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39 次 更新时间:2024-04-21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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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 (进入专栏)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学术界从思想内涵、理论渊源、思想价值、重要意义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研究。本文希冀从历史深处,结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党的文化建设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探究并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逻辑及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理论品格。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源泉

文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构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理论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社会实践出发,明确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同时,文化对政治、经济又具有反作用。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特定的阶级服务,正如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一样,文化具备意识形态属性。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文化的影响作用在性质上表现为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程度上表现为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生涯中,一再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恩格斯强调:“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历史作用的基础上,科学阐释了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包括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列宁进一步强调要提高所有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锻造政治灵魂,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密联系,致力于通过“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无数事实表明,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二、党的文化建设历程厚植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根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在20世纪初的新发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探索和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百余年奋斗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之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重大理论命题。他指出,“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他将我国文化战线的斗争分为“五四”前与“五四”后两个历史时期,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与基本内涵,系统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重要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意义的科学概括,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任务、方向、目标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推动改革开放这个核心任务为出发点,强调文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相协调的重要性,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是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和深邃洞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思想工作的重视达到历史新高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于新时代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历史性成就、使命与地位、战略目标、实践举措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的内涵与时代意义,建构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进一步指明了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把文化发展列入国家“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在已有“三个自信”基础上增加文化自信,将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滋养,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推进到了新境界。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性质和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职责,明确了“四个讲清楚”的要求,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从文化建设角度认识和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这一重大时代任务。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概括为“九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突出了宣传思想工作“兴文化”的使命任务,要求将宣传思想工作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行动方向。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了“七个着力”的战略部署。这次会议与上述前两次相比,不仅在名称上增加了“文化”二字,更为重要的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关键路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刻揭示了文化在人类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正确认识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文化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列宁作为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道路,即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国外优秀文化相结合。

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用民族的形式、群众的语言来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汉书》有一句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有机融合,赋予实事求是全新内涵,并使它成为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邓小平同志用“小康”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古老概念,赋予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人民至上思想;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思想相结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党的文化建设,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者和创新者。正是因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理论飞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文化建设的辉煌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厚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基础,而且使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最有力的政治前提和最重大的方向指引。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华夏大地上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推动早期中国跨出了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一大步,奠定了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天下为公等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不断淬炼,构筑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底定形成的文化沃土。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治理念,为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奠定文化底蕴。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德治、礼治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尚书·尧典》记载尧舜时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述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在和鲁哀公交谈时指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婚》)我国传统国家治理对文治的重视和推崇,厚植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的历史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在启航新征程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更加显著。无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都不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清净之院”“世外桃源”,都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和风险挑战,都要直面来自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各类错误思潮的冲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脉传承,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文脉的传承,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儒家思想的传承脉络上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学派,在之后两千多年与其他文化交流融通,在传承中得到不断发展。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诸子百家学说,又在三教合流的大背景下借鉴佛道思想,进行融通、扬弃和创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重视文脉传承的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论语·尧曰》最早论及王道相继之序,尧命舜而禅以帝位,舜又命以禹。《中庸》言孔子之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以五百年为界间隔圣人之道传绪,由尧、舜至于汤、文王、孔子,皆为五百有余岁。两汉以降,董仲舒、扬雄、王通等诸儒倡其道,立正学。中唐韩愈在《原道》中从先秦“王统”至孔孟之道,强调其正统和弘道意识。及至南宋,朱熹突出圣贤一脉相传的“十六字心传”。明代王阳明在“心即道”“道即是良知”基础上主张自得其心求圣人之道,明清学人在历代学术的谱系化过程中不断使文脉得到传承发展,而且“成为在传统思想世界开凿缝隙以接引西学的契机”。

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强烈冲击而出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推动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的价值追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的源头活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我国最早的民本思想阐述,鲜明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先贤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推行仁政,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皇明经世文编》记载:“盖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结民心,而欲久安长治者难矣。夏、商、周、汉、唐、宋,俱有天下数百年,而历世之绵远者,固结民心之所致也。”这些记述都表明,民心向背是决定历代王朝能否持久稳定的根本。

西周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轫期。“敬天保民”的思想使人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人的主体地位和生命价值受到重视,凸显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人文精神和政治文明。《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源头和核心,民众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社会认同。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主张获取人民信任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孟子进一步完善了传统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反映了“爱民重民”的“民本”人文关切。就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合理性而言,统治者应把“民”作为执政之“本”,将实现仁者爱人、重民养民作为“仁政”的最高价值原则和追求,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标准,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应然诉求。

历史实践中的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双重标识性。一方面,民本尤其是儒家民本,极具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论内涵。政治首先要解决价值问题,当民本被儒家作为一种仁政、德治的政道大加弘扬之时,即被赋予极高的道德意义,最理想的、最好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完全践行民本思想的统治者。民本建立在“礼”的道德规则之上,它分别“以‘仁’与‘和’作为标志理念构建国家—民众之间理想的道德秩序与互动关系”,民本对君主权力的相对约束、对人民的政治地位与历史作用的积极肯定,蕴含了重要的道德价值。更重要的是,民本为先秦以来的主流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自洽的伦理基础,帮助中国传统政治在数千年的演进中保持了总体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成为传统政治描绘其开明形象的决定性论据。另一方面,民本终归是一种指导统治行为的政治思想,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执政观或统治观,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实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治理规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民本思想的初貌,汲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心为心”等执政智慧,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积淀中的民本精髓,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根据。中华大地上繁衍着众多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夏、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包括“五方之民”的“族群观”。这一时期的族群观念,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下”“四海”“夷夏之别”等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生成“大一统”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秦朝实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新疆,唐代创设羁縻府州经略边疆,元代设宣政院管理西藏,清代设立理藩院、实施盟旗制等,使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走向巩固。

鸦片战争以后,外敌入侵,家国破碎,民不聊生,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大一统”思想成为团结国人的重要精神力量。无数志士仁人在“大一统”思想的召唤下,为探求救亡图存之路而前仆后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斗、浴血奋战,共同谱写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文明振兴的壮丽诗篇。

“大一统”思想讲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注重文化认同下的国内政治秩序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与“大一统”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深化文化认同、汇聚民族力量,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实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和谐发展,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强大精神纽带。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理念,为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提供思想资源。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平、和睦、和谐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源起于万年前、率先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端的中国农业,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成长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且是奠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平和谐和睦思想理念的重要基础。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培育出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对家族兴旺的责任和对祖先的敬奉,衍生出“敬天法祖”的观念,逐步萌发出天人合一、讲求秩序,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思想元素,“和合”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最朴素的文明基因。《左传·隐公六年》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中华文明信守和平理念的朴素表达。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中,中华民族以“君子和而不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为信条,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追求,以“天下大同,声教远被”为志向,凝练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万方融合”的民族品格。

中华文明在与世界不同文明的交互汇聚中持续丰富。大量考古发现确证,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5000多年前就已经起步,我国的彩陶、黍、稻向西传播,西亚和亚欧草原的黄牛、绵羊、山羊、小麦、青铜和块炼铁技术传入我国。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等从东地中海和西亚、中亚来到中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也为异域宗教文化进入中华大地提供了通道。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波斯的祆教、景教、摩尼教,西亚的伊斯兰教,以色列的犹太教,欧洲的天主教、基督教等,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自身所服膺的儒家思想和本土宗教,但对外来思想与宗教兼容并蓄,在中华大地上都有其发展空间,最终因中国化本土化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和融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公元8世纪前后,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以及科学技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深刻影响了东亚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源于我国的大乘佛教经陆路传到朝鲜、越南,经海路传到日本,对亚洲邻国佛教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科举制传至欧洲后,为近代欧洲国家所效仿,并运用到官吏制度改革中,促成西方的文官制度。以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各文明的交往中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推进和平。我们坚决抗击外来侵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守永不称霸的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和谐和睦的美好世界,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太平繁荣。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推崇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与我国传统的思想理念具有共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显著位置,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擘画了蓝图,在持续深化新时代文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鲜明理论品格。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判断是非的根本遵循。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根本和关键。只有立场坚定、理论彻底,才能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原理,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文化新境界,为全党全社会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旗帜,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深邃思考,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贯通历史、当下、未来,融通古今中外,鲜明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时代命题,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以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历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支撑。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揭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把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厚基础、内在动力和基本原则,用中华文明历史阐释中国实践。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鲜明的政治底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世界上从来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了谁、依靠谁,实现什么目标、达到什么目的等等一系列原则性、根本性问题,决定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鲜明地标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道路、任务和目标,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科学阐释中国道路、精准解读中国实践、完整建构中国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理论品质,就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的诸多成就,充分表明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科学指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才能行稳致远。以党的创新理论筑牢思想之基,是当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永葆理论之树常青的最大保障,也是当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前行路上不迷失、不偏航的最大保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出发,深入探索本源,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价值内核,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做有思想、有灵魂、有风骨的理论研究。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在与世界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奋斗精神,不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守正道的定力、勇毅前行的动力、变革创新的活力;在与国际学术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清晰而响亮地发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正声。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不断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以高质量理论成果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总之,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进程中观察,从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体察,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中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认识论,也有实践层面的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发展、新创造、新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和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沃土,茹古涵今,博大精深,点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灯塔,熔铸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精神之魂,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必将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发展史上最璀璨的篇章。

作者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248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P35—P46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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