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良华:乾坤万里眼 时序百年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76 次 更新时间:2024-05-25 22:19

郝良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而最精妙的,便是开头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用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互文见义”,用秦时、汉时设定时间跨度,勾勒出关山月,晕染出伤离别的苍凉感。眼前的明月,是曾照耀过秦汉的明月;眼前的边关,曾是秦汉战事一直未曾间歇的边关。开篇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和穿越时空的历史感。

“时”是会意兼形声字,是“時”的简体字。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古文里的“时”字均写作“旹”,上部为止,表示行进,下部为日,表示太阳的运行。古人计算时间,是根据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或者它在地上投影变化的情况来确定。繁体的“時”字则出现较晚,睡虎地秦简里的“時”为小篆,止已变为寺,由“日”“土”“寸”组成。《说文解字》解释为“時,四时也,从日寺声”。段玉裁注:“(时)本春夏秋冬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把太阳的运行描述得更为细致:太阳的影子是一寸一寸从土地挪移过去的,测日记时。由此,“时”既表示每日的时间流光推移,也表示每年的四时轮转更替。

“时”与“天”合,组成“天时”,顺天应时,观时顺变。《尚书·舜典》里有一句话,叫“食哉唯时”,意思是解决老百姓粮食问题的关键是把握时令、顺应天时来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无不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很深,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农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吕氏春秋· 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的命题,并以当时主要粮食作物为例,详细说明了庄稼“得时”“先时”和“后时”的不同生产效果,指出“得时之稼”籽实多、出米率高、品质好,味甘气章,服之耐饥,有益健康,远胜于“失时之稼”。西汉《汜胜之书》讲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趋)时”为首。北魏《齐民要术》则拟定了各种作物播种的“上时”“中时”和“下时”,施肥要讲“时宜”,排灌也要讲究“时宜”。可见,中国古人观察日月轮换,推测草木荣枯,揣摩天地性情,应和着大自然的时令和物候来安排生产生活的节奏和律动,“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从而做到顺天应时。古人把世间的一切变化归因于时间的流转,而时间的流转传递的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时”便从最初单纯的时间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古人“顺时”的信仰和原则。与此同时,儒家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动植物既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同时这些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讲究时节,遵循生物的生长规律,主张“取物顺时”。《礼记·王制》里就有这样的法令:“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就是说,对山林、山麓、川泽等自然资源,要按照相应的季节进行采伐、狩猎和采集。孔子十分热爱生命,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孟子根据动植物依“时”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主张循节气变化“不违农时”。如此,既保护了环境,也保证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白圭,善于“乐时观变”。他认为,商家“知时”,就要根据气候周期的往复变迁、农事的丰歉,作出明晰的判断,及时调整经营手段和方法。白圭的这种经商思路和方法,是察时顺变、顺天应时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中国智慧。

“时”与“机”合,组成“时机”,恰逢其时,与时偕行。中国古人不但观察天地万物运行之道,还关注人情事变的规律。事物的“变”是必然的、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铺陈展开和演变更替的。人的行为在不违背天时的大前提下,要取得最佳成效,就要善于把握时机、创造时机、捕捉时机。古人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说的都是行动要把握正确时机,行为要“合时宜”。很多事,只是因为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去做,好事才变成了坏事,这便叫作“不合时宜”。“雪中送炭”,是因为添碳送暖在冰雪中正合时宜,恰逢其时;而“秋扇见捐”,也是因为扇子送凉在秋天不合时宜,才会被弃置一旁。究竟是及时雨,还是过时黄花,全在于对时机的把握。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叛乱不息、异族入侵、外患踵起。面对国家的危急局面和险恶形势,陆贽忧深虑远,在贞元九年上疏《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全面阐述了对于边防守御的策略、设想“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就是说,要顺应、把握时机,采取灵活有效的策略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食古不化,不能顺时达变,则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时”与“势”合,组成“时势”,因时顺势、审时度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时”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和参数,“时”往往与“势”紧密相连。“时”是不可逆转的,“变”是不肯停歇的,在时间的酝酿下,“势”则是顺时而生、不可阻挡,事物在因势、借势、趁势中发展和壮大。正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大势、趋势。正如《易传》里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事物的静动行止只有适应了时势的变化发展,才能有光明的前景。《孟子·公孙丑上》开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假如孟子当政于齐国,能否取得像管仲一样的成就?孟子具有“知人论世”的卓识,集中呈现了他对“时势”的重视。孟子认为,齐国人只看到管仲有本事,但是忽略了研究各国的形势,最终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同时,孟子还为公孙丑剖析了文王、殷纣之际的时势,认为即使如武王、周公那样的明君贤相,如果不研究、把握当时的形势,不能把握时势,也很难治理好国家,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正如《鬼谷子》里讲:“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只有把握历史时机、洞察历史大势的才是明白人,能够顺应历史大势的才是智者。宋太宗年间,将领崔翰随军出征太原,太原平定后,宋太宗要对幽蓟(今华北地区)采取行动。然而,诸将认为刚刚经过大战,此时军队人困马乏、粮饷缺乏,不宜再战。唯独崔翰独具慧眼,看出收复失地是大势所趋,并且时机成熟,凭借宋军兵强马壮的“势”,借助平定太原的有利时机,应该乘势出兵取得幽蓟,遂奏曰:“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当前的大势,不可以失去这个时机。太宗谓然,决议北伐,宋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幽蓟遂被收复。

“时”既是一个静态名词,如过去的时间永远凝固在那一刻;“时”更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无穷无尽,永不停歇。人要跟随它的脚步,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专注当下,惜时、守时,创造和把握时机,谋势有为,把每一刹那变成永恒。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时间走得再远,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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