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获颁“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的答谢致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59 次 更新时间:2024-05-26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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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尊敬的大使先生,

尊敬的总领事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站在这里,接受高贵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不仅在于军团勋章本身具有的光辉,更因为这是我们的巴金先生得到过的荣誉,这增添了它的重要意义。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狂妄地以为,和巴金先生在同一高度,相反,它给我自省的机会,检视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差异和距离,于是,不禁感到羞惭。

我出生在1954年,父母是军旅中人,次年,跟随转业的母亲来到上海,从此,就在这里生活成长。仔细回想,这城市有许多奇特性,比如,满街的法国梧桐,其实是英国树种,名字叫做“悬铃木”,现在,正是它结籽的季节,于是,满天飞絮;再比如,在我们居住的淮海路的弄堂房子后面,有一所中学,前身是法国震旦女子学院,在它的楼顶,立着一个石头亭子,亭子里是圣母圣子的雕像,夜晚在我们家楼梯口的窗户,看得见夜幕下的剪影,有趣的是,就在同一个方向,有一颗闪闪的红星,那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尖顶,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建造于中苏交好时期;还比如,我们的儿童歌谣有一首叫做“马铃铛”,“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后来知道,它其实是英国民歌,唱的是一座大桥,“Falling Down,Falling Down,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在我小时候,上海放映过一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夜半歌声》,是一部左翼革命电影,上海的电影人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这部电影在坊间的流行却侧重它的恐怖悬疑,里面的人物被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也是后来,知道它其实改编于二十世纪初法国小说《剧院魅影》,1986年英国同名音乐剧也是来自于它;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中心“少年宫”,原先是犹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前面说的中苏友好大厦则是另一个犹太富商哈同的宅邸旧址;我们从小玩耍的公园里那一座洋葱头拱顶的建筑,是东正教堂——你们知道,如此混杂错综的历史地理人文,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所有的知识最后全都一锅烩,归纳成新民主主义教育。

1966年,世事开始动荡,小学教育就在惶惑中结束,直到下一年的冬季,才进入中学,就近分配中学。幸运的是,我恰巧进入方才说的那所中学,不太幸运的是,教育依然在摸索中,企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新路,所以,每一科目都有头无尾,惶遽中开始,惶遽中结束,没有课本,没有教纲,后来,连课时都不能维持,于是,不到两年,匆匆毕业,从理论上算,我们叫做“69届毕业生”。这个名字几乎是个谑称,是没有上过学的学生的同名词,也是个隐喻,喻示着一代人被教育放弃,两手空空地走上社会。在我几十年来各种履历表学历这一栏,我还是很厚脸地填上“初中”两个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将要说到文学这件事了。如我这样,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不具备的人,从哪里汲取文学艺术教育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小说家,从小失怙恃,由她的祖母养大,最无望的日子里,她的祖母总是和她说,一株草顶一颗露珠,意思是人不养人天养人。我的“露珠”是什么呢?那就是书籍。说来很神奇,一方面,学校停课,出版停业,电影院关门,满目荒芜,另方面,随处可见书籍。废品收购站满地皆是,一车一车送去,捣成纸浆,作下一轮的用途;图书馆打碎的门窗,路人皆可自行进出,一抱一抱地拖出来;失去管教的小孩子,偷走父母的藏书,我们都掌握一门技巧,就是从书橱的封条底下,小心抽开橱门,再小心合上,那封条有的是红卫兵,有的是自己贴上,表示自我革命;抄家物资从院子里流散到弄堂,再从弄堂流散街上;私下交易,互换有无,在年轻人里面,最走俏的就是翻译小说。没有经过中国古典文字学习,这就闭上了一扇门,没有外国语的学习,又闭上一扇门,翻译小说却打开一扇窗,其时,翻译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担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这又是一扇窗,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五四人文进步背景的新文学营养,它及时地填补了学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避开成长的危险,滋润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必须要提到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它的邂逅适当其时。第一次接触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包含卷一到卷三的第一册,封面已经脱落了,书页卷边,那时候,我们拿到的书常是几乎翻烂,有头无尾,而且,分配给的时间非常局促。这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家滞留较长时间,很可能是被上家错记借给了谁,由于交换续接往往是在数人之间进行,难免会发生失误。这三卷所写是克里斯朵夫混沌初开的时节,正合乎成长所需,感官从蒙昧中苏醒,世界呈现轮廓,最要紧的是爱情。像我们这些人,往往是胆小鬼,大概也因为这,最后选择文字为终身职业,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爱,甜蜜和苦涩,诱惑和背叛,悸动和战栗,可说满足了前青春时期的所有的伤感主义,同时,也给予了抵抗力,让我能够避开罗曼蒂克的窠臼,趋向更为思想性的境界。几乎花费了十年时间,我才等来以后的三册,接下来的阅读却并没有之前的快感,也可能这时节书籍的选择多了,至今记得,翻译名著重版发行,书店门前的长龙,天不亮排起,绕街区几周,实行限购,不得挑选,轮到什么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富有象征的景象,象征着文学生活回来了,而这文学生活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以译本的形式为体现。但无论怎么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课,它的意味不仅在叙事艺术本身,还在于它是匮乏时代的丰饶想象,现在,梦想成真,你必须亲身体验。卷七“户内”当时感到晦涩,可后来经久不衰的阅读。克里斯朵夫到法国去寻找思想的救赎,他到音乐戏剧里找,到资产阶级的沙龙找,到贵族找——巴黎的贵族都是些失魂落魄的人,到革命中去找,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激进政治的源头,都失望而归,最后,他在公寓的阁楼养病,却与他要找的法国精神不期而遇,他的邻人,认真生计,养儿育女,暖老温贫,就在这世俗的生活里,蕴藏着拯救他脱身虚无的力量。就这样,在有余的日子里,我得到对稀缺的想象。我知道,法国文学界不像我们中国人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喜爱,我想,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傅雷先生的译文,业内人常说,先生几近重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文化的传播总是经过误解,这是多么宝贵的误解,我们在读罗曼·罗兰的同时,又读了傅雷先生。

曾经有个时期,我们家住在傅雷先生对面一条街的弄堂,进来出去常常从他家走过,已经人去楼空,但花园里常年青绿,鲜花盛开,据传是他们的邻居,一直绕进花园,浇水剪枝。我时常揣测,这位邻人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并不从事有关文学的行业,甚至,未必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只是不愿意让花园荒芜,要它季季繁荣,这不就是克里斯朵夫公寓里的邻人吗?这不就是文学这虚构的艺术和人的关系?

我扯得太远了,可是,在这个日子里,饶舌是免不了的。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使先生,谢谢总领事先生,谢谢陈楠先生,他一直帮助我参与法领馆文化方面的事务,也谢谢法领馆的工作团队,你们向来对我很好,这里是上海所有领事馆里,我走动最勤的地方。谢谢陈丰女士,是你把我的书带给法国出版社,让法国读者认识我。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的朋友,同事,谢谢你们捧场,谢谢!

2024年5月10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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