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我赴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时，我在长春吉林社科院工作，从南开毕业到东北已将近17个年头，想挪挪窝，联系回广东做事。行前，我将自己的想法向佟冬院长报告。佟院长表示，你既然下了决心，不妨向与会的广东学者了解一下，看看是否有需要又对口的单位。参会报到时，我领到的材料中，有一本名册。根据名册，我找到广东学者、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社科院）的张磊同志，和与他同住一室的中山大学段云章同志。我自报山门，随后彼此进行了真诚的谈话。张、段二同志的主业是孙中山研究。他们都热情地表示乐意向自己的单位介绍我。到1980年底，我调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的事，终于办成了。
当时中大孙中山研究室主任是陈锡祺先生。我与中大素无渊源，研究室之所以能接受我这个无名小辈，可能与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主任（后来任书局总编辑）的李侃先生有关系。李侃先生是辽宁人，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的文教部部长刘芝明的秘书。刘调中央，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时，李随之进京。刘退休后，李侃先生到中华书局。他与同是辽宁人的佟冬先生相识于佟任辽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时。1978年李侃先生因审定吉林社科院研究人员编撰的满铁史料，来长春住在社科院宿舍，与我住房对面屋，来往密切。他参加了“太平天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委会，我写文章与会，就是他建议的。我的论文《太平天国运动对东北的影响》，随后被收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选集中。
1980年中国史学会在成都成立，原南开历史系主任、时任南开副校长的郑天挺先生被选为会长。陈锡祺、佟冬、李侃、魏宏运这几位先生都出席了成立大会。此时由李侃先生策划的《孙中山全集》编辑工作已经启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广东省社科院及中大孙中山研究室三家合作），李侃先生还希望广东的两间孙中山研究单位编写两部大书，即《孙中山年谱》与《孙中山大传》。据说有一天他们几位在吃饭时刚好聚在一起，李侃先生向陈先生问起业务扩大了、招兵买马的事。陈先生说，我们确实有一些编制，有几位研究生将毕业，拟留下来，另外，东北有一位同志希望来中大，还没有定。李侃先生问，是什么人？陈先生说了李某的单位和名字。李侃先生说，真巧，是佟老的弟子。佟老对我有一个超乎理想的去处自然很高兴，说了一些肯定的话。这次聚谈，大概促使陈先生决定向学校人事部门提出将我调进来。陈先生还在通信中建议我，在春节返乡探亲经过广州时，进中大见见面。届时，我如约来到康乐园，在段云章同志引领下，拜会了陈先生和林家有同志、王化三同志以及几位历史系领导。陈先生要我返东北后，静候消息。但似乎好事多磨，一直等到1980年底，我才接到调令。1981年1月3日，我正式前来中大报到。随后，承蒙几位青年朋友邱捷、周兴樑、陈剑安、桑兵同志，以及郭景荣、王禄斌同志，热情地帮我把几件笨重的行李从南站运回来。由于学校一时无法安排住房且又是单身，研究室让我暂时在办公室楼下闲置的房子安身，半年后才搬入东北区38号甲的居所，接着家属也从农村迁出来了。
新来乍到，这个人能干点什么，这是用人单位正常的心态。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全国都要开会纪念。陈先生和家有同志（时任研究室秘书，后来任副所长、所长）他们商定，动员研究室和历史系近现代教研室的教师写文章，并指定家有同志与我，配合中大学报社科版的刘翰飞、何志平两位同志，编为学报专集刊印，定名《辛亥革命论文集》，在同年10月在广州越秀宾馆举行的广州地区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推出。这本论文集，是没有书号的，也无法进入流通渠道，影响有限；但中大教师能为研究辛亥革命做些工作，作为学术领头人，陈先生感到很满意。为印这本书，家有同志与我曾先后六次赴番禺市桥印刷厂。当时交通不便，当天不能来回，我们也总算尽心尽力了。
陈先生为使我尽快熟悉新的学术环境、增加历练，要我做一些原本不属于我份内的事。1981年，他的研究生邱捷、周兴樑、陈剑安三位同志毕业，请林增平、章开沅两位先生来中大主持论文答辩，家有同志做秘书。这是改革开放后首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陈先生要我到会，全程旁听，了解其作业。所以，第二年桑兵同志的答辩，我已知道如何操作，完满完成任务。
我进中大时，《孙中山全集》的编撰工作已经启动，研究室同志已分途赴北京、上海、昆明等处蒐集资料。中大承担的是1919年至1923年，由陈先生任主编，实际工作是云章、家有同志牵头，在正式分工后家有、兴樑同志与我同一组。《全集》的第五、六、七、八卷，即我们研究室编写的全部。《全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出版后陆续发掘出不少新资料。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代史所尚明轩主编的《孙中山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彦主编的《孙文全集》，中华书局则委托中大孙中山研究所编纂、出版了《孙中山全集补编》（全五册），这已是陈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事了。
中华书局在上世纪末向广东学者建议编孙中山传记、年谱的时候，是一个意向，并未进一步联系校、院有关单位领导做计划安排。我们研究所在将完成所承担《全集》编纂部分的时候，陈先生召集一些同志商议下一部工作安排。他讲话的大意是，研究室前一阶段的集体项目行将结束，我们已有一支比较整齐的队伍，各人也相应有自己的计划。孙中山研究的课题很大，大家尽量避免“冲突”。中华书局的建议大家都记得，做起来都是拳头产品。经过讨论，决定着手编年谱。
国民党党史会自1958年由罗家伦主持编辑、出版《国父年谱》以来，经黄季陆、秦孝仪先后增订出版（1965、1969）。当我们计划编辑较大型的年谱之际，台北在1985年出版了第三次增订的《国父年谱》（我们当时还未看到）。台北版的年谱，虽是两册，但比较简单，他们有种种可以编好年谱的条件，但产品却远不足以反映孙生平业迹。后来我问蒋永敬先生，为何编成这个模样？他回答仅两个字：“官书。”毋需解释了。我们要编好孙谱，不能走台版的老路，必须另辟蹊径。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年谱长编》，分量比较厚重，但孙谱可记的人、事，梁氏是无法比拟的。究竟如何编？陈先生要我提个方案。我一时也茫然。于是便从书堆中找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抗战时期重庆版），对书中所述“年谱的编法”部分，仔细阅读，然后建议采用《孙中山年谱长编》为书名，具体编写采用“纲目体”体裁，先定凡例。我把意见报告陈先生，他完全同意，并要我起草凡例，经所内同志讨论修改后，打印稿邮给李侃、章开沅、林增平、汤志钧等多位先生，征求意见。看在陈先生的面子上，收件人都做了热情回复，大力支持。收到各方反映后，陈先生十分振奋，让我依“凡例”规范起草几页谱文，供大家评论，修改后作为全书编写的标准。
当时研究室（所）仅有三名副教授，陈先生便将全书分为三部分，各任分卷主编。各组分年，在分组后内部协议。大家分工协作，关系顺畅，进度较快，至1989年已开始交稿（有发现新材料，又索回补订者）。1991年，在武昌举行的“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华书局出版、陈先生任主编的两巨册精装、繁体印刷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后文简称《长编》），作为研讨会用书，正式面世。《长编》出版并得到各方良好的反应，陈先生也松了一口气。在此前后，孙中山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领导易人，“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一词出现，随后有“永芳堂”的建设。
《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写得到许多单位和个人的热情慷慨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将他们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获得的、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康梁与日本关系的缩微胶卷冲洗放大件给了我们。二是南开大学俞辛焞、王振锁等先生翻译整理的二次革命至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孙日关系译稿（尚未刊印）材料提供给段云章同志。有了这些材料的入谱，使日本学者对《长编》内容也无可挑剔。
陈先生安排我参加编写第一卷，是因为他知道我在东北工作时学过一点日语，而研究室刚好又从近代史所获得一批日文档案照片冲洗件，要我加以利用。但当我把这一包数百张照片打开来看时，发现它杂乱无章，一个文件分成几处，毫无关联。但对编写孙谱，它又是宝贝。我沉下心来，将它们逐件对接好，查实无误后，抄到卡片上，算是整理完毕。然后，将之译为中文，再将它交给东南亚历史研究所马宁教授，请他校正。马宁教授是辽宁人，因为伪满的生活环境，日语很好。他病故已多年，每忆及他，便回想起当年他对我的种种帮助。话说回来，这批日档译文，先用在《长编》，后来写《孙中山与日本》这本书，又用上了，可谓一举两得。
1982年，陈先生提出研究室办一个孙中山研究的刊物，先作为一个学术园地发表本室同事研究成果，如果办有成效，可以采用一些外稿。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经家有同志与中大学报社科版负责人商议，取名为《孙中山研究论丛》，作为中大学报论丛之一，他们不参与业务。陈先生指定林、段、李三人看稿子，有什么疑难，商量后修改或取舍做答复，但不要因文结怨。随后家有同志与我到廖蕴玉先生（五华人，中文系教师，知名书法家），请他题写刊名。廖先生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没有给他笔润。1983年，《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一集印出来了。当时研究室已搬到“孙中山纪念馆”楼上（今保卫处办公室）。从第一集开始，刊物印出来后，全室（所）动员，按开列的名单邮给个人或单位。每年一集，外稿逐渐增多。它有一定影响，也为一些学者提职称、扩大知名度提供了机会。印了十几集，后来改了名，世纪之交，不知为何停刊了（办了几集之后，我已不再看稿子，故不知停刊原因）。又过了若干年，连孙中山研究所也名存实亡，没有编制，没有办公室，连图书资料也并到历史系去了。
讲到孙中山研究室（所）的图书资料，真值得一说。当研究室成立之初，仅有从中大图书馆总馆拨来的几百册图书，稀稀拉拉排不满三个普通书架。我进来不久，学校批准孙中山研究室可以购买专业书籍，盖中大图书馆章。陈先生知道我每月必去逛北京路新华书店，便要管理员王禄斌同志与我一起去，要我帮他买书。日就月将，积累可观。上世纪80年代，香港汉荣图书公司的老板石景宜先生捐赠了一批港台版书籍，陈先生为此要我起草了一封答谢石先生的信。到九十年代，经陈胜粦先生联系，香港南源永芳化妆品公司老板姚美良先生斥资千万元，为中大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建造了永芳堂，孙中山研究所与历史系搬进了这座大楼。研究所资料室占地两大间，制作厚重的大书架以安放几万册书报，为老师和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精神食粮。
陈先生治学严谨。他年青时师从陈恭禄、王栻等先生。改革开放后，中大的孙中山研究室（所），俨然成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的重镇，多次举行相关课题的国际研讨会。国内知名学者不用说了，就是境外有影响的学者，如史扶邻、韦慕庭、岛田虔次、山口一郎、野泽丰、藤井昇三、吴相湘、薛君度等等，都曾应邀前来参会。客人来了之后，陈先生都会在助手陪同下去见面。
国外学者普遍认可的三部研究孙中山的专著：（美）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美）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以及（日）藤井昇三的《孙文研究——以民族主义理论发展为中心》，前二书已翻译出版，陈先生还为韦慕庭书的中译本作序，予以推介。唯独藤井昇三先生的书，译校都完成了，做成了样书，寄给著者，经其阅读，他曾到外交史料馆查找原件，改订了一处史实，并在2013年7月23日写一篇中译本序（实际认可了这个译本）。这个译本是据20世纪80年代的再订本译出，原由著者赠给陈先生，由陈先生交给我，要我译出来，马宁先生校对的。陈先生也看过译稿，并为之作序。
孙中山先后两次流亡日本，革命三十年，从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至1925年去世，一直与日本方面有密切关系。他并不讳言自己亲日。因此，研究孙日关系，对孙中山研究和晚清、民国史研究而言，诚然不可或缺。陈先生对我选择“孙中山与日本”这个研究课题，很是支持，他不断向我提供相关的日文资料。1989年1月，学校派我作为交流学者赴京都访学，时间半年，还准备去大阪、神户、东京等处，一是拜访一些日本方面对研究辛亥革命、孙中山有成果的学者，二是淘史料，三是参观孙中山当年在日居住、活动的地方。陈先生以为难得有此一行，要我努力实现自己的设想，为此，他写了几封信，给山田辰雄、久保田文次、岛田虔次、野泽丰、山口一郎、藤井昇三、伊原（彭）泽周等先生。看在陈先生的份上，这些先生都分别热情接待了我。我也乘机弄到不少此前未见的资料，回来后，从中华书局索回《年谱长编》第一卷的稿子，补充了进去，在写《孙中山与日本》一书时，复加以利用。1996年11月，在中大和翠亨故居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研讨会，《孙中山与日本》作为孙中山基金会研究丛书之一出版。日本学者收到此书后，有位学者在日本学界专门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期刊《友邻》1997年号上，发表长文书评，予以介绍，并做了充分的肯定。这种结果，与陈先生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系领导希望我写些回忆前辈学者的文章。中大历史系的许多大家，未尝亲炙，无可纪者；我想了许久，选择了回忆陈先生的题目，拉杂写来，容有不尽不实或谬误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