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南:继承《诗经》优良传统 发展新文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6 次 更新时间:2024-05-14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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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南  

中华文化光辉灿烂,《诗经》是其优秀的代表性典籍。中国的和全世界的汉学家对她进行多少世纪的精深研究,研究内容日新、又日新,一代又一代诗经学仍将传承下去。《诗经》决不是一部只能放进博物馆尘封的古老诗集,而是青春常驻,有其现实的研究意义。

当前,中外的历史学家利用她研究上古东方的社会形态,考索社会史和人类文化学的资料,这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语言学家研究她的训诂、修辞、语法和音韵,以及隐语、俗语,总结语言演变规律,推进语言的继续健康发展;农学史家、天文学史家、地理学家等自然科学家研究相关的内容,写进他们的专著,有助于各门学科的发展;教育学家研究传统的诗教及其现代意义,对青少年学生实施诗歌教学;文学教授研究《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分析三百篇的思想和艺术……。在整个文化教育领域,《诗经》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看来,诗经学决不只是注释词语、分析篇义和表现手法,也不只是研究几个老问题,而有更广阔的内容。首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根据诗经学的内容丰富和多学科性质,提倡团结起来,分工合作,开展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是符合现代诗经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现实需要的。

当然,《诗经》训诂、题解的研究,以及尽可能地努力弄清一些久悬难决的老问题,都是诗经学者的基础研究,继续进行这些基础研究,能够使我们比较全面和正确地认识这部古籍的全部内涵及其本质和规律。但是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崇古和复古,而是批判地继承其中优良的成份,促进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运用其发展的规律,发展现代新文化。因此,我们的现代诗经学还要与推动社会的进步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人文科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能够立竿见影,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而是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文艺是最有效的形式。《诗经》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在历史上发生过长期的、重大作用的文艺作品。它以诗歌和音乐(其中一部分还有舞蹈)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从古代到现代,流传了三千年。为什么她历经风雨、水火和动乱仍然流传,为什么她进入异国他邦仍受到广泛的欢迎,为什么这些古老的诗篇至今仍熠熠生光,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难道她的创作经验不应该进行探讨、借鉴,来发展我们时代的新诗歌和新文艺吗?

我们现代新诗和文艺,如何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或者说,《诗经》向当代新诗和其他文艺形式启示了哪些创作经验,这样的专题在当前的新诗理论研究、音乐理论研究以及现代诗经学研究,都还没有发现,这反映了当前诗歌理论轻视传统的倾向和现代诗经学脱离现实的倾向。

诗经以语言为材料,以诗人在一定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为内容,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诗体的变革。这是由《诗经》开端的中国诗史所证明的诗歌发展规律。早在十九世纪末期,黄遵宪等即提出继承三百篇优良传统而“复比兴之体”的“诗界革命”主张,并进行创作实践。“五四”时期发展的中国新诗,是一次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变革,正是顺应了时代和诗歌本身发展的要求,七十多年来是有成绩的,它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诗的主体,并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鲁迅、毛泽东先后指出,新诗的成绩还不大,它主要还只在一部分爱好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中传播,未在广大群众中真正普及,很少家传户诵、妇孺皆知的名作,就知识分子来说,大多能背诵古典诗词,却很少能记诵新诗。近十几年流传着“新诗作者比读者多”的笑谈,旧体诗词创作呈复兴的趋势,许多新诗人们看不懂,或者写得平庸。根据这些现象,难怪人们提出“新诗的危机”。

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许多新诗诗人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背弃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违反诗歌创作的规律。近年的文学界组织几次“新诗走向”的讨论,有识之士普遍提出新诗必须注意民族形式,贴近现实生活,从民歌和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也可以借鉴西方的某些艺术技巧。这些正确的见解,正在被诗人们接受。不过,如何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和传诵的新诗,尚待艰苦的创作实践。

中华诗词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诗经》、辞赋、汉魏乐府和五言诗、唐诗、宋词、散曲、清诗,文体嬗变,纷呈异彩,而《诗经》是其光辉的源头。屈原辞赋继承《诗经》,三曹诗作源于“风、雅”,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标举继承“风、雅”的旗帜,直到近代的“诗界革命”,仍是以《诗》三百为法,“复比兴之体”。继承古典诗词传统,固然要学习屈原、李、杜、苏、陆等大师的精品,而正本清源,更要重视这些大师的源头,以其师为吾师。事物在萌芽状态本质和基本要素最明显,学起来比较容易入手。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新诗诗人,对《诗经》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他们既不了解三百篇所体现的诗歌的本质作用和创作规律,也没有探讨《诗经》所运用的赋、比、兴艺术手法,以及《诗经》的韵律风格和复沓形式。郭老在1950年写的《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着重肯定她的文学史料和社会史料价值,而在文学价值上则只肯定《国风》的“民间文艺”的素朴的人民风味,但同时又认为“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份,没有什么悲壮的成份”,“作为在今天写作上的借鉴,如果是技术上的问题,《诗经》是太古远了”。这些论点,实际是对《诗经》艺术经验的抹煞。

对《诗经》所体现的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其价值和作用,郭老的认识远不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孔丘。孔夫子认为《诗经》的作用和价值是“兴、观、群、怨”——“兴”,感染和联想;“观”,认识生活;“群”,人际间思想感情的沟通;“怨”,对现实的批判,从而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的本质规律。“兴、观、群、怨”,也就是向我们提出艺术感染、现实主义、群众性和积极干预生活的精神。这些创作原则在三百篇中是表现得相当清晰的。《风》和《小雅》抒情诗中不乏运用形象思维,涵蕴深厚的名篇;二《雅》中最突出的“板、荡”,更历史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直面黑暗政治的批判精神。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这种代表时代进步要求之创作精神的继承人。

当代新诗创作之所以沉寂,正因为缺乏涵蕴深厚的意象,脱离现实生活,与大多数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看不到时代精神;如果再加上当前从西方模仿过来的世纪末的灰色、颓废、难于索解的象征和朦胧,不是美,而是晦涩。这样的“诗”读它有什么用呢?因此,《诗经》的创作传统对我们不是“太古远”,而有现实的意义。

《诗经》的表现方法,古人总结为赋、比、兴。比喻和比拟,变抽象为明快生动的形象;兴,借助想象和联想;赋,虽是铺陈事物或直抒胸臆,也调动各种修辞格和艺术手段,情景交融,描摹传神,它们都是诗歌艺术形象思维所不能不运用的技巧。在三百篇中有不少十分成功的范例,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或比或兴或赋,都构造了涵蕴深厚的意境。清初王夫之曾总结《诗经》的比兴在于“自然而然”、“有意无意之间”,即不雕饰,不隐晦,明快,自然,有情韵,“字外有远神”。《诗经》中有许多名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言可畏”,“不可救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等等,至今仍是我们使用的含意深刻的成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王夫之还曾举出李白、杜甫都有一些句法是从《诗经》借鉴的,怎么能说《诗经》的艺术技巧过于古朴简单呢?我们认为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而是不肯虚心学习。

《诗经》的诗,都是合乐的,除了《颂》诗,都有自然灵活的韵律,这也是她能够长期流传的原因。秦始皇烧了民间的《诗》、《书》,保存在秦宫的藏书又被项羽放的大火烧光,许多古籍失传或残缺,惟有《诗经》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这是因为不只是写在竹帛上,而是通过人们的传诵流传下来的。诗要能唱,或者能够传诵,才能够广泛流传。因此,诗要有韵。当然,不一定要求像律诗那样严格的韵律,像《诗经》这样灵活自然的韵律就很好。我曾经帮助出版俞平伯老师的词集《古槐书屋词》,叶遐庵翁写序文,遐翁序文曰:“余意诗三百篇,由二字至九字,本为长短句。汉魏迄于唐宋,习为排律对偶,束缚平板,实斯道之衰。”诗要有韵,能够唱诵,但又不必过于束缚,学习《诗经》的韵式就好,名家之见,大多如此。

我们的新诗中,也有一些精品,立意高,涵蕴深,构思精巧,形象鲜明,可是只能看,不能传诵也就不易记,所以传不开。

继承由《诗经》开端的中华诗词的优良传统,借鉴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是发展中华现代新诗的必由之路。

孔老夫子提倡诗教,也提倡乐教,他为三百篇作了一番“正乐”工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在整理《诗经》这部古籍用作教授学生的课本时,他把诗教和乐教结合,是个好经验。

《诗》是乐章。《周礼·春官》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这里把音乐称为“乐德”,把诗歌称为“乐语”,都是“国子”(公卿士大夫子弟)的必修科目,用以陶冶思想和性格。孔子继承并且发展了西周昌明时期的这种文艺思想和实践,删《诗》正乐,多次论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主张诗、乐和礼相结合,主张“尽善尽美”,即既要有正确有益的思想内容,又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礼记·经解》引述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主张运用诗、乐的文艺形式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和品行情操的教育。因此,他删《诗》的标准是“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正乐的标准是“合《韶》《武》《雅》《颂》之音”,即那种庄重、平和的颂歌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高雅音乐艺术。他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他把搅乱典正雅乐的郑声比作颠覆国家的“利口”,主张治理国家要“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我认为,孔夫子这里说的“郑声”,或后来人们说的“郑卫之声”,并不等于“郑风”。“郑风”的诗篇是经他编定在三百篇之内,属于“无邪”之列的。“郑声”是个贬意词,指的是郑国音乐中最低级的那一部分,其中包括季札听到的“其细已甚,民不堪也”的靡靡之音。这一部分有害的文艺,孔子认为危害人心,颠覆国家,予以坚决排斥。孔子以后的两位儒学大师,都重视诗教和乐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理论。孟子提出“独乐乐,与众乐乐”的思想,荀子更极端化地强调诗、乐与礼结合的教化作用,主张实行文化专制。

我们对孔子的诗教和乐教理论要进行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他的“仁”“礼”学说、“思无邪”的衡量标准,以及“温柔敦厚”、“广博易良”的理想品格和情操,都体现他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在他的时代有其进步性,在现代已经过时了,必须加以批判,进行重新解释。但是他的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歌文学和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如认识文艺的社会功用、思想教化作用,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等,仍是可取的。我们正处在伟大变革的时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飞速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由12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炎黄子孙共同参加的又一次革命大进军。伟大的进军,需要我们的诗人、音乐家创作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奋勇前进。

诗是乐章,是《诗经》开拓的中国文艺的优良传统,屈赋、汉魏乐府、唐诗、宋词、散曲,都能和乐歌唱。现代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是现代诗人和音乐家合作的范例。一首好诗,通过优美的音乐旋律,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在全社会流传,这就使新诗和群众结合,推动新诗的发展和完善;一支好曲子,配上好歌词,更能深入人心,万众传唱。二者相得益彰,这样的合作大有可为。

目前的流行歌曲中,确实有一些歌词内容和音乐旋律都相当低级的东西,它们腐蚀人心焕散团结,消沉意志,乃至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属于黄色歌曲的,倒好办,依法取缔就是了;有的只是靡靡之音,不够取缔的条件,但是对青少年教育不起好作用,最好的办法,是创作出优美、健康、生动活泼的流行歌曲来代替它们。

“流行歌曲”是个中性词,本身无褒义或贬义,孔夫子删《诗》定乐,他固然推崇《雅》《颂》正声,也不一概排斥流行音乐。十五《国风》中的歌诗,就是流行在15个国家和地区的地方民歌,《国风》的第一篇《关雎》就是流行的恋歌,夫子评价诗的内容“思无邪”,评价它的乐曲“洋洋乎盈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唐代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宋词中的一些曲谱,本来也都是当代的流行歌曲。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流行歌曲,只反对其中那些低级的、腐蚀人心、危害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努力创作高品位的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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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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