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所出的小说中,《老残游记》最受人爱戴。是书风靡一时,而所获得的学者的注意,过于同期的任何一部小说。可是,虽有人下过种种可嘉的功夫,此书无可置疑的力量和艺术成就,却还没有人用比较严密的批评方法去分析、讨论。拥戴这小说的,征引数节原书,把其中要义和辞彩孤立起来,略评一下,便心满意足了;殊不知在评论任何伟大性已得到假定的作品时,思想与风格的衡量是不宜分开的。论者特别赏慕刘鹗对官吏的严酷批评,以及若干章节中对景物和乐曲的精摹细绘,以见作者的开明政见和文学才华。可是,强调作者留心贪官酷吏,反而容易令人忽视了他对整个中国命运的更大关怀;单纯褒扬作者的描写能力,则他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形式与技巧两方面所作的革新,我们便可能觉察不到,而这革新远较描写能力来得卓绝。这篇文章想深入一点,探讨《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和政治意义,以为更全面地评价这本小说之伟大的初阶。这本小说结构松散,对故事的布局显然不太关心,这可能是一般批评家对它的了解比较机械化的一个原因。《老残游记》英译者谢迪克教授力称“作者对人对物的兴致无时或已,加上他的道德勇气和幽默感,造成此书气氛上的完整性”。可是,他仍不得不承认,“揆诸西方的小说概念”,则这书情节与题材的完整性,两皆缺乏。然而,刘鹗对叙述、对话、描写的经营,表现出他是个卓然有成的艺人,而非初出茅庐、心不自知其力的小说作者。因此,此小说之所以缺乏后者那类完整性,与其说是由于拙劣和粗疏,毋宁说殆因作者故意如此。最末两回,正好证明刘鹗并不是不会撰述面面俱圆的故事的。前十八回,刘鹗并没有这样做,大抵因为他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以与他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应。刘鹗身处的时代中,小说家瞩目所见,尽是大批从翻译而来的西方小说;时论所趋,又驱使他们心怀家国。方此之时,刘鹗握管而书,所享之成功,似乎大于他同时代杰出而多产的李宝嘉和吴沃尧:他脱掉传统的小说家那件说故事的外衣,又把沿袭下来的说故事的所有元素,下隶于个人的识见之内,为其所用。如果在行文上用的不是第三人称,它尽会是中国第一本用第一人称写的抒情小说。同时,作者与当代的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作者迥不相侔,他探究国家的现在与未来,所以,它可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本政治小说。
以上各点,下文将予以论证。这里只谈小说结构中最突出的一点——中间第八至第十一回这部分;它是一大段哲学性和预言性的插曲,几乎可以完全从老残游历的主线割离出来。这一部分记述申子平到桃花山之行,表面上为了寻访隐者刘仁甫,实际上则领受了女智者玙姑和预言者黄龙子的一番道理。申子平启程之际,老残并无要事等他去办;所以,倘若作者要维持小说的完整性,使它彻头彻尾是老残的游记,则大可叫他踏上旅途。然而,刘鹗故意冒个险,从主干枝裂出来,以便完完全全地表达出他对时局错综而矛盾的看法。这些看法分由老残和黄龙子道出。至于枝裂的理由,稍后将会说到。因此,为了评论上的方便,这本小说可分两个步骤来阅读:我们可先览主人翁完备自足的记述,然后把它与中间部分合起来读。现代读者对主人翁的自述早有同情;中间部分,尽管满是玄思奥说和神机妙算,但大大促使它与整本小说的感性融为一体,又大大渲染了整本小说的政治意义。本文第一节中,我先从第一步骤入手。中间部分的风格与记述手法和主线鲜有出入,因而在该节讨论小说家刘鹗的技巧贡献,我以为不必顾及这中间部分了。然而,由于主线议论中国,情深而意切,本身即已引人入胜,我也会讨论主线的这一方面,以为读者进入第二节作准备。本文的第二节,则想针对那哲学性和预言性的插曲。我希望这两节合起来时,有助于对此小说的技巧和意义的进一步了解。
一
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引起报复,一九〇〇年八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此事之后,即使最顽固的中国读书人也感到时乎不再,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刘鹗于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撰写他的小说:虽然它所追述的年代,中华帝国并未临到山崩地裂的危险关头;可是,难逃的劫数,则人人感而知之。作者的序言末段,对此说得清清楚楚: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因而在序言中,刘鹗压抑了小说预言性部分较为自信的声音,主要唤起人们注意他对中国的衰弱的深切悲痛。金圣叹评点《水浒》序言开了在序言中表明自己忧戚态度的先例;而刘鹗的论哭,即承袭金氏而来的名篇。序中谓其哭也有二端: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而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刘鹗把自己列入第二类的哭者中: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李后主、王实甫、八大山人和曹雪芹。他相信这些哭者多情善感,以见其灵性之深邃。他们大半皆变一己之哀而为人类之哭,因此,我们可说刘鹗服膺济慈所谓没有人是真诗人,除了那些以人间世之悲惨为悲惨,且把它们永驻心头。有力类之哭使忧天下的诗人有别于“梦族”。这伙“梦族”,擅于柔弱之哭,而对“人间世之大悲大痛”[插图]无动于衷。在所列举的有力类的哭者中,刘鹗与杜甫最为接近。刘鹗与诗圣杜甫相形之下,毫不逊色,于此可见他的伟大。他能摹擅写,在传统中国小说家中,无人能出其右,犹如杜甫之于众诗人。二者同样忧时感世,虽然极其悲戚沮丧,但对中国的传统、信念坚贞不渝。杜甫中期的诗,是浪游于苦难世局中的记录,犹如《老残游记》。二者既对暴戾和不平痛心疾首,而又同样表现出热爱山水和率真的意趣。我之提及杜甫,乃用以阐明刘鹗的记述手法。要求紧凑完整的布局,或要求一连串紧凑完整的情节——以此传统的准绳去衡量《老残游记》的批评家,就无可避免地发觉它的结构未臻善境。然而,这本小说,一如书名所云,是游历的记录;而作者构思那独特的情景、独特的经验时,似乎仰赖自然诗人和小品文家远多于传统的小说家。《老残游记》文如其题,是主人翁所视、所思、所言、所行的第三人称的游记。(即使那预言性部分,亦可当作申子平的游记。)这游记对布局或多或少是漫不经心的,又中意貌属枝节或有始无终的事情,使它大类于现代的抒情小说,而不似任何形态的传统中国小说。刘鹗变旧小说而为抒写人物深蕴五中的情与思的编制;可惜他下一代的作家步武西方小说,以致刘鹗那近乎革命式的成就一直未获承认。
所以,《老残游记》并非《儒林外史》那种风格的讽刺小说。第四回中,有两个做官心切的送钱给老残,托他保举一官半职。可是,除了诸如此类的小场面外,揭人隐私以嘲之辱之的讽刺色彩是极少的。它也绝非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类的谴责小说——如鲁迅所称述的。刘鹗不是查根究底,为揭发而揭发的新闻记者。每当有人告以官吏的失职时,老残即大吃一惊。这惊恐以及无可奈何的怜恤之感,为读者提供了适当的情绪反应。虽然书中两个主要的酷吏——玉贤和刚弼——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并不认为作者把他们漫画化了;换作李宝嘉和吴沃尧,则必会如此。反之,他认真断言刚弼的“清廉”,而认为玉贤清廉之外,更具“才”干。刘鹗率先揭露所谓清官的面目,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对此啧啧称赞。然而,事实似乎是他竟把同情心延及这班残虐的人。他们愚昧;他们迫害弱小而引以为乐;他们——至少玉贤如此——野心勃勃要向上迁升;这愚昧,与乎迫害之乐和迁升的野心,同样是他们残忍的根由。作为一本新类型的小说,而以游记的形式出之,《老残游记》最末布局紧凑的那两回,最为脆弱。这两回述及老残摇身一变而为私家侦探,在他助手许亮乔装诱捕恶棍吴二浪子时,无端端销声匿迹了好几页。侦探小说大盛于晚清,刘鹗技痒而用之,情有可原。可惜他以侦探故事终结全书,却破坏了前此善为经营游记体裁的完整性。这侦探故事削弱全书的另一原因是:这桩揭发出来的案件,只是家庭内争,与官吏酷虐百姓的主题无关。贾魏二家的故事引人入胜,因它举例说明了刚弼那令人悚然以惊的残忍和愚昧。刚弼挫败了,这故事的主要目的也达到了。是以小说的高潮发生在第十六和十七回之际:刚弼下令对贾魏氏用刑,老残勃然大怒,急忙抢上堂去,对质审官,斥其严刑逼供那荏弱女子及其垂死老父。刘鹗明知这家庭案件无涉于全书大义,乃将被毒死的悉数复活过来,把这桩罪恶消于无形,以皆大欢喜作小说的收场。翠环与翠花二妓则从火坑赎身出来,前途也较前光明了。主人翁的嗜好、兴趣、关怀等,一一从游记中呈现出来。首章写他治愈黄瑞和(暗喻黄河)的病;另有梦境,记那代表中国的帆船,船破入水,在洪波巨浪上翻闯,一片叛乱,好不危险。他对中国的关怀,在此表露无遗。然而,他同时是个酷爱山水和音乐的走方郎中。他随身携备古书数卷,既诵诗又赋诗;旅途上和客栈中,喜与平民百姓为伍。第二回记他旅次山东首府济南时,先则游当地的山水名胜,听白妞的清唱绝响,一如旅人所为。后来听到骇人的惨事,乃难免转注于官场的罪恶和无辜百姓的苦难。可是,老残的好奇心和兴致无时或已。他心怀国事,然而,除了忿怒和忧思的时候外,这关注并没有完全盖过他多方面的兴趣。
主人翁既有种种兴趣,为求与此吻合,作者乃能妙笔生花,把小说写得趣味盎然,或苦或乐,乍惊乍喜,跃然纸上。早期的中国小说家着重布局,对场面的烘托则极少考究,绝少能把在场人物的举止谈笑和盘托出。《红楼梦》的作者写初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的人物对话逼真妙肖,但对场面的营造则逊于刘鹗。从第十二回老残与黄人瑞在一傍晚邂逅时起,至第十六回他俩于翌晨入睡时止,我们读到接近四十页的叙述,生动活泼地道出二人在翠花、翠环陪同下的言谈举止。这场面连绵不断,无疑地记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最长的一夜。就小说技巧而言,也是描摹最为逼真的一夜。四个角色全部栩栩如生,尤以黄人瑞至为突出,可说是中国小说中最可爱的瘾君子。诚然,水灾以及贾家谋杀案的复述,颇伸延了那夜一节的长度。不过,它们绝非完全独立的加插,水灾故事尤其不然。这故事的展开,把四个人都引到里面去。夜叙一节,表面看来,乃为了向读者交代水灾和凶案,其实作者紧握时机,尽量描摹真相,呈露了老残深一层的性格,表明了他三个友伴的身份和性情。黄人瑞一再拖延,最后才把凶案道出,此乃作者的典型记述技巧:倘若晚饭既毕,故事立刻如诺道出,则夜叙瞬即结束,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好好认识他们各人了。晚饭刚刚用完时,老残从黄人瑞所请而赋诗。从早一天他目睹黄河冰封时起,腹稿已定,是以顷刻写在墙上。诗云: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归人长咨嗟,旅客空叹咤。盈盈一水间,轩车不得驾。锦筵招妓乐,乱此凄其夜。这诗不离唐前五言古诗窠臼,落得个平平无奇。然而,前此老残既闻玉贤的种种暴行后,乃吟诗以泄义愤;如今他亦缀句以抒激情。中国文人素以散文冠于诗首,序诗之所由作;因诗的篇幅短小,为了交代背景,俾供读者全面鉴赏,所以有此必要。这样说来,则几乎第十二回全回到老残握笔在墙上挥写时止,都可以说是那诗的序。可是,这段散文描述,诗意盎然;相形之下,原诗本身不过用传统的方法,把诗情浓缩起来,对用以入诗的那些独特经验少有讽示。老残受困于东昌府,乃因他不能渡过黄河,以抵济南。与黄人瑞邂逅的前一天,他走在河堤上,看看有什么方法渡河。然而,河上的浮冰和船上以木杵打冰的一干人把他迷住了,以至于在客栈中用完晚膳后,他便穿上羊皮袍子,又到堤岸闲步。彼时雪月交辉,他忆起谢灵运的诗句,岁月如流,国事扰攘,老残不禁悲从中来。翌晨,他又走到岸边,探听怎样渡河。斯时河已全被冰封。返客栈时,他踯躅途中,城里景象寥落荒凉。返抵客房,无疑地因曾忆起谢灵运的诗,他便读起一本新编的《八代诗选》来,心中把它与同类选集比较。看了半日,在店门口闲立一会,黄人瑞差来的家人进门请见。黄氏也住在城里,不久便约他一同用晚膳。这顿饶有生趣的饭,诗中以末二句概括了事,实在不够。那下午黄河冰封一场,就是诗的首六句所吟述的,刻画得惟妙惟肖,洵为佳构。云开月明,银光映照雪山,良夜里老残翘首对月一场,亦是传诵的名篇。但对了解该小说写作技巧而言,则随之而来的冥思一节更值得我们注意: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哪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得满地灼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边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觉得脸上有样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来两边着了两条滴滑的冰。起初不懂什么缘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来就是方才流的泪,天寒,立刻就冻住了,地下必定还有几多冰珠子呢。闷闷的回到店里,也就睡了。精描细摹的段落,人多知之。如上那些,则极为人忽略,而刘鹗作为抒情小说家的真正本领,即在此表现出来。若说这里写主人翁的灵思冥想在他的诗里沦为一对质木无文的偶句(“归人长咨嗟,旅客空叹咤”),则这段散章,直抒胸臆,使眼前所见物色与脑中浮现诗句,浑然呼应,最后归于仰观天象的愀然感叹。自然,这里所述的经验,已司空见惯:任何忧时感世的中国骚人墨客,明月当头之际,都会有此心怀。纵使中国诗词中时有咏述(杜甫即是显著的一例),但中国小说向来对主角的主观心境不肯着力描写,刘鹗摸索以意识流技巧表现这种情景,不但这里如此,好几处亦如此,且同样精彩,这确是戛戛独造的。作者曾自拟此书于一种“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不以哭泣为哭泣之哭泣的境界。如此看来,本段更饶有趣味。在一本涉及人类受苦的小说中,眼泪自然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特别想起于学礼的媳妇在她丈夫断气前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刎颈殉之。翠环对老残和黄人瑞倾诉身世时,还忍得泪;最后一闻他们允诺相助,却号啕大哭起来。贾魏氏泣不成声,一丝半气地供说实在无从捏造一个奸夫出来。这等女子,都是“有力”的哭者,倘若上苍俯听,她们直会“崩城”“染竹”。甚至第二回所述那被官府的轿夫踢倒的街童,也是个“有力”的哭者,因为在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中,那轿夫应该更加谨慎小心,更加照顾别人。如果这意外真的无可避免,则那轿夫——轿内的官大人更好——会抚慰那孩子,并向他母亲赔个不是。这里的情形则是:那妇人只有挈了孩子,嘴里咕噜咕噜地骂着,就回去了。老残借悬壶济世,尽他所能扶助残弱的和被害的,俨若一不携刀剑的侠士;他不效英雄之所当哭。然而,曾几何时,每当痛心恶吏,感怀国事,他便热泪盈眶。正如有一次,他怒火中烧,欲杀玉贤,发髭因之竖起。可是,老残往往自加克制,不让愁郁和忧愤一发不可收拾。这正道出一更深沉的忧虑:眼见“棋局已残”,孤掌难鸣也。这里,泪水又掉了一次;可是,在泪已成冰后,他才知曾怆然落泪。他还戏用陈词(“冰珠子”)去描写那些溅在地上的泪滴哩!他这自嘲不单写活了个“冷”字,且挽回了流于感伤之弊,而感伤性适足以掩盖这千古共感的悲恸。这类哭泣,眼泪的宣泄是不济事的。何以故?尽管他的旅程暂以快事作结,促使老残夜行时落泪的疑问,在小说的主要部分中,并没有获得解答。他虽然侠骨柔肠,却不是孔武骁勇的剑客,惩戒恶人,彰显公义,使人读之而震慑,而称快。即使老残一见不平便起而纠之,但他明知自己所未闻的多少恶事,正日日发生;此外,对于国家大势,他是有心无力的。他谙治水之道,这套学问对他前途可大派用场;然而,就此小说本身之内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质问道:对于反抗专横势力,解救黎民疾苦,老残究竟做了什么?他纳翠环为妾,又把翠花配作黄人瑞的妾侍。他上书巡抚张曜(别本或作庄曜),使张宫保免去刚弼主审凶案的专差,贾魏氏及其老父因而得直。可是,前此致宫保述玉贤失职的信却徒劳无果。第十九回说他会晤宫保:宫保说:“前日捧读大札,不料玉守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老残说:“救民即所以报君,似乎无所谓不可。”宫保默然。又谈半点钟功夫,端茶告退。老残识见不群,独来独往,在山东可以有所作为,主要因为衙门中人知道宫保十分尊敬他,又欲聘用他。如果没有宫保撑腰,一个无官衔的走方郎中,是不能对刚弼面斥廷询的。然而,可笑的是,虽然口碑皆谓宫保贤良,他却误信玉贤和刚弼,引以为左右辅佐。即使相信了玉贤的残酷时,由于官僚气习已成,乃不欲罢之,免使因他荐举非人而致龙颜不悦。更不可恕的是他曾采纳一书生之见治河,卒使黄河两岸泛滥成灾,杀害了几十万百姓。身受其害的翠花,说张抚台勉强接受了那不合人道的治河法时的情景:“张抚台没法,点点头,叹了一口气,听说还落了几点眼泪。”也许这也是“有力类”的怜恤之泪吧!可是,在这紧要关头,他良知不安,与乎后来他对老残的咎责不置复,似乎在说明:像他这样的重要官员,实施或赞助不智的决定,是免不了的。《老残游记》一片侠气、满腔热血,却是本基于政治现实的小说。主人翁成功地把几个困顿的生灵救出水火,这不过表现出众多受虐吏劣政所残害的百姓,其处境益加艰窘而已。
二
《老残游记》是本政治小说,不论行文立意,对义和团事件备加关注。如所周知,刘鹗的颠沛际遇,与一九〇〇年的事件牵连一起。那年秋天,他由上海抵北京,通过俄国友人,经过一番斡旋,终于购得储于太仓而为俄军所据的大批米粮,以贱价粜诸城中饥民。可是,此慈善心肠却惹来仇人袁世凯之谗,谓他私售仓粟罪君。一九〇八年刘鹗被流放新疆,部分原因在此,翌年在迪化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在他正要为《绣像小说》写稿时,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正大行其道;他一定也想把北京失陷时的目睹耳闻现诸笔墨。(刘鹗为接济友人连梦青,始作小说。那时,连梦青正被官府追迫,匿于上海。《老残游记》刊出前数期,《绣像小说》正开始连载连梦青的《邻女语》。此小说所述主角的经历,与刘鹗北上被攻陷的京城的经历极为仿佛。)不过,虽然刘鹗向早期生活寻觅灵感,大概由于庚子之乱太难处理所致;他仍然别具心裁,把对义和团事件的关怀设法搬入小说中去。考察刘鹗一生行迹,他的小说一定大大借重于他一八九〇年的回忆。他那年在山东入官,为张曜治水咨议。张抚台于一八九一年去世,小说把他们的相遇安排于秋冬之际,所以这事可说只能在一八九〇年发生。那时刘鹗三十四岁,与老残的年龄相仿(“不过三十多岁”)。当时满人毓贤为曹州知府(相应于书中的玉贤),虽然他的官衔一直至一八九一年才正式确立。可是,若要以刚弼影射满人刚毅,则我们不能一视同仁,将他看作作者的山东同僚。刘鹗之子刘大绅,于一九四〇年提出此说法,后来学者向无异议。刘鹗要把二人等量齐观,不仅因他俩名字中一个字相同(“刚”),一个字同韵(“弼”——“毅”),更因刚毅的劣迹,当时的小说家和通俗史家都有所记载,其“刚愎”自用,人皆知之。可是,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二年,他出仕江苏巡抚,就不可能做山东张曜的佐臣了。刚毅尽管可能在其治区内诬民害民,一如小说中所讽喻的;然而,就目前我们所知的而论,说刘鹗随己之所好把审官的角色加诸刚毅身上,是较为妥当的,因贾魏二家的凶案乃出于虚构。无论怎样,刚毅曾指控刘鹗叛国;小说作者把他写成坏人,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似乎远大于作者之于毓贤的。刘鹗挑选毓、刚二人以为暴虐政权的主要象征,论者强调说这乃为了算旧账或指斥其早期的暴政。可是,大体而论,刘鹗之所以如此,倒不如说因他要对他俩煽动愚民,造成国家危乱而兴师问罪。一八九九年,毓贤正任山东巡抚,以此高官承认义和团合法地位。身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刚毅,在受宠于慈禧太后的重臣中,赞助义和团最不遗余力的,大概要算得上他了。那时,一般人都相信慈禧太后打开城门,迎义和团入京,以致满城震慑、一片恐怖,主要由于受到他的怂恿。刚毅于随宫去西安途上得病死去。(若通俗史家所载不误,则他见义和团一败涂地,遂羞愧愤怒而病倒。)可是,为了讨好八国联军,死后他原有的官衔被褫夺去了。毓贤则被流放新疆,途次兰州时,因慈禧太后徇联军之请,处以斩首极刑。不过,他倒也凛然就法,令人感动。一九〇一年回宫后不久,通俗文人便开始(以小说或弹词形式)写出大量实录和故事,记咏这次国难,又对义和团事件的本末予以针砭。不论他们对列强的态度怎样,这批作者对义和团悉力贬斥。慈禧太后仍然大权在握,他们不能抨而击之,乃转而痛诋她当时的主要谋臣。无论死去了的、被贬了的,他们所受到的攻击,比义和团更猛烈。在诸如李宝嘉的《庚子国变弹词》中,端王、刚毅与毓贤特别恶名昭彰。刘鹗本人并没有同声直接指斥他们,但却揭露了义和团事件前毓贤和刚毅的样子。可是,他对义和团的谴责,特别预言部分的大张挞伐,当代读者无不看出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反义和团文学率多已被淡忘。即使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如胡适,也把历史背景撇开,光读这小说,看重它对清官的批判,对其他则不加措意,最多也把它当作与主题无关的附加品而已。然而,即使在主要叙述中,刘鹗已隐隐然道出官吏的暴虐与国家危难的重大关联。例如老残这段对毓贤的预言性评论: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毓贤的官阶未尝超逾过巡抚,但刚毅与端王的权位足以左右帝国命运,并促其衰亡。虽然宰相一职久废,有些通俗作家仍间或称刚毅为刚相国,以见其高居要位。中国正值存亡之秋的主题,已证诸序言,又于第一回的寓言梦中被戏剧化起来;而小说中酷吏的行为,亦证实了它。不过,作者心中又不甘愿接受这个主题,遂有那哲学性和预言性的插曲。刘鹗在工商界曾做过一番事业,这代表他对西方的大大仰慕(老残在梦中呈献西方的罗盘和纪限仪器,以挽救中国之舟),可是,他作为晚清那代的读书人,与后起否定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鲁迅、陈独秀等,并不相侔。前者受中国传统的熏陶更深,不可能否定它。刘鹗为中国而哭,可谓既因热烈眷恋着小说中所描述的安分守己的百姓和秀丽可爱的河山,亦因他对文化传承的系连,牢不可破。他弱冠时曾拜于李平山(号龙川)门下。李平山为太谷教一派之主,倡儒、释、道合一之说。刘鹗极重所学,与同门友谊至死不渝,黄归群即为其中之一。刘大绅持黄龙子影射黄归群之说,因皆以黄为姓。但除了六首玄言诗外,我们对黄龙子的生平一无所知。同时,刘大绅又谓这六首七绝,乃述刘鹗受业于李平山之学境。我们由此可谓黄龙子其人实为作者的理想的化身,他对中国文化怀着信心,与作者的另一化身——冲动的哭者老残——的消沉沮丧相颉颃。虽然同样借鉴于作者的生平行谊,这两个角色自是各有不同,对政府极感失望的老残,曾雄心勃勃,结纳朋友,讲舆地、阵图、制造、武功等实学,相约报国。然而黄龙子的述怀诗表现出他在淡泊中讲学论道而自得其乐。老残不做隐逸山林的高士,不受一官半爵,而做个走方郎中,扶危济颠。黄龙子清楚地预见时凶世乱,却一直做个隐士,因他揆诸国史、证诸天地、洞悉吉凶兴衰之道。如前所述,若要使老残的游历连贯不断,作者大可撇弃申子平这角色,而让主人翁到桃花山去。他之不能这样做,乃因不欲使这针锋相对的自我的两面对垒起来。没有老残那样的阅历、比较单纯的人,对黄龙子和玙姑所论是尽会接受的。玙姑剖论国势,兼有老残的消沉和黄龙子的达观;她仿佛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玙姑向申子平阐释的是太谷学派教义,谓儒、释、道三教的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然而,她的说法本乎孔孟之道,又把千年来中国的积弱,归咎于一种褊狭的道德观,而以韩愈无理由的辟佛老为代表,宋儒的存理去欲、压抑本性亦为中国积弱之由。我们因此可说酷吏的残虐直接源于这传统:没有通变的礼教和过分关注、压抑人欲所导引的“罪恶”。玙姑以为大公即无私,为善即顺乎自然,即礼行孔子真正的仁道。她自己便是这种善的代表,这善直与孔子的“礼”自然相应。续篇中,刘鹗借尼姑逸云写出佛家慈悲更精纯的一面,即从欲念中自然超升(与宋儒的压抑完全不相同),便得人类的自由。中国读者少有会与玙姑的道德哲学争辩的;它远远瞻及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具影响力的现代思想家的反道学思想。黄龙子的学理玄妙,对南方的革命的虚言妄见使许多中国读者感到无聊,或毫无同情可言。南方的革命军终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在这科学时代,没有人会根据印度神学和《易经》而建构一套宇宙哲学,或引用一个卦象来证明革命的危险。不过,即使自认比黄龙子开明的读者,至少也应欣赏刘鹗的道德想象力,它驱使他塑造了先知一角,非仅为了说明中国面临大乱的缘由,更为了矢言中国文化的命脉源远而流长。据黄龙子所言,革命党人闯下的纷扰,至甲寅(一九一四)年告终: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一九二四),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尚远,非三五十年事也。西方许多《圣经》“启示录”式的思想家的预言,为历史所推翻,乃势所必然。不过,预言是表露心声的一种,对某些关心政治和文明存亡大问题的作者,自有其必要。诗人之不得不构筑一套私人的神话或哲学体系,以扩大其视界,从心所欲地预言世事。英国文学中,布莱克和叶芝是佼佼者。克林斯·布鲁克斯教授曾把叶芝《幻象》一书的诗功能扼要地道出:“细言之,这体系使叶芝得以一场大戏剧视世界;许多大事是可预测的(如此则诗人不致在纷乱杂沓中迷然失所),可是,这场大戏的规模容许复杂综错的经验,以及分明是矛盾冲突的经验(如此则诗人不致流于过分简单化)。”黄龙子体系亦正如此。事实上,他这体系与传统中国思想一脉相承,远过于叶芝的体系之于传统西方思想。黄龙子演绎泽火革卦,以为是个凶卦,犹如二女嫁一夫而同居,其志不相得。这说法叶芝当会闻之色喜吧!刘鹗申斥义和团和革命党人,却不能因此而视他对清朝效忠,虽国祚危颠,仍一腔热情依附之。他反对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实表示他维护文明,且非仅中国文明而已。他认定义和团的某些作法起于野蛮的排外主义,其根源则为对神灵鬼怪的迷信。此说少有不以为然者。他视南方的革命党人为无神论者,要亵渎对祖先的敬拜,要破坏家庭制度,这看法也多少有事实的根据。但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不下于刘鹗,但刘鹗不明此点。姑勿论我们对黄龙子的见解反应如何,刘鹗已为桃花山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自由而和平的宁谧环境,与小说中其他部分所弥漫的不平和苦难,形成强烈对比。(在本书的续篇里,即使泰山的尼庵也免不了有官府做后台的土豪劣绅的欺凌。)玙姑、黄龙子及其亲朋戚友全然说不上已逃过了人世的烦扰,也避不开山林隐居的不便:玙姑的外甥受儿童所难免的疾病折磨,而他们点灯所用的生油,也不能与洋油相比。不过,他们至少超越了宋儒人欲罪恶感的困扰,互诉心曲,慧语如珠;又抚弦弄曲,以寓其悦生之情。黄龙子与玙姑,一琴一瑟,各乐其乐,而其律协音谐,有胜于中国传统众乐工齐鸣一音调的奏法。此段同随后与桑家姊妹的和奏,刻画灵妙,使人心醉。诚然,第二回白妞王小玉的说书,下笔更为传神,更令人击节赞赏。然而,这里所写,天趣盎然,世间独步;王小玉无论怎样不同凡响,毕竟是伶人之艺,供人取乐而已。桃花山中,也有虎啸狼嗥。对玙姑与黄龙子而言,这些野兽享有“言论自由”,一如他们所应有。虎啸一声,陌生人会闻之丧胆,像申子平那样。可是,这也是自然而悦耳之声,与后来他们娱宾的“海水天风之曲”并无二致。不过,倘谓在道家逍遥的精妙世界中,老虎是布莱克的精力的堂皇象征,那么,在人间世中,它却是传统中国所谓的“苛政”。老残感愤于玉贤的专暴,在街上访问本府政绩:竟是一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不觉暗暗点头,深服古人“苛政猛于虎”真是不错。即使在山居中,他们对老虎的逍遥自在,自表同情;可是一触及政治时,山中居民仍以之作为凶恶的象征。因而,黄龙子一面惋惜那离开山林、在人世丧失了自由的老虎,一面却能把它戏比作在朝廷里做官的人,受了气,只是回家来“对着老婆孩子发发飙”。申子平在玙姑家中念了一首诗,所以诗中,老虎以一强有力的象征出现,是顺理成章的。这首诗题为《银鼠谚》,云:东山乳虎,迎门当户;明年食麞,悲生齐鲁。一解残骸狼藉,乳虎乏食;飞腾上天,立豕当国。二解乳虎斑斑,雄据西山;亚当子孙,横被摧残。三解四邻震怒,天眷西顾;毙豕殪虎,黎民安堵。四解谚中乳虎(即母虎,为了捍护雏虎,更为凶残)劲遒地透显出叶芝式的预言的愤慨。不过,当我们知道乳虎代表毓贤,立豕代表刚毅时,这首诗与整本小说的互相契应,就彰彰明甚了。这班兽类早期为非作恶,老残身与其间;本诗则概括其以后事迹,并预告其死亡。所以,这首诗的预言部分把主人翁对苦难不平的关怀,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政治透视上:毓贤和刚毅的残害无辜,加强了他们日后挑起国难的罪证。作者百感交集:从国运不振因而一片沮丧,以至文化复兴因而满怀热望。《老残游记》这既抒情又具政治意味的小说,之所以扣人心弦,而又结构独特,大有赖于这万千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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