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中国国际角色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6 次 更新时间:2007-09-06 09: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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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胜  

  

  「内容提要」角色定位是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属于战略哲学范畴。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广泛的战略资源和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努力才可以达到。在国际体系中,中国应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

  「编者按」《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发表了胡健博士“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一文,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本刊第10期接踵发表的唐永胜教授“中国国际角色分析”一文,是继胡文后又一篇有关中国国际角色定位及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力作。唐教授提出,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实现,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应该是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的关系。唐教授这些独到见解应能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刊期望更多专家、学者就中国国际角色、对外战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

  「关键词」中国/国际角色/战略哲学/战略途径/参与者

  「作者简介」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第8期发表了胡键先生“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一文,读后引起进一步思考。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性战略课题。远的不说,如果从时殷弘先生于1995年提出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算起,①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国际角色问题的理论关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且相关研究逐步得以深化。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而学术上的深入探索也远远没有完结。国际角色的确定既取决于客观条件,也与主观选择紧密相关。②同时这也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到战略实施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适当的角色定位能够积极因应和充分利用各种客观条件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如果从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以及战略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尤其应该注重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三方面因素对角色选择的根本影响,进而理清角色定位的逻辑线索。

  

  一、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是决定国际角色的基本依据

  

  国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据来自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演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首要地位”的获得和巩固是以其超强实力作为基础的,而幅员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在国际事务甚至地区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也有些国家较小,由于具有特殊禀赋而使其重要性得到提升,但这种提升毕竟不能无限制放大。③

  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尤其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④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抱负。如果再考虑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引起的各种连带效应,更可以看到中国的实力已得到迅速提高,发展的潜力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并受到世界日益增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中国积极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来,⑤在世界范围尤其是亚太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长期直线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中国远非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还面临着所谓“崛起困境”。⑥因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保持了比较积极但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那就是邓小平反复告诫的“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阵,不引火烧身,不将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独立积极作用”。⑦

  关于中国未来的崛起前景,有学者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精辟的分析。感觉欠缺的是,许多作品对崛起前景的展望和过程的分析往往显得过于乐观,研究中过多采用的是比较线性的分析方法,缺少更严谨的结构性分析。战略思考需要立足于消除威胁并寻求达成目的的有效途径。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中国未来乐观的前景,但是现代化的困难并不仅仅是中国前进过程中的伴随品,而是稍微松懈就随时可能酿成严重后果的危机,其中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GDP 总量比重将达到22%,高于美国所占比重(2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属于中等发达国家。”⑧不论这种分析是否过于乐观,在笔者看来,前景固然光明也需要理想的支持,但过程也许更重要,对于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危机,对于可能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我们有足够的警觉并做好充分预防和应对的准备了吗?

  关于“崛起困境”,它与“安全困境”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相互防范和相互对抗的关系,而“崛起困境”是在此基础上崛起国家在扩展体系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较大的安全压力。⑨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⑩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盛行,至今仍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也在于此。

  中国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向现有国际体系及其秩序挑战。实际上,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当然,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许多人进一步体会到国际秩序并不是中性的,它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时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禀赋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很深的疑虑,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台独”势力的猖獗,都与一些国家的对华遏制政策紧密相关。而且,它们将在较长时期继续困扰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仅仅注重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政策约束还远远不够,它仅仅是“崛起困境”的直观表象。在笔者看来,当前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扩张与聚集的逻辑所带来的影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深刻,它对后发国家具有无形的却是持久的惯性制约。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新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惯性在加强,并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更具基础性。

  在国际体系发展的特定阶段,主要力量的分布与对比关系会维持相对固定的态势,如果没有大的战争,这种基本态势难以动摇。在体系演变中,存在维持其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后起国家要冲破原有体系结构的限制而进入先进行列具有很大难度。有人也许看到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迅速变化,即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大国力量的消长,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资本扩张和聚集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际格局的历史惯性。(11)在世界范围资源有限、发展机会有限的条件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可能拥有一样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个多世纪以来,还不曾有过后进大国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如果能够突破历史惯性的束缚实现现代化,必然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创举,但目前没有任何条件允许我们低估这一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艰难与困苦,中国在较长时期里都将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这个角度,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将长期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中国与外部世界适应和调整彼此的关系,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对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证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就不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就难免会陷入更加落后被动的境地;而向现有秩序挑战往往却收效甚微,甚至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完全做体系的追随者以求跻身强国之列,或脱离现阶段国际体系的现实而追求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12)对实现中国的崛起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当前资本扩张逻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利益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倾斜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在总体上趋于强化。没有自主的体制和社会创新,现有世界体系不可能自动为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现代化的空间。(13)

  

  二、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角色确定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据源于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被动地接受某种宿命。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机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调整战略和政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否则只能相信上天或神灵的安排,而今天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仅仅是命运安排而已。

  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国家角色定位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14)持续40余年的美苏冷战对抗固然有权力争夺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怀疑和敌对政策的循环刺激也是重要的动因,并使局面逐渐恶化。在失去法西斯这一过去必须共同面对的威胁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主导了美苏两国关系。(15)随后一些事情的发展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等,它们对冷战最后的结局绝非无足轻重。

  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只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仅仅从这些要素入手不能圆满解释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与此同时,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集团的政治压力等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6)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必然是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17)

  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而积极的参与和冒进而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但是,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米尔斯海默说:“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18)“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19)这实际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20)没有看到国际条件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的进化。事实上,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

  二战结束后,依据以往经验,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认识仍然主要限于权力争夺,几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战的出现。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惨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敢于和外部强权抗争,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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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p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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