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凤九曾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被誉为湖南公路界的泰斗。他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迁移四川。1941年入重庆南开中学住读,受到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培养。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改变了他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对物理学特别是核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1947年以优异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幸受到周培源、钱三强的耳提面命。1951年考取本系研究生。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彭桓武教授,从事基本粒子物理专业研究。他后来说:“我非常幸运能够成为彭先生的学生,学习他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希望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能够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弘扬彭桓武先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唯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为中国的科学去开拓更多新的领域,在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做出老一辈科学家那样的工作,使得中国科学能够更快地到达世界的前沿。”
1952年23岁的周光召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理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物理系讲师。1957年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在195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29岁的周光召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会后,周光召废寝忘食,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这就是世界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的问世。
苏联于1959年从中国撤走全部核专家,周光召致信中国核工业部:“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家,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承担祖国下达的这项光荣任务。”
1961年2月周光召奉命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实际上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隐姓埋名近20年,专心致志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他和彭桓武等科学家艰苦奋斗,精心设计,严密测算,独立自主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又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白手起家,刻苦攻关。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周光召在两弹理论设计定型及研究试验中的成就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目前,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周光召去世后,仅有孙家栋、王希季2人健在。
我自1978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毕业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周光召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任院长、党组书记,1992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1993年我担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经常到院部参加有关工作会议,倾听他的讲话和报告。周光召领导中国科学院实行改革,以解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相脱节的问题,把封闭、不流动的科研体制转变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体制,坚持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办院方针,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实行“一院两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倡导科学院与高校的结合,创造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探索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科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均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1996年周光召任中国科协主席。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兼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经常到中国科协开会,原来周光召主席、张玉台党组书记组织科协学会、研究会讨论关于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问题。这类计划本应由政府机构提出,中国科协感到责任重大,主动挑起了这个重担,后来得到中央批准。
在周光召主席关怀下,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和有关职能部门直接安排我在2000年5月从中囯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转到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的工作调动问题。
记得那是在2000年春季的一天,我向周光召主席汇报工作。谈到有关我的工作可能调动问题时,我流露出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似乎比在中国科技馆从事科普工作要高那么一点点的想法。光召主席针对我的想法,对我说:你在自然科学史所担任副所长已经七八年了吧,我在中国科学院当院长,你到院里来开会,我了解你,我觉得你到中国科技馆当馆长,是合适的。第一,科技馆馆长,要是个科学家,专业要对口。我赶紧说我不能算是科学家,只是个科技工作者。光召主席说,你从1978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20多年来,从硕士、博士、博士后到博士生导师,助研、副研到研究员、副所长,还不算是科学家?那至少也是科技专家吧!科技馆馆长要懂科技,要是科技专家,这是第一家。
光召主席接着说,第二,科技馆馆长,不仅是科学家、科技专家,还要是多学科的杂家,因为在科技馆搞科普,要涉及到数理化、天地生各个学科,还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方面面,所以必须文理交融,是个杂家。你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一专多能,可以说是个杂家。
第三,光召主席说,科技馆馆长要向公众做科普教育工作,要做科普讲座,要能说会道,还要能深入浅出写科普文章,所以必须是个科普作家。我看你行。
最后,光召主席说,科技馆馆长,要接触社会、各行各业,必须是个社会活动家。我听了赶紧说,光召主席,您是领导,是社会活动家,我这个小人物,岂敢称家。光召主席说,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就是社会活动家嘛。你在自然科学史所主管科研学术,又是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组织课题研究、召开学术会议、举办各种培训班和面向社会的展览,要找经费,要有场地,要有自愿者队伍,你就是社会活动家,科技馆这个舞台适合于你大显身手。
周光召主席的一番话,像阳光温暖了我的身子,像春风吹进了我的心里,我愉快地接受了光召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的直接关怀下,我在2000年5月30日从中囯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工作。6月16日,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张玉台陪同下到中国科技馆参观了我主编的《回顾与展望》科普展览,李政道看完展览后很高兴地题词,后来这个展览文图经编辑加工,由中国科普出版社出版,周光召主席亲筆题写了书名。
在以后几年的科技馆工作中,我一直按照光召主席对科技馆人、对科普工作者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努力搞好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此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2020)》制定,我被中国科协指派为《纲要》战略研究“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组组长,牵头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后又被指派代表中国科协参加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总体战略研究组”成员。
这些都是在周光召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协主席期间对我的关怀和教育,使我在科技工作和科普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
周老是一个大科学家大先生,也是一个和霭可亲平易近人的老人家,他把在中央党校的讲课内容写成书稿,很客气地请我配一些插图,还在书末后记中特别致謝。有一次他女儿回到北京,周老特别亲自把她带到中国科技馆参观展厅,托我讲解,十分亲切,令人感动。
今天我们悼念周老,缅怀周老,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周老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前辈筚路蓝缕,吾侪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