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敦煌学在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的40多年中获得长足发展。40年来我国敦煌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敦煌文献系统整理不断推进、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跨学科交叉与融合愈发显著等方面。未来敦煌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在于，加强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推动敦煌学研究时段前后贯通、拓展敦煌学研究地域、拓宽敦煌学研究视野、继续深化敦煌佛教研究。

关键词：敦煌学 古典学 冷门绝学 跨学科交叉

敦煌学以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文字学、艺术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由于历史原因，藏经洞被发现后，大量敦煌文献流散到英、法、日、俄等很多国家，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敦煌学的国际交流从一开始就已经展开。

20世纪初，中国学者罗振玉所编《石室秘宝》等书中刊布的照片或发表的录文，大多数就是依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资料，此后法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基本上保持并延续了比较好的学术合作关系。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也根据罗振玉的来信，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及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在敦煌学发展初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各国并驾齐驱，取得了多方面成绩，出现了一批敦煌学家，如刘复、陈垣、王重民、向达等。随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敦煌学研究一度停顿不前，而同期国外敦煌学研究不断发展，形成“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无奈心酸局面。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敦煌学的代表人物是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他的研究侧重于敦煌佛教及变文俗讲。拉露（Marcelle Lalou）等学者则在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贡献巨大。胡语文献的整理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的优势所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是解读敦煌粟特语文献的权威专家。日本敦煌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有了较大发展，敦煌学突破了经史子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扩展至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对魏晋隋唐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日本学界关于北魏隋唐时期均田制的研究，结合吐鲁番文献，将此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阶段。近40年主要代表学者有藤枝晃、池田温、土肥义和、高田时雄、吉田丰、森安孝夫等，其关于敦煌学研究的成果集中展示在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中。此后随着日本主要学术机构研究重心的转移，其整体研究逐渐处于退缩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重新步入正轨，中国敦煌学也迎头赶上。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组织推动中国敦煌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敦煌学界践行季羡林会长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国际视野，加强敦煌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40年来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在敦煌文献编目、刊布、整理、研究及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敦煌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由于敦煌学研究成果数量庞大，本文无法在有限篇幅内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总结，只能展开提纲挈领式的回顾，以求从总体上展现40年来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的盛况。在此基础上，根据本人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及教学的具体实践，对敦煌学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敦煌文献整理不断推进

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敦煌文献整理工作则是敦煌学研究能够深入推进的基石。40年来，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推动下，我国敦煌文献整理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1）敦煌文献编目。由于敦煌文献散落世界各地，想要了解敦煌文献具体情况，必须利用敦煌文献目录索引。1983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主要包括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和敦煌遗书散录4部分，是学界最常使用的敦煌文献目录。1986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在前人基础上对英藏、法藏、俄藏及散藏敦煌文献目录进行了汇总及补充，推进了编目工作。2000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纠正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部分敦煌文献的定名错误，详列了每件敦煌文书包含的文献细目，进一步完善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但遗憾的是，该书删去了原书中的敦煌遗书散录部分。《敦煌遗书最新目录》虽收录俄藏敦煌文献，但目录不全且不乏错误。2019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叙录》，编撰水平虽有待提升，但仍是了解俄藏敦煌文献的最好途径。荣新江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S13624）》和方广锠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06981号—斯08400号）》为了解英藏敦煌文献S6980号之后的卷子提供了便利。

目前分布于世界各处的约7万余件敦煌文献，还没有一部总的目录索引。这个目录索引不需要太多信息，只要有定名准确的简目，说明每件敦煌文献的基本情况，以便研究者能够按图索骥，展开进一步研究。因此，编制这样一部存世敦煌文献的总目录，也是中国敦煌学界未来的重要任务。

（2）敦煌文献刊布。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图书馆1954年将所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开销售，推动了敦煌文献刊布。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在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交换缩微胶卷，得到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70年代末又购得刚开始销售的法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8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将英藏和法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制成副片在国内出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自1981年开始，也陆续将英藏和法藏缩微胶卷影印出版为《敦煌宝藏》。二者均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共同缺点是图片不清晰、影像模糊，增加了学者阅读及释录的难度。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开始有计划推动敦煌文献刊布工作。首先是对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重新拍照定名，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不仅将英国国家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所藏敦煌文献中非佛经部分悉数刊布，而且这套书开本大、图版清晰，为之后敦煌文献刊布奠定良好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随后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合编《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后也影印出版了馆内所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又陆续出版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广泛刊布，使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图版，大大便利了学术研究。

但目前仍有很多敦煌文献尚未刊布，制约了敦煌学研究向前推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开展敦煌文献影印出版仍是敦煌学界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高清彩版，尤为学界所期盼。因为敦煌文献中有很多朱书彩色句读及彩绘，需要彩色高清图版，才能实现精准阅读及释录。

（3）敦煌文献整理。相关成果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代表作品是学会下辖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组织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分别整理了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赋、变文讲经文、社邑文书、契约文书、经录、医药文献、禅籍、论语集解等10种12册。这是中国敦煌学界第一次按照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搜集和整理的大型学术丛书，开启敦煌文献分类整理研究的先河。

受此影响，国内学界陆续对敦煌文献进行大规模分类整理工作。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图版和释文结合方式，将1664件敦煌文书分类释录后影印出版。该书系统辑录了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且释录难度较高的敦煌文献，极大推动了敦煌学相关领域研究的展开。敦煌文献分类整理研究涵盖敦煌文献各方面，如经部文献、变文、地理、经录、诗词、占卜、碑铭、类书、童蒙、医药等文书，不仅成果丰硕，而且专题研究细致深入，体现了敦煌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

第二类是根据敦煌文献的编号顺序进行整理释录，代表如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该书释文准确、校勘精到，是敦煌文献整理的典范性著作。其所确立的整理标准，为之后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释录工作树立了标杆。

二、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

40年来，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推动下，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和各出版社支持下，中国敦煌学界发表学术论文数万篇、出版著作千余部，在敦煌学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

（一）敦煌文献研究

敦煌文献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在敦煌学发展初期，大多数学者主要将研究重心放在如何利用敦煌文献对唐史进行纠正和补充，如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研究玄武门之变；利用敦煌文献对唐代勾检制度和唐前期西北军事进行研究；等等。随着研究走向深入，学界逐渐开始利用敦煌文献对敦煌及西北区域史展开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政权的研究上。安史之乱爆发后，驻守西北边境的唐军纷纷回师平叛，导致西北地区防守薄弱。吐蕃趁机在广德二年（764）占领凉州、永泰元年（765）占领甘州、贞元二年（786）占领敦煌，基本切断了西北地区与长安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致使《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相关史籍对中晚唐西北地区的记载较为模糊。特别是从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收复敦煌、建立归义军政权，到景祐三年（1036）西夏占领敦煌，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原传统史籍记载十分有限且相互抵牾。

敦煌文献不仅详细记载了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建立归义军政权的经过、张淮深留守敦煌及其向唐廷请节的过程、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权力争夺所引起的内讧、张承奉西汉金山国建立及其与回鹘之间的关系，还为曹议金如何执掌归义军政权及之后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等归义军首领之间的承袭关系问题，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如果没有敦煌文献，正史相关记载几乎是一堆理不清的乱麻。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首开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归义军史先河。李军、杜海、陈继宏在《敦煌通史》相关章节中进一步梳理了归义军政权的兴衰历史。

利用敦煌文献解决相关历史问题也是敦煌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如郑炳林和刘进宝在《历史研究》等期刊上围绕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否种植棉花展开的讨论，厘清了棉花传入中国的北线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姜伯勤、刘进宝、陈国灿、陆离等学者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赋税制度，特别是对“地子”问题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敦煌社会的理解；等等。

第二类是针对敦煌汉文和非汉文文献展开专题研究。（1）敦煌汉文文献研究。敦煌汉文文献主要有世俗文献、佛教文献及道教文献三类。敦煌世俗文献研究目前已由宏观性研究推进到微观专题研究。如对类书《励忠节钞》《籯金》《语对》等文献的专题研究；对敦煌变文研究则有《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等。敦煌文献中保存大量古籍文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是敦煌古籍文献整理的代表作。近年来，敦煌学界开始从新角度开展写本学研究，展现了敦煌学研究新动向，代表作品是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有学者将敦煌文献中的类书归入敦煌蒙书，将其作为童蒙教材进行研究。敦煌文献中不少作品当时确实是作为寺学教材使用，但能否称之为寺学童蒙教材，仍需进一步探讨。总体看，敦煌世俗文献专题研究的水平虽然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但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及提升余地。

佛教文献及佛教史是敦煌学最具特色的专题研究之一。敦煌文献90%以上与佛教相关，这些文献对全面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及深化认识同时期中国佛教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40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

在佛教文献研究方面，首先是潘重规等学者在梳理禅宗典籍版本基础上，对30多种上百件敦煌北宗禅文献展开校录及研究，使重构中国禅宗史成为可能。其次是对敦煌文献中100多种疑伪经进行整理研究。曹凌对敦煌疑伪经数量、种类及写本存佚状况作了综合性考察；于淑健、黄征从题解、字词、句读、注文等方面对《大正藏》第85册所收50种疑伪经进行校理；方广锠从“文化汇流”角度提出了判定疑伪经的5个标准，推进了疑伪经研究。

在敦煌佛教史研究方面，姜伯勤在系统整理敦煌寺院经济文书基础上，对敦煌寺院地产、依附人口、承担的赋税徭役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郝春文、陈大为、魏迎春、李正宇等通过梳理敦煌文书及佛教戒律，描绘了敦煌僧人出家、受戒、宗教收入、遗产分配、从军、丧葬等社会活动，揭示了敦煌僧人饮酒、吃肉、娶妻生子、蓄财等违戒现象，展示了与传统佛教史料记载不一样的僧人生活，提出了敦煌世俗佛教的命题。谢重光、白文固利用敦煌文献和佛教典籍，勾勒出敦煌佛教管理机构都僧统司的运行机制及寺院三纲等各级僧官的历史沿革。总体看，40年来我国学者在敦煌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表现为论著数量多、代表性成果突出、研究视角多维、讨论系统深入。

佛教文献之外，敦煌宗教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道教文献。王卡、叶贵良、窦怀永、万毅、刘屹、王承文、刘永明等学者，除了对敦煌道教文献进行考订外，还对敦煌地区道教史展开研究。中古时期敦煌地区还流传有三夷教。其中祆教、摩尼教因无文献保存或文献记载有限，研究深度相对不足。景教在唐初传入中原地区，敦煌现存7件景教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学术价值较高，为唐代景教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2）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大量非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在敦煌非汉文文献中占据主要部分，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国内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2005年为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开创期。这一时期，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和翻译齐头并进，以王尧、陈践为代表的学者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国内敦煌学、吐蕃史、唐蕃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发展。2006年至今是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兴盛期。2006年以来，流落海外的敦煌藏文写本陆续以图版形式被完整刊布，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等；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也逐步影印出版，如《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这一时期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文学、语言、科技等各方面，原本相对薄弱的宗教研究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藏文文献之外，敦煌等地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数量多且内容丰富，留存至今的回鹘文文献约有15000多件，多数流失海外。耿世民、张铁山、牛汝极、杨富学等学者的研究，代表40年来国内回鹘文文献研究的整体水平。但海内外回鹘文文献的全面整理仍是一项艰巨任务，目前中国敦煌学界正在积极展开工作，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学者编撰的回鹘文文献目录、词典及研究专著面世。

敦煌等地发现的粟特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非宗教文书等几类。英藏敦煌粟特文书大约有30件，以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8封粟特文古信札最为出名，学术价值可与中亚地区出土的穆格山粟特文书相媲美。国内对粟特文文献进行研究的代表作，有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及其与伦敦大学辛威廉（即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

对于阗文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刊布与解读，国内有段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张丽香《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等；利用于阗文文书对古代于阗等西域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代表成果有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等。

（二）敦煌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研究

40年来，敦煌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首先，中国学界陆续出版系列图录，包括《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册）、《中国美术全集·敦煌雕塑、壁画》（3册）、《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1册）、《敦煌石窟艺术》（22册）、《敦煌石窟全集》（26册）、《炳灵寺石窟》（5册）、《瓜州东千佛洞》（4册）等，为敦煌石窟研究提供了翔实图版资料。

其次，敦煌石窟专题研究蓬勃发展。第一，石窟调查和考古。学界对莫高窟的北朝、隋、唐前期、吐蕃、归义军、回鹘、西夏等不同时期石窟展开分期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前者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典范，后者是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的最终成果。第二，石窟内容考证。标志性成果有《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等，新考证出独角仙人本生、须摩提女因缘、微妙比丘尼因缘等敦煌壁画内容。第三，石窟艺术研究。如史苇湘对莫高窟石窟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美学特征及其地方化、世俗化、中国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第四，石窟内容分类研究。建筑方面，有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及系列研究论文。彩塑研究方面，除图版外，学界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彩塑艺术研究的论文，《敦煌石窟彩塑艺术概论》则对敦煌石窟彩塑艺术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壁画研究方面，尊像、故事、经变、佛教史迹和瑞像、装饰图案、山水、动物、供养人及其服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硕果累累。特别是段文杰不仅从艺术源流、风格演变、艺术特色等方面对敦煌彩塑进行了深入探讨，也对十六国、北朝、隋、唐前期、唐后期、西夏、元不同时期敦煌壁画艺术展开了系统研究。第五，石窟综合研究。对单体洞窟进行综合研究，成为近年敦煌石窟研究的新潮流。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第220窟、第231窟、第259窟、第321窟、第428窟、第161窟、第45窟、第14窟、第361窟、第323窟、第431窟相关研究工作，都是比较成功的范例。“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涉及敦煌石窟研究中专题、个案、洞窟与社会历史、洞窟与佛教仪轨及特定时期图像等各方面，目前已出版29部，代表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成果。沙武田对敦煌石窟艺术风格源流及其与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展开的综合性研究，均具有示范性作用。

中国敦煌学界在敦煌学研究百年之际，对敦煌学各方面进行了总结。2013年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牵头，全国敦煌学界共同完成的《敦煌讲座》书系（21册），内容涵盖敦煌学研究各主要领域，系统回顾敦煌学研究百年历程，厘清百年敦煌学发展脉络，指出研究中所存不足之处，是对近百年敦煌学研究的全面总结。2020年郝春文等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对百年敦煌学取得成果和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探讨，对敦煌学发展有指导作用。

三、敦煌学需要跨学科交叉与融合

敦煌学是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敦煌学要发展就要注入新的研究内容，需要从狭义的敦煌学向广义的敦煌学拓展，把敦煌汉简、吐鲁番文献和黑水城文书纳入敦煌学研究范畴，将敦煌、西域历史面貌更加完整、立体、多维度地展现在学界面前。

（一）敦煌学与简牍学的交叉融合

敦煌汉简是研究西汉敦煌和西域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主要有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等，其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悬泉汉简。悬泉汉简因出土于汉代悬泉置而得名。悬泉置为西汉敦煌郡九个厩置之一，隶属于效谷县，主要负责接待运送来往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人员、牲畜和货物。自1990年发现以来，出土的有字简23000余枚，主要记载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悬泉置的接待记录，以及悬泉置与敦煌郡诸县、置、乡里间交流的记录。敦煌地区的汉简自20世纪初始零星刊布，到90年代后进入系统、规模地整理与刊布，如疏勒河汉简、玉门关汉简、悬泉汉简陆续出版，其中悬泉汉简目前已经出版了4卷，完成出版计划的一半，已具备全面展开西汉敦煌与西域历史研究的条件。

悬泉汉简揭示了西汉敦煌郡的历史及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交往的历史面貌，汉简记载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汉书》《史记》的相关记载。《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耆旧记》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通过对悬泉汉简梳理得知，西汉置敦煌郡主要战略目的之一便是交通西域，悬泉汉简言敦煌郡“当西域空道”，表明敦煌郡是中原与西域间交往的必经之地。敦煌郡的市场是在西汉政府有意培育和扶持下发展起来，就商贾群体看，有代表西汉政府进行贸易者；亦有西域来的客使、诸国客、自来客；还有以国王、贵人为主组织的使团，以奉献的名义与西汉政府进行商业贸易。其中大型使团有上千人的规模，如悬泉汉简载“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次一等的也有几百人规模，如“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至于几十人或者几人的使节比比皆是，而诸如此类的使团所属诸国，凡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国名，悬泉汉简都有记录，如南道的鄯善、且末、精绝、扜弥、莎车、于阗等国，北道的焉耆、龟兹、姑墨等国，葱岭以西以南的康居、大月氏、大宛、乌孙、乌弋山离、罽宾等国。西汉政府为了接待这些客使，专门设有接待人员，称为“送客使”、“迎客使”，而且接待对象和地域相对固定化。

西汉政府在敦煌郡设置很多存储物资的仓、库，并将粮食及丝绸等名贵物产从中原各地转运至此存储，以备不时之需。由于交易量很大，敦煌郡储备的钱币不能满足市场交换的需求，因此西汉政府需要不断从长安、洛阳以及河陇地区调配大量钱币到敦煌，这个过程被称为“输钱敦煌郡”。悬泉汉简记载敦煌郡对外、对内的贸易都非常繁荣，从郡到县乃至乡，都有贸易市场，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到各种物品，如粮食、肉食、蔬菜、调料、器皿、农具、药材、服饰等，甚至包括兵器刀剑，能够满足敦煌当地乃至更广泛区域内人们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西汉敦煌郡不仅是地方百姓生活的场所，更是对外交流交往的门户。

西汉敦煌郡还是经略西域的基地。如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汉使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并立新王、改国名“鄯善”的行动，就是从敦煌郡发起的，居延汉简所载“诏伊循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补充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宣帝时期，破羌将军辛武贤曾在敦煌郡展开对南羌的战争，敦煌“破羌亭”就是为纪念此战而设置。辛武贤之后还率军驻扎敦煌，计划对乌孙用兵，悬泉置便留有接待破羌将军辛武贤的记录。此时期另有郑吉屯田西域并与匈奴争夺车师、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汉置西域都护等一系列与敦煌郡有着密切关联的事件。

总之，悬泉汉简中丰富的记载凸显了西汉经略西域中敦煌郡的重要地位。利用敦煌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可以极大补充《史记》《汉书》等文献的不足和缺失，甚至可以重写西汉敦煌历史，补写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的历史。敦煌汉简对西汉历史的重构贡献卓著，需要引起敦煌学界的足够重视，为还原敦煌历史原貌贡献更多力量。

（二）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西夏学的交叉

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因其所处时代相近、出土地域毗邻、研究内容与方法相似，故自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学和吐鲁番学的研究便齐头并进，学术界更是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延续至今。相较于以藏经洞出土文献及敦煌莫高窟为基础而兴起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则主要依据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众多古墓葬区、古遗址中的文书为基础。吐鲁番地区拥有丰富的古城、墓葬和烽燧遗存，如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墓葬群等，出土了大量文书，涉及汉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多种语言文献，内容包括公文、药方、契约、衣物疏、信札、佛经、日历等。以上文书是研究魏晋隋唐宋元时期吐鲁番及周边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展现了古代吐鲁番与敦煌间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盛况。

敦煌学与简牍学的交叉融合对两汉时期敦煌、西域历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同样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交叉会为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吐鲁番文书的不断出土、整理与刊布，为吐鲁番学乃至敦煌学的研究持续带来新的突破点。如荣新江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将1997年洋海1号墓出土的一批阚氏高昌时期珍贵文书、2004年至2006年吐鲁番出土及流散的吐鲁番文书进行整理、刊布，对敦煌吐鲁番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近期，吐鲁番研究院在对吐峪沟等佛教寺院清理中，出土了一批佛教文献和世俗文书，其中很多是吐蕃占领吐鲁番前后的文献，对揭示这段历史作用巨大。此外，吐鲁番还有约15处石窟寺，其中吐峪沟石窟是佛教东传西渐重要节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则是五代、宋元时期回鹘佛教、摩尼教艺术遗存，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表明高昌回鹘王国景教建筑既遵守了景教寺院建筑规范，又结合当地传统进行了本地化改造，展现了吐鲁番民族交融、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由于吐鲁番地区仍不断有新的文献出土，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新的突破点。借助不断发现并刊布的吐鲁番文献，能够为新时代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提供更多新材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因此，要综合利用敦煌与吐鲁番地区丰富的文物遗迹与典籍文书材料，持续推动敦煌吐鲁番学深层次、宽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为中华文化创新成果的传播与发展贡献敦煌学的力量。

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批以西夏时期为主的文物、文献，成为西夏学形成的重要基础性资料。与敦煌文献相类似，黑水城文献在发现初期也经历了流散阶段，大多数文献被保存在俄、英、法等国，因此西夏学自诞生之日起也是一门国际性学问。与敦煌文献不同的是，黑水城文献中除了汉文文献外，还保存了大量西夏文文献，是我们认识并研究西夏时期敦煌社会文化的珍贵文献。20世纪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等文献的相继刊布出版，掀起了西夏学研究的一个高潮。如杜建录主编的“西夏文献研究丛刊”、“西夏学文库”丛书，囊括了佛教经典、佛教史、语言文字和音韵语法，及社会、法律、农业、经济、医药、名物、西夏遗民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对西夏学研究的系统性总结。

敦煌学和西夏学两个学科关系密切，敦煌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研究范式相对比较成熟，因此21世纪以来西夏学研究者逐渐开始重视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对西夏学发展的重要示范作用。不少学者开始探索敦煌学与西夏学的学科交叉研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杨蕤《西夏地理研究》论述西夏西缘疆界时对沙州（敦煌）及沙州回鹘问题展开探讨，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是在打通敦煌与黑水城文献之间关键环节上的一次尝试。《西夏史稿》《宋夏关系史》《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等对丝绸之路及西夏与西域关系进行研究时，也不乏涉及对敦煌历史的探讨。但总的来看，西夏学与敦煌学的比较研究仍是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西夏统治敦煌近两百年，敦煌及其附近石窟群如莫高窟、榆林窟等，均保存有一定数量西夏时期开凿或者重修的洞窟，根据艺术特点可将西夏洞窟分成早、中、晚三期。西夏洞窟在莫高窟、榆林窟中所表现的突出特点是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融为一体，形成新的艺术风格。敦煌学的研究中需要更多关注西夏绘画艺术与雕刻艺术，充分利用西夏文文献对西夏时期的敦煌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研究，强化敦煌学与西夏学之间的互鉴互证。

（三）敦煌学研究的跨学科融合

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学科交叉，通过跨学科研究，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有机结合，为敦煌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力争使敦煌学研究取得全新突破，产出一流的、高质量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敦煌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方面面，这就给敦煌学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带来了可能。敦煌学本身就涵盖历史学、文献学、文学、文字学、艺术学、宗教学等领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哲学和法学研究者又掀起敦煌哲学和敦煌法学的研究热潮，虽然这些跨学科研究兴起时间还不长，但已经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敦煌法学，从敦煌法律文献入手，利用敦煌争讼判案案例和契约文书，力图从法律层面解释维系丝绸之路繁荣的契约精神。敦煌法学专家力图将法学研究方法引入到敦煌汉简研究中，对还原西汉法律制度乃至重构西汉法律体系都具有划时代意义，2024年由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主办，在兰州召开的2024年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论坛中的敦煌法学分论坛即是一个尝试。

敦煌文献不仅对拓展人文社会科学视域有着极大助力，其内容也涉及自然科学领域。比如敦煌文献中保留着医药残卷，从而催生了敦煌医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1984年，卫生部项目“敦煌医学研究”立项，是系统研究敦煌医药文物史料的重要标志。1988年，《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敦煌古医籍考释》相继出版，则是系统研究敦煌医药文献的典范之作，加快了敦煌医学研究的步伐。1994年，《敦煌中医药全书》对敦煌医学文书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研究。总的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敦煌医学文书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对敦煌医学的多方位综合性研究还不够。今后应将综合性研究与敦煌医学的临床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在促进敦煌医学理论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古代医药技术对现代中医学的启迪与帮助，推动敦煌古药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敦煌医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学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学科，力图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诠释，探索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该学科是将文史哲尽皆纳入自身的研究视域，从而建立起的一个学科体系。敦煌学原本就是一个涵盖文史哲的学科体系，就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来说，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别无二致。因此，将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敦煌学研究中，无疑将给敦煌学带来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及崭新的研究思路。

四、对敦煌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40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基本占领了敦煌学各领域学术制高点，彻底改变了中国敦煌学落后面貌。根据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指导思想，目前中国敦煌学者正与世界各地敦煌学者一起，为建设敦煌学研究新高地共同努力。今后敦煌学如何发展，也是当前研究中必须直面的问题。结合自身研究，笔者认为敦煌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1）加强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推动海外文献数字化回归。非汉文文献是敦煌学研究薄弱领域，目前学界对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这些文献具体内容及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揭示。展望未来，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对于占敦煌非汉文文献重要比重的藏文文献，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敦煌藏文文献书写年代、使用者及使用范围；运用同时期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发现的、与敦煌藏文文献密切相关的藏文文献，及汉文、西夏文等其他语种文献，展开跨学科、多角度综合研究，出版多卷本“敦煌藏文文献选辑丛书”，开展《汉藏英对照古藏文词典》编撰、敦煌藏文文献数据库建设等工作，推进以藏文文献为主的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

对于其他非汉文文献研究来说，建立敦煌非汉文文献集成是一项迫切工作。敦煌吐鲁番出土各类文献均在陆续电子化。目前有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IDP）、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数据库（BBAW Turfan for schung）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BNF Gallica）等敦煌吐鲁番文献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连接不稳定，获取文献图片时常受影响，且英国、俄国、日本、瑞典、芬兰、土耳其等国所藏敦煌非汉文文献尚未全部公开。因此，推动流失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刻不容缓。

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推动敦煌学研究，也是未来敦煌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最近张涌泉团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敦煌残卷缀合工作中实现了新的学术突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2）推动敦煌学研究时段前后贯通。敦煌文献主要记载从中晚唐至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历史，上与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吐鲁番文书相接，下与从西夏至元代的黑水城文书相接。

从事敦煌学研究，在时间上需要前后贯通，才能使敦煌文献内容和敦煌历史得到充分阐释。目前敦煌学与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之间互动较多，与敦煌汉简之间联系较少。研究两汉敦煌历史与社会问题，除了依靠传世史籍外，必须深入挖掘敦煌出土简牍资料，如悬泉汉简保留了大量西汉敦煌悬泉置接待过往行旅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时期敦煌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西汉敦煌郡管辖范围不仅仅限于下属六县，还曾将影响扩展至西域地区。当时在鄯善屯田的伊循都尉，一度隶属敦煌郡管辖，悬泉汉简称之为“敦煌伊循都尉”，表明鄯善伊循以东的交通道路安全、日常饮食供应及运输工具提供都由敦煌郡负责。西域都护府的重要军备仓储机构居卢訾仓（疑即今敦煌西北大方盘城）也设置在敦煌郡。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西汉经营西域与敦煌有直接联系。只有将两汉敦煌历史研究清楚，才能更好研究北朝隋唐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

（3）拓展敦煌学研究地域。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学研究必须置于丝绸之路时空框架之中，不能只关注敦煌，也要关注敦煌以外地区的研究。敦煌学在研究地域上要“东进西出”。“东进”是要将河西、关中乃至中原地区纳入研究范围；“西出”是要关注古代西域乃至中亚地区，进而扩展至整个丝绸之路。

敦煌是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必经之地。从汉代开始，中央政府即通过敦煌经营西域地区，并在敦煌接待往来使客，这在敦煌汉简中留下详细记录。如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降西汉时，正是经由敦煌前往长安。西汉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往来敦煌，西汉政府遣使西域、派遣军队屯戍敦煌及西域，同样记载在敦煌汉简中。佛教艺术也是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原，高昌、龟兹及中亚、印度的石窟及寺院造像都对敦煌石窟有很大影响，要深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必须充分利用这些石窟资料。敦煌学研究要深入，必须对汉唐时期敦煌与西域之间的关系进行贯通式研究。

敦煌以外地区出土的碑铭文献，也会记载敦煌地区的事件及人物，对敦煌学研究同样具有学术价值。如西安出土《唐敦煌张淮澄墓志铭》，详细记载归义军政权创立者张议潮归朝之后在唐廷的活动轨迹，对研究敦煌张氏归义军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可见关中地区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对敦煌学研究也有推动作用。敦煌石窟研究，也必须与河西、中原等其他地区石窟研究（河西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南北石窟、关中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大足石窟等）相结合。没有不同地区石窟内容的互相比较，敦煌石窟研究中很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总之，敦煌学研究既要关心西域地区乃至中亚地区，也要重视河西、关中及中原地区相关材料。

（4）拓宽敦煌学研究视野。敦煌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敦煌不仅是中原与西域之间友好往来见证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各民族汇聚交融之所。汉唐通过敦煌与南面的青藏高原、北部的蒙古草原上各民族展开互动，不断加深民族融合，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敦煌学不仅要在研究地域上“东进西出”，也要在研究视野上“南北延伸”，从“三交”史角度推进相关研究。

西汉为防御南山羌，在敦煌修筑了南塞及一系列亭燧，同时在敦煌地区与南山羌展开畜牧产品和农产品贸易。自北朝至隋唐，生活在敦煌以南的民族由南山羌变为吐谷浑和吐蕃，敦煌也随之成为中原政权同吐谷浑、吐蕃的交往枢纽。敦煌北部自汉代以来就是匈奴、鲜卑、突厥和回鹘等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西汉也在敦煌北部修筑长城防御匈奴，以保证丝绸之路畅通。魏晋南北朝虽然处于分裂时期，但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一直未曾停滞。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完成，这一时期由敦煌前往西域地区的北、中、南三道再度恢复畅通，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又一次出现兴旺繁盛局面。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与长安唐廷之间主要经由回鹘地区往来交通。这条道路虽偶尔会阻滞，但始终未曾中断。从北朝至隋唐，敦煌北部生活的少数民族由鲜卑变为突厥、再变为回鹘，故敦煌文献中不仅有大量藏文、回鹘文文书，还保存不少关于突厥的记载，加上蒙古草原出土的汉文、突厥文及回鹘文碑铭，为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方面推进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5）继续深化敦煌佛教研究。佛教研究是敦煌学中最具特色的研究之一。敦煌汉简记载了两汉之际敦煌地区的寺院，敦煌文献则保存了大量从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寺院档案，虽然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但仍可继续推进。首先，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是敦煌文书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文献的整理及译注工作还有待加强。其次，敦煌佛教文献保存的各类经、疏、论，数量丰富，目前研究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再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各学科间的协同研究，如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唯识、因明、地论学派著作及尚待考证的佛教论著等，是亟须抢救的“冷门绝学”。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勉励中国敦煌学者继续加强敦煌学研究，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作为当今国际性显学，要让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占领制高点，就必须不断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未来中国敦煌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敦煌地区的历史及文化研究，还要在研究地域上“东进西出”，在研究视野上“南北延伸”，在研究时段上前后贯通，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范围，将汉唐至明清敦煌地区历史综合起来研究，在国际视域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敦煌的地位及价值。要不断发扬莫高精神，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持续推动敦煌学与其他学科展开交叉研究，深入挖掘敦煌文化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子，继续把敦煌学做强、做大。

（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