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中国佛教信众超越民族、宗派的界限实行大联合大团结，携手推进佛教与新时代、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今天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怀念一切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在振兴中华民族佛教的事业中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僧大德，向他们的英灵表示深切的敬意。在这当中，就有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大师。在他的曲折而光辉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教的精神，长期受到僧俗信众的赞颂，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僧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为实践大乘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菩萨行愿，而奋发精进，努力拼搏。
一、爱国爱教：曲折而非凡光辉的一生
圆瑛大师(1878－1953)，福建省古田县人，俗姓吴，幼时学习儒学，年十八岁时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先后师事增西、冶开、寄禅(敬安)诸法师为师，又到各地游方参谒名师，对中国佛教的禅、天台、华严、净土诸宗有浓厚的造诣，一生精研《楞严经》，对诸宗思想和各种法门做到融会贯通，尤重禅净融合，禅净双修。
中国佛教从清末以来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日益脱离社会的广大民众。在西方列强纷纷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对中国进行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中，在民族愈益积贫，国家濒临危亡之际，中国佛教也面临灭亡的危机。在种情况激发教内僧俗信众的有志者起来为振兴佛教而奔走呼号，或创办印经事业，或组织地方的和全国的佛教团体，或创办学校培养僧才，或拯救修复陷于颓败的寺院，一时间出现近代史上振兴佛教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圆瑛大师联合师友为佛教振兴而南北奔波，奋斗不息。1913年参与筹划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任参议长、教务主任；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当选为主席，此后连任七届主席和理事长，为保护中国佛教的合法权益，维护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推进中国佛教适应时代的进步，抗衡外国宗教文化的浸透，在困难条件下积极开展弘法利生事业等，做出不朽的贡献。
圆瑛大师一生奉先德的“利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的遗训，展转各地，以从事弘法利生为要务，致力于创办学校，培养僧才，讲经说法，研讨佛法，写讲义，撰著作，声名远扬丛林之间，受到教内外人士的广泛赞扬。先后住持的历史名刹有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瑞峰林阳寺等。所到之处，致力于戒法清规的整肃，寺院的修复，提倡五众团结，兴办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等，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为维护佛教的生存，增进佛教与社会民众的联系，付出心血，做出巨大的努力。
圆瑛大师的弟子明旸法师在为《圆瑛大师年谱》写的序中说：“大师毕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事迹感人至深。”
最使人钦佩的和受到社会广泛赞颂的是圆瑛大师在抗日战争的年代的杰出表现。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各界纷纷起来声讨，并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佛教界以圆瑛为代表的爱国僧人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圆瑛以佛教界领袖的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建立护国道场，并致书日本佛教徒，呼吁他们与中国佛教徒一道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国将不国的危急关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各界纷纷响应支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进行救护伤员和难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和医治难民和受伤的战士。为筹集资金，他携明旸法师到南洋诸地募捐，以其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他将此款项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之用。在1940年9月，圆瑛大师刚从南洋回来，在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即将成立之际，凶残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涌入寺院将圆瑛、明旸师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严刑拷问，后解往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关押。对于这段经历，明旸法师在《圆瑛大师年谱》的序中回忆道：
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情况非常紧急，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唯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几濒于危，师以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坚持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见严刑高压制服不了圆瑛大师，便劝诱他出来与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绝。圆瑛大师出狱后，始终没有向日本侵略者屈服，更没有与日本合作。他对外宣称闭门谢客，在潜心研读经典的同时，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曾致书北京中国佛学院的师生，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从这里，展现我们眼前的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一位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是一位爱国爱教老法师的“威武不能屈”、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的民族精神。
1942年6月他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发表的《和平与慈悲》演讲中提出：“政必教以相成，是知爱教，即所以爱国也”，明确地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的思想。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建设民主、自由、富强、幸福生活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道路的起点。年已七十四岁的圆瑛大师对于新中国的成立表示欢欣鼓舞，响应政府号召加强爱国组织，提倡团结，领导僧众生产自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开展传法活动，并发挥大乘佛教的慈悲利他的精神积极投身国际维护世界和平的运动。
1952年9、10月间，圆瑛大师赴北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在会前广济寺召开的佛教人士座谈会上，他发表《爱教必须爱国》的讲话，说中国佛教徒与各界人民一样热爱祖国，参加爱国运动，明确指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参加爱国主义运动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他在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期间，与来自各国的朋友一道一致反对战争，保护世界和平。他会后回到上海，在圆明讲堂举办水陆道场，祝愿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乐，消除灾害，世界永远和平，将收入供养各地名山清修僧众。此后发表《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护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章，提出佛教的教义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世界佛教徒参加国际主义的和平运动。
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一致选举年已七十六岁的圆瑛大师担任会长。然而此时大师已经重病在身，9月19日于宁波天童寺在众僧的念佛声中安详地圆寂。上海观音庵大悲法师敬作挽联曰：“爱护祖国，致力和平，遗嘱勉僧人，俗谛圆融归净土；宗尚楞严，教留法汇，芳名长佛会，寂光常照遍河沙。”玉佛寺住持苇舫法师的挽联曰：“爱国情殷，曾为拥护和平，不辞劳瘁赴京华，吾教光荣作使者；度生誓广，方赖主持佛协，岂料功成归净域，人天悲仰导师。”当时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先生的挽联曰：“东土广敷讲席，南天屡设经筵，称性而谈，无尽音声雄一吼；去年随喜人和，今岁观成佛协，所作已办，双严福慧遂三求(按：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皆形象地反映了圆瑛大师光辉的一生和崇高的爱国爱教的精神。
圆瑛大师一生著述颇丰，有《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阿弥陀经讲义》及《住持禅宗语录》等20余种，后被编为《圆瑛法汇》行世，传播广泛，至今流传。
圆瑛大师，是中国近现代的杰出高僧之一。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中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杰出人物代代都有，行行都有，他们是每一个时代中国的脊梁。圆瑛大师就是那种属于“中国的脊梁”式的优秀人物。
二、感人肺腑的遗嘱
在圆瑛大师病危之际，留下遗嘱一篇。全文不长，据明旸法师《回忆圆瑛法师》(载《名僧录》)，敬录如下：
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于兹当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力，互助无争，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讣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
公元1953年8月15日
词语真切感人，饱含爱国爱教的深情厚意，可谓掷地有声，不知感动了多少教内外的人士，至今读来仍感人肺腑，从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第一，劝勉中国僧俗佛教徒努力修持与世间道德互相融通的“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并且应实践大乘佛教的菩萨之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从事弘法利生，报答众生之恩。提倡彼此互助，团结协作，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
第二，对自己进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和国庆大典的感受记忆犹新，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保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充满信心，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
第三，认为佛法不离人间，致力于利益民众，保卫祖国，就是“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第四，要求遵奉佛法教义，丧事从简。
这篇遗嘱所蕴含的深刻内容，要求佛教徒爱国爱教的思想，可以说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三、一代楷模，垂范千秋
圆瑛大师圆寂已经半个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现在举国上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遵循党的十六大的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之中，进取创新，努力奉献。中国广大佛教徒也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积极作出贡献。
在这种形势下，纪念一代爱国爱教的楷模――圆瑛大师圆寂50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应当从圆瑛大师的非凡经历中，从他贯彻于一生的爱国爱教的精神中，汲取教益，汲取营养，汲取力量。
结合当前时代的特点和社会现实，笔者认为有这样几点在今天特别应当强调：
一、作为一个中国佛教徒对自己的天职――爱国爱教，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将此贯彻到自己一切行动之中，贯彻到弘法利生的社会实践之中，无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为之动摇，为之退缩。
二、应当对新世纪佛教的建设，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适应中求得发展的时代课题，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推进佛教的自身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组织建设以及佛教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三、佛教应当随顺时代进步，发扬《华严经》中“不离世间成就出世道”和《六祖坛经》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实践与时俱进的人间佛法，关怀人生，贴近人生，在弘法中利益民众，为净化人心，安定社会，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而精进不息。
四、像圆瑛大师那样精研佛法，勤于著述，并且结合时代特点用民众容易理解的语言解说佛经深义，善于运用佛教中的诸如五戒、十善和六度等教理来劝化信众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的建设。
虽然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仍将不断面临各类新出现的问题，然而，可以断言，作为一个佛教徒的爱国爱教的天职是不会改变的。圆瑛大师非凡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教的精神，将垂范千秋，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僧俗信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