元论的性爱分离观念，也即将表达身体吸引的性，与表现精神好意的爱视作两种不同的存在，进而讨论两者的分与合。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情感和欲望当作一种浑然一体的存在，并没有发展出情欲分离，也即将情感和欲望二元对立，进而区分高下的习惯。传统中国人所谓的“七情六欲”，往往将情感和欲望当作一个较为笼统、模糊而统一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例如《西厢记》《杜十娘》和《牡丹亭》等，男女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是一种浑然天成的人性间的吸引，并没有刻意区分情感与欲望的边界，情和欲基本上是合一的。即使是批判情欲的程朱理学，也往往将情欲作为整体的概念予以贬低，并没有发展出将两者分解，进而出现扬情抑欲、褒情贬欲的倾向。然而，基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写作而成的欧美性科学书中，却充满了较为明确的区分灵与肉、精神与肉体，将两性之间精神上的好感与肉体层面的欲望分别对待的内容。
在上文提到的《男女交合新论》的英文原版中，读者随处可见love、platonic love、spiritual love 等词，其中love 被翻译成了“爱情”，platonic love 和spiritual love 则被译为精神之爱：
英文：Platonic Love the great creative prerequisite.
中文：精神之爱为制造小儿之要质。
英文：Spiritual Love overcomes Passion， and Passion it.
中文：精神之爱压淫欲，淫欲压精神之爱。
《男女交合新论》将精神之爱看作人类高尚的情感，单纯的欲望—文中多用淫欲来表示—则是野蛮的象征。夫妻之间的交合，则需要建立在精神之爱的基础之上展开，也即本文所指的“情欲”。其实我们仔细思索，便会发现，这种论述之后隐藏着一个逻辑：两性之间身体上的好感和精神上的欲求先被当作两种不同的存在，之后又被合并在一起—这也直接铺垫了“五四”时期“灵肉合一”观念流通的背景。换言之，自晚清开始到“五四”，由于性科学话语的引入，传统性观念中的情欲合一的概念，开始发生变化—情和欲被分离。
但这一转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明显的曲折迂回。事实上，翻阅晚清时期的性科学书籍，上述二元对立的逻辑以及稍显混乱的语词并不罕见。笔者为篇幅所限，仅试举几例。一九〇一年由杨翥所著的《吾妻镜》中，作者为了体现精神对于肉体交合的重要性，使用了“爱力”一词。“夫妇之爱力大者，其交合时呼息神速，精神愉快，百脉动摇，血液增进，其发精时全体之精液神气俱出，胎儿安得不强！”同样出版于一九〇一年的《传种改良问答》则使用了“情欲”，用来表达基于爱情的两性活动对于繁衍健康子嗣的重要性。“男子情欲盛，生子则身体强健，女子爱情深，生子则才能令德。”而出版于一九〇三年的《男女婚姻卫生学》则多处采用了“情交”，指代夫妻之间基于爱情的交合行为。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晚清吸收西方性学知识及其所承载的两性道德之后，将两性之间的精神的好感与肉体的吸引区别对待、分别讨论的趋势已经逐步显现。一个纯粹指代生理欲望的科学化、客观化、中性化的语词呼之欲出。“性欲”一词应运而生。
据学者的观察，具有现代意义的“性”一词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笔者目前所看到的较早资料是一九〇三年由留日学生编撰的日语新词语、术语词汇集《新尔雅》，其中有“性欲”和“性关系”两个新概念。然而，“性”的真正流通，却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时期“性”概念的出现，最先是以“性欲”这一表述形式登场的。自二十世纪一〇年代中期始，“性欲”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词语，围绕性欲的话语激增，相关讨论出现于《晨报副刊》《东方杂志》等知名度较高的报纸刊物，令“性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之一，使得在传统语境中讳莫如深的性欲问题脱离了情色文化的脉络，变成一个纯粹的科学探讨的对象。参与这一讨论的，固然有诸多大知识分子，例如杜亚泉、鲁迅、周作人等，与此同时，还有各种各样名不见经传的人士加入并发表意见，涉及医生、学生、教师等各行各业，甚至有许多身份无从考证的人士，都促进了这场新概念、新术语的传播和普及。
二十世纪一〇年代中期开始，《妇女时报》《青年杂志》《东方杂志》和《新闻报》等报刊相继刊登以“性欲”为题的文章，例如《民族之向上依性欲之节制》《电影明星与性欲》和《性欲的认识》等。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关性欲的讨论迅速增加，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也更为丰富。而本文开头所引的张竞生《性史》的出版，便出现于这样的背景之中。
在二十年代围绕性欲的讨论中，男女的性欲作为一种本能的存在，愈发受到重视，也得到认可。在这些讨论中，性欲的科学属性得到反复强调，例如“性欲一事，和饮食、呼吸、运动等等，同为生物的本能之一”，“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中外有识人士及科学家等……都是用平等的，无差别的眼光对待它的”；性科学是“研究性欲及于个人之身体精神与社会的生活上之作用及现象之科学”，“与精神科学及社会科学有最亲密之关系”。在这些讨论中，性欲成为一种纯粹发自肉体的欲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理现象。对性的管理、控制和规训，成为一个科学讨论的话题，并认为对它的认知直接关乎国家的强盛与社会的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和“性欲”一词同步流通的，有“恋爱”一词。而恋爱这一概念同样是二十世纪初期新创的概念，如同一些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其使用始于日本，是英语Romantic Love 的翻译语。恋爱和性欲的关系，由此成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性道德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讨论见诸《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诸多报刊，诸多思想家就此曾发表言论。例如以瑟庐为笔名的章锡琛在《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观与恋爱观》中介绍叔本华、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西方思想家关于恋爱的学说，进而强调爱情和性欲一致也即“灵肉一致”恋爱理念的重要。知名出版人易家钺也明确提出“恋爱是灵肉一致的，性欲是肉欲单纯的”，“恋爱中包含性欲的分子”，“恋爱离了性欲，就会麻木不仁，就会半身不遂”的观点。这些讨论倾向于将性欲看作人类本能，是肉体与生俱来的一种需求；而恋爱则是基于男女平等意志的一种情感和精神联结。对于“灵肉一致”的推崇，着重强调了身体与精神的二元一体，同时倡导男女平等和对于女性的尊重，批判将妇女看作从属，只顾发泄男性本能欲望的礼教文化，倡导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社会解放。
到了此时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本土的文化中，将精神与肉体作为浑然一体的事物来定义的色、情欲、色欲、淫等词，已经无法适用于表述近代欧美性科学所意图的精神与肉体的分离，而生硬的嫁接则让这种跨文化的转化遇到了瓶颈。进而通过十余年的发展，到了“五四”时期，最终以“性欲”与“恋爱”两词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五四”新文化时期性道德的讨论中，“灵肉一致”抑或“灵肉合一”长久以来受到学界关注，也作为性爱观念的进步受到一定的肯定。然而，在“灵肉一致”“灵肉合一”的背后，隐藏着将灵与肉作为分离事物来看待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也是伴随近代思想观念的西学东渐而吸收进来的。
行文至此，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张竞生的《性史》。自晚清开始，中国通过翻译欧美与日本的性学书籍，逐步纳入了科学的性知识与性观念。晚清时期的性学论述主要集中于单行本，在强国强种的驱动之下，强调两性性欲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到了“五四”时期，性学讨论全面铺开，不仅大量发行单行本，而且同时出现于各种报刊。继承晚清强国强种的脉络，“五四”时期的性讨论更加深入，也更加丰富。如果说晚清性议题的重点在于为何（Why），那么“五四”的重点则逐步转移为如何（How）。在这一浪潮中，有关人类的性议题获得了公共空间的话语权。“性”这一新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其所指称的这一领域和经验在近代中国，已经上升为一种学术探讨的课题。这一转变同时也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感官体验和身体认知。伴随着性讨论的展开，性事不再是闺房秘事，而成了连接个人与国家、社会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密切关乎国家强盛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然而，张竞生《性史》的出现，亦让“五四”时期的性讨论呈现出十足的张力。正如他在《性史》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的初衷本在于普及“科学”，但该书中充满细节的生动描写却引发了热潮和争议。《性史》出版后，相关谈论和讽刺文章刊载于各种小报，也迅速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张竞生的头衔也由让人艳羡的北大教授变成了赫赫有名的“性学博士”。那时报刊上还报道了一个“奇女子”余美颜，据说“曾与异性三千余人研究性学”。而她对张竞生的性学却又嗤之以鼻，不屑一谈。
从《性史》事件中不难看出，“科学”与“情色”的尺度往往难以把握，文本创作与阅读体验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与张力。但正是这种多样书写的出现，烘托了性学的热度，也加速推广了性学议题的普及，将性科学的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不过，作为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张竞生的《性史》所激起的浪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而“性”这一语词与概念，却在近代中国深深地扎了根，其影响至今显著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