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贲思 江涛:当代西方思潮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7 次 更新时间:2024-06-17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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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贲思 (进入专栏)   江涛  

 

本文认为,作为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相统一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精神折射,反映了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着眼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对全球问题、人类未来的关注。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认清其理论上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其文明成果的需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面对着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即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考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的批判精神来对待西方思潮,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个世界思潮作出准确的分析和说明,学习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与先进生产力有必然联系的那些优秀的思想成分,进而通过扬弃现代西方文化而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更高的崭新境界,正是这一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思潮: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长河中,不时涌动着社会思潮的波澜,它们是变动着的社会生活的精神之流,是一定时期在某一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们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人们的精神及社会发展产生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影响。它们与时俱变,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透过社会思潮的波澜起伏,我们可以洞察到社会历史的现状及其走向。

社会思潮既具有理论形态,又具有心理形态。理论形态以一定的学说为主体,表现为概念体系,用理性征服人心;心理形态则以一定的信念作为主体,表现为不系统、不定型的观念冲动,用情感激动人心,用非理性的自发性影响人们。它们以一定的思想理论作主导,又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结合,表达一定人群的情感和愿望,因而对社会生活的变化能够产生直接的效应。它们既反映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又直接影响人群的心理变化。社会思潮作为一种已构成思想潮流的理论,总要在一定领域、范围内为一定阶层或集团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具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和群众性。因而,任何社会思潮都涉及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都是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的统一。

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思潮,必须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承认,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得以传播,并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个体所接受并转化为其思想、情绪、意愿、兴趣和需要等。这就是社会思潮的社会共鸣性。从心理学上分析,个体接受某种思想即是外来思想的内化。这种内化是双重的:既有理性的,也有情感的。理性的内化是对理论的接受。这种内化需要主体的自觉和相当的背景知识;缺乏自觉或没有相当背景知识的主体,很难实现理性的内化。情感的内化则是对个别、零碎观点的感应,或者说感情上的吻合,既不需要主体的自觉,也毋需背景知识,因而具有相当的普及性、突发性和冲动性。社会思潮的共鸣需要理性的内化,也需要情感的内化。因为,能够真正理解和传播一种理论的总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只有当这种理论调动起相当数量群众的情绪时,才能产生社会共鸣并转化为社会思潮。因此,社会思潮一旦形成就不仅是理论,而且必然掺杂着大量的情感、意愿,必然是融理论形态与心理形态为一体的思想潮流。

社会思潮所以能引起社会共鸣,与其价值取向的目标性分不开。一种思想只有和相当数量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相关从而引起社会中相当数量人们的注意时,才能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思潮(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思潮之所以有某种迷惑性,也因为它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思潮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有着重大影响。有些社会思潮可以扰乱人们思想,破坏社会安定,有些社会思潮则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思想凝聚力,推动社会发展。

正是鉴于上述对社会思潮的构成、特征和社会影响力的分析,我们认为,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十分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的广为传播,无不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及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学派林立,内容庞杂,流动变迁迅速。其理论学说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众多领域;其影响则既扩展到欧美各国,也不同程度地扩展到我国。近年来在我国颇有影响的主要西方社会思潮是:

以个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存在先于本质”、“个人自由选择”、“人的本质就是绝对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存在主义;以理解与语言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世界经验”是人的存在的本体为主要观点的哲学解释学;以人道化的“健全社会”、社会无意识和社会批判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社会哲学;以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为主要论点的文明冲突论;以“现代性的终结”、“人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为主要理论旨趣的后现代主义。

以自由是民主的中心目的和伦理依据、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证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以主张政府的范围必须有限、权力必须分散、实行适度民主、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理解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新保守主义;以鼓吹多元论的世界观、主张多党制和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社会主义。

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建立“分享经济”制度为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反对自由放任、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为主要政策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以货币是说明产量、就业与物价变动的最主要因素为核心命题的货币主义;以政府和政治决策过程本身的特点来说明“政府失灵”为主要观点的公共选择理论。

以经典社会学的社会发展“两极论”为出发点、以分化作为分析现代化的中心内容的现代化理论;以“地球村”、“时空伸延”、“时空压缩”、“世界压缩与全球意识的增强”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思潮;以建立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信息社会为最终目标的信息化思潮。

以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四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因危机)为主要内容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以探讨公共的、企业自治的、混合经济的或社会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以分析哲学的语义分析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主要危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异化、发展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等为主要观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是造成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而要摆脱这种依附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观点的依附理论。

所有这些流派,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都不仅有其专门的理论观点,而且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性内容。例如,存在主义之所以能一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时髦的哲学,形成几乎席卷全欧美的强大社会思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理论观点不局限于专业的哲学领域,而且扩及到文学、艺术、社会学、道德、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塞缪等不仅写了大量理论专著,还写了大量小说、剧本、传记、文艺评论等文艺作品和政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更多地是从他的文艺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存在主义也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得到传播的,许多人并未读过存在主义的著作或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存在主义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却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普遍的共鸣,“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一时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并确实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对于大多数推崇存在主义的人来说,接受存在主义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内化,即个别观点的感应。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都鲜明地、典型地表明了理论形态与心理形态的统一。西方社会思潮的其它学派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当代西方思潮: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精神折射

作为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相统一的当代西方思潮,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社会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社会思潮,是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之总和的基础上,从群众的社会心理中自发形成的。社会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反映的社会思潮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这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任一流派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其理论观点都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矛盾中找到根据,都反映了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当代西方思潮学派林立,学说纷呈,不仅有哲学文化思潮,还有经济思潮、政治思潮和社会历史思潮等等。在每一思潮中,又有各种学说流派。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和以往社会许多不同的新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方面变化加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必然造成人们精神上的强烈震撼,而各种社会思潮正是这种精神震撼的表现。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又使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极点,贫富对立加剧;资本主义借助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上取得辉煌成就,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资本主义造成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又使人的精神倍感空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但它的每一个进步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当人们已经能够解决自然界的各种问题时,人们发现对于解决人类社会自身问题却显得智穷力竭,世界仍然是充满着矛盾和苦难。各种社会思潮正好表达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再次,资本主义把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知识与信仰、真理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等等推向对立的两极,陷入不可解脱的“二律背反”。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正是对这种种对立关系的痛苦的两难选择。哲学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经济思潮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思潮中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历史思潮中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文化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无不是这种两难选择中的精神困惑的表现。

特别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蒙受了空前的灾难。然而旧的伤痛尚未愈合,新的威胁又降临人间。核威慑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生态恶化、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经济滞胀、失业严重、道德沦丧、犯罪加剧等等如影随身,驱之不去,仿佛人类注定要遭受这万劫不复的磨难。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思潮兴起的社会原因。而其制造者们的思想不能越出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条件的界限。“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他们或抗争、或哀叹、或辩护、或开出“救世良方”,但都无助于现代西方社会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走出困境。

例如,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兴起,集中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而必然产生的对理性不信任、逃避现实、悲观失望等情绪,也反映了为摆脱这些矛盾和危机而孤注一掷的反常心理。诸如,19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孕育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19世纪末走向垄断的大资本的迅速膨胀,产生出尼采哲学的疯狂意志;而20世纪50—60年代的病态资本主义社会,则产生出存在主义这一反映危机时代全面异化现象的危机哲学。20年代,存在主义之所以在德国形成,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挫后的消极颓废情绪。当希特勒的纳粹党正式上台,德国资产阶级再一次得势之时,存在主义思潮就失去了市场。二次大战后,存在主义的中心转向法国,这同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关系极大。二次大战中,法国很快被德国击溃,苦闷、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法国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战后,法国虽然摆脱了被占领的状态,社会生产和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的抗议比以往更强烈了。标榜摆脱异化的存在主义思潮正迎合了这种情绪,反映了这一价值取向,因而一度成为热潮。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来主要是德国和美国学术界的一个思想流派,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运动把它推到了思想战线的前台,使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学术界。这一理论反映了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嫌恶、反感以及试图摧毁这种文明的愿望。7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解构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它提出“解构意义”、“解构价值”、“解构权威”等口号,对西方通行的价值观进行猛烈冲击。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既不满又无奈的精神状态。

如果说哲学、文化思潮对政治、经济的反映还比较间接的话,那么政治、经济思潮的兴起则直接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状况。在20世纪,有直接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直接反映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矛盾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是资本主义制度进入高度垄断之后,为适应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凯恩斯主义所诉诸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如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对外扩张,都是在30年代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为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而寻求的对策性理论和方案,旨在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创伤。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处方”愈来愈失灵,凯恩斯理论刺激下的西方经济出现了新的“滞胀”现象,各国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况迫使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另谋对策。于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新的学派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应运而生。这些经济理论汇合成自由放任主义思潮(或称“新经济自由主义”),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现象,寻找新的对策以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然而,自由放任主义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等仅风行了几年,终因西方经济的重新衰退而捉襟见肘。

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开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先河的唯意志主义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更大。它早在本世纪20—30年代就传入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

如果说上述思潮的影响还主要发生在思想文化范围,那么有些思潮则直接导致了政治、经济后果。诸如:借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观点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借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借唯科学主义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以及借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歪曲。

当然,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会受到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过滤”作用。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在我国的影响,都可以从我们自身找到原因。不能反映我国某历史阶段政治经济要求的外来思潮是不会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产生社会影响的性质不单方面取决于理论学说本身;同一种学说往往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不同性质的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把思潮本身与其社会影响加以区分,准确地把握思潮的社会影响。

当代西方思潮从本质上、整体上讲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它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西方思潮中所包含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消极、落后和腐朽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摒弃。但在西方思潮中,也确有一些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等方面的内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表现出相当的深刻性。尽管它们有时把个别的正确意见推向极端从而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尽管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弊端,但它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进行的论证,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今天,我国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批判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意识形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68页。)

复杂多变的矛盾体系:当代西方思潮的共同特征

当代西方思潮作为复杂的、矛盾着的观念体系,充满着冲突和融合、多元和统一、流变和稳定等多种矛盾,是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由于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其共性,所呈现的理论形态虽各有其别,但却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共同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着眼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集中反映了各个时期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无论是思潮的冲突融合,还是思潮的兴衰,都根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例如,从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思潮的悲观色彩中,映照出西方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消极、颓废心理。尤其是存在主义,在其学说中明显地描绘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受的物质和精神压抑,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危机和矛盾。存在主义者由此声称自己是对人的异化表示抗议的“勇士”,是关心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从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种种方案中,映照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困境。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在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与周期波动的规律性现象的同时,从各自的角度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及避免危机产生的对策作了探究,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正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两股思潮。

第二,注意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变革首先冲破了传统哲学的实体观念和形上理性,从而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和直面事物本身的哲学·文化思考。哲学自身实现了由客体到主体、由理性到非理性、由抽象到具体的世俗化、具体化转向。人与科学成了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于是人的存在和价值,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直觉、信仰及人的意识、行动都成为哲学·文化研究的对象。先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生存论,先于科学和哲学的日常语言及其说话方式,先于逻辑和理论的日常生活信念和直觉,受到哲学从未有过的热切关注。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转向生活世界或生活体验是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现代西方哲学正是从世界生活的变革中获得了新的生活世界的根基,并在对旧哲学的拆解和解构中,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哲学理解。从观念转向语言,从科学和理性转向非理性和人文,从逻辑转向生活体验或原始经验,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不同途径,这些转向共同地显示着生活世界的优先地位。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对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变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第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特征首先体现于现代西方哲学,而后影响到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某些领域中。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抛弃理性,以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作为领悟存在本质的惟一途径。人本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唯意志主义的头一个代表人物叔本华一反古典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观点,把世界的本原和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存意志”。以后,尼采进一步把世界的本原和人的本质归结为权力意志:“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你们自己也是这个权力意志——岂有他哉!”(注: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哲学论著选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页。)人本主义思潮的另一个开创者,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认为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根本忽视人的存在,忽视人生最基本的内容,主张把“孤独的个体”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以非现性的自我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以后,作为第二代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以及第三代非理性主义的存在主义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基本观点。生命哲学把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和“生命之流”看做是最真实的存在、万物的本原和宇宙的本质。萨特则把孤立的个人存在作为全部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并进而把个人的存在归结为非理性的纯粹意识活动。

第四,呈现出派别众多、变化频繁的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一特征,首先表现在20世纪,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科技、社会、文化的繁荣进步,各学派内部、学派之间相互接近、理论上的交流、对话,出现了渗透、分化和融合的趋势。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并存的局面被打破。许多派别在思想、观点及存在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学派内部和学派之间又融合或分化出许多学派,出现了同一学派中又有许多在思想、观点、方法上有很大差异的学说。所以很难确定某学派是实用主义学派或分析哲学的哲学派别。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被冠以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严格讲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思潮,在其发展中,融合和分化的特征最为显著;其次,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后文化”崛起,研究对象也由科学与人的问题转向对整个社会的关注,研究视角也拓展到整个社会。科学、人、社会、文化等诸多问题都成了研究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进一步变革,出现了研究面更广,内容更细的现象,使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在研究内容、存在状态、理论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更为丰富、多样。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文化的“消解”,以及理论上的多元化相对主义、反中心主义倾向,也使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可变性、新颖性特征更为明显。

第五,注重全球问题,预测人类未来。最近几十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微电子学和生物技术所激起的加速变化,一方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影响人类生存的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相互联结、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它们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在解决时要求全世界范围内协同一致的努力,因而被称为“全球问题”。对这些“全球问题”,唯科学主义思潮作了充分的反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把眼光转向全球,从宏观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发展赋予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新特点、新境界。尽管在这股思潮下的理论观点中,有把本来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特有的消极后果夸大为全球性普遍问题的错误倾向,但它们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材料,却是难能可贵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发展至当代的一个新阶段。自二次大战后,西方的一些学者就把眼光投向人类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预测越来越基于现代科学技术,逐渐形成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都表现出超前性和预测性。这是当代西方思潮的一个新特点,它体现了当代西方理论思维方向的转变。

开阔世界眼光:研究当代西方思潮的意义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眼光”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是“世界化”,是要使民族社会的发展与大工业“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相接轨;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要使传统社会的“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类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和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而反对任何“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和体现市场经济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准则接轨,就必须具有对全人类共同性的现代价值观念认同的世界眼光。这意味着建立市场经济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意味着中国人将由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变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中国人民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乃是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加强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与扬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想回避、封锁或消极地抵制西方思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西方思潮的思想内容,既注意政治方向的辨别,又注意理论正误的分析,还要认清每种思潮在我国流行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既有效地抵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又有效地吸取其有益的内容。具体说来,把握并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意义主要有:

第一,能有效地提高我们对思潮的政治鉴别力与政治敏锐性。应该看到,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虽然存在总体上、根本上的错误,但又有局部的合理性。这些合理性能给我们以启示。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是不仅要看到其根本性错误,而且要看到其局部的合理之处。只有通过对思潮的这种研究,才能提高我们对思潮的分析、鉴别能力,学会正确地对待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括起来,对待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在辨明其政治倾向,认清其理论上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一)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开拓了人类意识中的非理性研究领域,对人类的意志、情感和欲望等心理现象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更是开了无意识现象系统研究的先河。这些研究虽然不尽确切,论证不尽充分,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但这样的新问题、新观念毕竟是人类思维认真探讨的结果,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很有启发意义。(二)在其错误的论点中往往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如现代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无疑是错误的,但适当强调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却是合理的;唯科学主义把技术产业的标准绝对化,无视生产关系而仅以文明划分社会形态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其划分社会形态的新角度却是有启发意义的;技术悲观主义对世界末日的哀叹是没有根据的,但其对“全球问题”提出的忠告却是难能可贵的。(三)当代西方思潮在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又为社会以后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历史的辩证法表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稳定与不稳定的矛盾运动。当前的社会冲突,往往是走向深一层稳定的前奏。人们在大量社会思潮面前,也许会一时无所适从,盲目追随。但一旦经过反复的比较、思考,对各种思潮的内涵及其社会后果有了深入理解后,就会对其作出较准确的社会判断,并提高对社会思潮的辨别能力和防范能力,不再盲目追随。因此,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来之际,不必惊慌失措。只要认真对待,科学分析,完全可以抵制错误倾向,防止消极后果,发挥积极作用,并用以提高自身。(四)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深层次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文化态势。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和西方各国在各领域的交往日益增多,应当知己又知彼。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既有对西方科技、文化、经济与社会进展的理论概括,又深刻地折射出当代西方社会的矛盾与问题,深入把握这些情况不仅能使我们开阔视野,放眼全球,而且对于我们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领域的实际工作,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有所助益。

第二,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还有助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理论的时代气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没有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而是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用以丰富自身。如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量深刻总结与评论,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又总是在和同时代的各种哲学学派的对话与论辩中、回应各种挑战中壮大自身的。正确地剖析当代西方思潮的理论成就和偏颇,这本身就是在锻炼理论思维能力中坚持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它的科学性。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某些局部合理之处所包含的建设性内容能给我们以启示,帮助我们拓宽现有的理论研究领域,深化现有理论。例如,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所研究的非理性现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未涉及的领域,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方面所积累的资料,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唯科学主义思潮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例如,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不仅从不同领域之间的宏观关系中,而且从每个领域内部的微观关系中,探讨了文明浪潮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这就不仅启示我们要注意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众多中介环节,而且启示我们要注意研究各社会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唯科学主义思潮对知识价值的高度重视,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这一社会经济横向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以及以产业特征和技术特征对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等,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韦伯的社会学和文化形态史观也从某一侧面对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当代西方思潮虽然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它们在反思科技、文化与社会发展中,有合理的成分,或较早开拓了一些新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重要哲学课题,有助于我们推进对一些薄弱环节的研究,但它们毕竟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不结果实之花”。在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错误理论的有说服力的批判研究中也可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学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例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为我们送来了新技术革命的信息,通过这些思潮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技术革命给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了解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甚了解的事实、数据和议论,从而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抓住有利机会,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经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关材料,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失之偏颇,它鼓吹的“阶级同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情况,如在工业文明地区劳动阶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很有参考价值。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也都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线索。

第四,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我国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已较多地在中国被介绍、引入,正确了解、研究它们,才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有分析地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又抵制消极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机械地移植、嫁接西方文化会导致本土文化停滞、断裂。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审视“中外古今”的气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融冶合理的外来文化成果,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重视硬件,即重视资金、资源、技术等这样一些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重视软件,即重视思想层面的内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学说部分,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吸取,其中当然少不了吸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理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

总而言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必须克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开展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接触西方理论原著的人越来越多,对当代西方思潮进行科学分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方思潮持全盘肯定态度,不加分析地接受其观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必须认真克服的。

实事求是地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还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未封闭真理。只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当前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概括出新的原理和范畴,或者对原有的原理作出新的解释,以加深、充实原有的原理,赋予理论本身以时代气息,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有不少启示作用的,这种启示作用能够生效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结论。

自1840年以来,中国曾处在被欺侮、受屈辱的逆境。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逆境。一个强大的、令世人瞩目的社会主义中国正阔步迈向21世纪。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惟一出路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人类世界丰富多彩的思想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当代的人类实践更是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极新鲜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必须善于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包括西方思潮的积极因素)和实践中吸取新养料,总结新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从而永葆其生机和活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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