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实现乡村振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对当前寿光、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工作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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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国务院近年工作的重心之一。其实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的破败和衰落始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以及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点在于传统中国近三千年的社会一直是农业为主、农民与地主为主体的社会,而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社会则是工商业为主、资本家与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形态。而工商业为主之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生产力形态和生产关系样态,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生产状况和人际关系。这具体讲来可以分成内外两方面:就外在来说,是西方近现代文明尤其是工业生产和城市文明形态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新形式、新中心,造成了原来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衰落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彻底转移。当然,中国从唐代以来,以宋代、明代为高峰,已经开始形成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但这种形态是和乡村能够进行良好互动的,而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式的城乡关系则打破了传统中国的这种城乡互动,尤其是具有人员流动性的良性城乡关系,而使得城市对农村形成了一种虹吸甚至吸血的效应。由此,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农村都破败起来。就内部来说,则是农村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样态等都因为自身的去中心化和边缘化乃至破败化而产生了彻底的变化。以人际关系而言,传统中国的伦理为本位的乡村形态渐渐变得以个体为中心,甚至以冷冰冰的利益为中心;以生产方式而言,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即以个体乃至小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形态难以再创造实现富裕的经济效益,或者说必须采取新的生产方式才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效率,进而产生足够的利益,否则就只能在贫困线左右的低水平进行生活生产。

可见,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始终面临两个方面的建设问题,或者说乡村振兴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乡村必须更新自己的生产方式,让自己的生产效率、生产利益等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乡村的文化样态及人际关系仍要适度维持传统的伦理本位的人情社会,尽量免遭现代工商业原子式个人中心主义的影响。为了挽救乡村的破败状况、扭转乡村衰败的趋势,近现代的中国从政治势力到知识分子乃至乡土中的有识之士,都进行了诸多努力。梁漱溟、晏阳初等在民国时期进行的乡村建设、平民运动等,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进行下乡的一种乡村改造运动。他们的优点是参与的知识分子和乡绅等人士参与热情很高,并也得到政府的适度支持。但正如梁漱溟所讲的,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们在动,而真正应当动起来的乡村不动;换句话说,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体,是没有被鼓励着动起来的,他们自身挽救乡村状况和改变自身生活的积极性非常不足。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进行了一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运动,而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同样是无法真正令农民自身动起来。当然,这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在于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政府人士向和相关人士动机不纯,从中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事情很多,结果不仅没有拯救乡村,反而让乡村变得更加污染。在当时,真正能够让乡村尤其是农民动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因为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中接受了教育,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因此他们发现土地问题乃是农村问题的根本,而历代中国的农民运动大都以均田为根本追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作为拯救乡村、让乡村自我改革的基本方式,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即虽然有文字普及、消除文盲等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但整体上来说对农民的传统伦理、人情风俗保护不足,甚至因为过度号召人与人之间的革命性而伤害了传统中国的乡村伦理。

因此,我们当下进行乡村振兴运动,一方面要重视经济方面的问题,真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否则无法让农民真正动起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生产关系特别是乡村文化、人际关系的问题。只有这样,农村才能一方面具有活泼泼的生产力,从而有足够的经济效益产出,吸引更多人留到乡村甚至回到乡村、来到乡村;另一方面才能让乡村的人际关系冷漠等在传统文化的伦理人情味中得到拯救,使农民摆脱冷冰冰的利益社会而形成具有人情味儿的中国乡村状态。正是在这种认识与思考下下,笔者在山东挂职期间到寿光和青州的诸多乡村进行了考察调研,了解了当地的乡村振兴情况,尤其是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工作所产生的诸多作用。当然,这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人情社会的重建上,但是颇为有趣的是,对人情社会的重建也会带来溢出性的效应及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关系的和谐、稳定。

就笔者在寿光和青州的调研情况来说,他们通过各自的方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入手,为乡村振兴作出了很多贡献。

寿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模式是一种由上自下、多点开花、普惠度更广泛的模式。寿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主要是由寿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席王茂兴先生推动的,王茂兴曾任寿光市政协主席,退休后在关工委工作,因其个人既对寿光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同时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热心,从而认为两者的结合可以带来双赢的结果,因此他利用自身多年的各种资源,在寿光自上而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民、利寿光的行动。在他的领导下,寿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婚姻调解。王茂兴主席发现,寿光因为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其县乡村出现了某种城市病——离婚率偏高的问题。为此,王茂兴主席带领他的一批义工团队在寿光市民政局离婚处安排了婚姻调解的工作。由寿光市的数百位义工组成了十余个团队,每天在民政局离婚处进行调解,即每对想要离婚的夫妻,要求他们在离婚前先要到婚姻调解处接受调解。调解工作的是由寿光市的诸位义工组成,他们会通过传统文化的夫妻之道、父子母子之道等,给要离婚的人讲解家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夫妻之间关系的来之不易以及亲子关系的重要影响等,从而达到一定程度上缓和夫妻矛盾进而让夫妻暂缓离婚,从而能进入一定程度的冷静期,乃至让家庭回归于平和的状态。尽管目前的劝和成功率只能达到三到四成,但事实上已经让寿光连续增长的离婚率开始进入了平稳期,甚至这两年开始出现了回落,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这样一种模式显然是只有借助自上而下的力量才可能推动的,否则是难以进入民政系统而发生普遍作用。

(2)幸福餐厅等。以王茂兴主席为中心力量的团队,借助诸多的行政资源,在寿光的很多乡镇、街道和村落开展了饺子宴、生日宴、幸福餐厅等活动。所谓饺子宴、生日宴、幸福餐厅,是以幸福餐厅为主体而共同构建的一种帮扶老年人、让老年人吃好饭甚至具有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活动。幸福餐厅是王茂兴主席等借鉴雨花斋的工作模式,在一些街道、乡镇进行的农村养老模式的一种探索。他们发现,农村老人养老最关键的问题是每天的吃饭问题,因为他们的儿孙即使在寿光本地工作,也会有中午不在家的情况,这样老年人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他们生活的最大难题。为此,他们开设了幸福餐厅。即由个体每顿饭拿出一二元,由村、街道等每顿拿出更多的部分,保证每个村民至少中午能吃上一顿成本在十元左右的饭菜,要求至少是一荤一素甚至两素一荤,然后有主食和汤。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进行了饺子宴和生日宴的设置。饺子宴即在每月拿出一天为老人包饺子、吃饺子。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吃饺子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所以通过饺子宴可以让老年人感受幸福感。生日宴则是为80岁以上的老人,当他们生日的时候,为他们改善伙食,尤其提供生日蛋糕,这样就让老年人有了更强烈的幸福感。通过幸福餐厅、饺子宴、生日宴,农村的老年人得到了老有所安老有所养的幸福感,尤其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老年人之间多年可能的积怨,通过晚年的共同生活、共同养老得到了解决,从而让村子中很多陈年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大大改进了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促进了村委、乡镇工作的推进,这是意想不到的成果。当然,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为中国农民的养老问题,探索了一种个人和集体互动的良好路径。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如上所述,因为由王茂兴主席所领导的团队得到了寿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在市委市政府南边的寿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专门开辟了办公和教学的基地,从而为他们的老年大学、传统文化人才培养、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等开辟了丰富的空间,让他们有了日常的活动基地。借助这一活动基地,寿光的传统文化教育有了一个中心地点,从而借助这个中心地点培养更多的具有一定素质的义工团队,并为散落在当地各个书院、乡镇、街道、村落的传统文化培训点进行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王茂兴主席的团队也经常在寿光市委党校和寿光农村干部学院举行大型的乡镇机关干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活动,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推入到了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等寿光的诸多领域,这就带动了更多的干部群众加入其中,并获得了丰厚的难以预想的效果。如有更多的寿光的基层村委开始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而这就让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孝亲敬老、和谐和睦作用,在寿光更多的乡村中开展出来。

青州的模式与寿光不同,它是由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赵法生研究员作为当地杰出人士号召一大批民间志愿者共同推动,依靠民间力量和得到村委支持为主的乡村振兴和传统文化复兴尝试。赵法生研究员认为,儒学复兴有学术理论实践落实两个层面,两者都很重要。尤其是有鉴于传统中国人以“家”为中心的宗法社会解体后,新型可以安顿民众身心、生命的社会自组织形式尚未形成,所以他在青州进行了乡村儒学的一系列工作,尝试以儒学为原点,为生活在乡村的人重新建立一种美好的公共生活。有别于寿光自上而上的普及面更广的形态,青州的模式是以几个具体村落的乡村儒学讲堂工作和县中心的松林书院儒学普及工作展开的。因此他们的模式是由一批具有极强责任心和极大爱心的义工,每周定期到乡村儒学讲堂去进行义务服务工作,同时在县中心的松林书院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这两种工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我对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以另一种模式进行相应讨论。

(1)关于儿童。青州的乡村儒学一方面针对乡村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也针对县中心希望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儿童。这些孩子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带领下,到乡村儒学讲堂或松林书院来学习相关课程。课程一般包含经典诵读、德音雅乐以及一些身体锻炼和布置回家孝敬父母的实践活动等,如学习《弟子规》《孝经》《论语》《孟子》等经典,学唱《游子吟》等诗歌,让儿童回家后参与家务乃至为父母洗脚等,从而让儿童对中华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接受到其中精华的部分,并真切改变他们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

(2)关于中年。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来乡村儒学讲堂和松林书院接受教育的儿童的父母,因为他们有兴趣、有意识想让孩子学习传统文化,则他们自己也希望在其中受益。为此,赵法生研究员和他的义工团队,开发了一批针对中年的学习课程,既包括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如《弟子规》《孝经》《了凡四训》等,也包括儿童教育方法、儿童心理改善等课程;另外,他们还专门开始了中年人交流的空间,让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家庭困难、教育经验等。应当说,这部分工作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效果,因为中年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其实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状态特别需要被关怀、被辅导,而当前社会恰缺乏这方面的相关工作。而青州乡村儒学利用中年送孩子来学习的时间,对他们也进行相应的教育、抚慰工作,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也让诸多参与者和家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

(3)关于老年。这部分内容主要针对乡村的留守老人,因为生活在县城的老年人一般还具有过得去的生活状态,而乡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状态其实颇堪忧。为此,赵法生研究员和他的义工团队,每周到乡村儒学讲堂组织乡村老人来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实际上是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为老人们构建一种公共生活空间,从而让他们能更好地互相交流,以缓解他们的孤独;同时义工团队会倾听老人们生活中的困苦并对他们进行开导和一些问题的帮助解决,另外义工团队中也有一些中医保健医生,他们会为乡村老人解决身体上的一些痛苦。另外,赵法生研究员目前也在尝试开展一些乡村老人养老的实践尝试,但目前情况还不太成熟。

笔者通过在寿光和青州进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的调研,发现相对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其中的传统文化复兴来说,寿光和青州的相关工作有三点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乡村重建的推动主体问题。虽然寿光和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中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形态,但即便是自上而下的形态也是由乡村干部推动的,他们对乡村情况及民众需求的了解程度要远远高于梁漱溟、晏阳初等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曾说,他在搞乡村运动之前,跟农村没有关系,因此,他对乡村农民的痛痒问题其实没有最真切的了解。而青州、寿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都是由乡村中的干部群众以及来源于乡村的县级文化人士推动的。因此他们所进行的诸多传统文化和乡村振兴结合的活动内容,都能直切当地农民的切身需要和心中所想,所以确实能够深入地对农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振兴有实质性帮助。

其次,乡村重建中的空间问题。梁漱溟、晏阳初等所从事的乡村重建运动一方面试图和民国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尤其希冀知识分子下乡所带来的中立性,从而让乡村重建运动保持一定的中立性、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需要民国政府给予必要乃至充分的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支持,从而让乡村的经济状况得以振兴。这其间的巨大张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乡村重建运动推动难以进行。而在寿光、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样态所带来的差异性张力以及对此问题的更丰富理解。(1)虽然如寿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模式和寿光市委市政府有很多关联,但因为其从事最基层工作的主体还是以中小学教师等民间义工为主要构成的,因此其所以其展开工作的很多形态还是具有一定中立性的,也就是可以对民众有真实的、中立的而不是单纯出于宣传等目的的切实帮助的。(2)青州的情况则几乎是由县城义工和乡村农民为主体进行的,其中立性较之寿光更强。当然,青州的这种中立性并不是彻底的独立性,而是和当地村委有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能够获得乡村空间支持的。可见,追求彻底的中立性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是应当在张力性中寻求对农民最有益的互动状态和适宜当地的工作方法。

最后,如前所述,梁漱溟所担忧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乡村的主动性问题,也就是农民的积极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寿光还是青州来说,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即农民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后,都开始具有自发、自主的动的倾向,他们的积极性正在日益高涨。而因为上述寿光、青州的两种形式有所不同,他们的具体情况也有一定差异。因为青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的中立性更强,所以义工和村民的互动性更强,当然由于这种中立性造成他们的普惠面会比较小,但的确相关工作的互动性、村民受益的深入性要更加丰厚一些,几个村子的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大部分被调动起来。寿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在互动深入性和农民主动性上相对青州要弱一些,但是因为其自上而下的力量更强,因此普惠面较之青州要覆盖的广泛很多,所以它事实上让更多的农民,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动力,但也开始在农民中种下改变乡村的种子,从而让更多的人受益。尤其是寿光日益制度化的幸福餐厅、饺子宴、生日宴等,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同时,也构建了农民的公共空间,从而一定程度上使村里的一些陈年问题得到了缓解,客观上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和谐和村子的稳定,因此更多村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已经开始被调动起来。

当然,寿光和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和深入思考:(1)未来乡村振兴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能否形成更加完善而持久的民间力量和政府互动支撑的结构:一方面,民间力量能否得到更多经济资助和相关支持,以及自身内部的组织结构能够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政府能否持续给予民间力量一定空间,并与之进行良性互动?(2)未来乡村振兴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能否和学术界深刻互动,实现良性的梁漱溟意义的“知识分子下乡”?尤其重要的是,学术界能否为民间、乡村提供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与意义理论?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应当起到正视听的作用,比如在目前乡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中,一些参与者因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刻尤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没有了解,所以还拿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如男尊女卑等)来进行工作,这虽然起到了一些短时效果,但长久看来,将造成很大伤害;二是学术界应当为民众真正提供可以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新理论,即为普罗大众提供令他们能身心安宁的“信仰”理论,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少的。(3)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在寿光还是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中,女性的参与积极性和人数要远远超过男性。其中原因不仅是男性外出打工的因素,也有中老年男性恰恰缺乏公共性生活追求的因素,因此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中能否吸引到更多男性参加,以及男性能否通过其深入参与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的积极因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4)这是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持久性的真正问题——当乡村儿童成长后乃至走出乡村后,他们是否能参与并逐渐予以反哺?从而为乡村的持久振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的长期展开带来无穷的动力,而这就不仅需要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工作,更需要乡村振兴的经济发展等方面予以配合。

总之,寿光和青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在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展开着,它们不仅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文化上的改变力量,而且浸润所及,带动了乡村的人际关系和谐、乡村管理的有效乃至乡村经济的发展。这提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样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的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一些工作应当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既需要现实参与者自身不断进行反省,更需要学术界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水平上的提升、观念理论上的更新乃至更多外来资源的引入,只有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工作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加持久并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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