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作家罗伯特·白英以亲历者和见证者身份，通过日记、游记、回忆录和小说等多种文体形式向西方世界展现战时重庆风景、建构中国形象。白英笔下的风景由一系列浸润着情感和经验、承载着理性和反思、暗示着秩序和方向的文化符号所构成。作为战争观察者，白英将“大轰炸”“澡堂”和“鸦片”这三种意象符号糅合在一起，不仅描绘了令人震撼的战时黑暗风景，还构建了有别于其他西方来华作家的风景边框。作为都市漫游者，从城市边缘到中心，从个体到人群，白英通过“印象式细节”和“描述性细节”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聚焦于“江河”和“坍塌的城楼”两种意象，以及银行、俱乐部、茶馆、公交车等城市特定空间中的“人群”和“人群中的人”，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互激荡的现代都市风景。白英擅长从重庆的山水自然中发现恒常性的地方风景，并将山水自然与宗教文化、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创造出“神圣风景”，还通过“感官的综合”发掘日常生活的诗性风景。“岩石”既是白英创造的重庆象征物，又是其城市书写的隐喻。他所构建的多维度立体化的重庆风景超越了时间性和地方性，而成为永恒的中国风景乃至人类风景的象征。

作者：汪云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2期。

目次

一、见证黑暗战时风景：大轰炸、澡堂、鸦片

二、捕捉现代都市风景：边缘与中心、个体与人群

三、发现诗性地方风景：山水自然与日常生活

四、“岩石”：重庆象征物及其书写隐喻

结语

1941—1946年，英裔美籍作家、学者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在华生活长达五年之久。他先后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昆明的西南联大工作，还曾到延安和张家口等地考察，历经一个多月的“红色中国之旅”。白英指出：“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存在三个重要的中心：重庆、昆明和延安。重庆是国民党首都，延安是共产党中心，昆明是最大的学生中心。”较之于其他城市，重庆对白英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自1941年12月至1943年9月，白英近两年的时间一直生活于重庆。在此，他不仅实现其少年时代“娶一位中国公主”的梦想，还结识了一批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当1946年离开中国之际，白英已将重庆视为情感和精神上的故乡。

基于1940年代在华生活经历，白英以英文撰写了大量日记、游记、回忆录、小说、诗歌等作品，其中多部作品涉及对战时重庆的观察和想象。白英重庆书写体现在两类作品中：一类是传记性、纪实性书写，包括《永恒的中国》（Forever China）、《重庆日记》（Chungking Diary）、《中国日记》（Chinese Diaries,1941—1946）、《见证者》（Eyewitness: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1937—1946）等；一类是虚构性、想象性书写，主要有长篇小说《春天的激流》（Torrents of Spring）和《北极熊咳嗽》（The Bear Coughs at the North Pole）。在19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语境中，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成为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白英以亲历者和见证者身份，通过多种文体形式向西方世界展现重庆风景、建构中国形象。无论是纪实性还是虚构性写作，都体现了白英作为一位关心中国和理解中国的西方知识分子，以重庆为视点对战时中国所作的多维观察和丰富体认。

风景是一种媒介，是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交换的媒介。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包含“自然化其习俗和习俗化其自然”两个方面。“它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空间，既是能指（signifier）又是所指（signified），既是框架又是内含，既是真实的地方又是拟境”。在白英的跨文化叙事中，重庆不只是中国西南的一个城市，一个地理空间，一个“真实的地方”，它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语境中理解中国乃至理解世界的一个媒介符号。白英的重庆书写传递的既有风景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还有其形成风景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框架”。作为一位在重庆生活两年之久且具有深厚中国情结的西方作家，白英笔下的重庆风景并非碎片化“断章”，而是由一系列浸润着情感和经验、承载着理性和反思、暗示着秩序和方向的文化符号所构成。其风景“在特定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拥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组织方式。一个框架建立起景象的外部边界，它给予风景一种定义。框架从实际意义上限定了风景，不仅反映在决定风景的外部世界，也反映在风景是被它的框架构成的：失去了那个框架，它就不再是一个风景了”。那么，在白英关于重庆的跨文化叙事中，他究竟如何“看”风景，如何组织和叙述风景，其风景背后又隐含怎样的“框架”，其重庆书写究竟具有何种启示和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见证黑暗战时风景：大轰炸、澡堂、鸦片

战争是促使白英来到中国的契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白英从新加坡来到重庆，旋即受命以战争“观察者”身份前往长沙战场。虽然白英亲历长沙战场时间并不长，但这次近距离的观察使他对战争产生了较为复杂的体认。面对一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日本侵略战争，白英体会到更深层的黑暗和暴力。战争给城市带来的直接灾难和巨大破坏不言而喻，更可怕的是，它不仅毁坏城市的物质形态和存在，它还使一切社会秩序和习俗失范，使人们心灵遭受恫吓，并滋生和助长人性之恶。白英重庆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战争制造的黑暗风景予以观察和透视。借助于大轰炸、澡堂和鸦片这三种相互关联的意象，白英呈现了他对战时中国的历史记忆和想象。

“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是一种主要针对城市街道的无差别轰炸；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造成灾难之深重，都是人类战争史上大规模、无差别轰炸的罕见之例。”白英在重庆和昆明多次经历日军大轰炸，其日记和回忆录中都有记载。“轰炸把城市夷为平地。建筑物几无幸存。整条街道上那些石膏板搭建的商铺，甚至风一吹就倒。路上坑坑洼洼，一片泥泞，到处都是炸弹碎片。曾经的商铺不复存在，只留下断壁残垣。偶有汽车从破损的路上颠簸着驶过，巨大的黑色排气管，像狐狸的尾巴一样。女人们摇晃着在满是污水的弹坑里浆洗衣物。”白英日记以新闻速写式的客观叙述再现了重庆大轰炸的灾难性历史现场，但对他而言，仅以这种“意愿记忆”的方式还不足以揭示战争带来的深层灾难和心理恐慌。普鲁斯特把“意愿记忆”与“非意愿记忆”视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前者听从于理智，后者则是非理性的，潜意识的。“过去是在某个理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只有“非意愿记忆”才能直抵真相。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大轰炸的历史情境，白英尤为重视发掘“非意愿记忆”的功能，这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北极熊咳嗽》之中。

《北极熊咳嗽》从独特的视角对战争及帝国入侵所带来的灾难进行了深度剖析和思考。小说以1939年的重庆大轰炸为故事背景，建构了一种“燃烧的”都市风景。其风景描写基于相当个人性的视角，将大轰炸的外在风景和主人公拉瓦苏内在的心理体验相互对照，以“非意愿记忆”方式重建了一种更具内在真实的战时历史情境。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各种感官的综合，小说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光韵（aura）”，从而有效抵达历史记忆深处的真实。小说中色彩充当了视角转换的媒介，轰炸的描述源于主人公对上空飞机的观察，从单调昏暗的街尽头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到仰视天空中银色机翼上的阳光，机翼上的红色标记引起了视角的快速切换：“他看到一颗颗炸弹从飞机上盘旋而下，就像阳光下倾泻而出的一堆黑色粪便。随后他听到了爆炸声，二十七架轰炸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城市上空呼啸而过。”主人公在视觉和听觉的强烈冲击下，思维几乎陷入某种停滞状态，身体也近乎麻木。“爆炸连着爆炸。黄色火焰照亮了天空，随之而来的就是烧焦的味道和爆裂声，寂静中突然的哭声。最后，滚滚黑烟和尘土也席卷而来。”颜色、声音和气味混合在一起，向主人公强力袭来，轰炸现场的“光韵”进入他的个人记忆，转变为自我主体内在既真实又虚无的一种荒诞感受。当轰炸停止，主人公站在望龙门上远眺长江，心有余悸。“空气中弥漫着褐色的尘埃，视线被迫缩短，万物颜色暗淡，无人言语。”这里，视觉和听觉再次交融，外在的荒原景象被转化为主人公内在恐惧与战栗的风景。在轰炸的历史现场，人物与风景共同成为灾难的见证。

主人公拉瓦苏既是战时黑暗风景的见证者，某种程度上又是参与者和制造者。“他早在中国军队上海开战之前，就已经来到了重庆。……他与一位吸食鸦片的老华商合作开了一家小酒铺，又用从酒铺里省下来的钱开了一家澡堂……1937年冬天，第一批难民来了，他又开了一家妓院。”伴随着酒铺、澡堂、妓院一系列商业版图的拓展，拉瓦苏与重庆商人、银行家、政府权力高层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澡堂与鸦片是拉瓦苏在中国获得商业成功的秘密符号，也是他参与制造的战时黑暗风景。重庆城中流传着一首关于拉瓦苏的歌谣：“在早上，在早上，/拉瓦苏！/割开她的喉咙，喝下酒，/拉瓦苏！/在晚上，在晚上，/她死了，喝过了酒，/拉瓦苏！/在深夜，在深夜，/拉瓦苏！/红色火焰布满城市而鸦片在她的腹腔。”歌谣充满血腥与暴力，拉瓦苏这位西方入侵者成为“罪与恶”的象征，澡堂与鸦片则承担了“罪与恶”的叙事功能。

澡堂是西方来华作家较为关注的中国风景。1938年奥登与衣修伍德以战地记者身份来华时，就对中国各地的澡堂印象深刻。在河南商丘的澡堂中，看到小男孩帮人搓澡按摩，他们感到“有些尴尬”，“整栋房子脏污不堪，有一股浓烈的尿味”。而在上海的澡堂里，“疲倦失意或是贪得无厌的商人都会在那里找到满足欲望的一切”。澡堂原本是清洁之所，但在西方作家笔下，成为贪婪和纵欲的反文明之地。个体身份模糊难辨，私人身体成为公共景观，毫无隐私可言。澡堂中偷盗、嫖娼、犯罪等事件频繁发生，微观的澡堂折射出战时中国社会秩序的脆弱和不安。

《北极熊咳嗽》中的澡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场所，还发挥着叙事和象征的双重作用。在拉瓦苏开办的澡堂中，悬挂着被蒸汽浸湿的绿色厚重窗帘，瓷桶里的水哗哗地冒着热气，地面石阶湿滑，木质隔板上爬着蟑螂。澡堂内分隔出一间间浴室，空气中散逸着蒸汽和人体的气味，男人们坐在竹椅上等待洗澡，说话的声音在石墙间回荡。在昏暗潮湿的澡堂中，层层蒸汽弥漫缭绕，仿佛遮羞布，遮蔽着正在上演的罪恶和黑暗。拉瓦苏和重庆当地的权力高层、精英，包括银行家、将军等人聚集在澡堂的办公室密谋鸦片生意。随着战争进入胶着状态，鸦片走私和运输变得更加困难，商人和权贵在澡堂密谋的结果就是决定用女婴的尸体偷运鸦片。他们物色到一位名为苏彪的少年，这个一无所有的城市流浪者迫于生计，决定铤而走险，开始陷入犯罪和死亡的深渊。然而，作为商人的拉瓦苏却发生了转变，他忽然意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开始反思自己在华的所作所为，感到罪孽深重。导致拉瓦苏滋生忏悔意识的契机正是白天亲历的大轰炸和澡堂身体按摩的体验。大轰炸震慑了他的身体和灵魂，澡堂中掉下来的一颗并未爆炸的炸弹更像某种预言和警示，迫使他审视作为幸存者的自己；而一次全身的按摩在解放其身体的同时，也让其精神得以超越和上升。吊诡之处在于，拉瓦苏为了摆脱罪恶感、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竟陷入“以罪治罪”的悖论行为之中。为了制止商业合伙人用死婴运输鸦片的卑劣行径，他杀死了少年苏彪。拉瓦苏原本是犹豫矛盾的，他想要阻止邪恶的鸦片贸易，他也珍视每个无辜的生命自然也包括苏彪的生命。然而，当他目睹苏彪杀害女婴并将鸦片置于其体内时，他心中的愤怒赋予其“谋杀”以某种正义感，他用伏特加酒瓶砸向了苏彪。在以暴力惩治罪恶后，拉瓦苏喃喃自语道：“所有的罪恶都将被清除，不再有战争和暴力，不再有妓女，不再有伏特加酒。生活将恢复洁净……”伏特加曾是拉瓦苏在华迅速致富的商业武器，无意间却充当了谋杀的凶器，酒瓶的碎裂和苏彪的死意味着拉瓦苏彻底与过去的黑暗罪恶划清界限，但谋杀又使他陷入了新的罪责中。这种“罪与罚”的循环交替揭示出战时社会的荒诞以及个体实现自我救赎的艰难。

白英将大轰炸、澡堂和鸦片三种意象符号糅合在一起，不仅创造了令人震撼的黑暗战时风景，还建立了区别于其他西方来华作家的风景边框。拉瓦苏在中国的发家史背后是西方殖民入侵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身份与柯恩所定义的“帝国离散者”(Imperial Diasporas)有一定的相似性。所谓帝国离散者，其主要特征就是与祖国之间有着持续的联系，顺从并模仿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因此也成了帝国意识的一部分，以“优等民族”自居，肩负着拯救全球的使命。但白英小说实际上改写了主人公“帝国离散者”的身份认同。首先，拉瓦苏的姓名是模糊不定的。他在忏悔中道出：“我，皮埃尔·让·勒瓦索，又名皮埃尔·让·拉瓦苏或皮埃尔·让·勒莫因或皮埃尔·让·什么都可以，1897年5月1日生于天津，商人让·勒莫因和妓女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戈林的儿子。”拉瓦苏只是文化杂交的产物，他并没有“确定”的祖国作为支撑。其次，与帝国离散者不同的是，他从未怀抱一种“优等民族”的帝国优越感，相反，他开始反思跨国贸易所带来的罪恶。他非但未与帝国话语形成共谋，反而对此进行颠覆和反抗。另外，在20世纪其他西方来华作家笔下，“鸦片暗示着某种东方性，如沉醉、堕落、愚昧、黑暗、残酷，中国人嗜鸦片，最彻底地表现了东方性特征”。在白英小说中，鸦片不再是东方性的标记，而被视为帝国入侵的罪恶证据和人性堕落的黑暗深渊。这一视角的转变，意味着白英构建的风景边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而基于一种东西方平等交流与对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捕捉现代都市风景：边缘与中心、个体与人群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随着各大工厂、学校、机构等的相继迁入，迅速跃升为颇具现代化色彩的“中心”城市。其中，人口数量急速增加，人口结构也更趋多元。据统计，1937至1941年间，人口户数从107682增到134183，人口数从475988增到702387，人口职业包括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公务、自由业、人事服务等类别。以1941年为例，从事农业人数为102473，从事工业人数为89756，从事商业人数为106083。战时生活在重庆的还有许多外侨，包括来自英、法、德、美、俄等20多个国家的500多人，他们分布在外交、传教、医业、教育、新闻、商业、经济等多个领域。重庆在不断接纳战争移民的同时，也在接受多元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的渗透和浸润。生活于战时重庆的白英，既是战争观察者，也是都市观察者。他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漫游者，在城市各个角落和人群中徘徊游荡，以一种艺术家的诗性眼光，捕捉都市摇曳不定的光影声色。

“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两种都市现实：由艺术家构成的城市和由人群构成的城市。在第一种情况下，都市形象体现为艺术家的内在感觉和印象；在第二种情况中，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有了自己的特性和都市含义。”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城市书写模式为白英奠定了重庆叙事的潜在背景和边框，白英日记和小说中“两种都市现实”兼而有之。他擅长将印象式细节（impressionistic detail）与描述性细节（descriptive detail）相互结合，建构具有现实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都市风景。

白英逡巡的目光常投射于重庆城中那些交叉地带，即“水域与陆地相交汇、城市与乡村相交叉、过去与现在相交织的地方”。河流是城市文明的象征，“河流所到之处，便有生命产生。在河谷四周，人们群聚而居，在肥沃的土地上劳作，于是城市在农田环绕地带出现”。江河意象在白英笔下频繁出现。抵达重庆当日，白英从飞机上俯瞰，“瞥见了白色的屋顶、烧毁的建筑、在宽阔河面上行驶的黑色小轮船，以及遥远的西部激流中的黄色沙嘴”。在暴风雨中乘坐小舟置身于江河之中，他看到的景象更为真切：“河水湍急，水流呈黑色，闪着油光，雨水在黑色的波浪下划出白色的条纹。”面对晨曦或夜间的嘉陵江，白英仿佛“看见”了一条巨龙。“这是一条龙，一条真正的龙，有鳞鳍金眼，长尾巨爪，仿佛可以爬上岸边，吞噬目之所及的一切。”江河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沧桑历史和战争苦难，巨龙则象征觉醒的中国形象。此外，江河作为城市的自然景观和地理边界，与都市的现代化中心形成张力。它关联着城市的历史与传说，代表着强大的原始自然力量，这种力量正是虚无丛生的都市中心所匮乏的。小说《北极熊咳嗽》中，少年苏彪逃亡到重庆，在江边的悬崖峭壁上为自己搭建容身之所。当他离开这个处所走向城市中心，其生命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欲望和罪恶之中直至死亡。商人拉瓦苏也远离自己建造的酒厂、澡堂和妓院，选择居住在江边高处的房子里，似乎只有在空旷的江水边离群索居时心中的孤独感和罪恶感才得以减轻。

相较于江河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城市中心则显得虚空和颓废。重庆城总是灰蒙蒙的，荒凉是其底色。艾略特的“坍塌的城楼”在白英印象中不断浮现：“商铺面目全非，庭院已成废墟，到处是瓦砾，焦黑的烟囱，布满青苔的古砖。古老中国曾经的固若金汤不复存在，一切都脆弱得经不起哪怕一丝风吹。”白英笔下的重庆城，就像波德莱尔的巴黎或艾略特的伦敦，充斥着现代与原始、文明和粗鄙、贫穷与富有、个性和非个性，这些城市魅影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虚无连接着虚无”，给人无边的破碎感和孤独感。行走在夜晚的街道上，面对蓝雾中呼啸而过的汽车，山谷里闪烁的红光，混沌的灰暗，柴油的气味，贫困的乞丐，涌动的人群，白英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厌倦。他发现，这个因战争而迅速现代化的城市，正在逐渐变成上海、伦敦或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复制品，畸形膨胀，滑稽可笑，缺乏自己的生命和个性。城中不少商店都标榜自己来自上海，处处显示出上海价值观的移植：快速发家，举办晚宴，享受鱼翅这种上等佳肴，能够坐上汽车，收入百万，“这些都是最精致品味的标志”。艾略特《荒原》或《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戏剧化场景在现实的重庆城中到处显现：肮脏的餐馆，污迹斑斑的破桌布，装饰俗气而布满灰尘的圣诞树，“黑色汽车像巨大的鳗鱼一样从镶着玻璃的餐馆外疾驰而过”。白英喜欢将城中的人或物比作“鱼”，这与艾略特《荒原》中的“鱼”或“渔王”意象遥相呼应。鱼象征生命和繁殖，鱼一旦离开江河水域，流落城市街头，在陆地或人造的玻璃真空之中，必然会失去其鲜活的生命状态，干涸而亡。

现代人面对都市时总会产生一种与之“拉开距离的欲望”和寻求“新的诗意的各种可能”的冲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精神家园或存在于有形世界之外的城市所怀有的一种乡愁”，“伴随着这种乡愁的，还有一种颓废感和没落感。当这种没落感被内化，由之而引起的印象就会特别强烈，以至于常常会左右其感受城市的方式”。置身重庆的夜幕里，白英的乡愁油然而生，因为重庆的都市魅影中总漂浮着故乡伦敦的味道和气息。在1942年2月7日的夜晚，白英“漫步于望龙门的台阶，恍惚间感觉自己身处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船桅和船舷漂浮于薄雾缭绕的碧蓝河面上，半裸的苦力们扛着巨大的黄色箱子，正抬着一桶桶水泥爬上三百级台阶。船只的桅杆从这里经过，城市的嘈杂声从石阶上传下来，声音不大，但很有活力，很像伦敦街头小贩的叫卖声”。白英总是不自觉地将现实的重庆与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相互比照，将古典和故乡的浪漫想象嵌入重庆风景的边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怀乡病，在白英的重庆书写中得印证和回响。

在现代都市书写中，怀乡病往往与“都市病”相伴而生。现代“都市病”成为白英重庆风景中的重要一环。在1942年2月20日的日记里，白英借着回复马来西亚友人关于重庆生活的问询，对重庆的现代设施、消费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予以集中描述。他指出，重庆有摩天大楼，一些大楼里还安装了电梯；重庆有四五家很好的饭店，俄罗斯人开的“小雏菊”和“莫斯科”最为有名；重庆有茶馆、超市、药店，还有一家乳品店、一家冰激凌店。除此之外，白英特别谈及重庆存在的诸多“都市病”，如烟赌、娼妓、盗窃、疫病、难民以及游乞等。据官方统计，1940年1—4月份，重庆市乞丐临时收容所“总收乞丐22055名，除死亡共49名，逃走共23名，转送230名，保释共23名外，实在乞丐人数共计21730名”。乞丐数目庞大，且与难民、盗窃、疫病等相互缠绕，“既堪怜悯，又碍市容”。为此，政府多次发函，要求改良救济，整顿市容。白英同样关注这一战时社会的特殊群体，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城市里的卑微生命。“望龙门台阶上聚集着大量乞丐。我对他们都很熟悉。任何可能的疾病都在侵袭着他们。他们几乎都患上了某些疾病，如性病，沙眼病和肺结核。他们挈母将雏，被病痛折磨得低声哀鸣。”在白英眼里，那些露宿街头的，瞎眼瘸腿的，哀号的乞丐，熟悉而又陌生。他们像爱伦·坡《人群中的人》所深刻揭示的，是“人群中的人，就是人群，同时，从换喻的角度来说，也是城市”。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战争移民和难民一时之间大量涌入，“人群”或说“人群中的人”构成城市的性格和特征。

白英一方面呈现他所看到的主观化、内在心灵化的印象主义风景，另一方面注重观察城市特定空间中的“人群”和“人群中的人”，展示他们抽象或具象的存在。除了关注散落在城市各个空间的乞丐群体之外，他还着重塑造了银行、俱乐部、茶馆、公交车等特定城市空间中的群体，通过这些不同空间、不同场域中的人群来透视城市的生存景象。

重庆的银行透露着一种“谨慎的私人气质”。在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中，穿制服的老兵侍者为来人“端上热茶”，穿丝绸长袍的柜员“轻摇蒲扇”，“黑色小算盘的滴答声不绝于耳”。丝绸、长袍、扇子、茶，这些典型的中国元素出现在银行之中，给人一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参差对照感。银行是人群汇聚之地，但这里的人寂静无声，只听得见“小算盘的滴答声”。与面目模糊的柜员与侍者相比，银行经理身处高位，是颇具辨识度的“人群中的人”：“长得像一个苦力，很少刮胡子，又像一个书生，他从银行的折叠门走进来，望着窗外飘过的云，过了一会儿又折返回来，大概是在写诗”。这个具体的人虽然在风景框中获得了一个特写镜头，但个性特征并不鲜明，似乎也只有群体或类的属性。白英赋予他“苦力”“书生”和“诗人”等多元形象，似乎代表着社会阶层和身份的某种混合性特质。

相较于银行的单调和寂静，重庆俱乐部则是一个充满多样性风景的跨文化交流场域。这里有狂热的桥牌手、犹太青年、保险经纪人、海关官员、士兵、水手，还有传教士、军火商、毒品走私者，有刚刚爱上中国的年轻人，也有曾经追随过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华四十年、如今白发苍苍的“中国通”。这些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白天混迹于中国人中间，晚上则来到这里借酒消愁，述说着台球游戏，烟馆故事，以及每天等轮渡和爬石阶的苦差事。白英将俱乐部比作柏林的水族馆，称出入这里的人为“最不寻常的鱼”。这些“人群中的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串串与中国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交织起来构成一个联结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巨大互文性文本，折射出身处中国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某种共同性想象。

如果说银行和俱乐部的风景由特定人群所构成，茶馆的风景则由普罗大众所构成。茶馆中每天上演着市井生活百态：年轻母亲靠着丈夫的肩解开衣衫给婴儿喂奶；戴眼镜的年轻商人一边抽雪茄，一边玩弄腕上的金链子；报童们跑来跑去，在拥挤的桌子之间穿梭自如；干瘪的老人叼着烟斗，从宽大的灰色丝绸长袍里抽出一张棕色纸币；瞎眼乞丐由梳着辫子的小姑娘领进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年轻的卷发女和新晋升的银行家正凑在一起。服务员“把茶壶举过头顶，一股银色水柱从茶杯上方两英尺的高度倾泻而下，就像一颗银弹的轨迹”。茶馆不仅折射出富有烟火气息的现实生活景象，也为大众提供了想象和触摸历史的某种可能，因为常有说书艺人在茶馆讲述着中国的历史和传奇。在1943年4月20日的日记中，白英特别描述了一位盲人说书艺人在茶馆中讲《三国演义》的情景。茶馆里挤满了男女老少，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说书人。白英意识到，茶馆的风景代表了中国人恒常的生活方式。无论世道如何沧桑变化，现实处境如何艰辛苦难，大众总能从历史和传奇中获得现世的抚慰，寄托未来的想象。

不同于茶馆的静态化存在，公交车是运动中的城市风景。在战时的重庆街头，公交车无疑成为城市极具现代化的标识。公交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业和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空间意识和精神交往感受。“文以载车”，火车、公交车、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往往承担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象征功能。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被时代浪潮裹挟前进的人们似乎还没能从身体和心理上适应现代交通工具所带来的节奏变化，被其巨大速度所恫吓而不知所措。白英亲身体验过重庆公交车的拥挤颠簸，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它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带给中国民众的震惊体验。在拥挤的车厢里，“如果你死了，或者心脏病发作，无人会注意到，因为你已经淹没在人群中。所有人都在沉重地呼吸，所有人都很沮丧，所有人都会随着汽车的移动而前后晃动”。在白英看来，相比于传统人力车“从前慢”的悠闲状态，公交车将人们带向一个更注重时间与效率的现代快节奏社会，同时，不同于人力车所形成的私人性空间，公交车创造了新的都市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体是作为“人群中的人”而存在，个人化的身体和心灵律动完全被人群所遮蔽和淹没。

从城市边缘到中心，从个体到人群，白英通过印象式细节和描述性细节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创造性地建构了战时重庆的都市风景。白英的都市书写，既承继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都市母题，尤其是艾略特、波德莱尔、爱伦·坡作品所传递的都市经验和美学体验，又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案例。1940年代的战时陪都重庆，它是中国的中心，亦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以重庆为中心，白英塑造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互激荡所产生的新都市风景。

三、发现诗性地方风景：山水自然与日常生活

借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重庆在白英的“感知价值中心”可称得上是具有特定情感维系的“地方”。“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两者的意义相互交融又互相定义，“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白英将重庆从抽象的空间转变为具有稳定感和恒常感的“地方”。换言之，他对重庆产生了“恋地情结”。“恋地情结”表现为对某个地方的“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在白英的跨文化叙事中，重庆即充当了情感记忆的“载体”和“符号”。他赞美重庆在季节变化中的永恒和超越之美：“在冬天的棕雾里，在夏天灼热的阳光里，在春天的激流和秋天的薄雾中，重庆站在天堂的风中。”离开中国之际，白英对重庆怀着家园般的深切依恋：“远眺长江的白色崖壁宏伟而永恒，在那些石壁后隐藏着如此多的苦难，以至于我开始相信这座城市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我是它的尘泥的一部分，也是它的苦难、它的阳光、它完美艺术性的一部分。”

首先，白英擅长描写西南边地风光，他从重庆的山水自然中发现诗性风景，以自然风景缓解战争创伤。“山水是坚毅的，而河流是永恒的。……它们是如此明显地告诉我们，万物都会逝去。我们会仰望着山峰，以寻求镇定。”在重庆的山水自然之中，白英获得了某种宁静而永恒的启示。战时的黑暗风景让人窒息，现代都市的魅影使人遁入虚无，只有山水自然才能治愈支离破碎的心灵，给人带来稳定的地方感受。岩石、瀑布、山峰、河流、树林，乃至阳光、雾霭、月亮等意象以不同的感官形式，密集地出现在白英的风景框架中，构成他对于诗意中国的想象。无论是日记还是小说，白英都极其偏爱自然风景的诗性化表现。比起赛珍珠小说中那些笼统模糊的地理称谓，如“中国北方农村”“南边的城市”“海滨城市”“江边上的小镇”等，白英小说里的地理空间明确而具体，给人亲切的地方感和可触摸的历史现场感。重庆是一座山城，“山”“悬崖”“峡谷”等意象在白英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春天的激流》中对缙云山山谷和河流的描写：“盛夏之前天气柔和，山谷绿意盎然，河水无声流淌，海鸥盘旋。夏天河水会变成幽暗的铜色，但此时正值春季，河水墨绿，到处都是岩石和光滑的石头。”再如对主人公所居住的缙云堂周围环境的描写：“微风拂过，松涛阵阵、竹林沙沙，悬崖上长着蓝色的雪松和矮小的橘树，但鲜有屋舍。在悬崖顶端，松林环翠之处，当午后的阳光从河对岸的玄武岩反射回来时，缙云堂的琉璃瓦闪闪发光。”白英所创造的诗意化情境与陶渊明等中国山水田园诗人以物观物、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如出一辙，似乎是对中国美学传统的回应。即使在经历令人恐怖的大轰炸之后，从战争的废墟和荒原之中，白英依然还能瞥见重庆的永恒之美：深邃的峡谷，奔流不息的江水，温柔的月亮，水中的星光，“从江边看重庆，总是壮丽的”。白英将历史、时间等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如画”风景，以这种恒常的地方风景稀释战争的苦难，缓解战时焦虑和恐惧。

保罗·福塞尔认为:“求助田园是一种英国模式，既可以充分衡量一战的灾难，又可以富有想象力地保护自己免除灾难。”“求助田园”又何尝不是一种中国模式？自《诗经》以降，到魏晋时期山水田园诗，再到唐代边塞诗，无不折射出战争影响的焦虑和中国诗人求助山水自然寻求心灵慰藉的痕迹。若将白英日记及小说中所描绘的重庆风景、沈从文《湘行散记》中的湘西风景、以及冯至《十四行集》中的昆明风景组合和拼叠在一起，便能构成一个广大的具有互文性意义和战时色彩的西南地域风景图谱，共同传递出世界文学中关于地域文学的书写经验。

其次，白英注重将山水自然与宗教文化、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创造具有文化象征寓意的“神圣风景”。所谓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自然风景的背后其实是文化传统，山水自然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白英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回忆中的故乡有“沉重的薄雾，明亮的海滩，白色的悬崖，安静的草地”。但白英认为，“在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处风景与英国乡村相似”，“我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有意识地，把风景作为一种广阔的视角，最高处永远以一种洒脱的姿态，静静地主宰着一切”。他还注意到西方的教堂大多在城市中，而中国的寺庙却大都在山上，地理方位的不同意味着感知方式和文化经验的不同。白英将这种文化经验充分运用到重庆风景叙事中，喜欢在日记中描写重庆的悬崖、峭壁、寺庙和高塔等位于高处的风景。小说《春天的激流》和《北极熊咳嗽》中也都出现了悬崖或是山顶上的寺庙。“高处”在获得空间上的全景视野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过去—现在—未来作时间上的沉思的可能。高处的孤立性和崇高感赋予自然风景以神圣性，自然的永恒往往是人世无常的深切暗示。《春天的激流》中寺庙位于缙云山山顶，俯瞰着整个村落。每当主人公走进寺庙时，他们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耀眼的阳光。阳光照耀着整个山峦，甚至遮住了前来迎接他们的僧侣，寺院外墙的瓷砖金光闪闪，主人公感到不是走进寺庙，而是走进阳光中。三个少年在寺庙中求签，谶语全都由“风景”构成，如“雨落”“风吹”“白海”“燕子”“石头”等。谶语中只有自然意象，并不显示预言中的主体，主体的形象和命运被隐藏在自然风景的象征符号系统之中。这三条谶语和那块神秘的刻着“爱与和平”的石头，无疑都是主人公最终命运的预言、启示和见证。白英借助山水自然传递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表现东方文化的神秘性和异域色彩。

白英还喜欢在自然风景中编织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增强风景表现的地方感和历史感。白英日记中记载了不少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神话故事，如大禹治水、屈原投江、鲤鱼跃龙门等有关水的历史传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在皎洁的月光下，放眼望去，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银湖。”这个风景化的比喻暗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体系。小说《春天的激流》中也以地方性传说来表现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和历史文化记忆，如关于郑氏家族的老宅与墓地的传说。墓地作为缅怀先祖的“记忆之地”，“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神圣的地方，通过死者的在场而变得神圣”。墓地与悬崖、森林一起构成永恒宁静的象征，它不仅代表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归隐山林的情怀，还“提醒人们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传奇故事,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以及激发人们对于现世的思考”。而小说中关于溺水女孩与莲花的故事，或许受到古希腊纳蕤思（Narcissus）神话的启发，同时也契合着中国古老的文化精神。凭借山水自然的相关神话，白英试图探究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与山水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

再次，诗性风景不仅体现在山水自然之中，还表现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律动之中。白英通过不同的感官方式，在时间的流动变化中探寻重庆日常生活的诗意。虽然白天布满雾霭的重庆总是给人满目荒凉之感，但黄昏和夜晚的某个时刻却显示出令人震惊的美。夕阳西下，低低的云层被染上一片红光，“重庆就像高高的岩石上一窝燃烧着的贝壳，当太阳终于落山时，岩石还在发光，就像桂林的云在太阳下山后还在发光一样。重庆骄傲地矗立在高耸的岩石上”。当黄昏逝去，夜幕降临，城市生活中也有激动人心的风景。“今天晚上，我走在水边灯光昏暗的街道上，听着孩子们和卖水小贩的叫卖声，我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太阳已落在岩石后面了。我听见马蹄声、远处汽车的轰鸣声；我看见一对对恋人挤在门口，竹床已经被搬到了街上……夜色就像一件斗篷，披在沉睡的城市的肩上。”颜色、声音、味道、形状、嗅觉，人物，形象，感官世界所触摸到的一切交融在一起，唤醒了白英心灵深处的诗性体验和“恋地情结”。他似乎不再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而是“归人”，其叙述方式也从客观的第三人称变为具有强烈主体性的第一人称：“我的城市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街道、熟睡的孩子、静静地躺在河里的轮船，还有人们钢铁般的心，一切都在发光。”不论大轰炸多么残酷，战时生存多么艰辛，昼夜仍然恒常交替，生活依然维系着它的秩序和稳定。孩子在成长，青年在恋爱，人们对于明天仍然怀抱希望。白英在夜晚的重庆体会到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生生不息的坚韧力量，它可以对抗战争、超越苦难，带给人永恒的希冀。

白英善于表达感官世界相互交错中的风景。他凭借敏锐的感觉在自我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契合关系。“自然是一庙堂，圆柱皆有灵性，/从中发出隐隐约约说话的音响。/人漫步行经这片象征之林，/它们凝视着人，流露熟识的目光。”波德莱尔万物相通的契合观念，在白英的风景叙事中经常出现。例如，在热闹的街市上，白英“感到空气很甜美，带着橙红色的味道，市场像蜂巢一样嗡嗡作响”。在讲述一次夜晚渡船的经历时，白英同样凭借感官的综合，创造了一幅幽微深邃的风景画。明亮的火把、红色的石头、黑暗的房屋，以及地上的白霜，构成了视觉颜色的参差对照，又形成触觉上的冷暖交融，令人仿佛触摸到“皮肤、岩石和泥土的质感”。小男孩的皮肤在光影的衬托下，“像多汁的热带果实”。这个比喻综合了视觉、触觉乃至味觉想象，创造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化的诗性体验。

日常生活风景的发现不仅在于“看”，还在于“听”。白英常诉诸听觉的表达，如黎明时分街市上传来的哒哒的马蹄声引发了他的联想，他开始沉浸于市井生活的意识流想象之中。马蹄声由远而近又由近及远，从隐约听见到“响亮”再到“震耳欲聋”之后“变得柔和”再到“消失”，在此过程中，视觉形象也不断变化，从熟睡中的孩子到道士到乞丐，再到晨曦中在水井旁打水的少女，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对着水井欣赏自己的面容”，“美得让我窒息”。各种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意象伴随着听觉、视觉和嗅觉纷至沓来，其中听觉在感官世界中起到了导火线和催化剂作用。白英还注重嗅觉与味觉的感受方式，专门描写过“重庆的气味”。正如一块马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就能将普鲁斯特带回往日的美好时光，同样，对白英来说，“重庆气味”承载着记忆的大厦，具有唤醒非意愿记忆的诗性功能。潮湿的烟草味道、新鲜松木的味道让他嗅到了家乡康沃尔郡的气息和伦敦汉普斯特德荒原的气息。现实与记忆，联想与想象，他乡与故乡，东方与西方，在感官经验世界里相互重叠、融为一体。

白英在重庆居住的小庭院中，有一株古老的棕榈树，枝叶扶疏。“在这棵树的阴影下，重庆城市生活的整个横截面在我眼前掠过”。这棵古老的大树，植根于大地，枝丫伸展向天空，它联结着空间又联结着时间，其枝枝杈杈所形成的缝隙，如同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通向无数的时间和可能。白英时常透过枝丫的缝隙透视日常生活风景，它构成白英观察都市生活的天然“取景框”，又仿佛历史宏大叙事中的小小褶皱和罅隙，透过它可以窥探到重庆具体而微、鲜活生动的风景。

四、“岩石”：重庆象征物及其书写隐喻

如上所述，白英从战时风景、都市风景和地方风景这三个层面建构重庆风景系统。事实上，这三个层面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共同形成了白英跨文化叙事所创造的重庆形象。而在白英的重庆风景系统中，存在一个核心意象：“岩石”。“岩石”是白英所寻找的情感和思想的客观对应物，这一特殊意象符号承载着多方面的功能和意蕴。

首先，岩石体现了重庆城市空间的地质学特征。重庆是山城，依山而立，多悬崖、峭壁和石阶。白英飞抵重庆时，望着急流、岩壁与高塔，感觉像是看到儿时梦境，他第一次注意到“重庆建立在巨大高耸的岩石峭壁上”。除高塔、寺庙、房屋等石头砌成的建筑之外，城中有无数的绵延而上的石阶。于是，爬台阶成为重庆日常生活的必备功课。白英戏谑道：“爬台阶，爬台阶，爬台阶。重庆有千千万万级台阶，渡口、主路、房屋，处处都有台阶。可以想象，还有不可见的台阶穿云逐日，上达天庭。”石阶在空间上扩展，连接天地；在时间上绵延，联通古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习惯了爬台阶的日常性，但对白英这一异乡人而言，爬台阶则是陌生的风景和体验，他在日记中反复描述这种地方性风景和体验。

其次，岩石是苦难的见证，也是坚韧精神的象征。白英曾将战时重庆比作暴风雨中航行的“一艘船”，或湍急的河流中吞噬一切的“巨龙”。但在重庆生活两年后，白英表示：“当我再次想起这座城市时，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把它想象成一艘即将抛锚的大船。……我要把它想象成一块岩石，比其他所有的岩石都要伟大，甚至比喜马拉雅山更伟大。因为它浸透了千百万苦难人民心灵的力量。”白英1941年抵达重庆时，这座城已多次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现实中它被摧毁的程度远比白英想象中严重，“整个城市像是从石板上削去一样”。城中的断壁残垣，被炸毁的建筑物，熏黑的石墙，与那些建在高处的寺庙、高塔，还有嘉陵江边的悬崖峭壁，望龙门的石阶，无不诉说着重庆曾经和正在经受的苦难。岩石见证苦难与死亡，也见证着中国人的坚韧与抗争。白英惊喜地发现，即使遭受战争重创，“到处是废墟与瓦砾”，重庆依然显露着“古老岁月的历史痕迹”，千年古城的文化遗迹依然留存，残存的建筑上“仍然保留着清朝早期雕刻的线条的辉煌”，“断壁残垣依然屹立不倒”。“那饱受折磨的岩石，如此的洁白、破碎和美丽。道路沿着陡峭的山坡蜿蜒，一如两千年前。骄阳与冬雾已经把岩石劈成千块，如今人们又开始把岩石凿成防空洞。城门城墙皆已推倒，消瘦的灰白岩石被雕琢成形，冬夜里，破败土墙的影子落下，像陷入罗网的翅膀。”在白英眼中，重庆是一座岩石之城，代表着“永恒的中国”和“觉醒的中国”。

再次，岩石还指向“神圣的风景”。“神圣的风景，就是这个词让人想起了天堂，想起那流着奶与蜜之地，赐福之岛，应许之地，极乐净土。”在白英日记和小说中，重庆的悬崖、高塔和寺庙代表着具有崇高感和超越性的神圣风景，岩石与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神话与宗教层面的象征意涵。白英将重庆视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他声称“看到了奶和蜜的应许之地，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伟大未来延伸到远方”。小说《春天的激流》里的少年溺水之时竟在河水深处瞥见一块刻有“爱与和平”的石头。神奇的石头不仅让少年获得新生，还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当革命失败、少年面临行刑之际，“爱与和平”的石头如天启般再次出现，革命的结局由此发生浪漫性的大逆转。小说《北极熊咳嗽》中在重庆从事鸦片走私的西方商人拉瓦苏陷入罪恶的深渊并开始忏悔的时候，觉得“整个城市——城市的生命都隐藏在白色的岩石中”，“这座城市的形状就像一只蝴蝶，一只钉在岩石上的燃烧着的黄色蝴蝶，是那么的柔软和温柔，你可以抚摸它，手指上只会有淡淡的粉末”。岩石作为重庆风景的隐喻符号，它传递着受难与拯救、求索与皈依等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

在白英的风景叙事中，“岩石”这一意象承担了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功能。此外，白英书写重庆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地质学意义上的“层积岩”来比拟。这与艾略特的《荒原》有一定的相似性。《荒原》采用了一种历史地质学的书写方法：“《荒原》中呈现的，不仅是伦敦的历史，而且是从雅典为起点的城市的共同历史，是雅典、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维也纳和伦敦的叠合。”考古学家发现，不同时期的城市是互相层叠的，不同的文化也按照时间顺序相层叠。特洛伊的考古学结构在《荒原》中得以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和文化如同岩石一样，层层相叠，形成伦敦城的互文性文本。白英或许受到艾略特《荒原》的启发，其重庆书写方式也具有“层积岩”式的隐喻特征。

白英与艾略特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不难追溯。少年时代他已熟读艾略特作品；青年时期还曾获得艾略特的帮助并出版小说《沼泽战争》（The War in the Marshes,1938）。在华时期，他与冯玉祥、梁宗岱等友人谈诗论艺时，常常援引艾略特的诗。有一次，他和一位中国哲学家朗诵《荒原》并探讨它的意义。他们尤为关注第五节《雷霆的话》中关于伦敦城市历史的诗行：“……山的那边是哪一座城市/在紫色暮色中开裂、重建又爆炸/倾塌着的城楼/耶路撒冷雅典亚力山大/维也纳伦敦”。艾略特的“倾塌着的城楼”(falling towers)意象在白英日记中多次出现，被用来形容战时重庆的颓败景象。白英还与澳大利亚驻华公使谈论《荒原》，并引用第一节《死者的葬礼》中的诗句：“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枝在从/这堆乱石块里长出？”其中，“乱石”“礁石”“红石”等岩石意象不断闪现。但不同的是，白英在此指出，艾略特《荒原》中的绝望感并不适合中国年轻的一代，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白色的岩石里蕴藏希望”。白英在重庆的现实经验与《荒原》的艺术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遇合和碰撞，其重庆书写中呈现出《荒原》影响的痕迹。

借鉴艾略特历史地质学的书写方法，白英打开了重庆折叠的城市空间和沉积的历史时间，从时空双重维度来观察和凝视重庆风景。一方面，他将重庆置于中西城市的比较视域中加以关照，将其与伦敦、巴黎、佛罗伦萨等作比较，在东西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中勾勒重庆的城市风景线；另一方面，还注重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不同历史时间中透视重庆流动的风景图像，将战争与革命、神话与传说、文化与自然等多重因素编织成风景的符码。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重庆风景，如同岩石一样，具有时间上的沉积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白英仔细观察这个城市的每一块“岩石”，饶有兴致地打量它每个立体的面向，捕捉其缝隙之间闪现的历史光芒。

结语

自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来华作家在日记、游记以及报告文学中描述重庆。晚清时期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c）的《中华帝国纪行》、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中国风情》、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的《扁舟过三峡》、伯德（Isabella Bird）的《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等作品关注重庆的地理分布、城市建筑、商贸状况等，都是具有较高历史地理价值的游记。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斯诺（Edgar Snow）的《为亚洲而战》、贝克（Graham Peck）的《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中国的惊雷》等作品中不少篇幅聚焦重庆，他们以客观理性的立场和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表现战时重庆社会，包括政治事件、战争状况、各阶层人的生存状态等。不同历史时期，西方来华作家的身份各不相同，有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外交官、记者、商人等，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影响了其观察视角和书写方式。相较而言，白英集战地记者、学者、传记作家、小说家、诗人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因而能够多维度、立体化地观察重庆，其书写更加灵活与自由，同时也更显广度与深度。

在19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语境中，白英作为中国战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其重庆书写具有见证中国历史和建构战争记忆的重要价值。白英通过日记和小说这两种各有优长、相互补充的文体形式塑造重庆风景，从而“将过去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形象固定保存下来，以便对此进行回忆和讲述”。作为一种“边缘传记”，日记具有及时性、在场性的见证效果，但它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单方面性”的缺憾，“日记中只有一个杠杆，观察者的视角永远离不开主体对象。而小说中的主体太多，以至于视角必须反复徘徊，处理各处的细节。”“小说家才是唯一的历史学家”，运用小说的多重主体和多维视角可以透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借助于虚构和非虚构这两种文体写作形式，白英对重庆及战时中国进行了社会、历史、文化乃至哲学层面的诸多思考。

在战争这种“严肃的时刻”，白英深刻地意识到，“一切有生之物都是神圣的”，“一枚花瓣的飘落比帝国的倾覆还要响亮”。无论是战场上的普通士兵，还是城市中“人群里的人”，抑或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农人，每个个体生命的自觉都彰显出神圣的意义，构成人类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一环。白英的风景叙事渗透着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广义生命的深切同情。在他看来，个体与世界相通相融，自我和他者休戚与共。就像其日记和小说所共同揭示的：一只熊在北极的咳嗽，一朵花在缅甸的凋零，一个女孩在中国的徘徊，这些表面上毫无联系的风景主体实则形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也构成了彼此内在生命的紧密关联。这种深切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赋予了白英的重庆风景以永恒性和超越性。白英所建构的重庆风景，既是战时中国西南边地的风景，一定程度上，它又超越了时间性和地方性，而成为诗化的中国风景乃至人类风景的象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8BZW15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