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霖:齐桓公争霸与诸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8 次 更新时间:2025-02-26 21:41

进入专题: 齐桓公   诸夏共同体意识  

胡霖  

摘要:齐桓公建立霸业的过程,实质上是诸夏集团渐次扩大的过程。“蛮夷猾夏”是促成齐桓公团结诸夏的外部条件,“亲鲁联宋”和“尊王攘夷”是齐桓公聚合诸夏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亲鲁”背后隐伏着攫取礼乐权威的深层用意,可谓齐桓公日后“尊王”的先声。齐桓公争霸的重要贡献在于催生了诸夏共同体意识。诸夏共同体根植于周代封建秩序及礼乐文明的历史积淀,兼具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属性。诸夏共同体意识确立的关键是诸夏群体借助夷夏之辨完成了华夏文明优越性的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以中原礼乐文化为轴心的文化辐聚效应。春秋中期中原文化圈的礼乐复兴导源于此。

关键词:齐桓公 争霸策略 诸夏共同体 礼乐复兴

 

春秋时代是新旧制度交织嬗替的过渡时期。长期以来,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历代学者多认为,伴随着王政下移、霸权迭兴,春秋时代的礼乐文化亦呈现出“礼崩乐坏”的态势。清初顾炎武论春秋、战国风俗之剧变,较早注意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近几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陆续有学者对春秋“礼崩乐坏”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宗周礼乐制度的崩坏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反复的过程。至少在春秋早中期,周礼对中原各诸侯国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约束力,社会上对“礼”的尊崇,相较于西周有过之无不及。在此过程中,部分学者注意到齐桓公争霸确立的春秋霸政格局,对于“礼”观念的流行及“礼”文化的传播所起到的助推作用。关于齐桓公创霸的条件及称霸的始末,学界所论甚详,无须赘言。至于齐桓公争霸与诸夏共同体形成之内在关联,虽有学者涉足研究,但仍有不少问题尚待厘清。例如,齐桓公为什么要选择外攘夷狄、内聚诸夏的争霸策略?他在争霸过程中又是如何整合诸夏同盟的?诸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它究竟属于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

本文聚焦于上述问题,首先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揭示齐桓公争霸前四夷交侵、夷夏对立的紧张局势;进而分析齐桓公聚合诸夏的具体策略,提出从“亲鲁联宋”到“尊王攘夷”是齐桓公聚合诸夏的两个阶段,其中“亲邻”政策有助于缓和东方诸夏国家的内部矛盾,“亲鲁”暗含攫取礼乐权威的用意,实开齐桓公日后“尊王”之先声;最后,从“诸夏”概念的生成入手,辨明诸夏共同体意识实际蕴含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标准,以此解答春秋中期周礼复兴的深层动因。

一、四夷交侵:齐桓公聚合诸夏的原因

要探讨齐桓公聚合诸夏的原因,首先需要辨明春秋早中期中原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要厘清中原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从追溯西周灭亡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说起。

早在西周末年,面对以“成周”为中心的四方域土“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与“蛮、荆、戎、狄之人”交错杂居的政治地理环境,周太史伯就曾预见过“王室将卑,戎狄必昌”的危机。西周亡于犬戎之祸,周平王为“辟戎寇”而东迁洛邑。此举虽使周人暂时避免了戎族的侵扰,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这就为日后四方蛮夷入侵中国埋下了隐患。

正所谓“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及至春秋初年,周室衰微,列国并峙,诸侯争胜,无暇外顾,戎狄趁势大举内迁,深入中国。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 、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

到了平王末年,西起甘陕交界的陇山,东至河南洛阳,北过泾水流域,南抵渭水南岸,诸戎不仅遍及关中,而且深入到中原腹地,长居东都洛邑附近,对周王室构成了极大威胁。而从《春秋》经传的记载来看,自鲁隐公以降的近百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诸夏各国长期处于戎狄环伺的威胁之下,备受北方戎狄的侵扰。表1反映的是春秋初年至齐桓公去世前戎狄进犯中原、诸夏攘除戎狄的具体情况,由此不难窥见戎狄之患愈演愈烈、诸夏各国日渐抱团的历史趋势。

与此同时,南方楚国趁中原内乱迭起、霸主未兴之际,一面吞灭百濮、群蛮等江汉地区的土著蛮族,一面分别向北、向东征服“汉阳诸姬”和江淮小国,实力蒸蒸日上,大有收拾中原之势。

楚武王三十一年(前710),《左传》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是楚国在春秋时代的首次亮相,中原诸国已经预感到楚国的潜在威胁。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熊通率军伐随,历经十七年艰苦奋战,终于慑服汉东诸国,解除周土屏障“汉阳诸姬”对楚国的牵制与威胁。楚文王继位后,先后灭掉申、吕、息、邓等国,中原门户顿开。楚王随即发兵讨伐郑国,暗中向始为霸主的齐桓公示威。经过楚武王、楚文王两代君主的不懈努力,楚国“欲以观中国之政”的愿望终于开始实现。

至楚成王时,周惠王赐胙楚国,授命楚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实际上等于变相承认了楚王作为南方霸主的合法地位。楚国借机在南方大肆扩张,尽灭“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拓地千里。随着楚国实力的壮大,楚成王更是借题发挥,完全不顾周天子“无侵中国”的劝告,开始挥师北上,连年伐郑, 

直捣中原腹地,引起了诸夏国家的集体恐慌(详见表2)。楚国与中原诸夏国家的对峙也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严峻形势,诸夏各国的敌忾意识日益高涨。原本互相争胜的中原诸国,逐渐认识到抱团协作的必要性。当此之际,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适时抓住中原国家“同恶相恤”的民族心理,内合诸侯,外御四夷,扶助弱小,拯救危亡,最终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煌煌霸业。可以说,“蛮夷猾夏”是齐桓公团结诸夏的外部条件,诸夏各国对蛮夷的敌忾意识为诸夏聚合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二、从“亲鲁联宋”到“尊王攘夷”:齐桓公聚合诸夏的策略

明确了齐桓公聚合诸夏的外部条件,那么,齐桓公在争霸过程中又是如何整合诸夏同盟、重建华夏秩序的呢?针对这一问题,童书业主张诸夏聚合多依赖于“尊王”的号召力。他在论述“尊王”与“攘夷”的内在关联时曾指出:

因为王室衰微,所以造成列国互相争胜的形势;因此列国互相争胜,中原内部因不统一而更不安宁,所以又造成戎、狄交侵的形势。要“攘夷”必先“尊王”,“尊王”的旗帜竖起,然后中原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然后才能对外,所以“尊王”与“攘夷”是一致的政策。这是春秋初年的时势的需要,并不是齐桓公和管仲一二人突然想出来的花样!

要言之,“尊王”与“攘夷”一体两面,非“尊王”不足以“攘夷”。这也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后来,颜世安对此观点有所商榷,他在细致考察齐桓公建立霸政的过程和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见解:

“攘夷”与“尊王”并非一事,“攘夷”在前“尊王”在后。“攘夷”是与联合“诸夏”相关而不是与“尊王”相关。……齐桓公建立霸政,真正的基础是东部诸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西周权力体制的惯性力量。……在东方的新权力体制建立过程中,尊周不具有根本意义。

颜世安注意到齐桓公在创霸初期,并无任何“尊王”举措,所言甚是。他据此进一步认为,齐桓公建立霸政的基础是中原东部诸侯国在“诸夏”旗帜下的团结,而非王室的残余号召力,也能够弥补前人认识之不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否定“尊王”是实现霸政的根本力量,并不意味着“尊王”对于诸夏聚合毫无意义。其次,颜文沿袭前人旧说,将齐桓公的霸业分为“创霸”“攘夷”“尊王”三个阶段,并提出齐国真正开始“尊王”,始于鲁僖公四年(前656)联军伐楚之后,其对“尊王”的断限也未免失之过晚。

事实上,从文献记载来看,鲁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周惠王赐齐侯命,请齐伐卫。次年春,齐侯大败卫师,又责之以王命,取赂而还。这一事件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已经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自此以后,“奉辞伐罪”成为齐桓公奉行不替的外交政策。据《史记》记载: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可见,早在伐山戎救燕时(前663),齐桓公就已表现出明显的尊王崇礼的倾向,社会声望也随之大增。再如,鲁僖公四年(前656),管仲打着“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号,代天子行令,以“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及“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兴师伐楚,也莫不显示出“攘夷”阶段亦有“尊王”的事实。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尊王”与“攘夷”是贯穿齐桓公后半期称霸生涯的两条战略主线,二者相得益彰,互为一体。所谓“‘攘夷’在前‘尊王’在后”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以“攘夷”“尊王”作为划段的标准,也无法准确概括齐桓公争霸的阶段性特征。在周王室余威尚存的齐桓公时代,“尊王”仍是求霸者团结诸侯最有力的一面旗帜。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认为,欲考察齐桓公在争霸过程中聚合诸夏的具体策略,不妨以鲁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赐齐桓公为伯”为界,把齐桓公的霸业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以“亲鲁”和“联宋”为标志的创霸阶段(前685—前667),后期是以“尊王”和“攘夷”为标志的称霸阶段(前666—前643)。

在第一期创霸阶段,齐桓公碰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黄河下游的东方诸侯国臣服于己,建立初步的同盟关系。面对齐、鲁、宋三国争衡的局势,“亲鲁”和“联宋”是齐国当时成就霸业的关键所在。纵观齐桓公创霸的全过程,针对本就是齐党的宋国,桓公主要以主持会盟、平定宋乱的方式巩固彼此的同盟关系。而面对当时敌对的鲁国,桓公除了采取惯常的武力征伐手段之外,还在管仲的建议下,制定了亲近邻国的外交政策。《国语·齐语》有载: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桓公曰:“若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

从上述记载可知,管仲曾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注意到“亲邻国”有助于缓和四邻矛盾,把往日的敌人化为盟友。于是,他向齐桓公提出了“审吾疆埸,而反其侵地”的建议。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鲁国曾与齐国三战三败,损失了不少土地。及至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齐国将所掠土地悉数归还于鲁,齐鲁关系大为缓和。此后,齐国又向西退还了卫国的侵地台、原、姑、漆里,向北退还了燕国的侵地柴夫、吠狗,齐桓公因此赢得了“信义”之君的美誉,一时间“四邻大亲”,“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东方诸侯国日渐聚拢在齐国的声威之下。公元前679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盟于鄄,至此,黄河下游的鲁、郑、宋、卫、陈、蔡等国均已臣服于齐,故《左传·庄公十五年》载:“复会焉,齐始霸也。”

需要说明的是,齐桓公在创霸期间,一面积极“联宋”,一面尽力“亲鲁”,除了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之外,实际上也隐含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深层用意。熊永认为,“齐国帮助宋人破除困局的背后,隐伏着霸者权威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三代古氏族之精神权威”,他由此推测“齐桓公不仅要以‘服鲁’来确立其在东方的政治地位,还要凭借‘联宋’来享有古代氏族的文化身份”,此说不无一定道理。但要注意的是,相较于联合宋国,齐国亲近鲁国的政治文化用意其实更为明显,收效也更为显著。

早在春秋前期,向以恪守周礼著称的鲁国就备受齐国重视。《左传·桓公六年》载:“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又《桓公十年》载:“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这说明鲁国作为王室懿亲、周公后裔、诸侯班长,肩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在众诸侯国中享有文化领袖的地位。在“据礼力争”的外交场合,齐国必须仰仗鲁国遵照周室分封的爵位尊卑为诸侯班序,以维护诸侯会盟的等级秩序。直至鲁闵公元年(前661),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由于“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齐国仍不敢轻易伐鲁,反而对其礼遇有加。上述事实足以表明,在春秋时代,宗周礼乐文明赋予鲁国的文化光环仍十分耀眼。《孟子·公孙丑上》载:“以力假仁者霸。”换言之,依靠武力并凭借仁义之道者方可称霸。齐桓公在创霸初期,锐意发展与鲁国的友好关系,彼此互通婚姻,往来聘问,恐怕不无倚仗鲁国的礼乐权威以笼络诸侯、提升道义的用意。从某种程度而言,亲近鲁国就等于认同周礼。可以说,在尚未高举“尊王攘夷”大纛的创霸阶段,“亲鲁”实际开启了齐桓公尊王崇礼的先声。

到了第二期称霸阶段,“蛮夷猾夏”的形势使得诸夏各国产生共通的危机意识,“夷夏之防”的观念日渐高涨。作为春秋时代最早称雄的霸主,齐桓公适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发起“尊王攘夷”运动。一方面,齐桓公先后发动了伐戎救燕、抗狄救邢、伐狄存卫、遏楚北进等“攘夷”战争,同时提出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著名口号,诸夏各国在“同恶相恤”的心理驱使下抱成一团,齐桓公的霸政也因“攘夷”旗号在道义上获得了进一步的保障。另一方面,齐桓公还不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尊王”策略。无论是奉王命以讨不顺,还是定王位以匡周室,齐桓公都未尝不以尊王室、秉周礼为己任,有意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和权威。在此背景下,由“尊王”带来的周礼复兴起到了诸夏“粘合剂”的作用,中原诸侯国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齐桓公霸业的顶点是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鲁僖公九年夏,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君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大臣宰孔“赐齐侯胙”,且命年迈功高的桓公不必下拜。管仲以“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为由坚决反对,于是齐桓公坚持下拜受赐,以维系“君君臣臣”的封建秩序,为天下诸侯做出了“尊王”的表率。同年秋,齐桓公又与诸侯复盟于葵丘,申明了一系列巩固宗法秩序和宗盟关系的天子禁令,并发布宣言:“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参加盟誓的诸侯国自此结为一政治集团,诸侯之间频繁的会盟、朝聘开始成为维系这一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综上所述,齐桓公建立霸业的过程,可以说是诸夏集团渐次扩大的过程。其中,“亲鲁联宋”和“尊王攘夷”是齐桓公聚合诸夏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亲鲁”背后隐伏着攫取礼乐权威的深层用意,实乃齐桓公日后“尊王”之先声。经过齐桓公君臣上下的不懈努力,华夏秩序得以重建,长达两个世纪的霸政时代由此开启。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齐桓公开创的这一争霸模式仍为后继者所效法和实践,“尊王”和“攘夷”一度成为中原大国在争夺霸主之位时竞相标榜的战略口号。而随着诸侯间会盟、朝聘、燕飨、赋诗、献捷、联姻、吊丧等邦交活动日益频繁,中原“礼”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于齐桓公建立霸政的历史功绩,孔子曾基于管仲的“攘夷”之功,如此盛赞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事实上,如果从族群认同的角度思考,不难发现,齐桓公争霸的主要贡献在于催生了诸夏共同体意识。

三、攘夷的背面:诸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上一节,我们对齐桓公聚合诸夏的过程和策略做了详细探讨。接下来不妨聚焦“诸夏”概念的来源及性质,进一步解析诸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涵。

从现存史料来看,“诸夏”一词首见于《左传·闵公元年》,即管仲劝谏齐桓公“攘夷”之时。其文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此后,随着“尊王攘夷”观念的流行,“诸夏”之称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使用。兹摘引数例如下:

《左传·僖公十五年》:“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

《左传·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

《国语·鲁语下》:“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

《国语·齐语》:“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通检春秋史料中的“诸夏”语例,可以发现,“诸夏”常与“蛮夷”“戎狄”或“夷狄”对举,用以统称齐、鲁、晋、宋、燕、郑、卫、陈、蔡、许、曹、邢、杞等中原诸侯国。由于“华”“夏”二字音义相通,“诸夏”有时也被称为“诸华”或“华夏”。童书业曾指出:“自东周以前,未闻有以夏泛称中原者。”胡鸿进一步认为:“‘诸夏’一语颇有可能创立于齐桓公之时,是他号令中原诸侯,共抗北狄南楚的一面旗帜。”此说甚有道理。

我们知道,在西周初年的文献中,屡有周人称“夏”的记载。如《尚书·君奭》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又《康诰》载“(文王)用肇造我区夏”,《立政》载“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再如《诗经·周颂·时迈》云“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思文》云“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等等。不过,上述文献所见之“夏”,专指关中与洛邑一带的王畿之地,并不包括广大的中原地区。此外,从《尚书》周诰中凡出现周人称“夏”的记载,皆与文王有关,尤其关联于“文王之德”与“文王受命”来看,周人在立国之初屡以夏人后裔自居,恐怕主要是想利用夏人后裔的身份宣扬自己“代商受命”的合法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

而随着西周政权的稳固,自康王以后,文献中极少再见到周人称“夏”的踪影,“周人”“诸姬”或“周之子孙”成为常见的族群认同符号。直到平王东迁之后,面对南夷、北狄交侵中国的危机形势,为了号令中原诸侯,齐桓公、管仲才在超越族类认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诸夏”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较之周初的“我有夏”“我区夏”或“时夏”,春秋时代形成的“诸夏”概念,所指地域范围已由此前的王畿之地拓展至广大的中原地区,所指族群范围也由最初的一族一姓(姬姓周人)扩大到了名义上尊奉周天子的中原各诸侯国。

如前所述,“诸夏”和“夷狄”往往相对而称,构成“华夷之辨”的基本内容。从“诸夏”成员至少包括姬姓、姜姓、姒姓、妫姓、子姓之诸侯,不难看出,“诸夏”并非一个基于血缘认同的族群概念。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区分“诸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在于文化礼俗,其中“衣冠礼乐”和“被发左衽”是夷夏之辨的外在表征。但也有学者反对上述观点,主张“诸夏”与“夷狄”并非以文化区分,而只是不同的政治集团。春秋史料中罕见“诸夏”群体的自我定义,但不乏他们评价“蛮夷戎狄”的文字记载。由于“诸夏”和“夷狄”常作为两大对立群体而出现,通过总结“诸夏”观念中作为“他者”存在的夷狄形象,可以重新检讨春秋时代“诸夏”群体的自我认同标准。兹列举相关文献如下:

《左传·隐公九年》:“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左传·闵公元年》:“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之大者也。……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

《左传·成公二年》:“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

《左传·襄公四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

《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

《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

《国语·周语中》:“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

《国语·周语中》:“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

《国语·晋语七》:“戎狄无亲而好得,不若伐之。”

 

 

 

《国语·郑语》:“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

上述涉及“蛮夷戎狄”的看法,除《左传·襄公十四年》条乃戎人自述外,其余均出自周、齐、晋、宋、郑等诸夏人群之口。按史籍所载,诸夏各国习惯以“无亲”“无信”“无义”“无厌”“不让”“不式王命”等否定性词语来评价“蛮夷戎狄”,甚至将他们贬为“封豕”“长蛇”“豺狼”。根据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在中原人眼里,“蛮夷戎狄”贪婪自私,崇尚功利,缺乏礼乐文化的熏习教养,无视礼义仁孝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不式王命”,游离于华夏秩序之外,自成一套统治系统,不受周天子的号令。

“诸夏”观念中的夷狄形象,本质上是“诸夏”群体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义的相反镜像。藉此反观“诸夏”自身,可以认为,在以“尊王攘夷”对抗“蛮夷猾夏”的时势下,各诸侯国一方面要求在政治上尊崇周天子,亦即站在齐桓公、晋文公领导的诸夏阵营一边,另一方面要求在文化上遵行宗周礼乐制度,如此才不至于被斥为“夷狄”。换言之,诸夏共同体实际蕴含着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标准,此二者犹如车之两毂、鸟之双翼,彼此相互依托,互为基础,无法判然二分。事实上,齐桓公所推崇的周礼既是一套文化秩序,也是一套政治规范。这意味着,以文化面貌区分夷夏和以政治立场区分夷夏,二者非但并不矛盾,而且具有内在一致性。后人在讨论春秋时期夷夏之辨的标准时,往往只关注到“礼乐”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面,而忽略了“礼乐”所兼具的政治内涵,因此遂有“诸夏”群体究竟属于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的争论。

综上所述,齐桓公争霸所结成的诸夏共同体,本质上是植根于周代封建秩序及礼乐文明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尽管诸夏各国的地方风俗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共享同一套承袭自王朝封赐所形成的礼乐文化传统,这是诸夏共同体得以凝铸的内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春秋时代的夷夏观念并不拘囿于狭隘的血缘标准,这就为诸夏和夷狄的相互转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尤其当诸夏和夷狄处于同一政治阵营时,是否具备礼乐文化便成为识别夷夏的根本尺度,由于礼乐文明是可以后天学习的,夷狄通过修习礼乐“进于中国”也就成为可能。

四、结语

赵汀阳在解释古代中原何以成为万民所向的核心文明系统时,曾提出过著名的“旋涡模式”理论。他指出:

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从而使大多数参与者既难以脱身也不愿意脱身,终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定义了中国的存在规模和实质概念。

赵汀阳将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概括为一种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吸附力的“旋涡模式”,并指出其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即来自中原地区的“精神世界的诱惑”,此说颇有见地。

基于前文论述,我们认为,在春秋动荡分裂的社会表象之下,中原国家的确存在一股强大的内在向心力。而这股向心力的动力之源,应当来自诸侯争霸所形成的诸夏共同体意识。诸夏共同体意识确立的关键在于诸夏群体借助夷夏之辨完成了华夏文明优越性的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以中原礼乐文化为轴心的文化辐聚效应。正是有赖于这股文化辐聚效应,华夏世界再次掀起了尊礼重信的复古思潮,而周边四夷也开启了加速向中原文化圈主动靠拢的华夏化进程。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3期。

    进入专题: 齐桓公   诸夏共同体意识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9963.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评论(0)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4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