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8 次 更新时间:2024-06-18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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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  

 

摘要: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社会变革对于华夏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从原始族邦联盟向夏商王朝复合制国家的转变,华夏民族开始萌芽;周人翦商,“夏”开始作为以周人贵族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的代称。【1】西周封建,使得东、西方部族打破血缘关系,在各地混居融合,“诸夏”“诸华”成为春秋以降华夏形成的基本人群【2】;春秋时期的争霸兼并,地方邦国群体内部、邦国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地域化”的直接表现【3】;战国时期列国的人群凝聚,形成兼具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诸如秦人、楚人、齐人、赵人等“国人”意识【4】;秦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复数之“诸夏”最终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5】

上述研究展示出从政治体视角考察“华夏”性质与形成的重要价值【6】,以“文化”和“地域”为标准将“天下”识别为“诸夏”与“夷狄”两个层级【7】,而接受了周人礼乐文化的“诸夏”“诸华”居民,居住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基本认识【8】,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华”观念、名号溯源的兴趣。只是囿于所见资料,传世文献中“中华”一词作为天文星象用语,始见于《晋书·天文志》【9】,观念首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10】。是以前辈学者多据此,以为“中国”与“华夏”两词融合,“华夏”之称演化为“中华”的时间不早于魏晋时期。【11】值得重视的是,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里也蕴含着在先秦时期“复数诸夏”走向“单数华夏”的时代进程中,“中华”观念逐步形成的历史信息。下文拟在前辈、时贤研究基础上,就先秦时期“中华”观念的形成问题再作简要讨论,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一、作为地理概念的“中”

由考古实物资料和出土铭刻文献来看,“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早在有文字资料以前,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都邑形态等,均已显示出“中”的核心地位。据考古发现,在聚落内部的中心位置,往往可见兼具祭祀与议事功能的遗迹。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围沟以内居住区的中心,发现有面积达到四千余平方米的中央广场。以大房址为主体的五个建筑群,规律地分布在中央广场及其东、南、西、北四向。这些建筑群,各以一座大房址为中心,包括10-20余座不等的中小型房址。所有大、中、小型房址的朝向均以中央广场为中心。【12】这种分布情况,似乎说明整个聚落的布局是以中央广场为中心向四围展开的。陈雍曾根据所有房门均朝向中央广场,强调指出中央广场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13】相似的现象,也发现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聚落的中心部位,似乎也存在一个类似的中央广场。四座大型房址,其中包括已经发掘的F105(西北角)、F106(西南角)、F108(东南角)【14】,这些房址的门道朝向也是面对聚落中心的中央广场的。聚落以中央广场为中心,广场四围分布着门道朝向中央广场的大型房屋,共同构成“向心式的聚落布局”【15】。由此可见,处在居址中心位置的中央广场,在当时似已是大型聚落共有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都邑形态,也已呈现出基层聚落环绕中心都邑的布局规划。例如孙波曾注意到,两城镇、尧王城是鲁东南沿海聚落群的两大区域中心。以两城镇为例,在环境、地理、交通和区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两城镇的社会形态存在内、外两层。内侧是两城镇等中心聚落,地处在盆地中心,靠近河流水源,土地肥沃且便于灌溉。外侧的环状聚落带分布着众多中小型聚落,地处边缘位置,土地相对贫瘠。虽然外侧的中小型聚落明显从属于中心聚落——两城镇,但是它们自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圈的中心。这样,整片区域也是以两城镇为中心组成的圈层结构,构成“多层同构”模式。由此,两城镇、尧王城这样的中心聚落,不仅是当时的区域地理中心,也是区域社会中心。【16】

这种聚落或都邑内部的布局围绕中心展开,基层聚落又环绕中心都邑的“多层同构”的布局形态为早期王朝所继承。例如二里头遗址的都邑中心区呈现“九宫格”式的宏大布局。“井”字形的都邑中心主干路网、墙垣,宫城遗址恰位于“井”字形的正中。【17】这表明二里头都城具备严格、清晰规划的目标,是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出王权和权力中心的集中。笔者曾注意过,地处三星堆月亮湾小城中央高地上的青山关F1,面积达到一千余平方米,使用、废弃年代与八座器物坑基本同时,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18】杜金鹏曾推测,青山关F1应该是当时的古蜀人统治集团处理重要政务、举行重大典礼的大型礼仪建筑【19】;赵殿增也认为其是集体祭祀和集会议事的“殿堂”。【20】值得注意的是,青关山F1内呈东南—西北走向的中轴通道,方向与三星堆土台的中轴线和一、二号器物坑相同,均为北偏西约45°,朝向西北方的岷山。【21】可以看出,这些都邑内部的布局都是围绕中心展开的。

基层聚落环绕中心都邑的情况,笔者过去曾有简单讨论,如殷卜辞中所见,商人或称呼自己为“中商”【22】:

……勿于中商。(《合集》2307837)

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合集》20453)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月。(《合集》20650)

或将四方与商连称: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241126)

也有关于商人自身国土的清晰方位概念: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

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上举辞例说明,殷商时期已有后世政治地理区划上“四土”的概念和以商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这种中心加四土的观念为灭商以后的周人所认同并继承下来。清华简《保训》中借周文王之口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之间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勉励太子发“钦敬勿淫”,要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这种对古之帝王之世的疏通考古,其目的正是在于验今——守“中”践位。由何尊(《铭图》2511819)、天亡簋铭(《铭图》05303)可知,周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的途中,即登临太室选择所谓“天下之中”雒邑的地址,或可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求中、保中需要通过守“中”践位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定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地中”似是表达守“中”践位的方式之一。

《保训》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将“地中”由“历山”(舜所求)、“遐中于河”(上甲微)明确至河洛一带的有易之地。因而,居中而治也就不再仅限于是同一族群内部的权力象征,而逐渐反映着华夏民族居中以驭四夷,这一全新的政治结构与观念。【26】“河洛”即今天的洛阳、郑州地区,也即学者所说的“大嵩山”地区。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偃师二里头三处城址,被部分考古学者认定为分属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均分布在这一地区。这似乎正是都城“求中”现象的鲜明体现。

当时条件下,“地中”“土中”的测定在技术层面也是可能的。“中”字的一种字义,天文考古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圭表或圭尺。日月星辰周而复始东升西落,只有北极星恒定居于天中。河南巩义双槐树、青台遗址均发现有北斗祭祀遗迹。【27】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人足端的三角形蚌塑图案与两根人胫骨,共同配置成“北斗图像”,是“仰韶先民对宇宙模式的初步认识”的证明。【28】“两根胫骨”组成的“周髀”,也成为测定“天”“地”的“槷表”。【29】

夏至时,北半球的影长为最短,而地中强调的正是这一影长标准。圭表、圭尺是测量夏至影长的工具。山西襄汾陶寺IIM22出土一件漆木杆(IIM22:43),冯时、何驽等早已提出,此漆木杆可能即测量日影的工具——圭表或圭尺。【30】卜辞的“中”,萧良琼、冯时、何驽等亦认为是圭表或圭尺。【31】潘明娟近来联系《周礼·地官·大司徒》《周髀算经》等文献,认为以圭尺、圭表测影寻求地中,是先民长期以来的传统。【32】地图的出现也可为测影寻求地中提供佐证,如宜侯夨簋(《铭图》11819)就提到“王省珷(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国)图”。有东或(国)图,伐商图,想必亦可能有中或(国)图、南或(国)图。

“中国”一词,众已熟知其最早见于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铭图》11819),该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铭文载: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惟王五祀。

这也证明《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洛邑(成周)是天下之中,是可靠的。《史记·周本纪》云:“使召公复营洛邑……周公复卜申视……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3】商末周初,周人在一段时间内仍以“中国”“中”来指代商人居地。《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34】。《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35】。《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36】。此时周人自称其居地为“西土”。《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弗迓克奔,以役西土”【37】。《康诰》“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38】。《酒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我西土棐徂邦君……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39】。

至周公和成王克商践奄之后,于雒邑“宅兹中国”,“中国”始指周人居地,以成周雒邑为天下之中。《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郑桓公问史伯,史伯的回答是成周“南有荆蛮……北有卫、燕……西有虞、虢……东有齐、鲁”【40】,就是以成周为中心向南、北、西、东四方展开的。“东国”“南国”虽与周人心目中的“我土”存在政治地理概念上的差别【41】;但其还是作为地理概念出现的。“中国”的含义虽较前有所丰富【42】,但春秋战国时期仍多作政治地理概念理解,即其由“天下之中”演变为指代中原一带的诸侯国。【43】《孟子·万章上》:“(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44】此“中国”似依然指国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如郑、韩、魏、赵等,在春秋战国时常被视为“中国”。将“中国”与“蛮夷”“四夷”对举,在《左传》等文献中也是常见的。这表明中原华夏部族的居住地是“中国”,而“四夷”则是“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

当然,“中国”与“蛮夷”“四夷”的划分,仍然是地域观念。春秋战国时,楚和吴、越,甚至齐和秦,常常被不加区别地一概视作蛮夷。如秦穆公在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使秦请见时,辞曰:“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45】秦孝公时“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46】。公孙衍谓义渠君之言有“中国无事于秦”【47】,范睢对秦昭王之言也有“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48】。这里的“中国”均指东方六国,是地理概念而非族群意涵。由于秦人“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49】,其地僻处西垂,厕身戎狄之间,所以中原地域的“中国”对其“夷狄遇之”。僻处东方的齐国也曾遭受这种歧视。《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言于齐宣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50】,说明孟子认为“中国”不包括齐国。《管子·小匡》中齐桓公自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荆夷之国……,而中国卑我”【51】,故而这里的“中国”指的还是中原地区的诸侯国。然而在面对戎狄时,秦人的自我认知也是“诸夏”,与楚人自称“蛮夷”似有本质区别。【52】《秦本纪》记述世父立誓“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世父的誓言中戎与自身截然有别。秦孝公也因为“夷翟遇之”而表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人的自我认知是“诸夏”,如秦穆公与戎使由余的对话:“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53】显然秦穆公也是以秦国为“中国”的。

二、作为文化概念的“华”

目前所见,“华”在西周金文中有两类用法:一是作地名或人名用,如“王在华”“师华父”等;二是形容荣耀、美丽、光鲜,如《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54】,即指色彩美丽鲜明之花。【55】春秋时期已常见“华”与“夏”系联,“华”即是“夏”,“夏”亦是“华”。《国语·晋语七》魏绛论伐戎族事,有云“劳师于戎,而失诸华”,韦昭注曰:“诸华,华夏。”【56】《左传》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孔子有言“裔(夷)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云:“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57】《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国大夫公孙归生论“楚材晋用”事,提到成公六年(前585年)晋、楚两国“绕角之役”使得“楚失华夏”。【58】这里的“华夏”指的也是中原诸侯国。

沈长云先生早有卓论,“华夏”这个称呼源自周人自称。【59】《尚书·君奭》记载,周文王曾“尚克修和我有夏”【60】。这里的“夏”并不同于夏代的“夏”、夏后氏的“夏”。因为《尚书·立政》中,周公曾明确谈到“古之人迪惟有夏”【61】,说明当时周人已经知晓“有夏”为“古之人”。周人自称“有夏”,这个“有夏”就不会是建立夏代的那个“有夏”。周人自称为“夏”并没有更多的深意,“夏”的意思就是“大、雅”。如《方言》记载:“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62】由此,周人是借用“夏”表示“大、雅”的本义来指代自身,而且也并不是仅仅指代姬姓周人,而是以姬姓周人为核心的克商联盟。

随着周人翦商以及其后对东方地域的经略,姬姓周人随即将“夏”这一名号颁授给其分封的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也乐于接受,“诸夏”“诸华”遂成为他们的代称和美称。在周人史诗中,如周王祭祀上帝和始祖后稷的《周颂·思文》中,有“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63】,是说上帝命令对所有诸夏之民,都不要区分彼此。周天子在巡行东方诸国时,即《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64】,表示天子想要求得懿美之德,以布陈于诸夏。周人史诗中的这些“夏”,指的大都是周人分封的诸侯国。

周人大分封,打破了神州大地过去血缘氏族林立的局面,以“华夏”为主导,在中原及其临近地区形成各族群混居融合的新局面。西周时期,除了周人、夏人和商人之外,非华夏族群如赢姓、姒姓、风姓和偃姓,还有传说中的高阳氏和祝融氏的后人等。他们在当时并非居住在“华夏”之外,而是长久以来与“诸夏”“诸华”错处杂居,因而也逐渐成为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形,正如宋人欧阳修所言:“昔者戎狄蛮夷杂居九州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是也。”【65】

上文提到《国语·郑语》郑桓公问史伯,史伯之言描述出,在成周四方的任何一方,均是蛮、夷、戎、狄杂厕华夏族群之间的情态。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九年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事,也提到周人从夏代到其先祖后稷时,“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武王克商后“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66】非华夏族群如蒲姑、商奄,巴、濮、楚、邓、肃慎、亳等均一直在周人的疆域政治视野之中。由此可见,“四土”地域内的“诸夏”“诸华”与蛮、夷、戎、狄各族群,都是华夏族群的重要来源。春秋战国之际,秦国兼并了西方的戎族,齐、鲁同化了东方的夷人,楚国统一了南方的苗蛮与“汉阳诸姬”,北方的狄人也大都被晋国兼灭。因此,沈长云先生指出,西周、春秋时期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将中原地区的“诸夏”“诸华”与蛮、夷、戎、狄完全融合在华夏族群之中。【67】诸夏或视之为蛮夷的秦、楚二国,也都完成了各自的华夏化。

春秋时期是将天下的邦国分为“华夏”与戎狄蛮夷两个类别,两个类别的区分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68】从孔子的话可以看出,“华夷之辨”的焦点还在于文化认同的问题。又《吕氏春秋·慎势》:“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69】这里对文化认同提出了“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等三条具体标准,即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共同语言。《荀子·正论》云:“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杨倞注曰:“即《礼记》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也。”【70】华夏、蛮夷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制度、礼俗、器服等方面,这仍可以理解为文化层面的差异。是故唐人韩愈云:“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71】文化虽然是夷夏之界限但却完全可以逾越,这也是历代学者的普遍认识。【72】到孔子的学生子夏时已谈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73】这就意味着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此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群文化。蛮、夷、戎、狄,也由原本用来指称这个地区“诸夏”“诸华”以外族群的称呼,转唳为周边族群的称呼。而“中国”,也从所谓“天下之中”一跃而成为华夏族群所居住地域的共同名号。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周王室的“有夏”与其分封的诸侯国即“诸夏”,通过缔结宗法与姻亲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正统即与“夏”建立必然联系。“夏”即是“雅”,“雅”就是“夏”,“雅言”就是“夏言”。《大雅》《小雅》也即是正声。《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大雅”就被称作“大夏”。【74】当时演奏的礼仪乐舞也多被称作“夏”。《左传》襄公四年的“三夏”,是《周颂》中的诗名,用途是“天子所以享元侯也”【75】。《周颂·时迈》的“九夏”,郑玄等也认为是“颂之族类也”【76】,即赞颂本族的诗篇。“雅言”“夏言”即“正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77】各诸侯国在举行礼仪活动等场合使用的标准语言,就是“雅言”。【78】从这个层面讲,“夏”具有政治体联盟与共同文化的双重内涵。也正因如此,当这些“诸夏”共同体,以分封制为基础与土著族群逐渐融合后,这个全新的族群共同体,得名为“夏”,得名为“华”,以至“华夏”,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春秋战国时期“中华”观念的内涵

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大学藏秦简《日书杂抄》似为此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新证:

大(太)睪(皞),庚午、辛未、壬申、癸酉·闻忧终吉,闻喜不长,闻兵不至。寇地东。(简39)

赤适(帝),壬午、癸未、甲申、乙酉·闻忧终吉,闻喜不长,闻兵不至。寇地南。(简42)

黄适(帝),壬辰、癸巳、甲午、乙未·闻忧忧,闻喜喜,闻兵必郸(战),必央(殃)。下中华。(简45)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闻忧终吉,闻喜不喜,闻兵行不至。寇地西。(简48)

[颛]区(顼),戊午、己未、庚申、辛酉·闻忧终吉,闻喜不长,闻兵不至。寇地北。(简51)

简文以东方太皞、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少皞、北方颛顼五帝依次分领六十甲子,占测闻忧、闻喜、闻兵的结果。篇中四方帝每一帝所领的十二甲子各以六、四、二个为一组,三组占辞内容各异,而分别与其他三帝所领日中对应组别的占辞相同,差异仅在“寇地”的方位各随其帝。五方帝分领六十甲子的现象在秦汉数术文献中较为常见,而“下中华”,与四方帝占辞“寇地某方”相对应,指攻克中央华夏之地,【79】似乎可以确定,这里的“中华”已具有地域与文化的双重指征。

简文中的五帝,既与“五人帝”系统不同,也不是纯以颜色命名的五帝,其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礼记·月令》所载与之几乎全同。【80】《吕氏春秋》的撰作年代在秦统一之前不久,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抄写年代,虽有《禹九策》《祠祝之道》等篇抄写在统一前,但《日书杂抄》由用字习惯和书写风格来看当抄写在统一之后。【81】由此即说明在秦统一前后,“中华”观念已然产生。

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似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前者上文已经述及,这里再探讨后二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维禹之功,九州攸同。”【82】因古史传说是大禹划定九州,因而作为地理概念的“禹迹”又常被视作“九州”的同义语。“九州”观念的具体产生时间与过程,已然于史无征。上博楚简《容成氏》中有大禹治水决九州之水的记述【83】,《左传》襄公四年魏绛曾引《虞人之箴》云“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84】,可见时人认为“九州”与“禹迹”确实存在联系。《尚书·禹贡》,一般认为其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禹贡》更是将禹和“九州”系联在一起的典范,其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85】

考古学者如邵望平等认为,“九州”的划分当有其更早的根源【86】,大约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此后历经夏、商、西周三代,乃是一种人文地理区系。【87】其大致是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表征的政治地理格局。【88】清华简《四告·一》简11所见“氐尹九州,(夏)用配天”【89】,已出现“九州”一语。《四告·一》的内容是周初向皋陶祝祷之辞,准此,则“九州”的地理概念或可追溯至周初。清华简《厚父》也提到皋陶曾辅佐夏启治理邦国,如果夏时期的皋陶与“九州”存在联系,那么周初已有禹定九州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学者也常引用保利博物馆所藏西周共王时期的公盨铭文,其中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乃奏方、(设)征,降民监德”的记述。“敷土”也见于《禹贡》所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诸家多从马融所释读“敷”为“分”,“敷土”即所谓别九州。【90】

春秋早期的金文中亦出现禹迹,并将其与“受国”联系起来,表现出中华地域一体概念的雏形。学者们经常注意的秦公簋铭文(《铭图》05370),其云:“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铭图》15565-15569)、秦公镈(《铭图》15824-15826),铭文格式与之相似,其云:“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鼏宅禹迹”与“赏宅受或(国)”密切相关。秦公铭文记载的主题,均是秦人从周天子受封定居于“禹迹”而立国的事迹。“禹迹”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封国是从属于“禹迹”的。【91】学者也经常提到,春秋中晚期的金文中,已有“禹”与“九州”连称的情况。如著名的叔夷钟铭文(《铭图》15555-15556):“赫赫成唐(汤),有敢在帝所,溥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土。”器主作为成汤后裔,铸铭尊崇夏人祖先禹。商王成汤立国的根基,在其后裔看来,恰是立国于“九州禹土”之上。这里的“九州禹土”应是作为大略的概念出现的,似表示出与“天下”相同的意义。

不同于以往大略的概念,“九州”的记述在战国以后的文献中开始与具体的州名区划联系在一起。《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等多种传世文献之外,还有前述上博简《容成氏》。具体州名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容成氏》的“九州”说明战国时期在前代“九州”观念广泛流传的基础上,将其与具体的政治地理区划联系起来,建构出一种整合式的中华一统的局面。【92】

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也在此时得以奠定。笔者曾简要讨论过“世系”类文献的追溯与生成体系,简言之就是氏→姓→帝。【93】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群交流,使得不同族姓的“帝系”不断融合、衍生,最终形成以“黄帝”为中心的大一统的世系,如《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

当然,春秋时期也存在不同的“帝系”叙述,如《国语·周语下》卫彪傒所言,并未将夏、商、西周三代的任一世系往上追溯到某一古“帝”。然而,到战国时期,如陈侯因敦铭(《铭图》06080),已然称其高祖为“黄啻(帝)”。陈侯因即齐威王,陈氏为妫姓,是舜帝后代。【94】因此,战国铭文中已明确可见由“氏”(陈)而“姓”(妫)以至于“帝”(舜帝-黄帝)的实例。《国语·晋语四》中司空季子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更是将包含姬姓周人始祖在内的12姓均已上溯至黄帝。【95】周人先祖依此说,与黄帝建立血缘关系,这本身即是中华观念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情形的上佳体现。

先秦秦汉以降的中华民族,是在以中原为主要活动地域的“诸夏”“诸华”的基础上,融合其他非华夏族群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塑造“中华”观念进行的政治与文化实践,基本为后世所继承。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似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中华民族”的称谓,在今天更加深入人心。出土文献与考古出土实物,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也将伴随对“华夏”→“中华”族群悠久文化自信的重拾与重塑。

 

注释

1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姚育松:《中华:中华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见郑文惠主编:《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355页;王震中:《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红旗文摘》2016年第1期;费孝通等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216页;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渡边英幸:《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吴昊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2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县文化馆:《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3陈雍:《姜寨聚落再检讨》,《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5期。

5马萧林:《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与社会——灵宝西坡遗址微观分析》,《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

6孙波:《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见国家文物局主编:《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18~2020》,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5页;赵海涛:《营国城郭井井有序——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进展与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8杨博:《以考古丰富古史:三星堆遗址的启示与谜思》,《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

9杜金鹏:《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0赵殿增:《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1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2杨博:《“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见牛鹏涛、苏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56页。

13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本文简称《合集》。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文简称《屯南》。

15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简称《铭图》。

16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17齐岸青:《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230页。

18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19刘庆柱:《历史上的“天人合一”政治意义》,《当代贵州》2016年第31期。

20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见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9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8页;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1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景》,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科技史文集(十)天文学史专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4页;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见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9集,第27-58页。

22潘明娟:《地中、土中、天下之中概念的演变与认同:基于西周洛邑都城选址实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

23《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页。

2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1《大雅·荡》,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92-1193页。

25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5《召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1页。

26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梓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3页。

27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1《牧誓》,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8-389页。

28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康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1页。

29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酒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6-438页。

3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6《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0-462页。

31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2赵永春:《从多民族视角考察古代“中国”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1日第5版。

33王晖:《从何尊铭看“中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第4版。

34赵岐注,孙奭疏,李锐校:《孟子注疏》卷9下《万章章句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54页。

35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4《不苟论·赞能》,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42-643页。

36《史记》卷5《秦本纪》,第202页。

37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4《秦策二·义渠君之魏章》,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6页。

38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5《秦策三·范睢至秦章》,第172页。

39《史记》卷5《秦本纪》,第194页。

40赵岐注,孙奭疏,李锐校:《孟子注疏》卷1下《梁惠王章句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09页。

4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8《小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6页。

42据《史记·楚世家》,熊渠曾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随时,又自称“我蛮夷也”。参见《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2、1695页。

43《史记》卷5《秦本纪》,第178、192页。

4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9《小雅·皇皇者华》,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68页。

45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46徐元诰撰,王书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3《晋语七》,第411页。

4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6,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64页。

48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7,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64页。

49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50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君奭》,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7页。

51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7《立政》,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90页。

52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页。

5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9《周颂·思文》,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1页。

5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9《周颂·时迈》,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69页。

55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7《居士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2页。

56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66页。

57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58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4《宪问》,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57页。

59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17《审分览·慎势》,第460页。

60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12《正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页。

61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1《原道》,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62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见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63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2《颜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36页。

64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7《天志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8页。

6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9,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2-4193页。

6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9《周颂·时迈》,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69-1270页。

67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7《述而》,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92页。

68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013年第4期。

69上文简文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83页,释文见第284页。

70田天:《海昏竹书“祠祝”简初论》,见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55-267页。

71田炜:《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89本第3分册,2018年;翁明鹏:《说睡虎地秦简〈马禖〉等篇与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的抄写特点和年代问题》,见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19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175页;翁明鹏:《从〈禹九策〉的用字特征说到北大秦简牍诸篇的抄写年代》,《文史》2020年第1辑。

72《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1页。

73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93页;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燹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9,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6-4197页。

75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6《禹贡》,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7页。

76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见邵望平:《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77刘起釪:《〈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见唐晓峰主编:《九州》(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78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页。

7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0),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11页。

80朱凤瀚:《■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81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5页。

82杨博:《“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见牛鹏涛、苏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第239-256页。

83杨博:《新出文献与先秦“世系”类材料的流传》,《文史哲》2023年第4期。

84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8页。

8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0《晋语四》,第333-337页。

86 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87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88 颜世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89 晁福林:《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90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二版),(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32页。

91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5页。

92 陈恩林:《〈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龙海:《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分布格局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93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013年第4期;沈长云:《从战国长城的修建论及华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94 “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见《晋书》卷11《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2页。

95 “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见《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页。

 

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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