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读书笔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76 次 更新时间:2007-07-23 14: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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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1、张子高解释“李约瑟难题

  

  国内目前关于“李约瑟难题”最完整的研究文献是刘钝、王扬宗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这本研究文献的出版,为研究“李约瑟难题”提供了基本史料。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些早期中国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线索没有收入其中。我近年读书,凡看到与此相关的叙述,都抄录出来供专门研究者参考。我前曾注意到张东荪、吴景超、费孝通、许思园等人的相关论述,并摘出公诸同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论文,刘钝、王扬宗所编的书中基本已收集完备,也就是说,凡在论文题目中直接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都注意到了。我所留意的是那些文章题目本身与这一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对这一问题有比较详细的思考,属于书中或论文里面的片断材料,直接的检索一般很难发现。

  192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科学发达略史》是中国早期一本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曾印过八版,是一本影响较大的书。这是张子高在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本讲稿,由周邦道记述,时在1920年。周邦道三十年代曾主编过《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后到了台湾。

  书中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科学在中国之过去及将来》,这是张子高在中国科学社的一篇演讲词,由卫士生记录(这个卫士生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过办事员,当年梁启超在南高师的演讲也是他记录的)。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南高日刊》上,没有注明时间。但据《科学发达略史》的初版时间推断,张子高的演讲当在二十年代初期,是较早完整解释“李约瑟难题”的文献。

  张子高(1886—1976)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清华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也是中国科学社的早期会员。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做过清华的教务长,当年吴晗从中国公学转学清华时,胡适就是找了他和翁文灏才促成此事的。

  张子高在演讲中述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后指出:“吾国文化之兴,其与科学极有发达之机。卒之中途滞阻,而所谓西方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 乃不发生于中国,其故何耶?”

  张子高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学者不重自然界也——西洋哲学,起于研究自然界之现象,宇宙之构造,而兼及人事也。吾国哲学家,则偏乎人事方面。间或语及自然之现象,又大都设譬之词;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一语,初非讨论天体运行,不过喻为政之道耳。故自然现象,罕有发生学术上问题者。夫其事既为学者所不注意,何由望其发皇耶。”

  第二、“无基本观念——基本观念Fundamental concept 者何?前所谓天文之浑天盖天宣夜诸说,医药之阴阳五行是也。有之则可以统驭事实,无之则事实散漫而无纪,继续研究之维艰。吾国理化知识颇富,而卒不能成一科之学者,即乏此等基本观念也。”

  第三、“徒有解释而无试验也——虽然,如天文学,如医学,基本观念诚有之矣,而亦卒未能极其发展者何也?曰,徒有解释,而无试验也。夫基本观念之可贵,非徒以贯串已知之事实为足也。尤在推测未知之事实,而预定之。故基本观念之善否,于所推测之事之虚实决之。虚实之辨,则试验尚焉。今未尝设法证验所推测之事,而徒抱守其浑天阴阳五行之说,则亦等于虚空之理,迷盲之信,乌见其能发达耶?”

  张子高的这些看法与当年张东荪、费孝通等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在思路上有相近之处,但却比他们早了二十年。

  最后附带说一句,张子高这本讲稿中有两节是请秉志和竺可桢讲的。秉志和张子高同为清华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他讲的是《天演学说》,竺可桢讲的是《地质学及三大问题》,我印象中最近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的《竺可桢全集》中没有收这篇文章。

  

  2、吴景超的观点

  

  吴景超在《独立评论》时期,也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发表于《独立评论》162号,这期杂志是1935年8月4日出版的。

  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会变迁》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园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几个假设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参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份,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份,比自己创造的成份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成为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吴景超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5年。而李约瑟难题的由来,据李约瑟自己回忆是在1938年。他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这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见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转引自张秉伦徐飞《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6期,页36页)

  

  4、费孝通的看法

  

  费孝通、吴晗等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列为储安平编的“观察丛书”第十二本,1948年12月在上海出版。这本书除了费孝通和吴晗的讨论文章外,还有袁方、胡庆钧、全慰天和史靖的论文,大体是费孝通“魁阁”时期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文章,这本书非常重要,八十年代也重新出版过,凡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这是一本必看的书,它的引用率也是非常高的。储安平这套“观察丛书”共有十六本,我手里有十五本,只缺周东郊《新疆十年》这一本。这是一套不经意间出版的学术经典,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在这套丛书中。

  书中有费孝通一篇《论知识阶级》,这篇论文中有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他在分析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中,解释了科学史上的“李约瑟难题”,虽然费孝通的本意并在此,他也从没有提到过“李约瑟难题”,但他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解释,至少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费孝通的这些解释,虽然着眼点在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但他的解释却无意中为我们打开了解释“李约瑟难题”的思路,他认为,文字掌握的艰难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读书人的特殊地位,也就是“文字造下了阶级”。他说“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层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载的对象都和民间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学习上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不常用,很容易遗忘;文言文的句法和白话不同,会说话的人不一定就会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须另外学习;文字所载的又多是官家的文书,记录和史实,或是一篇篇做人的道理,对于普通人民没有多大用处的。这类文字不是任何人都有学习的机会。”(17页)文字是得到社会权威和受到政权保护的官僚地位的手段。于是不但只有这种阶级有资格读书,而且这种阶级也有读书的需要。两相配合而成了这种阶级的特点了。

  费孝通把人类所知范围里的知识,根据所知的性质分为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费孝通认为,这两种知识在中国社会里是分化的。他说:“我的意思是:并不是因为知识本身可以有这两类的分别,好象男女之别一般,发生为社会的分化;而是因为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因为他们不同的地位、需要和能力吸收了不同性质的知识,而使上述两种知识分离在两种人里面。”(19页)

  费孝通认为,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本是相关相联的,但是规范知识和文字一旦结合而成了不事生产者的独占品时,它和技术知识脱离了。

  费孝通说;“这样一脱离,技术也就停顿了。我已说过自然知识一定要通过社会才能被应用而成为有用的技术。社会必须决定某种自然知识怎样去安排在社会制度里来增加那些人的生活享受。安排这事的人必须是明白技术的人,不然就无从安排起。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如果有着决定应当怎样去应用耕种技术权力的话,他只有反对‘淫巧’以阻止技术的改变了。现代技术的进步是生产者取得了决定社会规范的权力之后的事。一旦这种权力脱离了生产者,技术的进步也立刻停顿。”

  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权威,他们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术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中国文字是最不适宜于表达技术知识的文字;这也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特权,因之,他们着眼的是规范的维持,是卫道的。“眼睛里只有人和人关系的人,他不免是保守的,人和人的关系要安排到调协的程度必须先有一个安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谓保守是指不主张变动的意思。眼睛里只有人和自然关系的人,单就技术上打算的,他不免是不肯停的,前进的,要变的;在经济,在效率上讲,那是没底的。技术的改变使人和人的关系不能不随着改变,于是引起不断的社会的变动,变动中人和人可能得不到协调,发生冲突,增加生活上的痛苦。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前一种人,他不了解后一种人,因为他们是没有技术知识的人。”(20页)

  费孝通有一个观点是文化的传播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他认为在中国社会里有权威并指导着“在下者”应当怎样应付环境的人,就是知识阶级。他指出,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自现代始,印度文化曾经有力的进入过中土,但是这种外来文化并没有引起社会结构上的紊乱,也许是因为所传入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那一套,象征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们明白怎样去应付,怎样去接收,怎样去加以汉化。可是现代从西洋所进来的那一套却不同了。工业革命之后所发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作重心的。那却巧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瞧不起的那一套。

  费孝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用在掌握规范知识上的看法,与吴景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大体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知识分子,不需要分出精力来想科学方面的事,费孝通说;“一个靠着特权而得到生产者供养的人,不但不必有生产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也不必有任何其它知识。”(18页)

  

  5、张东荪的解释

  

  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书后有五篇论文作为附录,都非常重要。我读第一篇《科学与历史之对比及其对中西思想不同之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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