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的首项内容。系统论视角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经济子系统优化与全局优化相互协调，实现效率—公平动态平衡，从而形成正反馈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包括适应包容性发展的模式转变，契合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此，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稳固国家中心调控职能，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论；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在七项“聚焦”的首位，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方面，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从系统论视角来看，发展的内涵不仅涉及经济领域单一子系统的优化，而且是涵盖各个子系统的全局优化。全局优化的目标是实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发展，避免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失衡对整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子系统优化和全局优化互为基础和条件，需要相互协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效率—公平动态平衡，构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发展模式。
一、系统论视角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
系统论视角下，发展的内涵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子系统优化，而且是涵盖各个子系统的全局优化，需要相互协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实现效率—公平动态平衡，构建起具有正反馈机制的发展模式。
（一）子系统优化与全局优化相互协调
现代化理论将“经济—政治—社会”的系统论作为主要研究框架，在福利国家理论中，“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的系统论也可以视为是这一框架的变种。(1)这种整体分析视角包含过程、联系和均衡，为从系统论视角分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抓手。
从系统论视角来看，国家发展是一种全局优化，需要各个子系统相互协调，避免失衡。子系统优化关注子系统内部的效率提升和功能发挥，而全局优化需要整个系统在总体目标下寻求最优解。只考虑经济因素的优化，可以视为单一子系统的优化，然而单一子系统的最优解与全局最优解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政策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如果只关注市场失灵，可能在经济上是好政策，但在政治上是坏政策。(2)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涉及经济子系统内部的发展，同时，也会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多个子系统的全局优化。这也体现了我国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
子系统优化和全局优化互为基础和条件，需要相互协调。全局优化的目标是实现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总体布局全面发展，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平衡，避免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失衡对整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问题，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使得全局优化能够持续推进。每个子系统都需要在自身领域内实现优化，以支持整个系统的优化和改进。在经济体制建设方面，有效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公共物品。市场机制的形成需要整合各领域的制度规则，市场机制的发展需要克服各方面的社会成本。(3)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鲜明体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维持全局整体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各个子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在此过程中，作为改革先行先试的经济子系统，其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能够为其他子系统的后续改革提供前提条件和借鉴经验，从而形成不同领域的子系统优化相互促进和逐步扩散的改革效应。当然，经济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联系也是如此。在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这种联系既广泛存在又具有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部门的发展可以引致其他部门的发展，并进一步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4)
为了实现子系统优化与全局优化相互协调，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从而确保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行动协同性。随着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系统的全局目标和子系统目标可能会发生变化，需要对全局优化和子系统优化的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完善协调机制、制定跨领域政策、推动信息共享、加强监督评估等。
（二）效率—公平动态平衡
从系统论视角的过程和联系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实现效率—公平动态平衡，而这需要通过制度互补实现。(5)制度互补指的是，一种制度由于受到其他制度的支持而具备更高的效率。(6)制度互补不仅有利于将外部性内部化，例如国家对教育的支持有利于改善企业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在制度中嵌入社会保护机制有利于经济体系平稳转型。(7)
从结构视角来看，效率—公平动态平衡包含劳资关系、公共支出和家庭消费三个方面。第一，劳资关系。由国家、企业和家庭三方参与的伙伴关系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核心，在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中展现出特定的制度互补模式。劳资关系适应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并形成一系列相应的配套制度。劳资关系和相应的配套制度，又会进一步形成特定的利益结构，进而可能产生制度路径依赖和惰性，阻碍制度变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后工业化时期的福利社会面临着路径依赖的压力。在转型时期，尤其需要关注制度惰性对于效率—公平动态平衡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多表现为治理结构不完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断更新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互补模式，平衡好部门效率和收入分配格局，避免在新发展阶段产生新的效率—公平失衡。第二，公共支出。无论采用哪种制度模式，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体现了公共支出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轨迹。从包含教育和社会保险的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看，无论是社会民主福利模式还是自由主义模式或社团主义福利模式，公共支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直到在新自由化浪潮中趋于平缓(8)，鲜明体现出经济系统的高增长与社会系统的高福利之间的协同。公共支出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将社会保护嵌入生产系统并不断强化，促进了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补，对于维持效率—公平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9)第三，家庭消费。在从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模式重塑密切联系在一起。广义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依托于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提升，在消费结构上突出体现为科教文卫等知识型消费项目的比重提升。家庭消费的知识化和人力资本化，形成了“消费升级—要素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循环，体现出家庭消费和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促进了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从而推动了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从功能视角来看，效率—公平动态平衡包含了对效率的综合性考量，体现出制度互补功能和均衡社会建设功能。一方面，制度互补功能。在工业化阶段，效率这一概念的功能集中体现在要素投入与产出，以及供给与成本的关系。而在城市化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得到重塑，服务业和消费的主导性愈发增强，从“经济—政治—社会”福利组合的视角来看，城市化阶段的效率是制度互补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从全局系统而不仅是子系统的角度理解效率的功能。否则，如果继续沿用工业化时期对效率功能的理解，在转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反而会出现局限性，难以发挥制度互补功能。另一方面，均衡社会建设功能。从劳动与生产的关系来看，产品生产本质上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也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解愈发不同于工业主义的效率理念，并非单纯作为产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途径，服务于技术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产品市场。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产品需要大量劳动力，经常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扩大生产和物质积累。而随着对于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以及由于压低劳动力成本引发的劳资矛盾，发达国家在实践中愈发重视效率的均衡社会建设功能，将技术效率联系放在劳资关系和福利国家之中理解，并因此重塑了劳资关系，推进了均衡社会建设。(10)(11)因此，在人口红利终将耗尽的情况下，劳动力再生产本质上属于制度再生产，是社会保护的概念。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经历了诸多失败教训，例如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问题，正是由于在制度路径依赖下延续工业化阶段的效率模式，未能发挥效率的制度互补功能，难以有效推动社会系统中“人的发展”，短暂的经济奇迹不但没有推动新模式形成，反而产生了经济停滞和过度城市化问题。
（三）正反馈机制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在于构建一种正反馈机制。在这种正反馈机制下，个体市场行为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会产生相互联系和溢出效应，对整个市场系统产生正反馈。对市场参与者而言，在市场系统中参与各项活动能够获取自身需要的回报。对市场系统而言，市场参与者的活动能够提升市场系统的规模和效率，从而更好进行分工和交换，优化整个市场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正反馈机制一方面能够通过自发调节，实现市场经济静态意义上的改进，即更加趋近于最优解；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动态意义上促进市场经济持续演进，即推动最优解不断提升，扩展边界。
正反馈机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在发达国家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明显体现。例如，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作为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较高收入弹性的典型行业，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场培育过程中持续拓展市场规模，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系统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然资源部门的典型特征是土地密集型，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持续扩大劳动力规模和整体市场规模，与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相比的溢出效应较小，难以形成足够的正反馈机制。正是由于这种正反馈机制的缺失，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即便可以引入先进技术，在某些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但是整个经济系统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市场平台，难以支撑未来长期的市场扩张和产业升级。
建设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促进各类要素和资源的流动，推动我国市场更加高效、更加公平、更加开放，实现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正反馈机制涉及不同种类市场要素的发展和协调，例如市场主体、市场资源、基础设施、制度规则、监管措施等。我国提出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能够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环节的市场参与者提供统一有效的市场协调机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不同市场参与者可以在实现自身需求的同时产生溢出效应，促进市场畅通和规模拓展。相反，在分割的小市场和孤立的交易活动中，由于信息机制、协调机制和稳定机制等功能的不足，市场参与者难以对整个市场形成正外部性，自身也面临更高的市场交易成本。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包括适应包容性发展的模式转变，契合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适应包容性发展的模式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小康战略，到十七大报告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制度变革和生产力改进始终围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目标展开。最近十几年来，适应城市化规律，中国开始大力弥补社会发展短板和自主创新短板，基本形成创新驱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有利格局。
从工业化阶段的效率优先到城市化阶段的效率—公平兼容，从发展主义到均衡社会的序贯演进，这是发展理论对于现代化成功方案的经验总结。深入中国制度变革历史之中，可以看到两条清晰主线：一是立足发展条件，通过制度变革推动自主技术进步路径形成，亦即要素驱动朝向创新驱动的序贯升级；二是立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通过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以贯之，生产力发展的尽力而为，社会发展的量力而行，三者共同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从理念变化和制度变革来看：
“发展是硬道理”的工业化理念，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工业化进程的适应。然而，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中国也相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制度改革。围绕经济发展实施的这些配套改革措施虽然是局部的，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些重要制度规范———如义务教育法、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等，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后续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属于强国理念，源于城市化阶段的矛盾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变化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涉及城市化阶段的新挑战和新需求。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城市化的特有规律逐渐变得显著———服务经济既有促进知识积累的积极作用、也有拉大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城市化时期的家庭结构多样且不稳定，对于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不断增加；群体利益多元化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政治参与、增进社会公平的呼声逐渐提高。另一方面，高生活品质和高质量就业的新要求，更加依赖高水平生产力发展，无论是公共财政收入还是充分就业，都需要现代化产业体系给予保障。
不同于工业化阶段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城市化阶段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围绕人力资本积累展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由此获得了合理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必然，体现了城市化对于制度变革和发展模式系统性重构的新要求。新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战略构建了现代化强国理念，确立了以社会公平为前提的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
（二）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需要契合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体现在效率—公平兼容上的充要条件，在福利国家模式上得到了一定程度体现。被福利国家理论称为“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混合物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12)，是福特主义技术、组织管理适应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它的福利国家制度内核，主要是出于预防城市化风险的目的构建起来的。根据法国调节主义学派及其后续研究者的论述，福特主义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3)：第一，效率必要条件方面。建立在零部件标准化、任务分割基础上的装配线，在促进劳动分工、且将科学技术引入劳动过程的同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规模经济通过同时代其他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补效应，推动整体经济效率持续改进。第二，社会公平充分条件方面。福特主义组织管理革命推动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创新。典型如“企业—工会—国家”三方谈判机制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这些制度在促进利润分享的同时，建立起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使得社会理论所倡导的均衡社会理念得以实施，同时也保证了社会公平这个充分条件得到落实。这种在福利国家中塑造效率—公平兼容路径的尝试，给新型工业化国家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宝贵经验。第三，城市化。继铁路时代开启城市革命之后，福特主义革命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推向深入，汽车运输将现代化进程扩展到农村，促进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循环与互动。同时，城市化对于效率和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理解社会公平这个充分条件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福利国家的社会公平，不是效率优先的帕累托改进，也不是熊彼特范式等其他功利主义社会福利意义上的公平。福利国家的社会公平由广义罗尔斯原则主导，其提供途径是李普塞特所谓“民主式阶级斗争”，亦即围绕三方谈判机制形成的利润分享机制。因此，社会公平本质上属于政治过程、一种社会价值观。(14)(15)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公平，是内生于社会主义本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平等概念，本质上不同于福利国家那种原子化的、体现在三方利益妥协中的平等。
（三）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融合的大趋势，以及由于技术复杂性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为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创新的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体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跃升，以及其组合方式的优化。(16)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包括技术方面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方面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围绕新质生产力而形成的主导产业主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成为新时期主导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通过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学习型社会建设是点睛之笔。这涉及技术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即体现在科学轨迹、技术轨迹中的动态创新机制，本质上是知识积累“学习路径”和“制度记忆”的内生发展。（大学、实验室、工程师、技术商业化等）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化建设，促使创新路径依赖和反馈网络形成。(17)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中国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全球技术扩散促进了中国要素驱动技术进步路径的形成，而围绕新质生产力部署的制度建设，其意义正在于积极塑造中国科技创新的制度记忆路径，在弥补创新驱动这块短板的同时，也为弥补社会发展短板奠定坚实效率基础。
包容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效率—公平兼容，在中国有一个更加形象的载体——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换句话说，支撑城市化稳健运转的核心机制，是创新驱动技术进步路径与社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良性循环。这个反馈过程的核心环节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也就是基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持续运行，既需要激发社会能动性，又需要抑制市场经济风险，特别应该重视以下问题和挑战。
第一，鼓励生产性、包容性创新活动，抑制非生产性、破坏性创新活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缺乏企业家精神。按照鲍莫尔的说法，问题关键不是企业家数量及其供给，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制度规则，激励企业家资源配置到生产性创新活动上来。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激励规则，原因在于企业家通常只是遵从利润动机，不一定主动从事创新或者生产性活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需要的发展动力。(18)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创新活动，广泛出现于金融化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投机带来的经济泡沫屡屡发生。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规模巨大的城市化不仅需要充分就业，而且需要公共财政能力提升，因此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鼓励生产性创新、发展耐心资本、规范金融秩序在城市化阶段尤其重要，这些都是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质量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有力保障。适应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打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路径，是中国在新世纪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以知识经济促进产业体系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势所趋。虑及城市化对于包容性发展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是新兴主导产业与传统工业之间资源配置的协调均衡，二是产业体系现代化应以就业优先为导向。大规模工业化依赖于投资诱致效应，然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生产率增长快速下降，因此削弱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创新扩散的基础。因此，在推动新兴主导产业以培育创新动力的同时，仍需兼顾传统产业发展之于就业的重要作用。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中等收入群体培育。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较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根据社会学理论，中等收入群体既是社会流动的助推器，也是社会发展高质量的指示器，它的扩大不仅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上升，同时意味着服务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城市化区别于工业化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而忽视效率与公平兼容，将阻碍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社会发展明显加快，目前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接下来的发展重点，就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质生产力关键要素，以便将创新驱动更好地嵌入于社会发展进程。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路径
从系统论视角来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相互联系的深刻变革，从而适应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代技术革命及其影响的复杂性、广泛性、深刻性，内在地要求国家发挥集中调控作用，以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保证系统协调。未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巩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特征，应该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的角度进行理解，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民主—福利—资本主义”复合模式或混合经济(1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一个关键之处，正在于加强这个有机统一。历史经验方面，为了有效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紧密联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强调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与发展、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十八大以来，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有机统一的治理现代化理念，被统筹兼顾的系统论方法进一步充实，“两个结合”思想更是将有机统一提升到了哲学高度，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二）稳固国家中心调控职能
政府作用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制定政策，更体现在塑造国家发展的模式和制度。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穿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始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国家中心调控作用。对此，还需要做出一些理论上的补充说明。
第一，在论述发展主义向发达均衡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命题时，约翰逊指出所有国家都以个各种理由干预，问题不在于干预，而在于干预的方式及其用途。干预的理由有很多———赫希曼强调变革意识和有效决策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动员社会力量朝着战略目标努力(20)；波兰尼强调市场乃政府有意识干预的产物，它将市场组织加诸社会之上，达成抑制市场经济风险的非经济目的(21)；福利国家理论和政治社会学强调福利国家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等等。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殊国情，加之经济社会现代化涉及的诸多制度规范问题，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更加需要稳固的国家集中调节与调控。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诸如社会公平这样的充分条件，本质上属于社会价值共识，它产生于政治过程而不是产生于市场交换过程。就像人文主义学者托尼所说的那样，政治上最重要的善，是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的制度。福利国家三方治理机制建立的初衷，也是试图通过公民权利的完善，建立一种国家调控之下的劳资权利均衡秩序。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特征，更是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国家中心调控作用不只是简单的市场与政府之间责任界定问题，政府最小化仅仅反映了资本利润需求。但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整体联系，以及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目标来看，国家中心调控应当视为一种整合机制。实际上，发达国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建立了福利国家模式，并期望通过三方协商妥协，尽力抑制混合体制下市场脱嵌于社会的潜在风险。鉴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调控旨在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一致性。
（三）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制度化、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是适应现代化规律的创新举措。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治理现代化有两个主要环节，即政策制定的民主政治程序以及资源使用和利益分配的法律保障，二者具体表现为公民权利体系制度化与国家调控规范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种规定性内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与有效治理所要求的政策连续性、协调性和一致性相容。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效率—公平兼容的制度建设。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那个时期的宏观调控目标是效率优先，以总量调控为主兼顾结构调整。但是，城市化阶段更多涉及经济社会的结构调整与系统整合，不同于总量调控纠偏快、见效快的特征，城市化阶段的政策效果具有显著的结构积累特征，其消极影响可能持续很多年，对于国家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
注释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
(2)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7，no，2， (2013). Pp.173-192.
(3)李兆辰、袁富华.统一大市场作为公共物品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4)[德]艾伯特·赫希曼著，曹征海、潘照东译.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55—66.
(5)袁富华、李兆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分析：效率—福利动态平衡与治理[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2).
(6)[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90.
(7)[美]詹姆斯·奥康纳著，沈国华译.国家的财政危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版社，2017：1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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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ernhard Ebbinghaus， Philip Manow， Comparing Welfare Capitalism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1-19.
(10)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J].经济研究，2020(4).
(11)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1). pp. 225.
(12)(19)[英]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著，郭忠华、刘训练译.公民身份与社会等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0.
(13)Simon Clarke， The Crisis of Fordism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J]. Telos， vol.83， (1990). pp. 71-98.
(14)Mark A.Lutz，Social Economics， 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29， no.1/2， (2002). pp. 26-44.
(15)袁富华.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效率与公平关系探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6).
(16)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
(17)Richard G.Lipsey， Kenneth I. Carlaw and Clifford T.Beka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1-132 255-260.
(18)William J.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1990). pp. 893-921.
(20)Albert O 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pp. 25- 26， 70-72.
(21)[英]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10，341.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社会学研究
李兆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