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马敏校长、各位学者、各位嘉宾：
非常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盛情邀请，聘我为长沙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让我厕身于诸多学术精英之中，参加今天的成立盛典，还给我一个在台上公开表达谢意的机会，这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我自量浅陋，也有幸担任过好几所学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而在华中师范大学长沙研究院兼任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请原谅我的感觉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这毕竟是在我的家乡湖南创建的研究院。我也是一个湖南伢子，从长沙西站往西北方面走70公里，那就是我梦回魂绕的故园益阳。长沙研究院的院长马敏校长、常务副院长李乐平先生又是我很敬重的创业者和彼此熟悉的朋友，我没有理由不对这份任命倍感亲切。
我虽然不是华中师大的校友，但也略微知道，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校，它可以追溯到武昌文华书院在1903年增设的大学部，比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中西学堂头等班只晚8年。浙江大学的校史是从1897年的求是书院算起的，而求是书院还相当于中学水平，如果按照这种计算方法，那么，华中师大的文华书院就更早，还可以从文华书院1890年增设中学部算起，比浙江大学的求是书院早7年（马敏校长插话：“华师还可以从1871年算起”）。对，如果从文华书院的创立时间算起，那么，还可以拿1871年作为标志，当然，当时的文华书院还只是一所教会小学。
华中师大不仅是一所百年老校，而且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院校之一。据我所知，在这六所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院校中，它的综合实力还可以列入前三强，仅次于北京师范大学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这很不容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记得东北师大的阵营很整齐，陕西师大也很强，陕西师大还取代了西北师大在西北的师范院校的中心位置。如今华中师大能挤入师范院校前三强，这与近30年来贵校师生的共同劳动，包括我所熟悉的史学前辈章开沅老校长、现任校长马敏兄他们师徒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前贤常说，大凡创业成功与否，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在我看来，华中师范大学长沙研究院的这三个条件已经基本到位，有的还已完全到位。
天时大概就是大气候，指时代发展趋势，就像黄鹤楼下的长江之水，奔流到海，誓不可挡。那么，无论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还是全民性的价值取向，还是国际发展潮流，我们都应当为今天的“天时”感到庆幸。我们已经告别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岁月，科教兴国的春天已经来临，“知识经济”成为国际流行话语。据说长沙研究院将以培养研究生为主，那么，近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本科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本科培养规模的扩大，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不怕没有生源，关键是怎样去取舍，机遇只为准备者而存在。
地利主要指自然环境与地方资源。两湖本来就是一家，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政期间，两湖的新式教育就连成一片，许多优秀的湖南学子被招到武昌就读，辛亥革命时期，最著名的两个湖南革命青年黄兴、宋教仁都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的中学，然后顺江东下，留学日本，他们都是在张之洞的任期内被选送到异邦的。
湖南虽然不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但它是基础教育的大省。自古以来，湖南就有读书兴家、读书兴乡的传统。就人口资源来看，按照2004年底统计的数字，湖南就达到6700万人口，占全国第7位，超出湖北1100万左右。对一个有读书传统的省份来说，人口多，生源的数量就多，而且质量也好，湖南的学生一般会读书，在全国许多重点院校都有很好的口碑。
湖南虽然是基础教育的大省，却是高等教育的小省。我们家乡的高校数量就偏少，重点大学就更少，目前的格局还满足不了为数更多的孩子读大学、读研究生、读部属重点的愿望。
湖南虽然是高等教育的小省，却是华中师大的校友大省。刚才马敏校长说了，华中师大在湖南就有校友5000多人，集中在长、株、潭地区的就有3000多，只要让这些校友和他们的子女这两代人完成研究生教育，我看李乐平也会忙得乐开了花。
“天时”也罢，“地利”也罢，恐怕都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能否“人和”。 中国人的窝里斗是很有知名度的，两湖的“阶级斗争”也不算斯文。“天时”不是谁的专利，大家都有份，人人都是党的儿女，或者都是“上帝的仆人”，只要及时把握就行；“地利”也是小范围的集体资源，大家也有份，只需先下手为强，多下手为狼； “人和”却只属于个人或某个集体的专利，它除了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还需要领导者的亲和力与人格感召力，需要一个齐心合力的战斗团队，一个1+1大于2的集体，需要人脉的拓展，需要人际关系的协调。用今天时髦的一个词就是要“和谐”。 “人和”的因素却是最能体现竞争实力，最能拉开距离的常量。在这方面，我看长沙研究院也已基本具备。
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大学校长都很忙，还忙得很难找到人，而华中师大的马敏校长不仅亲自参加今天的奠基典礼，还亲自兼任长沙研究院的院长，这应该是长沙研究院“人和”旋律的第一乐章，而且黄副校长和一些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来了（马敏校长插话：“我们华师的管理班子就来了12个”），这是一个阵营整齐的管理方阵，这对乐平，对长沙研究院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它充分体现了华中师大对长沙研究院的高度重视。而且据我所知，华中师大的长沙校友会办得很成功，人气很旺，非常团结。根据我的直觉，华中师大的长沙校友会不仅华中师大的校友会中办得很成功，可能在湖南的各大学的校友会中，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长沙研究院的重要资源，是“人和”的基本象征。华中师大的杰出校友、长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乐平先生不仅热爱教育事业，而且在教育实业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有人缘，还有一定的人格魅力。他虽然也下海了，但一直在做与教育有关的实业，还自觉地回报教育。我听湖南大学的陈宇翔教授说过，李乐平还资助过湖南高校的许多科研项目，这就不太容易。今天前来参加庆典的除了华中师大的校友外，不是校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部分恐怕就是冲着他的感召来的。
我想介绍我的一个观点，给各位轻松一下。当然，我是很严肃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浙江大学经济学知名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姚先国，我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只能共患难，这样的朋友还不算真朋友，只有既能共患难还能同欢乐的朋友才算真朋友；光是被女孩子喜欢并不难，这样的男人还不是最优秀的男人，只有连男人都喜欢的男人，特别是连优秀的男人也喜欢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我觉得，可以把李乐平归入既能共患难还能同欢乐的朋友，他可以努力做一个连男人都喜欢的男人。也许他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完全有潜力朝我刚才说的两个标准努力。
做教师的要想做一个受学生从内心拥戴的好教师，必须先做好学生，甚至还要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一个研究院要想办成功，必须首先研究好研究院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主要是培养研究生，那么，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整体上还在不断下滑，假冒伪劣很多，有文凭没文化的本科生、研究生还不在少数，有的连写信都写不出什么人文修养和文化品位，长沙研究院应该怎样提高它的质量？如果长沙研究院仅仅只是承担研究生学历教育，那它实际上就只是华中师大研究生院的一个分院，或者一个分部，不必称“研究院”。既然叫研究院，那么，我们的强项就应该是研究，就应该认真考虑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等实际问题。刚才黄副校长代表华中师大宣读的关于批准创办长沙研究院的文件中，就强调要重在研究，还要服务社会，服务于两湖与中部地区的崛起，我觉得这很重要。照此思路，我个人倒是希望，长沙研究院能否在重点投入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同时，以务实与超前的眼光，在遵循宪法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组织力量，研究一些真问题，多研究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尽量做好中部如何崛起、中华如何崛起这样的大文章，既不要刻意跟谁保持一致，也不要刻意跟谁过不去，尽快亮出自己的旗帜来，少说空话和废话，即便是培养研究生，当此混世时代，能不能设法培养几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呢？
“法取乎上，得乎其中；法取乎中，得乎其下。”战略眼光之高低就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劳动收成之轻重。特色就是优势，亮点成就辉煌。谁能料想到，当年斯坦福大学的创办之日，就必定是决定若干年后推动美国科技与经济腾飞之时，还顺手把经典性的德国洪堡大学的办学理念点了一回刷新键呢？但斯坦福这位加州的老州长当年的思路就很清晰，他把农场捐出来，就是要办一所区别于东部那些常青藤盟校，避免宗教纠纷，重在实用技术，培养动手能力较强的务实之材。恐怕正是这样的办学理念，就注定了斯坦福大学的异军突起，至今风采依然。
宇宙没有划定天空的边界，天空弄你飞翔。“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恨；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这是黄鹤长江的胸襟与气派；“泉在山清，万水朝宗流到海；松经岁古，百年培养自凌云。”这是潇湘岳麓的神韵与心传。今天，我们相聚有缘，一起见证华中师大长沙研究院的诞生，我们更有理由一起祝福和帮助它的成长，期待它的辉煌。思想有多远，长沙研究院的路就能走多远。当我们的后人回头撰写湖北省志与湖南省志的时候，说不定撰写者之间还会有一场笔墨官司，等待他们的争论是华中师大的长沙研究院究竟属于湖北，还是属于湖南，就像战国时期的西施姑娘究竟属于诸暨，还是萧山。我想，就让他们争去吧，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华中师大长沙研究院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只要西施姑娘曾经倾国倾城，这就够了。
谢谢各位。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长沙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