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改革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论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2 次 更新时间:2008-07-22 10:35

进入专题: 十七大  

陈伯君 (进入专栏)  

提 要:中国改革的历史,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探索到建立再到完善的历史。所以,改革就得不断破除传统体制、传统观念。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就没有社会制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改革就寸步难行。改革近30年来,始终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式的理解”还是针对中国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交锋。每一次理论交锋,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胜利,为体制改革提供政治保证,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新的解放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改革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破除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体制和观念的历史,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历史。坚持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是确保改革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经验。

改革步入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发展很不平衡”。在社会领域,随着新兴阶层迅速崛起,形成了一个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差距拉大,重特大群体性冲突事件时常见诸媒体,埋藏着社会动荡的隐患;在经济领域,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宏观经济“三热”(投资增幅仍处高位,货币信贷增长仍然偏快,贸易顺差仍在扩大)持续攀高,预示着经济危机山雨预来。如此悲喜交加、令人晕旋的局面究竟是不是改革的必然形态?中国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适值中国改革进入30年,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改革,特别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作为指导和推进中国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成为思想交锋扣动时代心弦的最强音。

当前,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议论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中国社会结构了发生深刻,中国已不再是社会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实践中早已经边缘化了,中国改革实践的发展实际上是“打左灯,向右拐”。

认定改革实践偏离了社会主义航向,认定指导思想已经非马克思主义化,这些都是对中国改革最具杀伤力的思想和言论。因为这些认识将导致人们质疑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如果总是回避对这些思想观点的争论,那么,未来深层次的攻坚改革就很难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形成合力,化解矛盾,实现预期目标。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改革,归结起来,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作为指导和推进中国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本文认为,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首先要看发展的大局、改革的主流,看涵盖大局和主流的总体趋势,看这些指导思想对实践的影响。

就总体趋势来看,有四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力空前活跃;因为改革,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因为改革,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因为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中国进入民主法制社会。有了这四大成就构成的总体趋势,其他再重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再重大的经济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民主法制的框架里解决。至于改革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只能依照邓小平提出三个标准来衡量: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三个标准和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得出如下结论: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为指导和推进改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改革的政治合法性不容质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进改革,是改革得以不断深化、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经验。

一、解放思想、创新理论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前提和先导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就此而言,“三个有利于”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中国,离开“三个有利于”,离开实事求是,实践证明,再美妙的理论,都可能误国误民误事业。

改革正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

实事求是,实践在发展,理论也必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就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的共识,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启动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奠定了基础性理论。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论述,那就是用计划经济来解决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遵循这一思路,参考苏联模式,发展计划经济,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由于中国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计划经济,只能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一厢情愿、充满浪漫色彩的经济。事实也正是如此,计划经济的发展,事与愿违,二十多年下来,人民群众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匮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即使后人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找到了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 ,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并没有充分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苏联模式70多年的计划经济实践,最终却以大悲剧结局。一个经历了各种各样严峻考验而强大的苏联,最终竟在一夜之间解体,昭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与产生这个必然趋势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两者之间内在的、深刻的矛盾,昭示了历史条件的重要性。

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还没有发展出现前苏联经济社会那样严重的矛盾和问题,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突出,显然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力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人民物质生活连日需品都严重短缺、政治无序的现实。中国必须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解答的地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有解答的地方,闯出一条新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由于这一创新,终结了苏联模式,开启了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纪元。改革,探索,历史地提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领导者面前。

针对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中央提出并在全党形成共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改革发展定下了基调。

经济建设,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按计划经济的原路走,还是选择其他经济生产方式?虽然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仅仅是经济生产方式,由于“计划经济”原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时提出的设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形成两大阵营、划清界限的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较量和对抗,而且与国内、党内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势力进行残酷的斗争。社会主义经济理所当然的是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成为划分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分水岭。计划经济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实践,虽然有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的优势,比如,国家在相当困难的时期研制成功了“两弹”。但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一切生产和消费都由中央政府计划,计划时代几乎一直就是在资源大浪费的“跃进”和生产力大破坏的“调整”周期性摆动,广大群众节衣缩食,而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付之东流。“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1/3因投资失误而浪费了,有1/3没有达到设计能力”。[1]由于资源浪费、生产率低下、官僚机构的膨胀、消费品的稀缺等计划经济内在的痼疾等相当严重,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耕田种地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处在饥饿状态。恢复实事求是精神,首要的就是正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实际情况和结果。作为中国改革的发起人和总设计师,邓小平反思的结论是:“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2]

由此,改革从反思“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开始,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由此,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开始进入中国。改革近30年,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索、发展中国式市场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成为大势并有长足发展,中国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由建立到完善,经济改革可以用“市场化”一言以蔽之。但围绕回归计划经济还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交锋并没有完结,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经济矛盾的凸显,市场经济反对者似乎有了更充足的论据。

责难市场经济还是维护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质上是一场坚持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坚持“教条主义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还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争论和较量。这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仍有区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可依照的理论。实践中,一些介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人士,主要是介绍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和作者,既授人以全面照搬西方之把柄,又的确不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不能说已经非常成熟。相对而言,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既有背景,如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又有基础,中国已建成较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一批大师级专家学者。而且,计划经济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坚持计划经济,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底气。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壮大,知识分子分化为各个特定群体的代言人,等等。这些都唤起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和回忆。这就意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在力顶计划经济强势理论的挑战中奋力前行。

发展市场经济,基本前提就是允许个人发展、个人致富。个人发展、个人致富,甚至允许民营经济出现,这些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小生产者是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随时随地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哪怕仅仅是星火,都被视为洪水猛兽,必除之而后快。因为在这些纯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集体,就是公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果,完全会因小生产者的滋生而化为乌有。于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出现,面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出现和蓬勃发展,被视为影响国家安全即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因素。一系列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交锋随之展开,并深刻地影响着改革的进程。由于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持续以10%左右的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使市场经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拓展力,也为理论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的不断突破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每创新一步,社会主义生产力都得到一次解放。而理论的创新、生产力的解放,每一次都是在重大较量中完成。在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同样重要,而且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更加重要的认识。

二、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难题

发展市场经济,面临最大的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衔接,保证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随着各种经济成分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比例迅速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动摇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认识、理解和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坚持从改革实践出发,从发展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的基本原理,找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正式确立下来。《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决定》提出了“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控制力”等新思想、新观点。依照这些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来发展中国经济,衡量中国经济,中国公有制经济不仅主体地位增强了,而且竞争力也增强了。随着这个理论难题的解决,中国有更足够的政治勇气“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

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将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锁定为股份制,不仅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可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问题

中国改革,既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那么,中国问题,核心是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较量。改革没有完结,在这个问题上的较量就不会完结。

十七大召开前夕,“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的观点也再次提出来,并得到一些媒体的回应和高度评价,认为是“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应有的那种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以及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

本文认为,中国众多的社会内部矛盾和问题,根源正来自“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

“政府调控”并非计划经济的专利。即使在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依然存在,依然在市场失灵或达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笔者并非反对“政府调控”。反对的是以“保证计划性”为目的的“政府调控”。因为以“保证计划性”为目的的“政府调控”就是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所赋予的政府干预经济、介入经济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保证计划性”,容易将国民经济的安全系在国有经济上,从而继续排除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安全发挥作用,容易维持对不同经济成分的歧视。同时,“保证计划性”,客观上容易使政府的计划权暗渡陈仓演变为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经济权。所以,笔者认为,坚持以“保证计划性” 为目的的“政府调控”,是半节子改革,是对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阻击。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就是因为政府权介入经济活动、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还较严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等级歧视还较严重。

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情况下,坚持“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那么,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政府的职能就是二元经济政府职能。

那么,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经济政府职能是什么特性的政府职能呢?

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有了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更多更大的寻租空间。如中纪委所指出的“权力三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曾经已是普遍现象。由此,腐败屡禁不止,因为这是政府权在两种职能并存的情况下如果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游刃有余;由此,有了发展很不平衡和收入悬殊,因为通过向权力贿赂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是超常规的高额回报;由此,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为政府更喜欢将理应产生更多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给能够为政府带来政府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的东西。

“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也许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这个美好的主观愿望只能在假设每一位执掌公共权力的人物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事实上,如反腐部门和中央的判断那样,反腐成果多多,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可以说,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是一切社会不公、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所谓体制性腐败,既不是指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指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来自目前处在过渡时期的“二元经济政府职能”这么一种体制。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维护“二元经济政府职能”,必将加重已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来自市场经济不健康东西的挑战,如假冒伪劣、社会信用失范等,也有来自计划经济的挑战,如妨碍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垄断行业恃强凌弱,加重社会的不公平。由于二元经济的客观存在,所以,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虽然中国经济的主流是市场经济,而计划性经济、权力经济、伪劣经济,充斥其间,带来众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二元经济及二元经济政府职能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出现的、众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只会加重。

化解这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只能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只能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相适应。这些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如果这些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得到解决,那么,如今的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和缓解。

而无论是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转变政府职能,都将改变政府权的传统影响力和权力人物的利益格局。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中央认为改革处在关键时刻,主要是指全党能否经受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考验。因为改革“二元经济政府职能”,既有来自“保证计划性”的阻击,也有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击。

可见,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现阶段,决不是“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强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二元经济及政府职能方向走。而是相反,促使经济更加市场化,促使政府职能向适应完全的市场经济发展转变。

结束语:深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发展的护航意义

政治家必须具备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小平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一开始,小平就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其中一个基本点提出来。“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改革的基点、航向,同时也是改革的保护神。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四为一体”的关系中,党的领导取决定性作用。如果改革还是在党的强有力领导之下进行的改革,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不容质疑。回顾近30年的改革历史,一些人却随意使用“四项基本原则”诋毁改革,完全不顾及改革是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创新是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创新,总是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说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用心何在,昭然若揭。

“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是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坐而论道的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要求解放思想,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精神是坚持党的领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推进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由此可知,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坐而论道的社会主义;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教条主义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都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

中国左的东西为什么肆无忌惮,就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50多年前说了些什么作为评判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标准,即使后果严重,也不会承担大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重温15年前邓小平的这段南方谈话,就是要对“左”的思想保持警惕。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3]

改革还在深化,实践还在发展。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推进改革。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季明、刘光明《解放思想是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人民日报》2007年7月23日;

单世联《邓小平与中国的20世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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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第31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5/content_6886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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