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我国近十年的发展历程，理论界、实业界及政策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科技崛起，而实现科技崛起则需借助金融力量，特别是科技金融的赋能。同时，金融自身的深化必须以科技创新为边际增长点。

今天会议的主题“构建可持续科技金融体系”即体现了上述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有两条反思路径。

金融赋能科创　需找准发力点与优化资金布局

第一个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的金融如何才能更好地赋能科技创新？如何更好地将金融与科创这两条线进行匹配、耦合，找出科技创新中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环节，而非大而化之，笼统地进行投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首先要看到科技创新具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尽管前沿科技的发展与产业发展、金融支持密切相关，但仍需遵循其自身规律。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耦合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我国目前的研发投入虽然达到了3.4万亿元，但在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占比仅为6.57%，远低于美国的17%，是布局最少的领域。这意味着在基础研发的资金布局和关键人才投入方面，我们与真正的前沿还有较大的差距。尽管2022年我国的研发强度达到了2.54%，超过经合组织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基础研发的投入比重仍显不足。

此外，我国在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支出占比高达82.1%，比美国高17.6个百分点，同时我们在商业和实验发展几个环节中的支出额也超过了美国。因此，我们应当明确，在某些环节上我们并不缺乏资金，不应该盲目地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环节。

从研发资金的分配来看，企业、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经费投入比例分别是77.6%、12.4%和7.8%。这意味着高等院校在整体研发支出中的份额仅有7.8%，而美国这一比例大约为13.1%。在复合型人才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上，我们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从科创链、资金链和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真正缺乏资金支持的并不是大家普遍讨论的科创企业融资或产业化融资，而是基础研发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这方面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驱动创新生态　需提升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调性

第二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尽管我们拥有众多金融工具和政策工具，这些工具的数量和种类并不逊色于美国。我们有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产业基金、投资基金以及金融市场等一系列工具。虽然中国的金融工具种类繁多，但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工具究竟适用于哪些特定的情境，即它们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银行资金是否能够适应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的需求？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三只手”——即政府、市场以及一个特殊的主体：国有企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这一布局进行了明确，要求大力引导各类市场基金投早、投小、投硬，更好发挥政府基金的作用。同时也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聚焦于原始创新这个战略性任务。这实际上对各类地方的政府科创基金是否有必要与纯民营基金争夺市场份额给出了答案。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市场科技金融应该考虑在整个创新链和生态链上进行全面布局并明确互补性定位。

在这种布局之下，国有企业的角色变得尤为清晰。国有企业的三个集中方向之一便是专注于前沿性创新，并建立一套评估原始创新能力的体系。

地方政府也需要进行一些转型。在规划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注重耐心资本和创新资本的培育。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度”，即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即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实现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有效配合。正如耶伦在今年6月的演讲中提到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应该向中国政府学习。

因此，在我们的第二个反思中，重点应放在如何提升当前科技创新体系内“两只手”的协调配合，以及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本文系作者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特别专题“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科创中心建设”之圆桌二“构建可持续科技金融体系”上所作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