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推出的大学扩招政策，使中国的大学们承载起了协助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光荣任务”，在近现代大学史上，破天荒，这还是第一次。如今，这个政策推行已经8年了，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学在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师资条件下不停地增加学生人数，不惜因为数量而牺牲质量；是高校进行了一场不顾一切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是学费的疯狂上涨，是千百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上学难、就业难。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这些无动于衷的人的眼前，不过，照目前的情势看，即便我们“有动于衷”，恐怕也是无可奈何。
一、贫困学生“入学难”
大学扩招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提升全民素质的效用，应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其结果却使人感到忧心忡忡，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扩招后学费高得离谱，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已经是人们极其关注而教育部门无法回避的事实。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我国高校生年人均学费从800元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达到6000元左右；住宿费则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也就是说，4年的大学生活，家长需要支付孩子的学费4万元以上。而国民人均收入在1995年至今的10年间增长不过4倍。
有人算过一笔帐，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也就是说，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按最低水平计算），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据报载，成都附近一小小县级市德阳，就有20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面临弃学的痛苦抉择。
尽管学费增长势头如此之猛，但仍不能令大学教育的垄断者们满意，各种乱收费仍然曾出不穷。去年3月29日，审计署公布了对18所中央部门直属高校的审计结果，这些以北大、清华、复旦领衔的名牌大学，虽然每年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拨款，但仍对学生乱收费。仅2003年一年，即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收取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并收取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68亿元 。
于是，高校收费也就和住房、医疗一起，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今中国普通民众难以攀越的新“三座大山”了。要说今日中国的大学有什么特色，我看，敢于向穷得叮当响的家庭收取高额学费，就是它的特色，其他的都谈不上。不知今日主管教育的官员如何向历史交代？不知数十年以后的国人怎样看今天的我们？难道那时候的人疯了，光上学、不吃饭了？
中国的制度和法律严重缺失，宪法常常变成一纸空文，公民众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大学从政府那里拿了纳税人的钱，可以不对纳税人负责，也没有想到应该负这个责，反过来接着对纳税人收取高费，已经令众多的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一家人起早贪黑的付辛苦，就是为了孩子能上个大学，其所得被学校几乎搜刮殆尽，天理何在呢？对于有的家庭来说，上大学之难，难于上青天。否则，每年都有人为此而走上自杀绝路的惨事就不会发生了。
实际上，社会上几乎没有人真的反对大学收费，多数家庭对这种不正常的收费行为予以配合，默默承受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抬高收费标准。中国的纳税人本来就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纳税人，因为他们不仅承担着养活一个超大政府所需的所有税负，而且还要养活着一个执政党、数个民主党派，工青妇等机关团体等等，现在又加上了一道大学收费的锁链，难怪有人说，中国的纳税人是世界上负担最终的人群。
衡量一个社会公正化的程度，关键是看它对穷人及弱势群体的态度，大学扩招不仅没有任何倾向穷人的表示，反而极大地加重了社会的不公正，还人为地扩大了阶层鸿沟和城乡差异，充当了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使我们这个原本就高度等级化和世袭化的社会变得更加畸形。这样的社会终将发生什么，谁的心里都清楚。
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美国上大学也收费，而且费用昂贵，但我们似乎并不想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联邦政府每年给大学生的财政资助达12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GDP的8.6%。这笔钱中，有近815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66亿多来自州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资助学生奖学金为主，基本不对大学进行常规的行政拨款，主要给大学拨款的是州政府。而州立大学的学费很低，平均学费为5400美元，其中有59%的学生接受了平均每人4600美元的奖学金，几乎顶了学费。另外，有51%的学生接受了平均每人5800美元的学生贷款，总体算来，有76%的学生接受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资助，总额达到平均每人8700美元。穷学生进了大学，不仅学费全免，还可以领到优厚的生活费，可以专心学业。私立高等教育虽然价格很高，但有联邦低息贷款和联邦补助的勤工俭学（政府补贴工资），还有大量的奖学金（个人捐助加政府投入）。
不久前，教育部的官员称，北大、清华是名牌校，向社会提供的是稀缺的优质教育，就像名牌服装，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的。言下之意，上中国的一流大学如同高消费，没有穷人的份儿。穷人上不起好大学，在我们这里不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宣布免去家庭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学生的学费。如果学生家庭收入达到6万美元，也只负担全部学费的十分之一，也就是33000美元。而这还只是学校单方面免除的学费，许多贫困生，还可以接受大量来自于校内外的奖学金，甚至基本不花钱就能完成四年的“精英教育”。要知道，美国平均家庭收入也不过5万美元上下，只要家庭收入稍低于这条线，上一流大学的学费就全免了。在美国几个顶尖名牌大学上学的中国学生心里都明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不用缴纳学费，学校还给他们全额生活费，一年下来，费用可达4万美元以上。耶鲁大学校长不久前还特地告诉中国学生，被耶鲁录取，不必担心没有钱，“我们会帮助你们解决”。
还有人拿最能引起中国人自豪感的印度相比，可是，中国、印度大学教育的最大的不同点，正是在大学教育上。中国的大学收费越来越高，印度的大学则被称为“，穷人的俱乐部”——学费杯冻结了50年，维持在180卢比不变，也就是4美元多一点的水平，相当于人民币，也就是40多块钱吧。即使是印度最穷的人，也上得起。此外，印度的大学生还可以享受各种福利补贴，在房租、火车飞机票甚至汽车月票上都享受优惠 ，算总账的话已大大超过学费支付。上大学对于穷人来说，就像去拿生活补贴。事实证明，印度以比中国少得多的投入，破落得多的学校，低到了零以下的学费，平等得多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不比中国差，这一点已经被毕业后在美国求职的印度学生所一再证实。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至少已经说明了，印度的大学教育比中国更有效、更成功。
还有人以助学贷款为由为大学高收费辩护，可这些人是否知道助学贷款运行的真实情况？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我们的贷款是商业银行运作的，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非道德因素不为也，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我们在扩招时为什么不能免除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费？为什么不能给中低收手家庭的学生以必要的财政资助？为什么不能给学生提供相对优厚的奖学金？为什么不能给学生提供无息和或低息的代款？是做不到吗？不，是不想做。个别学校，如北大，一年学费已经涨到了25000元的水平，100个学生就是250万。学校雇4个教授，平均年薪10万（现在中国内地的教授一般还到不了这个水平）也就消耗40万，剩下的200多万是怎么花的？数年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只顾大兴土木，建设超豪华的教学大楼和美丽无比的校园，或者引进“高级人才”，对学生本身的投资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不说政府资助，就是靠学生交的高额费用也可以多少改善学生的境况，可学校为他们做过什么吗？那跟美国、印度的大学还比什么？有可比性吗？
用学费把学生挡在大学门外不仅道理上讲不通，经济上也很不合算。这些原本能够在未来20年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人就因为差几个钱而永远停留在社会的底层无法翻身，他们本来可以成为社会上最具有实力的消费者，可以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可以为国家交纳更多的税金。他们在未来将会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把当初社会投资在他们身上的钱反馈给社会。可是像现在这样，他们反倒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救助者，这是一个各方皆输的结局，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二、应届毕业生“就业难”
就业，是大学扩招后民众遭遇的第二难。如今每年都有四、五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涌进人才招聘市场，这个庞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严峻的就业问题。2002年的深圳招聘会上，曾出现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66.1%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人民币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低水准，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结论是“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部分毕业生的起点工资竟然降到了民工价，仍然是一职难求。面对这种人心慌乱的局面，人们正在从各个角度反思，延续了将近9年的大学扩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由于就业很难，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出现了“啃老族”和“校漂”现象，前者指没有就业能力，依靠父母过活的年轻人；后者指活动在校园内，居住在校外的出租屋，考不上研究生又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根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10所重点和普通高校110个毕业班所作的调查，重点高校的“校漂族”约占毕业生5%，普通高校的“校漂族”约占10%。据估计，目前“漂”在学校的毕业生已达到几十万人。 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独特而奇怪的现象，虽然大学生群体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甚至连印度也远远比不上，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体制上对教育部负责，受其严格的行政管制。在教育部的监管下，大学竞争的是“985”、“211”或创新基地之类的项目，而不是直接面对市场，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开设专业、设置课程、确定学校各专业的发展方向，培养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在这样的体制下，尽管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迅速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者日益增多，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却很难适应工作单位的实际需要，用人的企业往往难以招聘到合格的人才。
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出现的招聘难现象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外国企业抱怨在中国招聘人才难，国内的一些企业、文化单位想招聘合格的翻译、编辑、文秘也同样难。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大学毕业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这种“过剩”中“匮乏”的矛盾状况说明，大学生的内在构成素质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他们虽然在大学里厮混了四年，临到毕业却不具备大学生应具备的专业学识、技能和人文修养。这样的大学生，即使数量再多，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自然难逃毕业即失业的命运。
现在的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心希望自己的宝贝将来能够比自己生活的快乐、幸福，家长们根本不可能不为孩子的未来操心。这几年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但还远谈不上富裕，即便如此，每个家长都竭尽自己的所能，就是为了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家长，不要说节衣缩食，就是使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可是，当他们知道砸锅卖铁也不足以支付大学学费，或几年之后就业难问题使得他们终于明白当初的砸锅卖铁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人们会产生怎样的心理？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精尖科科学技人才，也需要熟练掌握某种实际操作技术的劳动者，二者之间应有一个大体恰当的比例。大幅度压缩普通教育，把经费集中在高等教育上，必然导致初、高中教育和普通职业教育的萎缩。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最需要的人才不是大学生，而是中等技术人才，包括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和其他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劳动者。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中专、技校毕业的学生却相当抢手。据媒体报道，当今中国制造业技术人才缺口达1000万，北京市护士每年均缺少4200人，2006年，广东的技校学生毕业一次性就业率达到98%，起薪每月达2000元以上。
在就业问题上，技工、护士“吃香”，大学生贬值，体现的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行政垄断办不好高等教育。由于大学盲目扩招，八年之间由一百万急升至400万人，使得培养技术工人、护士的职业技术学校在享受国家资源和生源竞争方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招生数量急剧减少，职业教育急剧萎缩。北京市原有的40余所卫校现在只剩下6所，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和培养模式下的高校毕业生无论是在构成比例还是自身素质上都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不平衡，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又到职业学校学习技能的现象。一些人才供大于求，另一些人才供小于求，这种劳动市场技术结构失衡所引起的失业，在经济学中称为“结构性失业”。在这样的教育格局下，国家虽动辄数百亿的投入于教育事业，培养的学生却没有用，这显然是一种教育资源的错配。
扩招政策出台时，曾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成，尤其是学习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及其家长。但也要看到，人们真正想要的不是那张大学文凭，而是大学毕业后能够找到好工作、提升社会地位、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等实际的利益。由于那时大学毕业生比较抢手，基本没有就业的忧虑，民众自然会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但结果却是，那些原本在竞争中居于劣势的人在经历千辛万苦和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并没得到预期的回报。本来他们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也许早几年就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工作了，照样生活得很好，而现在，却不得不再花费精力、时间以至金钱去讨一份工作。人们经常是夏天讨论“上学难”，秋天接着探讨“就业难”，没个消停，下一年接着轮回，直搞得焦头烂额。早知当初，让孩子直接上职专技校就足可以，又何必辛辛苦苦花数万元去读大学？
此外，大学扩招还大大挤占了基础教育发展所需的资源。那些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动辄可以得到十几亿元的政府财政资助，而广大的中小学，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却极为落后，孩子们只能在破败不堪的校舍里上学，大批城市农民工子女则长期失学，无人认真过问。难怪有人担心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重新抬头，中小学生的厌学、辍学之风重演，要是那样，扩招就不是大学教育本身的问题了，还会直接影响我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显然，只要大学扩招这类的愚蠢行为不被制止，只要高等教育行政垄断的体制还存在，这样的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就会永远继续下去，直到它无可浪费为止。
写到这里不由得掷笔感叹：从何时起，中国的大学走上了这样一条自杀之路？可惜了中国有如此丰厚的人才资源，可惜了中国的家长们如此执著地信任自己的大学，可惜了中国纳税人辛辛苦苦创造的物质财富啊！
三、银行贷款还本付息难
这一难，难在学校，难在政府。“大跃进”必然带来大欠债，高校扩招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金融问题，形成了新的金融危机的隐患，或者说，中国高校正在步国有企业的后尘，越走路越窄，今后不管有多少债务，出头“买单”的，只能是政府，纳税人的负担还要因此而继续加重。若干年内，整个社会将被拴在大学高额贷款这俩车上动弹不得。
我国公立大学以圈地、扩建或参与大学城建设等为目的的银行举债始于1999年前后，这以后一直到现在，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目前高校向银行贷款的总量约在2000亿至2500亿元之间，贷款数额达到10亿至20亿元的高校不在少数，银行贷款占到学校基建总投资达到80%以上。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金额达50亿元，广州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其他省市的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到50亿元。
与巨额贷款相对应的是巨大的本金和利息支付，那么，以学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校能按期还本付息吗？在一次与金融学家高正平教授谈及此事时，作为一名大学副校长的他曾以北方某院校为例算过一笔帐：该校到2005年末贷款总额度约为8亿元，按6%记息，每年要承担约4800万元利息；该校在校生14，000人，按在校生每人每年4，000元学费计算，学费收入约为5，600万元。这样算下来，该校每年的利息支出约占学费收入的86%。学校的学费收入基本上都用在支付银行利息了，它还有何余力办学？学校每年必须承担的日益增长的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从何而出？学校就是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过勉强承担每年的利息，至于本金，想都别想。
目前，各高校赖以还款的学费收入已经处于相对高位，社会的承受能力有限，国家有关政策也不允许，因而再加收学费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今后学校即使完全依靠学费付息也难以为继了。而我国基本建设贷款的期限一般为6—8年，从2006年开始，已经进入各高校还贷的高峰期，许多负债累累的学校从财务核算上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有的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状态，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就会使它们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对强大的还债压力，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卖地还债”。如果事态无法控制，我国高校这些年的“发展”政绩，就将大打折扣，许多高校的日子将难以为继了。
高校贷款及由此发生的资产流失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隐患，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05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为8.7万亿元。到2005年末，高校贷款规模已经占到我国中长期贷款余额的2.3%。多数高校当初贷款时可能根本就没打算还贷，而是寄希望于国家财政最后“买单”，这就很有可能使高校在继国有企业后成为又一个不良贷款的重要来源，构成新的金融风险。
在中国，高校如何发展从来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处于高度垄断的地位。但是，在资金支持、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却不给学校以应有的和充分的权利。政府极力要求高校扩招，而扩招首先要进行基本建设，资金本应由政府提供，而政府却不足额提供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高校拿什么扩招？学校不是企业，本身不具备资金“造血”功能，于是不得不想办法自筹资金，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社会赞助等资金来源渠道都十分有限，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就这是高校不得不大量举债的主要原因。一旦背上巨额债务负担，各高校的财务运作便失去了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管怎样“精打细算”都无法既保证财务安全，又不牺牲学校发展的目标。
高校的扩张可以带来地方GDP的增长及周围地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因此地方政府对高校在本地发展当然是持热情扶持的态度，争相给予其相当的政策支持。也正是因为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个别银行贷款也扫除了后顾之忧。有的地方对高校建设用地过度审批，动辄把几百亩，上千亩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学校。这种转让方式让高校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但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各高校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发的热情。一片片的大学新校区，一栋栋簇新的教学楼，其实背后就是一笔笔巨额银行债务。国有商业银行对此也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由于国办高校贷款存在实际上的政府担保和支持，银行给高校贷款的热情十分高涨，甚至追着学校放贷，贷前审查、贷款手续、贷款的使用监督松都相当简便松懈，如此，高校“何乐而不贷”？
有一个道理至今仍未引起人们注意：无论是从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发展实践看还是我国国情看，把商业化运作作为国有高校发展所需资金的来源都是行不通的。扩招引发的高教“大跃进”，已经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严重的戕害，再不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失误的原因，将使中国惨淡经营的高等教育彻底坠入黑暗的深渊。
四、办一所好大学，难上加上难！
高校是否应该扩招，不能仅凭人们的愿望而定，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起飞的阶段，普及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大大高于大学教育。普及教育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也可以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能够顺利地转化为产业工人。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时期和工业化的早期，经济发展靠的不是普及的高等教育，而是普及的基础教育，甚至只要是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的小学教育。在经济发达之后，才可以考虑普及大学教育的问题。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增长，人均GDP超过了一千美元，但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能上大学的是少数人，国家能够用于大学教育的财政费用也只能满足精英教育的需要，所以我国大学仍然属于精英教育。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强行跨越，实施高等教育“大跃进”，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越搞越糟。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当今中国大学存在的主要弊端。政府之手对高教事业任意干预，用计划经济时代时兴的抓指标（每年超过30%的扩招规模规定）、群众运动的方式（全国高校一刀切，统统扩招）来组织、领导，是扩招失控的主要原因，它标志着政府直接管理大学的体制的失败。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还是民众，至今仍没有几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大学本身也是扩招的受害者。高校得到的，仅仅是眼前的经济效益，而与大学生死攸关的信誉和学统文脉则彻底丧失，一种不为人们所见的代价已然付出。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学将不得不为这几年的盲目跃进付出痛苦的代价。这是一种自杀式的发展，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行为。
有一种说法，“扩招”导致了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其实，这个质量从来就没有高过，只是“进一步”下降而已。扩招只是使原先就存在于旧久未改革的旧教育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浮现出来。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中，各大学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些知名大学毫无顾忌地利用自己的名声不停歇地办班敛财，全然不顾基本的教育声誉。当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当执政党已接受“法治”、“宪政”理念时，法学院的教授还在继续讲“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中国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财税学院的教授还在宣扬国家征税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当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却变得腐败不堪。在金钱和欲望的带动下，已经成了功利化的市场，教授们斯文扫地，其世世代代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荡然无存。
中国的大学延续着中小学的教育方式，正在被成功地培养成职业技术学校。我本人在教学中也已真实地感受到这种严重衰退的趋势，一年甚过一年。同样的授课内容，同样的讲课方式，同样的我，现在的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已经远不如10年以前，甚至不如几年以前。学生们已经没有心思听课了，已失去了所有的耐心。上个学期，平生第一次，我在课堂上跟自己的学生发起了脾气。中国的大学，在毁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大学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它本身不是经济，不是企业，更不是商品，大学永远也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大学不是一块牌子，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打造名牌”；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产生思想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大学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大学讲究的是“博”和“通”，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思考素质的人； 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投资于学生，挖掘他们的潜在价值，为培养社会合格的人才。学生的成功就是大学最大的成功；学生的失败，就是大学最大的失败。
这些，就是作为一所现代大学所应具有的的特质文化，可是，如今我们的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连远离于这些精神。忍辱负重，举步维艰，人们开始严肃地思考，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中国大学教育的生机在哪里？能否重新走上大学发展的正常之路？这个问题无情地摆在所有国人的面前，无人能置之度外。主宰命运的是我们自己，就看我们的命运和造化如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