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大学“扩招”:失败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1 次 更新时间:2007-06-26 08: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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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1999 年推出的大学扩招政策,使中国的大学们承载起了协助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光荣任务”,在近现代大学史上,破天荒,这还是第一次。如今,这个政策推行已经8年了,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学在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师资条件下不停地增加学生人数,不惜因为数量而牺牲质量;是高校进行了一场不顾一切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是学费的疯狂上涨,是千百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上学难、就业难。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这些无动于衷的人的眼前,不过,照目前的情势看,即便我们“有动于衷”,恐怕也是无可奈何。

  

  一、贫困学生“入学难”

  

  大学扩招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提升全民素质的效用,应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其结果却使人感到忧心忡忡,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扩招后学费高得离谱,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已经是人们极其关注而教育部门无法回避的事实。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我国高校生年人均学费从800元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达到6000元左右;住宿费则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也就是说,4年的大学生活,家长需要支付孩子的学费4万元以上。而国民人均收入在1995年至今的10年间增长不过4倍。

  有人算过一笔帐,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也就是说,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按最低水平计算),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据报载,成都附近一小小县级市德阳,就有20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面临弃学的痛苦抉择。

  尽管学费增长势头如此之猛,但仍不能令大学教育的垄断者们满意,各种乱收费仍然曾出不穷。去年3月29日,审计署公布了对18所中央部门直属高校的审计结果,这些以北大、清华、复旦领衔的名牌大学,虽然每年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拨款,但仍对学生乱收费。仅2003年一年,即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收取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并收取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68亿元 。

  于是,高校收费也就和住房、医疗一起,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今中国普通民众难以攀越的新“三座大山”了。要说今日中国的大学有什么特色,我看,敢于向穷得叮当响的家庭收取高额学费,就是它的特色,其他的都谈不上。不知今日主管教育的官员如何向历史交代?不知数十年以后的国人怎样看今天的我们?难道那时候的人疯了,光上学、不吃饭了?

  中国的制度和法律严重缺失,宪法常常变成一纸空文,公民众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大学从政府那里拿了纳税人的钱,可以不对纳税人负责,也没有想到应该负这个责,反过来接着对纳税人收取高费,已经令众多的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一家人起早贪黑的付辛苦,就是为了孩子能上个大学,其所得被学校几乎搜刮殆尽,天理何在呢?对于有的家庭来说,上大学之难,难于上青天。否则,每年都有人为此而走上自杀绝路的惨事就不会发生了。

  实际上,社会上几乎没有人真的反对大学收费,多数家庭对这种不正常的收费行为予以配合,默默承受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抬高收费标准。中国的纳税人本来就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纳税人,因为他们不仅承担着养活一个超大政府所需的所有税负,而且还要养活着一个执政党、数个民主党派,工青妇等机关团体等等,现在又加上了一道大学收费的锁链,难怪有人说,中国的纳税人是世界上负担最终的人群。

  衡量一个社会公正化的程度,关键是看它对穷人及弱势群体的态度,大学扩招不仅没有任何倾向穷人的表示,反而极大地加重了社会的不公正,还人为地扩大了阶层鸿沟和城乡差异,充当了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使我们这个原本就高度等级化和世袭化的社会变得更加畸形。这样的社会终将发生什么,谁的心里都清楚。

  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美国上大学也收费,而且费用昂贵,但我们似乎并不想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联邦政府每年给大学生的财政资助达12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GDP的8.6%。这笔钱中,有近815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66亿多来自州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资助学生奖学金为主,基本不对大学进行常规的行政拨款,主要给大学拨款的是州政府。而州立大学的学费很低,平均学费为5400美元,其中有59%的学生接受了平均每人4600美元的奖学金,几乎顶了学费。另外,有51%的学生接受了平均每人5800美元的学生贷款,总体算来,有76%的学生接受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资助,总额达到平均每人8700美元。穷学生进了大学,不仅学费全免,还可以领到优厚的生活费,可以专心学业。私立高等教育虽然价格很高,但有联邦低息贷款和联邦补助的勤工俭学(政府补贴工资),还有大量的奖学金(个人捐助加政府投入)。

  不久前,教育部的官员称,北大、清华是名牌校,向社会提供的是稀缺的优质教育,就像名牌服装,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的。言下之意,上中国的一流大学如同高消费,没有穷人的份儿。穷人上不起好大学,在我们这里不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宣布免去家庭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学生的学费。如果学生家庭收入达到6万美元,也只负担全部学费的十分之一,也就是33000美元。而这还只是学校单方面免除的学费,许多贫困生,还可以接受大量来自于校内外的奖学金,甚至基本不花钱就能完成四年的“精英教育”。要知道,美国平均家庭收入也不过5万美元上下,只要家庭收入稍低于这条线,上一流大学的学费就全免了。在美国几个顶尖名牌大学上学的中国学生心里都明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不用缴纳学费,学校还给他们全额生活费,一年下来,费用可达4万美元以上。耶鲁大学校长不久前还特地告诉中国学生,被耶鲁录取,不必担心没有钱,“我们会帮助你们解决”。

  还有人拿最能引起中国人自豪感的印度相比,可是,中国、印度大学教育的最大的不同点,正是在大学教育上。中国的大学收费越来越高,印度的大学则被称为“,穷人的俱乐部”——学费杯冻结了50年,维持在180卢比不变,也就是4美元多一点的水平,相当于人民币,也就是40多块钱吧。即使是印度最穷的人,也上得起。此外,印度的大学生还可以享受各种福利补贴,在房租、火车飞机票甚至汽车月票上都享受优惠 ,算总账的话已大大超过学费支付。上大学对于穷人来说,就像去拿生活补贴。事实证明,印度以比中国少得多的投入,破落得多的学校,低到了零以下的学费,平等得多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不比中国差,这一点已经被毕业后在美国求职的印度学生所一再证实。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至少已经说明了,印度的大学教育比中国更有效、更成功。

  还有人以助学贷款为由为大学高收费辩护,可这些人是否知道助学贷款运行的真实情况?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我们的贷款是商业银行运作的,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非道德因素不为也,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我们在扩招时为什么不能免除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费?为什么不能给中低收手家庭的学生以必要的财政资助?为什么不能给学生提供相对优厚的奖学金?为什么不能给学生提供无息和或低息的代款?是做不到吗?不,是不想做。个别学校,如北大,一年学费已经涨到了25000元的水平,100个学生就是250万。学校雇4个教授,平均年薪10万(现在中国内地的教授一般还到不了这个水平)也就消耗40万,剩下的200多万是怎么花的?数年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只顾大兴土木,建设超豪华的教学大楼和美丽无比的校园,或者引进“高级人才”,对学生本身的投资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不说政府资助,就是靠学生交的高额费用也可以多少改善学生的境况,可学校为他们做过什么吗?那跟美国、印度的大学还比什么?有可比性吗?

  用学费把学生挡在大学门外不仅道理上讲不通,经济上也很不合算。这些原本能够在未来20年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人就因为差几个钱而永远停留在社会的底层无法翻身,他们本来可以成为社会上最具有实力的消费者,可以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可以为国家交纳更多的税金。他们在未来将会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把当初社会投资在他们身上的钱反馈给社会。可是像现在这样,他们反倒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救助者,这是一个各方皆输的结局,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二、应届毕业生“就业难”

  

  就业,是大学扩招后民众遭遇的第二难。如今每年都有四、五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涌进人才招聘市场,这个庞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严峻的就业问题。2002年的深圳招聘会上,曾出现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66.1%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人民币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低水准,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结论是“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部分毕业生的起点工资竟然降到了民工价,仍然是一职难求。面对这种人心慌乱的局面,人们正在从各个角度反思,延续了将近9年的大学扩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由于就业很难,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出现了“啃老族”和“校漂”现象,前者指没有就业能力,依靠父母过活的年轻人;后者指活动在校园内,居住在校外的出租屋,考不上研究生又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根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10所重点和普通高校110个毕业班所作的调查,重点高校的“校漂族”约占毕业生5%,普通高校的“校漂族”约占10%。据估计,目前“漂”在学校的毕业生已达到几十万人。 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独特而奇怪的现象,虽然大学生群体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甚至连印度也远远比不上,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体制上对教育部负责,受其严格的行政管制。在教育部的监管下,大学竞争的是“985”、“211”或创新基地之类的项目,而不是直接面对市场,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开设专业、设置课程、确定学校各专业的发展方向,培养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在这样的体制下,尽管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迅速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者日益增多,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却很难适应工作单位的实际需要,用人的企业往往难以招聘到合格的人才。

  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出现的招聘难现象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外国企业抱怨在中国招聘人才难,国内的一些企业、文化单位想招聘合格的翻译、编辑、文秘也同样难。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大学毕业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这种“过剩”中“匮乏”的矛盾状况说明,大学生的内在构成素质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他们虽然在大学里厮混了四年,临到毕业却不具备大学生应具备的专业学识、技能和人文修养。这样的大学生,即使数量再多,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自然难逃毕业即失业的命运。

  现在的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心希望自己的宝贝将来能够比自己生活的快乐、幸福,家长们根本不可能不为孩子的未来操心。这几年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但还远谈不上富裕,即便如此,每个家长都竭尽自己的所能,就是为了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家长,不要说节衣缩食,就是使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可是,当他们知道砸锅卖铁也不足以支付大学学费,或几年之后就业难问题使得他们终于明白当初的砸锅卖铁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人们会产生怎样的心理?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精尖科科学技人才,也需要熟练掌握某种实际操作技术的劳动者,二者之间应有一个大体恰当的比例。大幅度压缩普通教育,把经费集中在高等教育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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