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彬 王春侠:清代“翻译科举”的取士、初仕与仕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16 次 更新时间:2024-04-09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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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彬   王春侠  

翻译科举是清代专为旗人设立的、与文科举并行的一种科举制度。翻译科举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乾隆时期是翻译科举的初创时期,嘉庆道光时,翻译科举各项制度趋于常规化。道光以后,翻译科举逐渐走向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一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与文科举相比,翻译科举在取士上有一定的优越性,取中率较高。初仕之路,翻译生员较广,翻译举人和进士则略逊于文科举。就整体仕途而言,翻译士子升转较快,对出身要求不甚严格,取中之人升至高官者多经由驻防及边疆历练,在基层官员中,其职位多与翻译有关。

翻译科举对满洲、蒙古、宗室及驻防旗人分别录取,宗室不参加童试,故翻译童试中只有满、蒙、驻防取中率,蒙古取中率最高,次为驻防与满洲。翻译乡试取中率在童试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蒙古取中率依然高于满洲与驻防。由于宗室的特殊地位,其乡试取中率最高。会试环节,因驻防子弟须进京参试,故将其分别归入满、蒙科考试录取,因此只有满、蒙、宗室取中率。无论是满、蒙取中率,还是宗室取中率,皆比乡试要高,而宗室依然有很大优势。

雍正年间,翻译童试取无定额,皆临期视人数多寡,“恭请钦定”。乾隆十三年(1748年),翻译童试录取始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查应考满洲翻译童生约计八九百名及一千二三百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四五十名或八九十名不等,通计有十一二名取进一名,亦有二十三四名取进一名。蒙古翻译童生约八九十名及一百一二十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八九名或十三四名不等,通计有五六名取进一名,亦有十名取进一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93)。此后,翻译科童试取中率大都以此为标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驻防翻译科后,规定:各省驻防翻译童生,满、蒙进额均五六名取进一名,至多不得过五名。如应试人数在一百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一名,一百三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两名,一百五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三名,即人数再增总不得过八名(《钦定科场条例》卷58)。

翻译乡试取中率,乾隆十三年在统计历科翻译进额时始有记载:应考满洲乡试者约五百余名或六百余名不等,取中举人或四十余名、五十余名不等,通计十名取中一名,亦有十一二名取中一名不等。应考蒙古翻译者,约四十余名或六十余名不等,取中举人或五六名或八九名不等,通计六七名取中一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92)。随着翻译乡试应试人数的减少,乾隆后期取中率有所下降。嘉庆年间宗室翻译乡试,取中率相对较高。道光二十三年,驻防乡试各归本省,对其取中率亦做了规定,每十名取中一名,过半增取一名。

翻译会试取中额,大都视人数多寡而定。乾隆三年(1738年)因取中翻译举人有百余名,才准第二年会试,乾隆四年(1739年)会试取中22人(《钦定科场条例》卷60)。乾隆后期取中率有所变化,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参加会试之人47名,满、蒙共取中4名(《钦定八旗通志》卷103)。宗室翻译会试,嘉庆八年(1803年)首次开科,应试人数仅4名,取中2名。此后取中率有所降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为宗室翻译会试的最后一科,9名取中2名(《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56)。

翻译科举取中者的初仕之路,即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的初次任职,是其步入仕途的重要门径。乾隆时随着应试人数的增加,对此才有了规定。与文科举相比,翻译生员的初仕之路较广,而翻译举人、进士的初仕之路却并不占优势。

乾隆帝曾谈及翻译生员的初仕之路:“而晓习翻译之人,原皆可考取内阁中书及笔帖式、库使等项,亦不必藉乡、会试以为进身之阶。”(《钦定八旗通志》卷101)即翻译生员不通过翻译乡、会试,亦可考取中书、笔帖式、库使等。中书主要负责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等工作,多由举人考授或特赐,允许翻译生员考取,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进身之阶。笔帖式在清代数量极大,主要办理文书及翻译业务,而翻译科举所培养的具有翻译能力的八旗子弟,必然成为笔帖式的重要来源。库使为各部院掌理财帛之人,亦成为翻译生员的进身之阶。至于蒙古生员,与蒙古举人、进士同,皆备理藩院之用。

翻译举人的初仕之路亦多为笔帖式和中书,雍正元年议准:满洲、蒙古、汉军的文举人、翻译举人、贡生、监生、文生员、翻译生员、官学生、义学生等,均属应用笔帖式之人,每遇考试之期,由吏部行文各旗查送造册入场考试。至于中书的选补,翻译举人任用者颇多,各部院笔帖式及文举人、翻译举人出身笔帖式,与本旗贴写中书一同考试补用。蒙古中书以现任蒙古笔帖式,并蒙古文举人、翻译举人出身笔帖式,及闲散文举人、翻译举人内考试补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4)。此外,翻译举人亦可授八旗官学教习。

翻译科举无殿试,会试取中者俱赐进士出身,但没有进入翰林院的机会。乾隆四年,对翻译进士的初仕之路做了规定:“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9),仕途相对狭窄。乾隆五年(1740年)复准,嗣后咸安宫官学翻译教习,照汉教习之例准以翻译归班进士充补。还规定翻译教习三年期满,上等者以主事即用,次者以知县即用。除部属、教习、知县外,还可充任翰詹等小京官。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将翻译进士转入翰詹衙门与文科进士一同升转,并制定九条章程(《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442、卷443),为翻译进士设有专缺,如詹事府满洲右中允、右赞善,但其名额有限。

翻译科举取中者的仕途,包括其仕途升转的时间、难易程度及走向。总体来说,翻译科举取中者在升转时较为迅速,且相对容易,即使是生员、举人也易向上升转,与文科举相比,这种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而作为科举出身最高层次者——翻译进士及文科进士,在仕途升转中皆限制较少,故其在升转的难易程度上相差无几。在仕途走向上,翻译士子中出现了不少服务于八旗驻防及边疆的大臣。

翻译生员可考取中书、笔帖式,虽职位较卑,但升转较易,不数年辄致通显,翻译科举中出现了多位以生员出身升至高官者,如长龄,乾隆年间考取翻译生员,初授工部笔帖式,后累迁陕甘总督、伊犁将军,继又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清史稿》卷367)。而文科生员升转则较难,清代官员出身有正途与异途之分,任官最重正途,凡异途出身皆不得以正印官用,文科生员为异途出身,只有一部分人通过出贡可出任县丞、知县等官职,且不易升转,多终身为杂职,很少有累至高官者。

取中翻译举人的小京官、笔帖式在三五年内,即能陆续升至部郎、主事等官,未仕之翻译举人,可以分班补用。即翻译举人在获得初仕职位后,三五年内便可由七八品升至五六品,可谓迅速。如彰宝初授内阁中书,用五年时间升至五品的江苏淮安海防同知,后升任云贵总督(《清史稿》卷332),从中举人到二品大员仅用24年。而文科举人升转时间较长,有清一代,以文科举人身份累至一品者很少。

翻译进士入仕时间较短,中优等之人即可直接入仕,次者及又次者须候补才可入仕。而候补之人,如充补官学教习者,三年期满,或以主事即用,或以知县即用。入仕之后,用十余年或二十余年时间便可升至高官。如广寿,咸丰九年(1859年)翻译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迁至兵部尚书(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仅用15年即升至一品。文科进士入仕时间亦相对较短,与翻译进士入仕时间没有太大差距。在升转时间上,文科进士与翻译进士也无太大差别。如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文科进士,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授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官至一品,历时16年。

综上可见,文科生员、举人升转较慢,特别是生员,累至高官几乎不可能,只有进士才会有一个不错的上升空间。而翻译生员、举人、进士升转皆易,且较为迅速,仕途升转不受出身影响,以翻译生员身份做到大学士的甚至比以翻译进士身份的还多。这不得不说是给予翻译士子的一种优待,有利于吸收八旗子弟参加翻译科举,并增广其进身之阶。但同时,这种做法不利于翻译士子的上进,易使其满足于生员的科名,不利于翻译科举的长远发展。

(作者:范立彬、王春侠,分别系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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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08日 14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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