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把瑞吉娜带进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3 次 更新时间:2024-05-09 22:07

一八三七年五月八日,二十四岁的克尔凯郭尔前往神学家友人彼得·若尔丹(Peter R?rdam)家做客。若尔丹一八二九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青年时代的一则日记当中(J J : 405),克尔凯郭尔将其描绘为“满怀希望的、孩子气的人”。二人气质相差甚远,最终因对格伦德威的不同态度而决裂。克尔凯郭尔之所以在那段时间热衷于拜访若尔丹,当跟他迷恋这家漂亮而有头脑的二十二岁的波莱特有关。在哥本哈根的五月天,克尔凯郭尔第一次遇到了同为访客的年仅十五岁的瑞吉娜(一八二二至一九〇四),她后来回忆说对克尔凯郭尔“滔滔不绝”的谈话印象强烈。日记中“去若尔丹那里和波莱特谈话”的句子在一八六九年出版时被编者删去,因此当瑞吉娜读到“那带着炽热的剑的天使(正如我所应得的那样)置身于我和每一颗无辜的少女心灵之间”的句子时,一定认为这是克尔凯郭尔对她的迷恋的开端,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一八三九年二月二日,克尔凯郭尔的日记中才出现了“你,我心灵的女主人(Regina)”的字样,Regina 是他后来加上的,这正是瑞吉娜的丹麦名字Regine 的拉丁语形式。日记结尾处克尔凯郭尔表示“愿意抛开一切,以便变得足够轻盈来跟随你”。在经历了父亲一八三八年的离世和随后的发奋读书后,克尔凯郭尔于一八四0年九月八日向刚上完钢琴课的瑞吉娜求婚;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克尔凯郭尔向瑞吉娜退还了订婚戒指并附上一封告别信,后者后来被收入《人生道路诸阶段》的“有罪,还是无罪”之中。经过瑞吉娜无效的抗争,婚约最终于一八四一年十月十二日解除,瑞吉娜几乎一夜白头。十月二十五日克尔凯郭尔前往柏林并在那里住了四个多月。一八四二年三月六日克尔凯郭尔返回哥本哈根时,随身携带了《非此即彼》的大部分手稿,他后面的故事就进入历史为人熟知了。

不幸的婚约事件是克尔凯郭尔成长为作家、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的直接动因,这样说绝非夸大其辞,因为克尔凯郭尔在离开瑞吉娜的日子里反复在日记或信件中强调,他的著述是为父亲和瑞吉娜而作,他与瑞吉娜在永恒中相爱,瑞吉娜将随着他进入历史。克尔凯郭尔与瑞吉娜的恋爱史虽短,但其深度和力度足以使他们并肩于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但丁和贝阿特丽丝、罗密欧和朱丽叶,瑞吉娜值得拥有一部传记。哥本哈根大学神学系“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现任主任尤金姆·加尔夫继二〇〇 〇 年出版《克尔凯郭尔传》之后,于二〇一三年出版了《瑞吉娜之谜:一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未婚妻和施莱格尔的妻子的传记》。尤金姆深知克尔凯郭尔是“间接沟通”的大师,其写作往往有意模糊想象与实在之间的边界,他笔下的“我的瑞吉娜”“我们自己的小瑞吉娜”或“我们亲爱的小瑞吉娜”几乎可以被看作介于虚构的文学人物与实在的爱恋对象之间的人物。因此在这部以瑞吉娜为主角的传记中,尤金姆致力于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瑞吉娜的形象,讲述这位带着与克尔凯郭尔持续一年多的恋爱史并且在其逝世后又生活了四十九年的十九世纪丹麦女性的生活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对克尔凯郭尔的《重复》和《非此即彼》,尤金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克尔凯郭尔传》更细腻而隐微的解读方式。

瑞吉娜一八二二年出生于哥本哈根的高级公务员家庭,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丈夫施莱格尔曾是她的家庭教师),会弹钢琴(克尔凯郭尔曾送过她一个乐谱架),会画画(克尔凯郭尔的礼物中有一台高级的“绘画仪”),尤金姆费心找到并在传记中配上了一幅不知瑞吉娜何时完成的静物油画,认为她的才华和自信都是无可置疑的。克尔凯郭尔时代已有女性在文艺界施展才华,典型的有丹麥“黄金时代”思想文化界的权威海贝尔的母亲和他身为皇家剧院名演员的夫人,克尔凯郭尔评论过前者以托玛西娜的笔名发表的小说《两个时代》,讨论过“女演员的危机”。相比之下,瑞吉娜的才华更多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她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与克尔凯郭尔的叙事联系在一起。一八九六年施莱格尔去世,瑞吉娜向外界敞开了心扉,留下了从她这一面讲述的婚约始末。不过真正促使尤金姆写作此书的是一个天赐良机。一九九六年夏末,尤金姆到丹麦的洛兰岛为中学生和公众做一场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讲座,讲座结束后大家一起喝咖啡聊天,与瑞吉娜最亲密的姐姐考尔讷丽娅的孙女主动询问尤金姆,是否对瑞吉娜一八五五至一八六0年在西印度群岛期间与自己的奶奶相互往来的一百多封书信感兴趣,这些信件使瑞吉娜的生活故事独立于克尔凯郭尔的叙事成为可能。

在随后的写作中,尤金姆首先用《非此即彼》的假名作者“胜利的隐士”讲述从书桌中意外发现佚名文稿的笔法描绘了这些信件。在完成“前言”的常规任务后,他又采用了《畏惧与颤栗》中“心境”(Stemning)的标题,把目光和时间线拉回到克尔凯郭尔与瑞吉娜生活的时代,为瑞吉娜的故事做好了“情感基调”的铺垫——“基调”是丹麦语Stemning 的另一个含义。在《畏惧与颤栗》的“心境”中,假名作者用了四个片断,为《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增补了心理和情感的描写,相当于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为亚伯拉罕故事奠定了可能的“情感基调”。在《瑞吉娜之谜》的“心境”中,尤金姆撷取了婚约解除后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在哥本哈根城内多次神秘的“巧遇”,包括克尔凯郭尔三十九岁生日、订婚十二年纪念日的“巧遇”等,它们以“趋近于令人痛苦的详细度”记在了克尔凯郭尔的日记当中。“心境”的结尾处详细重构了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七日的“巧遇”。那天瑞吉娜打破婚约事件以来的沉默,在从克尔凯郭尔身边走过时低声说了句“愿上帝保佑你——愿你一切都好!”克尔凯郭尔肯定不知道,再过几小时,瑞吉娜就要离开她的城市哥本哈根,随夫君前往西印度群岛,作为殖民地总督夫人在遥远的热带岛屿生活五年时间。而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克尔凯郭尔将撒手人寰,与瑞吉娜在永恒中才能再见。这十八页的“心境”为瑞吉娜的人生故事奠定了三个“情感基调”:忧伤、坚韧、顺从“天意”。

忧伤注定会伴随瑞吉娜的一生。随着时光流逝,这忧伤渐渐沉潜,埋藏在心底,或许那就是瑞吉娜在信中对姐姐说的,在她心中有一个她很少对之开放的“空间”,“那里藏有什么呢?不用我提及它,你也知道”。在准备离开西印度群岛回国前,瑞吉娜向姐姐倾诉说,她不喜欢回到哥本哈根,除了母亲去世、亲爱的姐姐移居他乡外,“其他更多的事情让我觉得我对它没有旧爱了”。两个相爱的人原本可以携手走过人生,但一再错失,令人唏嘘感叹。当瑞吉娜在西印度群岛逐渐安顿下来的时候,正是克尔凯郭尔走向生命尽头之际。尤金姆用蒙太奇手法,让这两条在不同的空间中运行的生命轨迹同时性地交错呈现,这时跃然纸上的唯有纯粹的忧伤。

十八岁的瑞吉娜在遭遇婚约事件后坚韧地重启人生。婚姻是那个年代的女性有机会施展人生理想的有效途径。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瑞吉娜与施莱格尔订婚。在订婚前的四月十六日圣母教堂星期日晚祷式上的“巧遇”,瑞吉娜两次冲克尔凯郭尔点头,克尔凯郭尔两次摇头。瑞吉娜是在传递订婚的信息,而克尔凯郭尔的意思是“你必须放弃我”。当瑞吉娜坚韧地第三次点头的时候,克尔凯郭尔出于礼貌也点了头,意思是“我的爱你留着吧”,而瑞吉娜将之解读为祝福。这个插曲改变了克尔凯郭尔假名著作《重复》的写作。不管怎么说,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三日瑞吉娜正式成为施莱格尔夫人,从而才有了五年“生活在别处”的经历。一八五五至一八六0年间,瑞吉娜作为总督夫人实际上是在从事无薪酬的外交工作,这是她展现才华和锻炼能力的机会。从瑞吉娜的信件中我们知道,她一直在努力适应热带气候,忍受长久的夏天使生活变得单调的事实。在天气宜人的时候她会到海里游泳,去乡间骑马。作为总督夫人,瑞吉娜要学会管理仆人;遵循总督府传统,在为当地黑人孩子开办的免费学校考试时到场并监督,瑞吉娜将之视为“义务”和“最好的消遣”。作為总督夫人,瑞吉娜还有义务经常举办提供丰盛食物的晚会,她良好的教育背景派上了用场,她的英语会话能力常被夸奖,法语也能交流。瑞吉娜认可人们常说的幸福的婚姻是生活中首要的事,但她跟姐姐一样,拒绝沦为循规蹈矩的“集镇妇人”当中的一员。她给姐姐写信说:“当我们站在完全沉入埃及的肉锅之底的危险中时,青春时代的某一幅画面难道不是总会出现,令我们惊跳而起吗?”瑞吉娜更拒绝成为“无脑玩偶”,她读狄更斯,读海贝尔的杂耍剧并且在笑的过程中流下了眼泪,在新锐导演把海贝尔从皇家剧院挤走的事件中坚定地支持海贝尔夫妇。尤金姆注意到了瑞吉娜坚持从哥本哈根订购时尚帽子的行为,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其为“虚荣”。不过更多的时候,尤金姆捕捉到的是瑞吉娜与上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她向姐姐坦陈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就是“在人群之中找到空虚,在孤独中找到内容”。渐渐地,瑞吉娜学会了用骄傲的“波莱特式的笑声”回应上流社会的无聊、恶意与诽谤。当施莱格尔结束任期回国、一度因失业而忧郁的时候,瑞吉娜除了坚定地抱有希望外,还认为应该“通过‘一无所有来练习忍耐,这就是一种考验,因此就是一种工作”。瑞吉娜对居住在日德兰半岛的嫂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一个人只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工作无可抱怨,因为“工作不是一种祝福吗”。此时的瑞吉娜几乎像《非此即彼》下卷的伦理代言人威廉法官一样具有“伦理 — 宗教性”。瑞吉娜终生未育,从小体弱多病的侄女蒂丽实际上成为她的养女。当发现蒂丽沉迷于玩乐的时候,瑞吉娜就劝导她“回到劳作而平静的生活”当中。瑞吉娜对蒂丽的教育是成功的,十八岁的蒂丽曾经迷住了年轻的勃兰兑斯,后者把她作为“精灵女孩”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有意思的是,勃兰兑斯不仅在一八七七年就出版了克尔凯郭尔传记,还在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一日把克尔凯郭尔作为深刻的心理学家推荐给尼采,认为后者一定会对自己的丹麦同胞的作品感兴趣。

如果说在婚约解除之际瑞吉娜的直接反应是激烈的反抗和悲愤,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生活中不断历练成长的瑞吉娜认识到了“天意”的深不可测和无可抗拒。一八五六年,克尔凯郭尔的外甥亨利克·伦德作为遗嘱的首位执行人把“两个密封包裹”发往西印度群岛,其中包含了婚约期间二人的通信,克尔凯郭尔一八四九年第十五号笔记本当中“我与‘她的关系”的长篇文字,一八四九年克尔凯郭尔寄给施莱格尔夫妇,但被原封退回的密信的草案和构思,还有胸针和订婚戒指——戒指原有的四颗透明宝石意味深长地被打成一个十字架。瑞吉娜毁掉了自己当年写给克尔凯郭尔的信,在给伦德回信时承认当年自己“很年轻,对自己只有不多的信心”,但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说“上帝不诱惑人,如果不是‘祂的意愿让我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事情,那么这事也就不会发生。”瑞吉娜非常坦诚地告诉伦德:“太少和太多都会破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所以现在重要的是:要毫发无损地出离。”当克尔凯郭尔在一八四九年说他的书是献给父亲和瑞吉娜的时候,他还有这样的评论——“一个老人的高贵智慧和一个女人的可爱不智。”如果克尔凯郭尔有机会见识瑞吉娜的上述言行,不知他是否会修正先前的偏见。

克尔凯郭尔一直认为,与瑞吉娜相比,“我对于她太重而她对于我太轻”,这个说法与“可爱不智”的评论是有关联性的。一八六四年,丹麦在与普鲁士的领土之战中失利,瑞吉娜在与姐姐的通信中对男女“经受眼泪的有益影响”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一般来说,我们女人在悲伤中也更为坚强,并且在悲伤中能更好地保持我们正常的精神状态;但先生们则相反,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对痛苦的缓解,因而他们变得郁闷而阴沉。”瑞吉娜是在“回应”克尔凯郭尔当年的轻率评论吗?这段话堪比威廉法官对女性的颂词——“女人是男人的全部,她为他提供了有限性;没有女人,男人只是一种不安稳的精神,一个永远找不到安宁的不幸生灵,一个无家可归者。”如果我们结合克尔凯郭尔从学生时代就想把“现实”和“生存”概念从思辨哲学的框架体系之中拉出的努力,那么这个孰轻孰重的问题,立刻就会遭到克尔凯郭尔式的辩证法的反转。

克尔凯郭尔认为,瑞吉娜在根本上不理解他,“她只爱我,然而她却不理解我”。在原则上,尤金姆认为把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婚恋关系中的关键是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现代的一面。但是尤金姆随后便向这位经常写下“关于我自己”的日记且自称拥有“雅努斯的两个面孔”的作家发问:要理解的是哪一个克尔凯郭尔?凭借对克尔凯郭尔文本深入细致的整体性把握,尤金姆提出了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观点:克尔凯郭尔闻名于世的“非此即彼”的“口号”本当是“既此又彼”。接着,他紧锣密鼓般地抛出十一个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既是……又是……”从开始的既是沉郁之神学家又是反讽博士,到最后的既无条件地未婚又永远地许配于他的青春的爱情,彰显了克尔凯郭尔以其生活和写作轨迹塑造的多重面孔。由此尤金姆为瑞吉娜做出了有力辩护,一个一生都在努力理解自己的人向他人提出理解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面对克尔凯郭尔的复杂多样性,瑞吉娜不爱克尔凯郭尔的外貌(论及外貌时克尔凯郭尔显然是在自嘲)和头脑,而是爱克尔凯郭尔这个人本身,这难道不是更胜一筹吗?

尤金姆发现,瑞吉娜跟克尔凯郭尔一样都是反格伦德威主义者,认为不应将北欧神话与基督教信仰结合。他还从瑞吉娜的信件中看到了诸如“美善的恩赐的给予者”这个在克尔凯郭尔笔下出现多次的用法,以及“镜像”“再现天空的画面”之类的修辞。这是瑞吉娜与克尔凯郭尔在精神上的亲缘性,还是瑞吉娜对克尔凯郭尔的借用?瑞吉娜在知晓了克尔凯郭尔对婚约事件的叙事后,认为自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审这个事件,但究竟如何,却未明言。所有这些或许都可以作为“瑞吉娜之谜”,留给读者去判断。

就谜的深重度来说,瑞吉娜之谜或许仍然比不过克尔凯郭尔之谜。在解除婚約后,克尔凯郭尔借威廉法官之口写下了“文学史上最长的婚姻辩护词之一”,尤金姆认为这是奇怪的。这个辩护词就是《非此即彼》下卷中《婚姻的审美有效性》一文,这是威廉法官为上卷的审美代言人量身定制的劝导文书。威廉法官歌颂婚姻是建立在天堂里的,“诚实”“坦白”“公开”和“理解”是其“生命原则”,他坚信婚姻中的爱情与时间经过斗争终能获胜。但克尔凯郭尔没有遵循威廉法官的指示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肉中刺”。不管这个“肉中刺”所指为何,它都与宗教有着不解的渊源,正如克尔凯郭尔在《爱的作为》开篇所说,天空中和大地上所有的爱都源于上帝。巴迪欧洞悉到了宗教之爱与自然之爱在克尔凯郭尔身上的巨大张力。在《爱的礼赞》一书当中,巴迪欧视克尔凯郭尔为“爱的哲学”的代表人物,并且依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三阶段理论,认为克尔凯郭尔代表的是生活在伦理期许当中的审美诱惑者,他没有通过在实在生活中缔结婚姻的方式完成向承载着永恒义务的宗教阶段的转换。除去宗教因素,我们还可以从巴迪欧提出的“爱涉及两方”的观点进一步理解克尔凯郭尔对婚姻的退缩。在克尔凯郭尔眼中,瑞吉娜从一开始就拥有一种“双重存在”——既是活生生的哥本哈根少女,又是他笔下的文学人物,她并没有真正被克尔凯郭尔接纳进生活。克尔凯郭尔在基督教思想的光环下承认个体的至上地位和个体之间的平等,但在现实生存当中,他尚无男女平等的意识。他笔下的威廉法官一边把女性与“有限性”捆绑在一起,一边谈论在一百个沉沦的男性当中,九十九个都由女性拯救——两种情况都把平等排除在外。没有平等的出发点,何来从两方的视角和差异来建构和创造共同的生活?在个体平等的道路上,仅有抽象的理念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让瑞吉娜作为独立的个体出场,尤金姆还需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处理丹麦对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史,这是当代欧洲作家必须小心的。瑞吉娜对一八四八年即已获得解放的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以及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持保留态度——她认为自由尚不能为黑人带来幸福,尤金姆坚决地指出这是那个年代有地位的白人女性的态度,她得不到辩护,虽然这里针对的可能是黑奴解放后西印度群岛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瑞吉娜自己也承认,施莱格尔定会认为她在信中所写的是“‘不可以写的胡说八道”,可见政治正确的意识在当时的公务员心中已经出现了。

一八四九年克尔凯郭尔在写给施莱格尔的密信中说:“所爱的人就是她。我的存在将无条件地强调她的生命,我的著述活动也能够被视作一块纪念碑,为了她的荣誉和对她的赞美。我把她带进历史。”克尔凯郭尔的瑞吉娜更多是由纸上的墨迹构建起来的,而尤金姆根据历史材料“拼接”起来的瑞吉娜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瑞吉娜之谜》真正完成了克尔凯郭尔的夙愿——把瑞吉娜带进历史。

(《瑞吉娜之谜:一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未婚妻和施莱格尔的妻子的传记》,[丹麦]尤金姆·加尔夫著,京不特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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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4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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