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同代际的德国国家法学者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这是理解魏玛方法论之争的一个关键切入口。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讨论围绕着政治和法的关系，这是其经久不衰的现实意义。从系统论的理论出发，法与政治的耦合存在诠释性耦合和制度性耦合两种可能。而伴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公法科学被分化出来，因此产生了法与政治耦合的问题。安许茨和特里佩尔这一代国家法学者代表了在第二帝国时期发展出的国家法论证和政治论证之间的明确区别。相反，斯门德、施密特和黑勒等“魏玛一代”则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去差异化。凯尔森虽然主张方法论彻底的纯粹化，但他的问题意识与同代人是一致的。影响他们的代际经历包括：第二帝国时期缺乏宪法优先的理论和实践、拉班德范式的逐渐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通货膨胀。
关键词: 诠释性耦合 制度性耦合 格哈德·安许茨 鲁道夫·斯门德 赫尔曼·黑勒
一、导言
魏玛时期的国家法学说（Staatsrechtslehre）始终令人神往，却始终难以理解。观点分歧的代际条件（Generationenbedingtheit）可能是解释当时方法论之争中多样立场的一个关键。魏玛讨论的参与者们围绕着政治与法的关系展开争论，并依据各自的年代，求助于迥然不同的宪法史经历。这些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贡献。国家法学说中较晚近的部分转向了宪法理论（Verfassungstheorie），将其作为一种政治与法的理论联系形式，这对于当时的讨论而言是全新的，对老一代人而言则是陌生的。在年轻的“魏玛一代”（„Weimarer Generation“）内部，不同的方法论进路又可能用参与者们不同的政治信念所解释。[1]作为国家法学者，也作为法律人，“方法论之争与方向之争”（„Methoden- und Richtungsstreit“）[2]的全体主角都不局限于勾画理论。[3]相反，他们都将自己对法政治和宪法政治的关切呈现在法学中，并且在魏玛时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具体案件的解决。
在对政治和法的理论关系作必要而简短的系统性初步思考（二），以及对第二帝国时期方法论之争这段前史进行简要概览（三）之后，魏玛时期的国家法理论中的代际归属、政治信念与法学专业之间这种目前仅是简单提及的联系将在后文中得到研究（四）与总结（五）。在开头就该强调，代际特征作为一种解释因素在目前的历史描述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4]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将特定行为模式归因于特定代际经历的方法论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该方法更适合于这里所研究的极少数群体。因此，本文仅旨在为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理论分歧提供一种可信的解释方案。
二、初步思考：宪法是政治和法的耦合
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讨论围绕着政治和法的关系，其经久不衰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政治和法如何相互作用，这种关系又以何种方法论形式成为国家法和国家法科学（Staatsrechtswissenschaft）的研究对象，首先取决于具体宪法秩序的内容。为了更好地理解魏玛讨论的结构，有必要对这种关系的系统性（Systematik dieses Verhältnisses）作简短思考。
根据一项新理论的建议，[5]人们可以从政治系统和法系统的联结去理解宪法的功能。这样一种原则上并不新鲜[6]的重构（Rekonstruktion）可以指出法和政治一方面是可区分的，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结构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在法和政治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是必要的，但也是棘手的，因为无论是法系统的政治化抑或是政治和民主进程太过宽泛的法化（Verrechtlichung）都会让人质疑这两种系统的兼容性（Akzeptanz）和运转能力（Funktionsfähigkeit）。[7]
从国家法的视角审视这个难题，重要的是政治和法的耦合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卢曼（Luhmann）把他的宪法理论构想局限于宪法司法的制度（Institution der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8],那么出于以下考虑，这种观点必须加以区分和扩展：政治和法耦合的制度形式不应仅仅被描述为宪法司法，更应被描述为宪法所确立的宪法司法和民主制定法律[9]的对立关系，它们分别承担着政治的法化和法的政治化。[10]然而，政治和法之间的关系难题绝不会随着这种制度性耦合的建立而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毋宁说是一方面出现了宪法法院在民主系统中的正当性问题。[11]另一方面，法院对宪法文本的解释能否脱离特定的政治前理解也是始终存在的难题。即使在现在，也并非总能脱离。[12]
后者导致了耦合视角的扩展：宪法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在此被称为政治和法的诠释性耦合（hermeneutische Kopplung），与制度性耦合并立。这种耦合形式显然不属于宪法司法，否则其机构的完整性就会被质疑。对于一个宪法法院而言，必须尽可能地通过论证去避免政治偏见的嫌疑。[13]然而，即使是受到政治浸染的宪法解释也能为政治和法的耦合发挥必要的功能：政治各方可以不将自己局限于立法的政治进程中。它们还必须为充满争议的宪法理解创造自己的语境并准备好能供给宪法教义学的论据。尤其是国家法科学，它主要负责诠释性耦合。诚然，国家法学说的政治观点不可能未经过滤便注入教义学中，否则就会对其贡献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这里产生了大量的方法论上的困难。然而，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学术自由很可能有利于形成一种具有教义学结果的宪法政治状态。这在德国乃至其他西方宪政国家至今为止的国家法科学中都不难观察到。[14]这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但在功能上是必要的。
三、前史：第二帝国时期的国家法学说和政治
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理论设想也是由三月革命前（Vormärz）[15]到帝制终结之间的国家法学说所取得的制度性经验决定的。具体来说，如果没有先前秩序的丰富经验及其对宪法司法和由政治激励（inspiriert）的国家法学说的处理，就无法理解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政治性宪法”（„politischer Verfassungsrecht“）设想。这就要求对这段前史作简要回顾。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出现了政治性教授的形象，他们是晚期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学术批评者。为数不少的政治性教授是国家法学者。[16]他们的事业促使他们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参加1848年的制宪国民会议，[17]这并不罕见，也契合他们的专业[18]。如果说这种政治责任感在三月革命前的国家法学说中很常见，那反过来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公法学科仅是有限的分化（ausdifferenziet）。[19]尽管已经有许多科学的论文为国家法科学在方法上从政治、历史以及国民经济中解放出来做了准备，但直至19世纪中期，公法学科尚未按照现今的观念实现真正的方法论独立。[20]因此，三月革命前的国家法学者们既是政治性教授，也是政治学教授。然而，就此指责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幼稚是脱离历史的。恰恰相反，政治责任感和学术活动相辅相成，因为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也主张法领域（Rechtssphäre）的那种分化，并由此为他们自己的学科辩护，而这个学科在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名号下，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21]此外，法治国家的图景使得国家法学说在之后能够要求引入行政法院制度（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22]这样的改革，而不必拥护民主化或者议会化。[23]和许多传统一样，政治性教授的传统在1848年之后就被疏导与缓和了，但它以一种成果丰硕的方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仍须说明的是，对于国家法科学而言，当时还没有出现政治和法耦合的难题，这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尚未出现实际的方法论区别。
在大多数教义史描述中，公法真正的方法论分化被认为是后来——即在第二帝国建立后不久发生的。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这或许并非巧合。事实上，将当代宪法史描述的论辩与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论辩相联系似乎是完全可能的。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 Gerber）[24]和保罗·拉班德（Paul Laband）[25]所推动的国家法教义学的发展，即摆脱了历史考虑和目的考虑（因而也是政治考虑），至今仍然是一项富有争议的成就：按照某种解释[26]，这一发展实际上是通往公法学科分化的决定性的一步，因此也是走向在方法论上正当的去政治化，然而却被魏玛讨论不正义地开了倒车？或者说，格贝尔—拉班德式的国家法科学最终是一种政治手腕的一部分？在普鲁士宪法冲突[27]中，拉班德对形式法律和实质法律的区分是服务于确保君主对预算的干预权的吗？之后在以联邦国家本质为名的防止帝国的议会化（Parlamentarisierung）等其他地方，也能发现这种受到政治激励的教义结构吗？[28]
本文无法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拉班德式双重法律概念的结构既不是真正的创新，在教义学上也不具有特别的说服力。[29]但同样明显的是，拉班德将法学的方法限制在国家的统治上，无视历史和目的，[30]这对国家法科学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现代化推力。基于这个推力，直到今天，只有给出充分的理由，国家法科学才能回到历史与目的。对于本研究来说，首先必须指出，格贝尔—拉班德式的国家意志实证主义（Staatswillenspositivismus）的基础可以同时被理解为以下两者：在当时的科学理论[31]的背景下，国家法科学的方法被迫进行必要的分化以及一种使君主享有特权的针对性政治策略。
然而，德国国家法科学从其方法论的起点就背负着一个胎记，一种刺破面纱（Entlarvung）和政治化的可能性，这对魏玛时期的发展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可以通过其所掩饰的政治背景探究国家法的法学结构。尽管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国家法学说比后来惯常提到的格贝尔、拉班德以及格奥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要多彩和层次丰富，[32]尽管第二帝国时期主流学说的所有核心教义都存在有力的批评者，如阿尔贝特·黑内尔（Albert Hänel）[33]和胡果·普洛伊斯(Hugo Preuß)[34]，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可以概括性地批评“帝国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us des Kaiserreichs“），并通过指责它是一种隐蔽的政治形式主义将其作为过时的学说而予以摈弃。这或许是国家法学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形式的根源之一，也是其相信国家法的政治性不可避免的根源之一。
关于紧随其后的对魏玛共和国的观点，还应注意两个因素：第二帝国的国家法没有实质的宪法理论，因此除了帝国宪法相较于普通法律而言加重的修改程序外，没有宪法优先的学说。[35]尽管当时的国家法学说已经注意到了第二帝国正逐步地民主政治化，[36]但国家法学说既缺乏宪法理论工具，也缺乏相对应的民主传统，以至于无法用一个自己的术语来描述。在制度层面，相应地缺乏宪法规定的具体内容，也缺乏审查机构遵循程序或者实质性地重构宪法内容。当然这也反映出第二帝国不确定的正当性状态，作为一个缺乏传统根基的新发明，第二帝国既不能回溯君权神授和君主原则，[37]也不想援引西方宪法传统。[38]因此，宪法的实质性构想难以得到发展：虽然社团理论[39]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德国理论，同时也提供了相当大的民主化潜力，但恰是这种潜力可能最终阻碍了它被成功接受。[40]唯一的出路是对俾斯麦本人和他的“国家思维”（„Staatsdenken“）[41]的广泛关注——但从长远来看，这条道路也不能保证有任何科学收益。
在第二帝国初期[42]占统治地位的拉班德法学精神中，格奥格·耶利内克是缺乏实质宪法构想的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耶利内克关于事实的规范效力的理论[43]试图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转变重新塑造成法的渊源（Rechtsquelle）。一方面，耶里内克拒绝帝国的议会化，[44]另一方面他将社会发展本身转化为正当性论据，试图使国家理论更关注民主化进程。[45]这样的论证用社会发展的事实取代了实质宪法理论的标准。由于第二帝国时期政治和法的耦合不是由宪法司法制度实现的，且宪法对帝国议会（Reichstag）的分类不明确，导致这种耦合同样也不属于立法，耶利内克的理论将其转置于政治发展的事实。耶利内克的这种论证结构在魏玛讨论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特别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宪法理论将社会发展的政治—历史性成功与它的正当性等同了起来。[46]只有如此，施密特才能够通过宪法史的观点表达他对魏玛时代议会和行政的正当性的见解。[47]
如果说第二帝国时期的国家法学说缺乏实质的宪法理论，那么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实践关联。[48]尽管拉班德范式建立之初就存在普鲁士宪法冲突的方法论原罪（Sündenfall），但宪法的具体案例仍是例外，对于当时庞大的、非常集中于概念的讨论来说，并没有真正重大的意义。这也与第二帝国缺乏国事法院制度（Staatsgerichtsbarkeit）有关。[49]无论如何，这解释了相比于民法，教义学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的贫瘠印象，这一点在谄媚逢迎却毫无结果的联邦国家概念的理论建构中最为明显。[50]
小结：伴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才出现了一门分化的国家法科学。然而这种分化也产生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将国家法科学与第二帝国的政治发展从方法论上紧密地耦合起来。由于第二帝国缺乏国事法院制度，这种耦合结构仅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相反，一种表面上形式化，实则暗含着政治论证的国家法理论被巩固，它既不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自己的宪法理论，又无法为政治相关的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此，第二帝国的国家法科学在专业上被分化出来的同时，用阿道夫·默克尔（Adolf Merkls）的话说，又受制于君主制。[51]然而这样一来，它在面对魏玛时代的挑战时便倍感无措：无论是在政治信念所必需的宪法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中的司法可适用性方面。在第二帝国的国家法学说中，国家法和政治相处得并不融洽。
四、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不同理论立场
魏玛共和国国家法学说内部的争论以“方法论之争与方向之争”之名载入史册，它一方面可以被重构为一种关于法从政治中分化出来的争论，另一方面也可以被重构为一种被推迟的代际经历的交锋。下文将首先用四位国家法学者说明这一假设，他们在政治上和代际上作为对照组出现（1）。其次，检验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用上文已经提到的他们的历史经历加以解释（2）。再次，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s）在许多方面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值得简短地单独考虑（3）。最后文章将回到政治信念之于方法论讨论的意义这一问题上（4）。
1.两个世代——两种政治宪法的构想。
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和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着共同的政治信念。两人都是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52]的成员，由于胡根贝格派（Hugenberg-Flügel）[53]在1930年左右接管了该党，他们双双离开德国国家人民党。[54]两人都在纳粹主义下选择了一条有些模糊的谨慎适应之路。然而，两人相差14岁。特里佩尔生于1868年，斯门德生于1882年。[55]
格哈德·安许茨（Gerhard Anschütz）生于1867年，只比特里佩尔年长一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对政治冷感，即使作为海德堡圈子（Heidelberger Kreise）[56]的一员，但他始终忠于共和国。虽然其民族主义的言论流传了下来，但他是亲共和国的德国民主党（DDP）[57]的支持者。[58]1933年，在一封著名的、写给巴登文化部长的信中，他基于政治原因放弃了他的职位。最后，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出生于1891年，比斯门德年轻得多，但他与斯门德一样，是方法论之争和方向之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59]的成员，于1933年逃离德国，于1934年在流亡中去世。
如果将特里佩尔和斯门德归类为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民族主义批评者，那么黑勒和安许茨在政治光谱上则更偏左翼，也更忠于共和国，因此，接下来要证明的猜想是这些国家法学者的代际经历可以比他们的政治信念更好地解释其对魏玛共和国的宪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
在代际经历与理论贡献的联系中，安许茨和特里佩尔的作品代表了在第二帝国时期发展出的国家法论证和政治论证之间的明确区别。即使阅读了他们的科学著作，这一点对于两位作者而言也不能等同于倒退回非政治性：两人都以法学的手段干预魏玛时期的政治进程。特里佩尔曾作为鉴定专家参与了高度争议的、通胀后货币升值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并为财产权教义指明了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方向，而且是针对议会立法者的，这绝非政治上的巧合。[60]安许茨也同样曾作为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诉讼代理人，在有关普鲁士政变的诉讼程序中于国事法院出庭，这在政治上也易于理解。[61]特里佩尔甚至将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论文以及他1926年秋季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时演讲的主题。[62]安许茨在解释他于1933年的辞职时说，国家法学者不仅应该传授实定法的知识，还应该传授法秩序的精神——人们可以放心地补充：法秩序的政治精神。[63]
尽管两人都具备这种政治责任感和对当时的政治事件的清醒认识，但特里佩尔和安许茨对国家法的贡献与为自己的教义学工作寻求实质性的“宪法理论”基础相距甚远。对安许茨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尤其是他使得宪法评注[64]这样一种特别集中的以宪法文本为指引的形式登上科学大雅之堂。而特里佩尔也成功地将他的法学工作与其在第二帝国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的、对国家法的政治和制度条件[65]的兴趣明确区分开来。仔细地阅读《国家法与政治》就可以发现，与许多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不同，其中并没有援引政治的实存概念去对抗法的规范性。[66]相反，特里佩尔试图在结构（Konstruktion）和评价之间建立一种方法论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涉及民法的方法讨论，特别是利益法学，因而显然属于第二帝国的传统。[67]特里佩尔的这种评估在法教义学的兴趣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至少他在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比较有影响力的部分中独树一帜：他试图限制议会授予政府（Reichsregierung）制定法的权限，即在法治国家中限制授权法。[68]黑勒、施密特或者斯门德等年轻的德国国家法学者们都拒绝这样的方法，这恰是基于他们对政治与法的关系的理解。[69]
可以如此总结：对于特里佩尔和安许茨来说，他们的国家法工作并没有提出一种实质性宪法理论的问题。他们用完全不同的，也是政治上可以解释的重点推动了带有科学要求的规范解释。他们认为法学工作与政治信念可以相区分。
对于这里选择的另外两位主角：斯门德和黑勒，情况则不同。斯门德的整合构想已经可以不严谨地被翻译成“去差异化”（„Ent-Differenzierung“）,即政治和法的去差异化，也就意味着法学方法从根本上政治化的可能性。这种政治化的内容对于斯门德而言首先以过去为导向。他的代表作《宪法和实在宪法》正面提及了大量的第二帝国及其所谓的整合性象征政治。然而，斯门德用他的书名引入了一个新的区分，这个区分是整个论辩的核心：“宪法法”（„Verfassungsrecht“）[70]和“宪法”（„Verfassung“）之间的区别，即实证法与背后的正当秩序之间的区别。这种论证结构遭到了很多批评：既是因为它的法学方法[71]，也是因为其社会学的描述价值[72]。但是人们不应该忽略，斯门德提供的理论回应了一种紧迫的实践和理论需求：通过区别宪法和宪法法，斯门德实现了一种安许茨-特里佩尔那一代人没有完成的东西——一个系统的、具有实质性基础的、对生效宪法法的总体描述。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斯门德和他那一代人试图回答魏玛共和国的规范性身份（Identität）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已经无法仅仅通过魏玛共和国宪法文本的指引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魏玛共和国与其他议会民主制所共有的情况，现在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相比于三月革命前，需要一种更分化的、实质的政治性宪法理论。这不再是一个从政治性教授那里获得政治观点的问题，而是如何将政治信条在方法上有说服力地容纳进宪法学术观点中。比起第二帝国时期，存在许多急需法院决定的非常具体的案件：征收贵族财产的可受理性、[73]普鲁士选举法的合法性、[74]货币升值、[75]国家总统独裁权力的限制、[76]当然还有普鲁士政变的合宪性。[77]因此，在宪法法有意识地、明确地政治化的同时，魏玛共和国也经历了政治的法律化。[78]法院处理位于政治漩涡中心的问题的压力与日俱增。[79]宪法法讨论变得政治化，政治争论变得法律化，并且宪法法感兴趣的主要是政治争议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政治冲突，那么合宪法性（verfassungsrechtliche Legalität）的问题在魏玛时期就只能扮演配角：在这些案例中，宪法被共识所减损（derogieren）,除了法院自己，宪法再无其他捍卫者了。[80]新的调和任务同时说明了国家法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得与失。代价是无法再简单地代表不同的政治信念了。然而收获的是法学学术观点具备比政治信念更高的权威性或正当性。
将这种国家法与政治的话语杂糅贬低为在方法论上不可接受，是脱离历史的。这一发展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法学说专业状态的正常形式。无论如何，魏玛时期的国家法学说本身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难题——国家法的政治品性本身就是其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即使同样明显的是这些贡献往往涉及“政治性”（„das Politische“）而对政治秩序有不同构想。许多这样的表达所留下的空泛印象似乎仍然是第二帝国的遗产。
对于第四位主角黑勒，有一种类似于斯门德的解释。这与两人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末德意志国家法教师协会会议上的讨论感受相符。[81]黑勒的贡献仅在明显小的范围内涉及魏玛共和国宪法的实证法。[82]诠释宪法不是他的研究主题。相反，方法论思考才占据着他作品的中心，其作品迫切地努力与第二帝国的国家法保持距离。因此，黑勒的《国家学》开始于引用三月革命前的国家理论，[83]明确跳过了第二帝国早期的分化推力，并认为这是一条歧路，这一点甚至在耶里内克的《一般国家学》中都没有被克服。黑勒的著作也围绕着政治和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并非常尖锐地反对第二帝国时期对方法论的“非政治的”理解。[84]他的学术作品明确地与他的政治责任感密切相关。[85]
小结：人们可以初步明确安许茨、特里佩尔、斯门德和黑勒这四位国家法学家虽然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并对他们的学术活动意义非凡，但就他们的方法论而言，这四位主角更应该从世代上而非政治上分类。代际转变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科学上方法的变化，这可以被称为国家法专业和政治信念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去差异化。这种去差异化是魏玛宪法的政治争议性和大量与政治相关的实践法难题的制度性要求。在此需要的不是国家的实质理论，而是“宪法”的实质理论，即一个超然于宪法文本的规范性总体设计，以及将理论与文本联系起来并可适用于具体问题的方法论工具。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其他西方宪政国家相比，这种去差异化在最开始并不典型，至少不像第二帝国的许多国家法学家所极力宣称的政治的自我限制那般典型。[86]
2.代际划分的可普遍性。
上文重构的关联能否扩展到魏玛所有重要的国家法学说中呢？[87]特里佩尔和安许茨属于中间一代，年龄差小于5岁的这一代国家法学说的代表人物还有罗伯特·皮洛蒂（Robert Piloty）和卡尔·萨托里乌斯（Carl Sartorius）。特里佩尔和安许茨只是因其巨大的科学重要性而具有代表性。相比之下，对于年龄处在斯门德和黑勒之间的那些方法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即已经多次提到的凯尔森[88]和施密特[89]，以及埃利希·考夫曼（Erich Kaufmann）[90]、京特·荷尔施泰因（Günther Holstein）[91]、汉斯·纳威斯基（Hans Nawiasky）和卡尔·比尔芬格（Carl Bilfinger），似乎在人数上可以证明代际划分的可普遍性。出生于1874年的理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在年龄上恰好处在这两组人的中间。[92]即使不过分使用这里提出的代际顺序的重构，人们也可以说，托马扮演了一个理论过渡的角色[93]：在谨慎发展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议会民主理论的同时，又保持了一种以宪法文本为导向的问题处理方式，这一方式体现在他于国家法教师协会的讨论中明确拒绝过度抽象。[94]托马无疑比特里佩尔和安许茨更接近宪法理论的问题意识，而没有在方法上接受宪法的政治解释。
当然，许多魏玛时代的国家法学者并不符合这里提出的重构。例如，行政法学者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95]，格奥格·耶利内克的儿子，他的方法论让人强烈地联想到第二帝国。然而，最重要的个案可能是凯尔森，下文将单独讨论他。
尽管存在这些反例，但如果人们接受前述重构的可普遍性，那么还缺少的就只有对所提出的代际重大转折的明确解释。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之间一些重要的制度差异已经有所提及。如果假设参与者的学术创造阶段结束于某个年龄段，并且这些制度差异可以被认为是 "重大生活事件 "（„signifikantes Lebensereignis“），那么它们至少为这里提出的代际顺序提供了一种解释。[96]用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施密特出版《宪法学说》的当年提出的一个术语来说，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同的"代际态势"（„Generationslagerung“）。猜想是：国家法学者的经历越是能深入地回溯至第二帝国时期，政治与法的关系问题对他来说就越不急迫。而对下一代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对学术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化要素[97]：
a）第二帝国时期缺乏宪法优先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律人来说，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要么是成文法，要么是概念相关的法理论。正当性理论不能再被设计成拥护专制君主的，但支持民主制的尚未出现。此外，第二帝国不存在任何内容上超越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98]但恰恰是基本权利，为德国法秩序和其他法秩序中每一种形态的实质性宪法理论提供了，并继续提供着重要的参考点。反过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为魏玛共和国重新发展一套宪法上的，并有能力约束立法者的基本权利理论。宪法优先在第二帝国时期仍然是一种形式上的，因而几乎没有理论能力（theoriefähig）的现象。
b）拉班德范式的逐渐没落。早在世纪之交，拉班德方法的统治地位就在各个角落开始剥落。伴随着对这种方法论的批判性侵蚀，考夫曼、施密特和斯门德等方法论争论的重要主角开启了他们的学术生涯。[99]年轻一代的主要经历已经不再是建构一种教义去巩固1870-1871年后在政治上受欢迎的帝国的基础，而是逐步地削弱这种基础，特别是1900年之后第二帝国不确定的正当性状态对国家法学者来说是尤其糟糕的经历。[100]因此，重新发现被拉班德明确忽略的相邻学科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国家秩序的正当性的规范标准必须从某种来源中获得。因此，施密特以法哲学家[101]的身份、斯门德以法史学家[102]的身份、考夫曼以比较法学者[103]的身份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法学相邻学科的论证潜力也在魏玛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4]
c）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经历以不同但总是独特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年轻一代对制度的理解，而它可能几乎没有触及老一代人。在考夫曼看来，以战争贯彻实力（Macht）已经是第二帝国后期国家的真正目的。[105]斯门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成员邦国政府与帝国的非正式磋商为例，提出了他与整合相关的、不局限于规范适用的宪法法的构想。[106]在施密特的作品中，战争也是一种常在的经历。[107]
如果要把不同宪法理论对战争不同形式的处理统一起来，它们的共同点是对任何由法形式所创造的规范性的深刻不信任。在战争中，所谓的统治力量展示了那种隐藏在法背后的、对抗法得以贯彻的实力。这种经历在前述三位国家法学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他们的作品经常在寻找法形式背后的“究竟”（„Eigentlichen“）。这也适用于战争的参与者[108]凯尔森，至少在经过仔细观察后，有限地适用于他，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想法与政治的疏离：不是寻找法的一种实存的、政治的内核，而是实现法对现实的免疫和法的象征化，法与世界的关系被明确地、理论上不可逾越地坚定排除在每一个法学讨论之外。
d）通货膨胀。第四段经历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来得晚，但却是很重要的共和国的制度性记忆，那就是通货膨胀。它蕴含着两种非常具体的经历，大多数参与者都难以逃脱。首先至少在短期内，行政机关在没有议会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尽可能宽泛的授权规定，成功进行了危机管理。[109]其次，需要一个关于公正或正确的法的实质性理论，它应该能在规范的框架内重新限制恣意的货币贬值。正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实质性标准引入法概念的问题再次紧急地出现，这是长久以来首次复现在法官实践[110]和学术研究[111]中。
3.凯尔森是例外现象？
凯尔森这样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国家法学家可能不属于这里提出的世代重构，至少乍看上去如此。凯尔森生于1881年，比斯门德年长一岁，比考夫曼小一岁，因此显然属于施密特和斯门德那“创新的”魏玛一代。同时，凯尔森将法学专业和方法论的分化以最明显的一贯方式推到极致。[112]凯尔森对国家法规范性的根本净化使得其政治关联仅是对议会决定的反馈，由此也同时证明法律科学的自主性，而这显然与他那一代同侪的调和努力相悖。那么，凯尔森是否属于特里佩尔和安许茨的“老”一代，或者甚至属于拉班德或格贝尔的“古老”一代呢？他在魏玛时期的反对者欣然断言如此，并理所当然地反对他，仿佛拉班德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谬误。
然而，即使是凯尔森本人也并不真的确定他所处的传统：其第一本著作《主要问题》[113]很容易被理解为对拉班德和格贝尔的意志实证主义的根本清算，他不厌其烦地抨击其中的政治评价。另一方面，凯尔森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言论恰恰将自己置于这种国家法传统之中。[114]
凯尔森自身的不确定似乎不是一个巧合：凯尔森转向方法论问题，使政治和法的关系成为他思考的对象，这种明确性是他与施密特和黑勒而非与安许茨或拉班德所共有的。这也适用于他的理论构想的基础，这一理论构想声称要描述整个法秩序，也适用于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对法效力的彻底象征化。然而另一方面，凯尔森对每个法秩序完全现实性的认识，也是国家法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遗产。[115]但他拒绝用法以外的观点来证明法的正当性，这确保了凯尔森对魏玛论辩的贡献要么是方法论性质的，如他对斯门德的著名批评，[116]要么是制度理论性质的，如他为宪法司法和议会的辩护，[117]但很少是宪法教义学的。与黑勒一样，凯尔森明确地对规范解释问题不感兴趣，因此，几乎无法在司法中操作他的理论。与黑勒不同的是，他并不努力追求这一点。
如果凯尔森因其彻底纯粹化的概念而在他那一代人中非常孤独，那么他的作品仍然符合这里提出的代际重构。如果人们承认魏玛一代的决定性创新是政治和法的关系公开地成为理论主题，[118]那么这也是凯尔森作品的核心问题意识，即使他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融合这两个领域，而在于使它们相互免疫。把凯尔森算在内，魏玛一代没有找到一致的答案，但他们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们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提出问题的共同体。[119]
4.魏玛国家法学说的政治立场和方法。
最后的问题是参与者的政治信念对解释魏玛争论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完全消失在参与者的时空经历中？抑或它们也反映在国家法的方法论中？
乍看上去，似乎可以把亲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法学者视为法学理性必须与政治相区分的支持者，即把他们与极易引起误解的“实证主义”构想相联系。[120]这种当时广为流传的重构[121]可以指向凯尔森、托马，可能也指向黑勒的民主构想，尽管有种种不同，但它们至少都与程序相关。对他们三人而言，法是一种可改变的形式，它不是由法官发现的，而是由立法者产生的。作为支持在议会程序中平衡相冲突利益的人，这些作者与任何形式的实质性正义构想或同一性构想保持距离，[122]这些构想在考夫曼或施密特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23]
这种魏玛共和国的程序性支持者和实质性批评者的二分在与议会的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清晰，虽然第一眼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明显的局限。这一局限体现在斯门德和黑勒的作品中。斯门德在魏玛前期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议会程序至少是微量的好感。[124]另一方面，黑勒对议会的关系并不像那些喜爱黑勒的二手文献所喜欢暗示的那样是毫不含糊的正面态度。[125]黑勒的同质性构想也不符合这里提出的重构。对他的理解，更恰当的是一个支持魏玛共和国的社群主义者（Kommunitarist），他很好地把一个社会在实质政治上的精神状态纳入了他的理论当中。[126]
或许另一个对政治信念和方法论的归类视角更精确，即新的魏玛宪法理论在具体的法学教义中的可适用性，或者用本文的术语说：政治和法的耦合类型。[127]诠释性耦合，即宪法理论可以适用于法学对具体的宪法规范的解释，这是魏玛一代中批评共和国的学者们所坚持的；共和国的支持者们则不然。
在魏玛讨论中，以宪法理论去论证具体的法学规则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有利于国家组织的权限推定。这对于法院制度（Gerichtsbarkeit）在宪法结构中角色的讨论显得意义重大。当议会和政府在宪法层面的关系相对一致地有利于行政机关时，对于法院制度的角色却展现出了泾渭分明的立场。在魏玛论辩中，作为对宪法政治难题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法院制度：一种是有待扩张的国事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其法官通过政治程序任命；另一种是业已存在的普通法院。魏玛的国家法学者中的保守派相当一致地倾向于普通法院，而左翼或亲共和国的国家法学者则主张建立宪法司法。[128]从保守的观点来看，普通法院不仅被证明在政治上是可靠的，[129]而且它还绕过了由议会直接对法进行政治编码（Programmierung）的决定形式，有利于形成一种方法论上开放的法发现（Rechtsfindung）,典型的例子是对财产概念的超实证理解。[130]用本文引入的术语，国家法科学将法和政治诠释性耦合的任务交给了普通法院。[131]由此观之，至少在趋势上可以发现两种受政治影响的、国家法与政治相关联的可能性。亲共和国的法学家建议制度性耦合，即议会和宪法法院。相反，保守的国家法学家以建立在实质性宪法理论基础上并能够适用于个案的解释技术展开工作。因此，他们对问题的处理也更接近本真的法学，而不是政治科学。
不同的宪法理论能否适用于具体的法学实践证明了这一论断。黑勒建构了一个实质性的共和主义国家理论，但与斯门德、施密特和考夫曼不同，他的作品缺乏对政治冲突具体的教义处理，缺乏政治和法的诠释性耦合。尽管黑勒关于民主理论和法政治的构想很有影响力，但当作为法律人的黑勒专业地参与解决一个法问题时，却很少能找到这些内容，顺便一说，这种情况在比较中很罕见。黑勒关于普鲁士选举法的鉴定意见[132]或者他在普鲁士政变诉讼中的言论[133]很可能反映出他的政治偏好，但与施密特和斯门德那一代同侪不同，也与特里佩尔不同，他没有成功地将这些信念引入宪法的概念中。因此，他是魏玛国家法学者中最后一位撰写“国家学说”的人，他的理论也被归入比滥觞于此时的“宪法理论”规范性更少的流派，这些可能都不是巧合。凯尔森的成果与黑勒在理论性质上相近。由于纯粹法理论最终总是指向实证法，因而放弃了狭义上的宪法教义设计。人们可以从这种克制中发现一种方法论的诚实，这是凯尔森和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urch）[134]等亲共和国的法学家们在魏玛时期经常基于道德上或法理论上的原因所要求的，如果不是黑勒本人以一种近乎憎恶的态度反对这种由新康德主义启发的方法论理解的话，（就也包括黑勒）；[135]在这方面，黑勒总是站在他的政治对手那一边，所以矛盾的是，恰是黑勒最明确地将专业实践与政治信念区分化，尽管是违心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接受国家法时，黑勒既是在政治上最受欢迎又是在法学实践上影响最小的魏玛国家法学者。[136]
当人们审视魏玛一代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法科学的影响时，这种类型化得到了明确的印证。基本法的制度满足了魏玛共和国的追随者们的政治要求，特别是通过坚定的议会化和引入强大的宪法司法。这实现了他们的宪法理论方案，但也结束了他们对后续宪法实践的认识论价值。凯尔森和黑勒对宪法解释问题是出了名的不关心，这对接受他们的成果产生了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法院可用的”（„gerichtsverwertbar“）的理论，特别是斯门德和施密特提出的理论，获得了影响力，并成为基本法下讨论的焦点。在关于宪法理论的讨论中，斯门德和施密特是决定性的两个磁极，[137]而黑勒和凯尔森则基本上处于边缘。他们忽略解释问题，无法推动基本法的宪法教义。基本法的宪法教义吸纳了诸如形式滥用[138]、受限的宪法修改[139]、客观的基本权利作用[140]或联邦忠诚[141]等政治上丰富的图景，所有这些都是保守的国家法学说努力得到的教义成果，并在基本法的新背景下获得了独特意义。这样一来，国家法学说也承认了政治和法的诠释性耦合的必要性。
五、结论
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说的现实意义直至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得到，这大概可以被解释为它对政治和法的关系的开放讨论。在此，政治和法的去差异化本身并不是某种政治信念的关切，而是魏玛特定一代国家法学者的课题。他们这代人的智识伴随着已经腐朽的晚期立宪主义国家法成长起来，他们早期的作品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国家法的解体，在魏玛共和国初期，他们面临着构思一个新的、与政治相关的宪法理论的必要性。起点的共同性将黑勒、考夫曼、凯尔森、施密特和斯门德联系在一起，这是魏玛时期国家法真正的特别所在；另一方面，这些主角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难以捉摸的政治理念冲突。同时，这一共同点将他们与上一代的重要代表——安许茨或特里佩尔区分开来。
如果有人试图按照政治标准对魏玛国家法学者的领军人物进行分类，尽管有所局限，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忠于魏玛共和国的耦合路径是通过制度——议会和国事法院来实现的。在方法论上，这是一条宪法政治和民主理论的道路。批评魏玛共和国的耦合路径是通过宪法理论在具体案例中的操作，也就是通过宪法教义学来实现的。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辩论来说，这无疑是更有效的。在方法上，这是一条狭义的法学的路径。当这两条路都被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法所接受时，这种立场走向就出现了讽刺性的转变：在制度上，联邦共和国出现了一个存在强大宪法法院的议会民主制。另一方面，对于宪法司法的个案内容，则援引了大量由魏玛共和国保守派批评家们所创新出的论证图景。
注释:
*本译文原文载《国家》（Der Staat）第43卷（2004年），第399-423页。除特殊说明外，脚注均为原文。摘要与关键词为译者所加。感谢在本文翻译过程中给予帮助与指教的王泽荣、王世杰、段沁、程皓楠、陈靓雯等学友。
[1]R. Smend, Die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und der Richtungsstreit, 1973, in: ders.,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und andere Aufsätze, 3. Aufl. 1994, S. 620, 623 f.:“政治目标，但不是政党政治的”; H. Heller, Die Gleichheit in der Verhältniswahl nach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1929, S. 19:“国家政治的争端，而非政党政治的”。
[2]M. Friedri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 1997, S. 322 ff.; W. Heun, Der staatsrechtliche Positivismus in der Weimarer Zeit: Der Staat 28, 1989, S. 377; K. Rennert, Die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Richtung“ in der Staats- rechtslehr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7, S. 44 ff.; U. Scheuner, Die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AöR 97, 1972, S. 349, 356 ff.; M.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Bd. III, 1999, S. 153 ff.
[3]这一点在人文学科不断增长的研究中经常被忽略，尤其是针对卡尔·施密特作品的研究。
[4]对于纳粹时期特定法学世代的研究参见：U. Herbert, Best, 2. Aufl. 1996; M. Wildt, Die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2002. 从法学史的视角明确指出B. Rüthers, Geschönte Geschichte - Geschönte Biographien, 2001. 对于方法论问题参见本文脚注〔96〕。
[5]N. Luhmann, Verfassung als evolutionäre Errungenschaft, in: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9, 1990, S. 176. 下文不会对系统论的概念展开详细讨论。
[6]对德国国家法学说中作为政治法的国家法概念或宪法概念的批评：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S. 177 ff. 有进一步论证。
[7]无论这一论断所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其本身是无可争议的：J.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1991, S. 135 ff.; N.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1992, S. 471 ff.
[8]译者注：“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法学术语，其核心意涵是以司法程序解决宪法争议。本文统一翻译为“宪法司法”。
[9]Luhmann (Fn.5), S. 164 ff.
[10]也见于O. Gerstenberg, Bürgerrechte und Demokratie, 1997.
[11]U. R. Haltern,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Demokratie und Mißtrauen, 1998.
[12]参见 R. Haussier, Der Konflikt zwisch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politischer Führung, 1994; H. Schulze-Fielitz, Wirkung und Befolgung verfassungsgerichtlicher Entscheidungen, in: P. Badura/H. Dreier (Hg.), in: FS 50 Jahre BVerfG, 2001, S. 385, 400 ff., 408 f.
[13]J. Isensee, Verfassungsrecht als „politisches" Recht, in: J. Isensee/P. Kirchhof (Hg.), HbdStR, Bd. VII, 1992, §162, Rdnr. 85 ff.; J. Lege, 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als Jurist Rechtsphilosophie? in: ARSP-Beiheft 71, 1997, S. 83, 91 f. 政治关联性在 BVerfGE 62, 1.
[14]试想美国和由政治因素引起的围绕宪法解释的争议：W. Heun, Original Intent und Wille des historischen Verfassungsgebers: AöR 116, 1991, S. 185, 186 ff.
[15]译者注：“Vormärz”是德国史的专有名词，通常指代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三月革命之间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欧洲历史则将这一时期称为“梅特涅时代”。
[16]对此参见H. Ehmke, Karl von Rotteck, der „politische Professor", 1964; M.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Bd. II, 1992, S. 119 f., 266 ff.; R. Smend, Der Einfluß der deutschen Staats- und Verwaltungsrechtslehre im 19. Jahrhundert auf das Leben in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1939, in: ders. (Fn.1), S. 326.
[17]W. Siemann, Die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1848/49 zwischen demokratischem Liberalismus und konservativer Reform, 1976.
[18]德语的“教授”（„Professor“）和法语的“捍卫”（„professer“）具有相同的词根：J. Derrida, Die unbedingte Universität, 2001.
[19]H. Brandt, Landständische Repräsentation im deutschen Vormärz, 1968, 33 ff.; H. Boldt, Deutsche Staatslehre im Vormärz, 1975, S. 287 ff.
[20]Friedrich (Fn.2), S. 210 ff.; Stolleis (Fn.16), S. 322 ff.
[21]E.-W. Böckenförde, Entstehung und Wandel des Rechtsstaatsbegriffs, in: ders., Recht, Staat, Freiheit, 1991, S. 144. 与盎格鲁-撒克逊式“法治”形成鲜明的对比：O. Lepsiu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dem Common Law, 1997, S. 207 ff.
[22]这一点在格奈斯特（Gneist）的身上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法治国家构想中批判议会制的内容：R. J. Lamer, Der englische Parlamentarismus in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Theorie im Zeitalter Bismarcks (1857 - 1890), 1963.
[23]C. Schönberger, Das Parlament im Anstaltsstaat, 1997, S. 126 ff., 与法国的比较富有启发性。
[24]基础文献： P. v. Oertzen, Die soziale Funktion des staatsrechtlichen Positivismus, 1953, 1974, S. 214 ff.
[25]Stolleis (Fn.16), S. 341 ff.; Friedrich (Fn.2), S. 256 ff.
[26]对科学性贡献持正面态度如W. Pauly, Der Methodenwandel im deutschen Spätkonstitutionalismus, 1993, S. 178, insbes. Anm. 38, 245; 相近观点如 Stolleis (Fn.16), S. 343 ff.
[27]对拉班德式论证的政治背景的批评如: T. Ellwein, Das Erbe der Monarchie in der deutschen Staatskrise, 1954, S. 298 ff., 308 ff.; K.-H. Friauf, Der Staatshaushaltsplan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1970, S. 251 ff.; W. Wilhelm, Zur juristischen Methoden- lehre im 19. Jahrhundert, 1958, S. 152 ff.; A. Thier, Steuergesetzgebung und Verfassung in der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 1999, S. 643 ff. (关于历史背景), 652 ff. (关于冲突的历史解释仅有有限的价值).
[28]见 S. Oeter, Souveränität und Demokratie als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aöRV 55, 1995, S. 659, 670 ff.; C. Möllers, Der parlamentarische Bundesstaat, in: J. Aulehner u. a. (Hg.), Föderalismus, 1997, S. 81, 82 ff.
[29]关于拉班德作品的分析参见重要著作：O. Fröhling, Labands Staatsbegriff. Die anorganische Staatsperson als Konstruktionsmittel der deutschen konstitutionellen Staatslehre, 1967, S. 35 ff.
[30]P. Laband, 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Bd. I, 2. Aufl. 1888, S. X ff.
[31]关于作为科学哲学的新康德主义：K. C. Koe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1986.
[32]Friedrich (Fn.2), S. 275 ff.
[33]A. Härtel, Das Gesetz im formellen und materiellen Sinne, Studien zum Deutschen Staatsrechte, Bd. III, 1888.
[34]H. Preuß, Gemeinde, Reich und Staat als Gebietskörperschaften, 1889.
[35]R. Wahl, Der Vorrang der Verfassung: Der Staat 20, 1981, S. 485, 493 ff.
[36]突出耶里内克：C. Schönberger, Ein Liberaler zwischen Volkswille und Staatswille, in: S. L. Paulson/M. Schulte (Hg.), Georg Jellinek - Beiträge zu Leben und Werk, 2000, S. 3, 10 ff.
[37]E. Fehrenbach, Wandlungen des deutschen Kaisergedankens (1871-1918), 1969, S. 89 ff.
[38]H. Hofmann, Das Problem der cäsaristischen Legitimität im Kaiserreich, in: ders., Recht - Politik - Verfassung, 1986, S. 181 (185 ff.).
[39]基尔克的社团理论对拉班德的伟大批评：O. v. Gierke, Labands Staatsrecht und die deutsche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 Separatdruck, 1883.
[40]参见观点v. Oertzen (Fn.24), S. 170 ff. (对格贝尔的早期作品); Schönberger (Fn.23), S. 347 ff. 对于社团理论而言，也应该指明民主化和议会化之间的区别。
[41]作为整个流派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E. Kaufmann, Bismarcks Erbe in der Reichsverfassung, 1917,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 1960, S. 143.
[42]关于第二帝国末期拉班德法学方法论明显的解体迹象的基础文献：S. Korioth, Erschütterungen des staatsrechtlichen Positivismus im ausgehenden Kaiserreich: AöR 117, 1992, S. 212.
[43]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3. Aufl. 1913, S. 337 ff.
[44]Schönberger (Fn.23), S. 257 ff.
[45]对耶里内克效力理论中的承认要素作此理解：H. Hofmann, Legitimität und Rechtsgeltung, 1977, S.45f.; P. Landau, Rechtsgeltung bei Georg Jellinek, in: Paulson/Schulte (Fn.36), S. 299.
[46]Möllers (Fn.6), S. 81 有进一步论证。
[47]仅见于C. Schmitt,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Analys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 2. Aufl. 1926, S. 52 ff. 对此的批评:M. Kaufmann, Recht ohne Regel, 1988, S. 153 ff.
[48]Friedrich (Fn.2), S. 244; M. Kriele, Theorie der Rechtsgewinnung, 1967, S. 39 ff.
[49]H. Wendenburg, Die Debatte um di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und der Methodenstreit der Staatsrechtslehr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4, S. 34 ff.
[50]当时情况的概述：Preuß (Fn.34), S. 11 ff., 33 ff. 也见Friedrich (Fn.2), S. 291 ff.
[51]A. Merkl, Die monarchische Befangenheit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 1920,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Ⅰ/2, 1995, S. 3.
[52]译者注：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缩写为DNVP）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右翼政党，持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并支持复辟君主制，强烈反对魏玛宪法和凡尔赛条约。
[53]译者注：胡根贝格派是德国国家人民党中的极端势力，其领导人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他于1928年10月20日当选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之后驱逐了党内的温和派，造成了该党的数次分裂。核心立场包括反犹主义、反对议会民主。
[54]这一说明来自：M. Friedrich, Rudolf Smend 1882-1975: AöR 112, 1987, S. 1, 16; U. M. Gassner, Heinrich Triepel. Leben und Werk, 1999, S. 181 f. 关于1928年之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发展，非常简要地介绍: H. A. Winkler, Weimar, 1993, S. 343, 355.
[55]参见施托莱斯制作的年龄组表格：Stolleis, (Fn.2), S. 56.
[56]译者注：“海德堡圈子”又称“海德堡法学圈”（Heidelberger Juristenkreis）是一个成立于1949年，由律师、法官、司法官员、法学教授等组成的松散协会，其主要活动是呼吁释放和平反那些犯有战争罪和在纳粹审判中被定罪的德国人。应注意与至今仍然存在的另一个同名学生社团相区别。
[57]译者注：德国民主党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 缩写为DDP)，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派政党。
[58]W. Pauly (Hg.), G. Anschütz, Aus meinem Leben, 1993, S. 179.
[59]译者注：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SPD）始建于1863年，至今仍为德国主要政党之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持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是1933年除被剥夺议席的德国共产党外，唯一在投票中反对《授权法》的政党。
[60]H. Triepel, Goldbilanzenverordnung und Vorzugsaktien, 1924.
[61]安许茨的言论载于：A. Brecht (Hg.), Preußen contra Reich vor dem Staatsgerichtshof, 1933 (比如S. 124).
[62]H. Triepel, Staatsrecht und Politik, 1928.
[63]G. Anschütz, Brief an den Badischen Minister des Kultus und Unterrichts v. 31.3.1933 (Fn.58), S. 328 f.
[64]G. Anschütz, 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m 11. August 1919: ein Kommentar für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14. Aufl. 1932.
[65]特别是在H. Triepel, Unitarismus und Föderalismus im Deutschen Reiche, 1917.
[66]用比尔芬格（Bilfinger）的概念：C. Bilfinger，Betrachtungen über politisches Recht: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1, 1929, p. 57, 59: “作为一个政治国家，国家反对这样的法规范……”。
[67]关于特里佩尔与民法的利益法学的早期接触：Gassner (Fn.54), S. 230 ff.
[68]H. Triepel, Empfiehlt es sich, in die Reichsverfassung neue Vorschriften über die Grenzen zwischen Gesetz und Rechts Verordnung aufzunehmen? in: Verhandlungen des Zweiunddreißigsten Deutschen Juristentags (Bamberg), 1922, S. 11, 17 ff.
[69]证明：C. Möllers, Das Parlamentsgesetz als demokratische Entscheidungsform - Ein Beitrag zur Institutionenwahrnehm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C. Gusy (Hg.), 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000, S. 415, 451 ff.
[70]译者注：除了斯门德的著作名外，本文统一将„Verfassungsrecht“译为“宪法法”。
[71]P. Badura, Staat, Recht, Verfassung in der Integrationslehre Rudolf Smends: Der Staat 16, 1977, S. 305, 316 ff.; S. Korioth, Integration und Bundesstaat, 1990, S. 217 f.
[72]R. Lhotta, Rudolf Smend und die Weimarer Demokratiediskussion, in: Gusy (Fn.69), S. 286, 294 ff.
[73]P. C. Caldwell,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the Crisis of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1997, S. 158 ff.
[74]Heller (Fn.1). 关于政治背景：H. Möller; Parlamentarismus in Preußen 1919-1932, 1985, S. 226 ff.
[75]Caldwell (Fn.73) S. 153 f.; D. Southern, The Impact of the Inflation: Inflation, the Courts and Revaluation, in: R. Bessel/E. J. Feuchtwanger (Hg.),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S. 55, 59 ff.
[76]A. Kurz, Demokratische Diktatur? Auslegung und Handhabung des Art.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1919-1925, 1992; ders., Zur Interpretation des Art. 48 Abs. 2 WRV 1930-33, in: FS Böckenförde, 1995, S. 395.
[77]Dokumente bei Brecht (Fn.61).
[78]I. Maus, Entwicklung und Funktionswandel der Theori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staats, in: Recht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rie, 1986, S. 11, 39.
[79]Caldwell (Fn.73), S. 145 ff.
[80]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国家法院（RG）院长兼国事法院（StGH）院长西蒙斯（Simons）的事件中变得很清楚，由于政府和议会一致同意无视国事法院正在审理案件，他被迫辞职。关于这些事件的描述，见E.-R.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VII, 1983, S. 649 ff.
[81]跟随斯门德就会发现如此：Smend (Fn.1), S. 624 ff.
[82]要提到的是Heller (Fn.1); ders., Der Begriff des Gesetzes in der Reichsverassung, WDStRL 4, 1928, S. 98.
[83]H. Heller, Staatslehre, 1934, S. 13.
[84]Insbes. H. Heller, Die Krisis der Staatslehre: ASSP 55, 1926, S. 289; ders., Bemerkungen zur staats- und rechtstheoretischen Problematik der Gegenwart: AöR 55, 1929, S. 321.
[85]R. Waser, Die sozialistische Idee im Denken Hermann Hellers, 1985, S. 81 ff.
[86]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思想，可以想到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甚至更早的法国工团主义国家理论（syndikalistische Staatstheorie）。
[87]与这里提出的划分相对应的世代划分可以在以下找到：C. Janse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3, 1992, S. 20 (在那里是世代3和世代4). 又见 G. Kamphausen, Charisma und Heroismus. Die Generation von 1890 und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in: W. Gerhardt/A. Zingerle/M. N. Ebertz (Hg.), Charisma, 1993, S. 221, 222 ff., insbes. zu Schmitt ebd., S. 234 ff.
[88]参见下文第四3部分。
[89]无法超越的: H. Hofmann, Legitimität gegen Legalität (1. Aufl. 1964), 3. Aufl. 1995, S. 32 ff.
[90]P. Lerche, Erich Kaufmann - Gelehrter und Patriot, in: P. Landau/H. Nehlsen (Hg.), Große jüdische Gelehrte an der Münchener Universität, 2001, S. 20, 24 ff.
[91]S. Korioth, Normativität mit Vorbehalt - Günther Holsteins Greifswalder Beitrag zur Methodendiskussion in der Weimarer Staatsrechtslehre: AöR 123, 1998, S. 606.
[92]H.-D. Rath, Positivismus und Demokratie, 1981, S. 20 ff.
[93]C. Schönberger, Elitenherrschaft für den sozialen Ausgleich. Richard Thomas „realistische" Demokratietheorie im Kontext der Weimarer Diskussion, in: Gusy (Fn.69), S. 156, 159 ff.
[94]在此特别清楚：R. Thoma, Diskussionsbeitrag, WDStRL 4, 1928, S. 85, 86; ders., Diskussionsbeitrag, WDStRL 3, 1927, S. 58 f. Vgl. auch R. Thoma, Methode - Gegenstand - Literatur, in: G. Anschütz/R. Thoma (H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d. I, 1930, S. 1, 4 ff.
[95]参见K. Kempter, Die Jellineks. 1820 - 1955, 1998, S. 440 ff.; 又见本文脚注104。
[96]关于科学的世代构想的基础文献：K. Mannheim,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 1928, in: ders., Wissenssoziologie, 1964, S. 509, insbes. 521. 关于青年时期的重大生活事件或 "同龄人的决定性事件 "的概念：N. B. Ryder, The Cohorts as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0, 1965, S. 844; N. D. Glenn, 1977, Cohort Analysis, 1977, S. 8; H. Bude, Deutsche Karrieren, 1987, S. 36 ff.; H. Jaeger, Generationen in der 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 1977, S. 429; Alan B. Spitzer,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 1973, S. 1353. 又见Herbert (Fn.4), S. 42.
[97]又见Rüthers (Fn.4), S. 36 f., 72 f.
[98]对此R. Wahl, Rechtliche Wirkungen und Funktionen der Grundrechte im deuts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Der Staat 18, 1979, S. 321; U. Scheuner, Die rechtliche Tragweite der Grundrechte i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FS E. R. Huber, 1973, S. 139.
[99]Korioth (Fn.42), S. 215 ff.
[100]关于第二帝国正当性的讨论，最终由施密特开启的争论见: C. Schmitt, Staatsgefüge und Zusammenbruch des Zweiten Reiches, 1934; E.-W. Böckenförde, Der deutsche Typ der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 im 19. Jahrhundert, in: ders., Recht, Staat, Freiheit, 1967, 1991, S. 273; E.-R. Huber, Die Bismarcksche Reichsverfassung im Zusammenhang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in: Th. Schieder/E. Deuerlein (Hg.), Reichsgründung 1870/71, 1970, S. 164. 总结: Schönberger (Fn.23), S. 3 ff.
[101]这既适用于博士论文，也适用于教授资格论文：C. Schmitt, Über Schuld und Schuldarten - eine terminologische Untersuchung, 1910; ders., Gesetz und Urteil, 1912; ders., Der Wert des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Einzelnen, 1914.
[102]R. Smend, Die preußische Verfassungsurkunde im Vergleich mit der belgischen, 1904; ders., Das Reichskammergericht, 1911.
[103]E. Kaufmann, Studien zur Staatslehre des monarchischen Prinzips, 1906; ders., Auswärtige Gewalt und Kolonialgewal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1914.
[104]安许茨的作品，以及世代中非典型的瓦尔特·耶利内克的作品显然更以法教义学为指引，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交叉复验: G. Anschütz, Kritische Studien zur Lehre vom Rechtssatz und formellen Gesetz, 1891; ders., Ersatzanspruch aus Vermögensbeschädigungen durch rechtmäßige Handhabung der Staatsgewalt, 1897; W. Jellinek, Der fehlerhafte Staatsakt und seine Wirkungen, 1908; ders., Gesetz, Gesetzesanwendung und Zweckmäßigkeitserwägung, 1913.
[105]E. Kaufmann, Das Wesen des Völkerrechts und die clausula rebus sie stantibus - eine rechtsphilosophische Studie zum Rechts-, Staats- und Vertragsbegriff, 1911, S. 135 ff.
[106]R. Smend, Ungeschriebenes Verfassungsrecht im monarchischen Bundesstaat, 1916, in: ders. (Fn.1), S. 39.
[107]仅作为一个例子参见：C. Schmitt, Die Diktatur, 1921. 关于施密特的战争经历：P. Noack, Carl Schmitt: eine Biographie, 1993, S. 85 ff.
[108]R. Métall, Hans Kelsen. Leben und Werk, 1969.
[109]Möllers (Fn.69), S. 420 ff.
[110]参见 RGZ 111, 320, 328 ff.; 128, 165, 170.
[111]Southern (Fn.75).
[112]关于理论的重构：H. Dreier, Rechtslehre, Staatssoziologie und Demokratietheorie bei Hans Kelsen, 1986; M. Pawlik, Die reine Rechtslehre und die Rechtstheorie H.L.A. Harts: ein kritischer Vergleich, 1993.
[113]H. Kelsen, Hauptprobleme der Staatsrechtslehre, 1. Aufl. 1911, 2. Aufl. 1923.
[114]关于凯尔森对自己学术流派出身的评估一方面参见H. Kelsen, Staatslehre, 1925, S. VII, 另一方面参见他的Der Staat als Integration, 1930, S. 9.
[115]想想拉班德那著名的有关皇帝和一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之间的比较。
[116]Kelsen (Fn.113).
[117]H. Kelsen, Vom Wesen und Wert des Parlamentarismus, 2. Aufl. 1929.
[118]参见上文第四1部分。
[119]这个出色的新创概念来自Jaeger (Fn.96), S. 444.
[120]关于这个概念的不足：O. Lepsius, Erkenntnisgegenstand und Erkenntnisverfahren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us Commune, XXII, 1995, S. 283.
[121]O. Lepsius, Die gegensatzaufhebende Begriffsbildung, 1994, S. 156 ff.
[122]关于凯尔森：H. Dreier, Kelsens Demokratietheorie: Grundlegung, Strukturelemente, Probleme, in: R. Walter/C. Jabloner (Hg.), Hans Kelsens Wege sozialphilosophischer Forschung, Wien 1997, S. 79. Zu Thoma: Schönberger (Fn.93), S. 160 ff.
[123]在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将这与德国目前正在发生的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讨论相提并论。从德国的视角看：W. Brugger, The Moral Commonwealth: KritV 84, 2001, S. 149. 适用于魏玛时期的主人公点击并应用: D. Dyzenhau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Carl Schmitt, 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 1997.
[124]Lhotta (Fn.72), S. 303 ff.
[125]Möllers (Fn.6), S. 97 f. 关于黑勒的民主理论对政治背景的依赖性：H. Buchstein, Von Max Adler zu Ernst Fraenkel, in: Gusy (Fn.69), S. 534, 571.
[126]这种解释见：M. Llanque, Politik und republikanisches Denken: Hermann Heller, in: H. J. Lietzmann/W. Bleek (Hg.), Moderne Politik. Politikverständnisse im 20. Jahrhundert, 2001, S. 37.
[127]见上文第二部分。
[128]这一点在特里佩尔与凯尔森的对立立场中体现得很清楚，H. Triepel/H. Kelsen, Wesen und Entwicklung der Staatsgerichtsbarkeit, WDStRL 5, 1929, S. 2, 30. 又见Wendenburg (Fn.49), S. 58 ff
[129]对此F. Kubier, Der deutsche Richter und das demokratische Gesetz: AcP 162, 1963, S. 104, 112 ff.; G. Jasper, Justiz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30, 1982, S. 167, 171 ff.; C. Gusy, Weimar - die wehrlose Republik? 1991, S. 109 ff.
[130]Caldwell (Fn.73), S. 156 ff.
[131]参见如 E. Kaufmann, 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im Sinne des Art. 109 der Reichsverfassung, WDStRL 3, 1927, S. 2, 18 ff.
[132]Heller (Fn.74).
[133]Heller, in: Brecht (Fn.61). 关于该程序的方法论背景：Dyzenhaus (Fn.123), S. 28 ff.
[134]思考一下拉德布鲁赫著名的比较：“我们鄙视那些违心布道的牧师，但我们崇敬那些不因内心的正义感动摇对法律的忠诚的法官。”：G. Radbruch, 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 1914, S. 183.
[135]详细参见本文脚注74。
[136]当然，这种解释是非常有争议的。然而，反对的论点更多时候是在期待而不是在论证。Möllers (Fn.6), S. 86 u. Anm. 26, S. 124 f.
[137]Möllers (Fn.6), S. 126 f. 有进一步论证。
[138]考夫曼以形式滥用去限制议会的调查权：E. Kaufmann, Untersuchungsausschuß und Staatsgerichtshof, 1920. Vgl. 关于背景 S. Schröder, Das parlamentarische Untersuchungsrecht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Staatsrechtslehre und Rechtsprechung: ZfParlF 30, 1999, S. 715, 721 ff.
[139]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S. 23 ff.
[140]关于斯门德的影响：H. Dreier, Dimensionen der Grundrechte, 1993, S. 14 ff., 20.
[141]参见Smend (Fn.106).
作者简介：［德］克里斯托夫·默勒斯（Christoph Möllers），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公法、宪法与法哲学教授。
译者简介：姚子骁，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德法学论坛》第20辑下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