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锐:独有高文在 奕奕传芬芳——丰润杨向奎先生和他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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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锐  

学人小传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河北丰润人。史学家、思想史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37年回国。后相继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主编《文史哲》杂志。1957年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研究员、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清儒学案新编》等。

 

阅尽世事,留下巨著

杨向奎先生之名,“奎”,指奎宿;其字拱辰,“辰”为北极星。杨先生晚年,学术界尊称他“向老”或者“杨向老”。

杨先生1910年1月10日出生于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县城西南丰登坞镇杨家庄。丰润是进出山海关的要冲,物产丰富,古代有“南无锡,北丰润”之说。在丰润老县城正南的平原上,有一座凸起的小山丘,名叫车轴山,山上有辽金时代的宝塔。清光绪五年(1879年),车轴山上建起了燕山书院、贡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里设立了遵化州官立中学堂,现在叫车轴山中学,杨先生即在此读中学。

1929年春,杨先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除了读书,他还喜欢京剧、下棋、摔跤。有人戏称杨先生“爱看京剧不会唱,爱看下棋不会下,爱看摔跤不会摔”。杨先生虽然也“追星”追过梅兰芳,但他对笔者说,他总感觉梅兰芳的成功似乎是苦练而成的,杨小楼演的武生则浑然天成,更胜一筹。

1935年夏,杨先生以研究明史的论文毕业,留本校文科研究所任助理,整理明清档案。1936年,他应同乡好友李尔重(也是车轴山中学校友)之邀,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跟随加藤繁教授学习隋唐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先生回国。杨先生对家乡的文化建设十分关心。他多次对李尔重说,河北省最缺两样,一是没有一所好大学,二是没有一座好图书馆。

1937年日寇通缉抗日分子,通缉名单中有杨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赴甘肃考察。1938年1月,杨先生闻讯,决定投奔顾先生。他们一起在甘肃临洮、渭源办小学教师讲习班,为抗日培训人才。

1940年2月,杨先生到成都,进入顾先生主办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利用在四川的机会,杨先生对李冰治水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李冰与二郎神》的书稿,有20万字。稿子放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可惜尚未出版就丢失了。

北平沦陷后,北平几所大学迁移至陕西南部的城固县,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1940年秋至1943年,杨先生在西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写成了《西汉经学与政治讲义》,1945年这本书以《西汉经学与政治》之名出版。

从1946年到1956年,杨先生历任山东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主任。那时历史系有八大教授,除杨先生外,还有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这种师资力量在全国都是罕见的,被戏称为“八马同槽”。在现今的山东大学济南校园,有八大教授的青铜雕塑。其实,那时“八马同槽”的山东大学在青岛。青岛解放前,当时中共地下党的两名负责人都来找杨先生,给杨先生两项任务,一是不要将山东大学迁离青岛,二是保住青岛纱厂。杨先生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1951年,杨先生创办《文史哲》杂志。1956年他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研究员、研究所学术秘书、学术委员会主任。那时,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位:顾颉刚、侯外庐。1962年4月,杨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出版,1964年8月下册出版。这是杨先生中期代表作。上册基本上断限在北宋以前,下册自北宋开始,到清朝鸦片战争。上、下册均分甲、乙两编。甲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乙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上册奠定了后来《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的框架。下册首次使用了作者专程到曲阜整理的孔府档案,备受学术界好评。据香港曹聚仁先生说,此书一在香港面市,即被抢购一空。

1966年,杨先生被任命为历史所清史研究组组长。在“文革”中,他自学了理论物理学。他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担任杨先生助手期间,按他要求翻译了不少理论物理的英文资料,记得最后一种是关于超弦理论的。杨先生晚年在数学、物理学上花的时间,竟超过了其史学本行。1977年,《论时间、空间和引力》《引力与熵》印出征求意见本。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后,杨先生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创办《清史论丛》。1979年,历史所清史研究组改为清史研究室,杨先生任第一任主任。

1981年,杨先生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在乔治敦大学首次正式提出“熵是引力的效用”的观点。1995年出版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是先生几十年来探讨物理学、哲学的一个总结。该书姊妹篇《科学与哲学——〈自然哲学〉续篇》1997年出版。

2000年1月,杨向奎先生口述一生经历尤其是治学历程的《杨向奎学述》出版,该著系弟子李尚英整理。同年,《杨向奎长短句》问世。

2000年7月23日,杨先生在北京去世,媒体在报道中誉其为“史学界一代宗师”。杨先生去世后,在杨先生女儿杨永贤的大力支持下,我花了三年时间将杨先生所有著作修订了一遍,最后编成了一套八卷本《丰润杨向奎先生全集》,共900多万字。

亲炙大师,追求真理

1931年,杨先生转入北大历史系,受教于顾颉刚、钱穆等先生,也选修过钱玄同、熊十力等前辈的课程。其中对杨先生一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顾颉刚先生。求学期间,他与孙以悌、高去寻、胡厚宣、张政烺、王树民等成立读书会,由孙以悌命名为“潜社”,还出版了《潜社史学论丛》。孙以悌尚未毕业就蹈海自杀,笔者至今保留着他的《书法小史》手稿复印件,是杨先生送我的。高去寻后来任史语所研究员。胡厚宣与张政烺后来与杨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元老。王树民曾经与杨先生在甘肃临洮共事,晚年任教于河北师范大学。

1933年,顾颉刚先生的《三皇考》接近脱稿杀青,但“道教中的三皇”一章尚付阙如,因为这需要研读大量道教经典著作。顾先生事忙,遂嘱杨先生完成。杨先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商务印书馆影印北京白云观收藏的《道藏》翻了一遍,1934年完成顾先生交付的章节,师徒联合署名出版该书。

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聚集了一批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和边疆问题的学者,形成一个被称为“禹贡学派”的学术群体,杨先生是其中一员。

杨先生在北大的6年,正是古史辨运动蓬勃向上的时期。杨先生与顾先生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私事。傅斯年始终把杨先生看作是“顾派”的人,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杨先生与顾先生的密切关系。

杨先生晚年,很强调他不属于顾先生所开创的“古史辨派”,原因之一当然是在政治上人各有志。顾先生30岁出头时,已名震全国,引起国共两党的重视。杨先生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希望有一个有作为的政党取代它,目光自然转向共产党,对唯物主义理论也一直都有好感。杨先生1950年入党。他十分注重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古文字,对郭沫若先生推崇备至。

笔者在追随杨先生的过程中,感到他最尊敬的大师除郭沫若先生之外,就是顾先生。杨先生说,他深知顾先生“志趣之高洁,学问之卓越”,在所有史学家中,只有顾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好,他是史学家中的大文学家,没有任何人能写出他那种文风。

过去有传言说“顾颉刚的文章都是学生们替他写的”。杨先生回忆说,那时我们一批大学生刚毕业,懂得什么?能替顾先生写文章?相反,我们写的文章往往要求顾先生签名,才能发表,得的稿费也多。这是顾先生提拔年轻人,绝非占有学生成果。例如杨先生写的《车战考》,如果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发表,只能得一块大洋稿费,加上顾先生的名字则可以得五块。杨先生常常充满真情地对弟子们说:“终生感谢顾先生!”1980年,杨先生带头发起编辑《庆祝顾颉刚先生八十八诞辰文集》。后来书未出而顾先生去世,乃改为《顾颉刚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在出版的环节上几经周折,最后以《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为名出版。此书若没有杨先生坚持,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杨先生爱吾师,更爱真理。针对傅斯年名作《夷夏东西说》,杨先生作《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认为夏代早期政治中心在山东等东方,而不是像傅斯年说的那样开始就在西方,此文由傅斯年推荐发表。在疑古思潮如日中天时,杨先生就许多古史问题提出与顾先生不同的意见,顾先生或将这些不同意见收入《尚书研究讲义》,或推荐发表。

顾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倾倒了众多学子。当时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的童书业尚名不见经传,是顾先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童先生是天才,古史、瓷器、艺术,无不涉猎,还研究过马列主义。杨先生与童先生私交最笃,童先生早年笔名“童疑”,杨先生笔名“杨守”,他们的争论收录在《古史辨》第七册中。杨先生对我说,古史辨运动最盛之时,他和童书业就住在顾先生家里,协助顾先生工作。

广见洽闻,自创新派

杨先生于学无所不窥,对古史、经学、小学、“红学”乃至物理学,都有独到的发明。他在炎黄文明、夏文化、儒家哲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独门绝技”当推神守、社稷守研究。

神守、社稷守这两个术语出自《国语》。《国语·鲁语》记载,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摧毁越国的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在毁城的过程中,出土了特别长的骨头,一节骨头竟盖满了一车!这在当时无疑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孔子是著名的博物君子,他认为会稽出土的骨头是防风氏的遗骨,因此讲述了有关“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的传奇故事。吴国的使者不知什么是“神”,孔子因而解释道:“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这段话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孔子世家》,历代学者均以为孔子所说的“神”是鬼神,后来也常常被拿来作为中国古代存在宗教的证据。

杨先生指出,孔子所说的“神”是人而不是鬼神,具体来说是酋长。《韩非子》也记载了这事,原文是:“禹朝诸侯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与《国语·鲁语下》对照,“群神”就是“诸侯”。在阶级社会的初期,统治者居山,作为天人的媒介,全是“神”国,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他们就是神,没有不是神的国王。蒙文通先生也指出:“旧说青衣神即蚕丛,青衣神应在青衣水,或蚕丛建国亦在此。《鲁语》‘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神是君长。《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七千’,也是说神即君长。可知青衣神即是青衣君长。”杨先生的同门刘起釪先生指出,《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而《国语·鲁语》云:“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可知群神即是诸侯,亦即当时部族首领。这都是正确的见解。

《国语·楚语》记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里的“重”读作“重复”的“重”,意思是神。杨向奎先生认为“重”为神职,而“黎”为民职,后来发展,神职为“神守国”,而民职为“社稷守”。“重”后来演变为祭司,为神为巫;而“黎”后来演变为人主,为王为公侯。远古时代,神守与社稷守不分,所有国王都是神而能通于天;神守与社稷守之分,当在夏初。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那么,探索文明起源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国家何时出现,也就是确定何时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我将神守解释为神权组织,社稷守则是王权国家,神守是人类普遍经历的阶段,最初所有的社会实体都是神守,后来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国家;同时,还没有跨入国家门槛的神守仍比比皆是。

杨先生“一生读书”,但不是足不出户。他一生重视民族学材料,来历史所不久就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所以继王国维提出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之后,杨先生加上民族学,倡导“三重证据法”。杨先生对神守的研究就曾受到彝族毕摩的启发。

《诗经》记载商族的来源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古以来“玄”被解释为黑色,玄鸟即燕子。杨先生首次释出甲骨文“不玄冥”,首次释出金文“玄鼋”,使我相信“玄”是神圣的意思。又如“明保”,见于《尚书·洛诰》,又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明保”是周公的儿子,只有杨向奎先生独树一帜,认为明保即周公。有的学者以“甚至有人认为明保即周公”来表达对杨说的态度。结合杨先生对神守的解释,我主张“明保”相当于神保、灵保、天保、圣保。西周可能存在大祭司和国王两套权力系统,太公可能是武王朝的大祭司,周公可能是成王朝的大祭司。大祭司由于握有重权,故能在非常时期摄政当国,由此古代就有周公称王的说法。

按照我国传统学术史“学案”的体裁,老师学案之下必列门人,而且通常是好几代弟子。吴兴钱玄同先生是古史辨运动的引路人之一,在诸多方面与他的老师余杭章太炎先生大异,但钱先生的知友黎锦熙先生说,将来的《余杭学案》下必立《吴兴学案》。我想,将来的《吴县学案》(顾先生)下也必立《丰润学案》(杨先生)。

历史学需要打基础、下笨功夫,古往今来,涌现过非常年轻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但极少有年轻的史学家,像顾颉刚先生30岁出头就出名的,凤毛麟角。要在历史学领域形成一个学派,那就更难了。杨先生开创的学派,现在还不显赫,留给后人慧眼识珠。他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先秦思想讲话》被列入“大家小书”一版再版;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也被列入“文津书馆”再版。这说明读者还非常喜欢杨先生的著作,他的书、他的思想将垂诸久远。

(作者:吴 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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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22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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