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1月7—8日，由教育部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40周年、第九届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暨中国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在培训班上，宝成关、葛荃等资深专家学者就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与研究讲述了自己的经验、心得，受到了与会青年学者的热烈欢迎。因为培训班人数有限，为扩大传播，使更多学子受益，根据杨阳教授的提议，并经各位专家同意，本刊决定刊发讲座内容。按照专家个人意愿，讲座内容或整理修改成为论文，或整理成为笔谈。此处收录的是其中的笔谈。笔谈前两篇主要讨论教学，后三篇主要讨论研究。笔谈中的各篇均由专家本人审定，内容并非当时讲座的简单记录和精简，而是有进一步的梳理和阐发。
正文
我是个教书的，讲了30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这里与诸位分享的是“变深邃枯燥为有趣儿：体味古代政治思想的讲授技巧”，纯粹经验之谈。我是1984年12月13号硕士毕业到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报到当老师的，1985年开始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多年来，积累了一些经验，汇报如下。
怎样才能把古代政治思想史讲好？我想有两个必要的前提。
第一是科研带动，化繁为简，要能从教材、书本中走出来。这就是说，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讲授者必须对这门学科的知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然后才能够对这些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历代政治思潮和学派等内容做到概括提炼，深入浅出。中国政治思想史内容丰富，按部就班地讲授，所需课时太多，按照现在高校的课时规定，根本不可能完成。唯有化繁为简，把握重点要点，从教材中走出来，才能做到举重若轻。
概括提炼的过程必须要以学术研究为根基，就是通过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专题研究，以积累相关资讯，对这一学科的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剖析和认知。讲授的时候，便能提纲挈领，有所轻重缓急。以我的经验看，如果这门课程每周三课时，可以讲授两学期，即一个学年。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我想其实不用一句话，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内圣外王。这四个字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所在。从“内圣外王”之中，可以展开一部丰厚的政治思想史，其中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内圣”是孔儒一脉道德哲学、政治伦理思想的浓缩，包括儒家设计的生涯规划和社会价值观。“外王”则是儒家政治哲学和政治设计、政治理想的凝聚，把握“外王”就找准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对于“内圣外王”的概括和解读，便是对传统政治的超越性领悟。我的意思是说，由科研引领，使教书人对中国政治思想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然后将研究的感悟、心得与教材上的知识相融合，将古人的政治思想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全部转换成讲授者自身的理解，形成教师自己的认知，这时，讲授课程便能达到相对自由。讲课便能顺手拈来，纵横捭阖，以至于趣味横生。以科研引领，进行融会贯通，以教材为据又走出书本，切切不能照本宣科，否则必然捉襟见肘。
第二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思想文化研究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特点需要特别关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问题是，从先秦到后世，很多思想和观念是一再重复的。譬如重民，先秦儒家大讲特讲，后世继承这一理念，不断重复，讲论的重民思想内容或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以贯之的。如若在课堂上，一再重复同一个话题，讲授者啰嗦，听讲者疲惫，毫无兴趣，教学效果也很差。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传授知识的时候，就需要一点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艺术家的。艺术家的想象力没边没沿儿，没有边界和逻辑。我说的这个想象力是英国历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提出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不应是富有想象力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想象是他最必需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想象与小说家的想象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历史学家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历史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我理解，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是有定位、有依据的想象。比如我研究东林党，熟读东林党人文集，除了文章、奏折而外，更关注他们的讲语、序、行状等，其中书信、家书尤为重要。通过这类具有一定私人性的文件，对于东林党人的心态、秉性、情感会有更为真切的了解和感受，可以想象其人其时的处境、思虑和心路历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再去体味其人的重民思想，概括其思想的特点，就能比较形象和深入理解其与先秦时期儒家重民思想的差别。在课堂上将这样的解读展示出来，对于听讲者来说，感受便会不一样。基本能做到将相对枯燥—啰嗦的思想理论变得颇有兴味。
综上，我个人的体验是讲好课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科研带动化繁为简，要能从教科书的知识系统中走出来；另一个是需要一种想象力。
下面具体阐释，举例说明，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化繁为简。讲授传统政治思想肯定涉及到孔子的思想，这是研读中国政治思想史必然作为重点来讲授的。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除了《左传》中的零星记述，主要是《论语》。《论语》这部著作是孔门弟子的课堂笔记凑起来的，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孔子的活动和行为。另外，关于孔子的研究文章太多了，迄今出版的所有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教材中也都会讲到孔子的思想，真可谓议论纷纷，何其庞杂。那么，在有限的授课时间里，怎样才能给学生讲清楚，这就需要在纷杂的思想现象中，概括并梳理出孔子思想的核心内涵。以我的教学经验，孔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有道—无道”“礼”“仁”。“有道—无道”是孔子提出礼、仁思想的时代背景，也是他的政治理想。孔子生逢乱世，他的政治诉求就是变“无道”为“有道”，在春秋乱世重构以西周为样本的政治秩序。“礼”是实现这一政治诉求的根本路径，其本质是身份等级原则。与其相对应的是一套礼仪制度。“仁”是与礼相配备的道德境界。内涵有二：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爱人有积极或消极两种形式，这就是“忠恕之道”。六个字的概括，提纲挈领，在讲授过程中再辅以事例，就把问题讲活了。学生好记，逻辑顺畅，也便于展开。
再如墨家，先秦儒道墨法四大家之一，属于必讲的内容。学界通常认为墨家有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如果给学生逐一讲述十大主张，一是课时不够，二是没完没了的，听者会甚感疲劳。我的经验是要把握重点，学生自学其他。我一般先介绍墨家学派的基本情况，墨家是最早的民间结社，有首领，有法规，墨者能文能武，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匡扶正义，扶助弱小。然后，将十大主张分为几个部分，天志、明鬼、非命是宇宙观，节用、节葬、非乐是节俭思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是其政治主张。当然宇宙观和节俭思想也有相应的政治内涵，但相较而言，尚同和兼爱则是墨家政治思想的重点。宇宙观和节俭思想部分可以一笔带过，尚同和兼爱则详细解说。兼爱是墨子的社会理想，是政治伦理道德的理想化体现。尚同则是墨家学派政治思想的核心。墨子提出的“自下而上，层级尚同”是关于中央集权政体的表述，这也是先秦诸子中为数甚少的政体思想之一。这样的概括便于学生掌握重点，把握其间的逻辑关系。学生也方便理解和记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内容繁复，现在高校的很多课程就是36课时，课堂讲授不可能面面俱到，便需要区分轻重，有所拣择。例如，据我了解，很多高校讲授政治思想史都不讲玄学。玄学政治思想相对抽象些，学生理解有难度。然而，就传统政治思想整体看，在认知层面上，玄学思潮是传统政治思想本体论突破的一个尝试，虽然没有达成，但其确实是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思潮，不应排除。我的经验是，讲玄学先破题，介绍一下何为玄学。然后介绍玄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随即举出玄学讨论的主题：本末有无。这一主题还原到政治上，就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名教”指的是当下的现行礼法制度，“自然”则是理论上的万物本原。玄学思潮讨论的主题就是此二者的关系，然后顺序讲解玄学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贵无派”“竹林派”和“祟有派”。“贵无派”的思想主旨“名教本于自然”；“竹林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祟有派”不赞同超越名教，提出“名教即自然”。玄学思潮的主题是为现行礼法制度作合法性论证，辨析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理论上涉及到“本体论”认知，然而讨论的结论却是“名教即自然”——存在即合理。讨论最终回归到本土，坠落到帝王的殿堂。故而有研究者认为，玄学思潮的本体论突破没有完成，这一认知上的突破最后是由宋代理学实现的。这样讲述，把看似繁复深奥的政治思潮梳理出一个点，贯穿一条逻辑主线，把复杂问题简约化，便于学生能听懂，容易理解。同时还可以给学生推荐两本魏晋玄学的著作，如汤一介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余敦康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方志出版社，2007年），请同学们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开阔视野，提升水平。
概括一下，所谓“化繁为简”，是说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授课老师，面对的是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教育，授课对象不同于研究生。研究生以专题研究为主，授课与读书相结合，对知识的学习有一定的约束。本科生则不然。除了少数准备报考硕士生的，大部分学生就是拿学分，拿完学分就毕业找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讲授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时候，必须对要讲的内容有概括提炼，逻辑清晰，学生才能听得进去。譬如孔子“仁”的思想是个“面面观”，《论语》有关记述很多。逐条介绍，听者就会有点儿混乱。我采纳前人的说法，归为两条：一是克己复礼；二是爱人。孔子的学生都知道仁是最高德目，纷纷问老师什么是仁，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的回答则根据提问学生的特点和弱点，因材施教。唯有回答颜回的最准确：“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具体的做法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是孔子最为器重的学生之一，是安贫乐道的典型。孔子的回答当是仁德的正解。关于仁者爱人，《论语》有几处记述。爱人的具体解读就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超越性的泛爱，体现了孔子协调“人我关系”的基本理念。这样一讲，听者便能把握重点，容易理解了。
第二方面是要形象有趣。学习传统政治思想肯定会涉及古文，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一般不要求他们读古文，而是通过课堂教学，引起他们对古文甚或传统文化的兴趣，则能事半功倍。
思想史讲授是有些枯燥的，为此就要把课程讲得有趣味。譬如讲孔子，我一般不是简单介绍其生卒年、籍贯、经历和著述，而是介绍孔子是个教书的，一生办过三件大事。
一是创办私学。孔子之前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研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曾短期为官，终不得意，遂开门办学。学界一说最早办私学的是鬼谷子，难以确认。孔子办学，面向平民，“有教无类”，实行免费教育。“束脩”是学生拜见老师的见面礼而已。以后私学发展，及至汉代官学、私学全面建成，延至唐代，书院兴起。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也有官办的，但以私人兴办为主，在君主政治时代具有一定的自由讲学之风。自由研习则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故而有宋代理学的形成。这样一讲，话题扩展开来，引发学生视野的开阔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二是整理教材。孔子教书是有教学大纲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有大纲当然也就需要教材。一说孔子修订六经，这个观点在学界有争议，但将六经用于教学，作学生的必读书，应该是事实。如《论语》载：“（孔）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另外，孔子读《易》，整理《诗经》、修订《春秋》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修订教材，将古代的典籍普及化、平民化，拯救上古文脉传承于水火之中。
先秦百家争鸣，思想巨人辈出，各诸侯国几乎均有编年史，典籍可谓丰富。然而，逃脱了战乱摧毁的先秦典籍遭遇了两场大火，以致损毁殆尽。第一把大火是秦始皇焚书。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颁布“焚书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致使诸子百家只存法家，以及医书、占卜用书和农业书籍等，其他百家之学并民间藏书销毁一空。第二把火是项羽放的。秦末农民战争中，项羽和刘邦是战到最后的两大势力。刘邦最先攻入咸阳，他本身没什么文化，手下最有文化的两位：一是张良；再一位是萧何。刘邦畏惧项羽，没敢在咸阳驻守，遂“还军灞上”，即退守今西安市东面，撤出之前，萧何将宫内收藏的土地账册户籍等收走。其他典藏则弃而不顾。项羽随后进入咸阳，“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
秦始皇焚书使民间藏书殆尽，国家图书馆档案馆里丰富的藏书则让项羽一把火烧了，以至于天下无书可读。到了西汉初年，进行政策调整，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令”，即诏令废除秦朝苛法“挟书令”，允许民间自由藏书和讲论《诗》《书》等诸子之学，为文化教育的恢复撤除了障碍。这时有位伏生，已然耄耋之年。少年研习《尚书》，多能记诵，如今90余岁记忆力未减，遂将《尚书》逐篇背诵，记录下来，即为传诵至今的《今文尚书》。由于孔子编教材，将经典普及到民间，虽然历经多年战乱，特别是两场大火，尚能保存先秦文化传承之一脉，功劳莫大焉。
三是创立学派。这个问题可以平铺直叙，这里不赘述。
三件大事概括孔子的一生功绩，必然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再讲述孔子的思想，便能顺水行舟，畅通无碍。
有些理论问题，如果仅仅是单纯的理论分析，学生未必能听得进去。如果将之趣味化，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譬如讲到孔子政治思想的定位，认为他是一个尊君论者。但《论语》里面没有孔子关于尊君的明确记述，只有关于身份等级的观念论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作为儒家典籍的《礼记》有三处记述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具体表述有不同，但思想的表述确定无疑。另外，孟子也明确说过：“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还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表明了孔子做官心态之迫切。孔子的尊君立场还表现在行为上。他提出以身份等级原则作为基本政治原则，在行为上能以身作则、严格践行。据《论语》载：“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其时孔子位居中大夫，在朝堂上，他对下大夫说话从容坦然，对上大夫则谦和恭敬。如果君主在场，就表现得谨小慎微、恭敬不安，举动忐忑、犹豫，以示谦恭。这样，从思想到行为，诠释了孔子的尊君立场，其政治思想的定性就比较容易被听众接受了。
再如讲到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游说齐宣王，推行仁政，实行“制民以恒产”政策。孟子认为，推行仁政很容易啊，就是由内及外，请君主将其固有的善心扩展为仁心―仁政，就是把善心外化变成政策就行了。齐宣王有些畏难，孟子批评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所谓“不为”与“不能”的区别。齐宣王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辨析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的意思是，由内及外，将善心转化为仁政，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是“超人”，所以不能。实施“制民以恒产”不过是“为长者折枝”，折枝就是鞠躬，人人都能做到，举手之劳耳。在作解说时，加入一点儿肢体语言，便更为形象。总之，能把相对枯燥的政治思想史讲得形象生动，必然会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方面最为关键，就是要有理论。实际上，多年的讲课经验让我关注到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学生对于本科期间收获的知识和理念是抱有期望的，一堂充实的授课能给予他们有用的知识、理念和价值观，学生会印象深刻，受到某些启发而记忆终身。当然，听众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学生志不在此，但也确有人具备向学之心，关键是老师能不能给他们引好路。同时，就是那些对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兴趣的听者，通过引人入胜的精彩讲授，或许能引导他们产生兴趣。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潜能，成功与合理的教育就是把每个人的潜能激发出来。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要引导学生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因而政治思想的讲授不只是传承知识，而是引导学生了解古人的思想，探析他们的思考，然后激发自己的思考。实现这样的目标，授课老师就要有思想、有思考、有理论。
例如孟子的仁政思想——“明君制民之产”，一般的评价是认为这个思想体现了孟子对农民的关心、爱护，是儒家学派仁德思想的政策体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稳定等。用历史唯物论分析，认为孟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仁政思想具有进步意义。这种分析显然偏重于政治道德和政治理想层面。
如果进一步解读，孟子的仁政思想实际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永恒性”的问题，就是土地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到了近代以后才得以解决。为此可以作三层解读。首先，仁政思想的内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孟子的主张是通过政策以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有效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已经证明了，农民与土地的有效结合就是治世，否则，农民与土地脱离的结果便是衰败和战乱。当然这里有因果关系，战乱、政治黑暗、腐败，以及统治者的过度盘剥、压榨，导致农民离开土地，流离失所，最终会引发全国范围的战乱、动荡，以致一代王朝的覆灭。在战乱废墟上建立的新王朝，往往会恢复、重建、实行有效政策，重新使农民回归土地，恢复和维系简单再生产的循环，社会趋向稳定，在历史上往往会成就一代“治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这个问题延伸到整个古代中国，一直到近代中国“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仍然是要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显而易见，孟子的思想涉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历史合理性。
其次，进一步分析，孟子为什么要提出仁政思想？当然这是为统治者献计献策而提出的重要施政原则。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里提出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也是十分深刻的。“恒心”可以解读为政治认同，士人读书明理，虽然没有“恒产”，却也能产生政治认同，拥戴君主。普通百姓则不然，他们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就是说民众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才会对统治者形成政治认同与拥戴。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否则便不会遵纪守法，“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提出了关乎政治认同和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就是一般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一个国家维系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重要条件。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当然不具有现代知识，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真理性。因为时至今日，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学科，更是一个政治—政策问题。
最后，指明孟子仁政思想的政治实质。孟子游说君主为的是实现其理想政治，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要统一天下。孟子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实行仁政，制民以恒产，为的是“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使民能安分守己，服从统治。这样的政策正是统治者统一天下的良策，“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仁政思想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君主政治时代，实施仁政，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当然好于苛政、暴政。但是，孟子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统治者，这一点需要讲清楚，政治性质不能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