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 刘越: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分工理论:缺失、复归与融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1 次 更新时间:2023-12-26 00:20

进入专题: 国际分工   全球生产网络  

李直   刘越  

内容提要:国际分工是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劳动关系与资本—资本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全球分工格局不断演化,但是相应理论的发展却逐渐缺失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NIDL)讨论发达国家资本转移的原因,但未涉及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问题。脱胎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全球商品链(GCC)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则完全忽视资本—劳动关系,只描述企业间不对等关系的现象,彻底与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割裂。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虽复归了资本—劳动关系分析,深入讨论地方性的劳动过程,但也没能充分衔接劳动过程与资本积累,更遑论分析其对国际分工现象的影响。本文指出,调节资本概念对资本再生产条件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补充资本之间权力分化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分析应当充分融合地方性因素塑造的劳动过程、基于地方性再生产条件形成的资本差异化积累能力,以及两者间的辩证关系。

关 键 词:国际分工  生产关系  全球生产网络  劳动过程  调节资本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经济全球化,始终是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①当今世界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在这一体系中,我国如要不断“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优化重塑”,②“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③同时,“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④所以,把握当代国际分工现象的本质与趋势,剖析全球范围内价值的来源与分配问题,将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助于回应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理论关切。

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是构成全球总资本的个别资本在积累压力的驱动下,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易于组织的劳动力与更优的再生产条件的结果。⑤换言之,社会总资本及其积累过程在内容上是全球性的,在形式上是国家性的,⑥所以,国际分工现象蕴含了全球与地方的辩证关系:国际分工的动态由全球资本积累总过程的内在矛盾驱动,但具体分工的组织与执行却发生在个别国家内部,塑造了不同国家基于分工的经济利益关系。由此,需要从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出发,综合把握国际分工现象: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来源,分布于不同国家的个别劳动过程,涉及资本—劳动关系与具体劳动过程组织形式;⑦另一方面,不同资本在全球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及剩余价值中,具有不同的分配能力,外化为资本—资本的竞争关系产生的差异化积累能力,⑧这种能力也是基于国际分工的国家利益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关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现象的国际分工问题。马克思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形成的以生产基地与原料产地、消费市场的分化为基础的二元国际分工,最终构成了经典国际分工理论(the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CIDL)。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国际分工及其塑造的国家利益关系的关注,也催生了重在讨论国际分工现象经济效应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WST)。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处于变革之中。20世纪后半叶以来,面对竞争压力的产业资本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易于组织的劳动力及更优的再生产条件,引出了全球生产组织形式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者率先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NIDL)。NIDL指出新国际劳动分工出现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在劳动过程组织和利润率上不断受到挑战,最终导致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⑨重构了原有的二元国际分工结构。但该理论未能指出资本间如何形成差异化的积累能力。

然而,当代国际分工理论的发展并未进一步补充NIDL,反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缺失。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虽然起源于WST,⑩但在具体分析中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它们将分析局限于对企业间权力不对等的双向关系现象的描述,且完全忽视了生产过程,也就没有揭示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的根本来源。换言之,GCC与GVC在分析中拘泥于细化的资本—资本关系现象,并完全忽视了资本—劳动关系,因此无法把握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分配,以及国际分工背后资本积累能力差异的持续。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理论一定程度上复归了马克思主义,着重以地方性社会条件塑造的可行劳动过程为分析对象,(11)重视资本—劳动关系。但其聚焦于细致的案例分析,且对资本—资本关系的分析继承自GCC和GVC,故仍无法形成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分析。

国内的国际分工理论研究也未能克服这种局限性,是因为大量研究仍是基于GCC与GVC范式的应用。这些研究或者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对中国及其特定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情况进行测算和描述,(12)或者探究全球价值链爬升的因素,(13)都未能从理论层面认识到GCC与GVC的不足。虽然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也针对国际分工开展了很多研究,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文献与WST类似,将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作为分析的出发点,(14)讨论国际分工的部类角色决定的国际贸易特征。(15)理论述评性文献则或者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的特征,(16)或者采用类似于GVC的类型学纵向切割,(17)未能将理论向前推进。其他学者在国际分工形成的机制上,要么关注过于具体的生产技术的工艺创新分析,(18)要么仅在抽象层面分析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驱动的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分工制度的分工形成机制,(19)难以对国际劳动分工形成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谢富胜和黄盛的研究虽强调劳动过程与资本积累在国际分工形成中的核心作用,但具体机制不够明确,对资本积累的分析较为依赖现有GCC范式的类型化描述。(20)

可见,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缺失,已然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理论研究的瓶颈,使得现有理论无法正确把握国际分工中的全球—地方辩证关系。GPN虽然重视地方性社会条件在可行的劳动过程中促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的问题,但未揭示这种关系如何进一步塑造资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关系,以及资本和资本积累能力的差异。近年来,一些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运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批判GCC从而揭示产业资本分化的逻辑,(21)进而融合了由调节性生产条件形成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发资本权力差异的分析。(22)但相关分析没有强调以地方性社会条件塑造的可行劳动过程为基础,亦即未能重视具体劳动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形成中的作用。因此,实现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国际分工现象的综合性分析,需要将GPN与政治经济学新动向相结合,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

本文将梳理一系列当代国际分工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缺失和复归,并以此为前提借鉴调节资本及其再生产条件的分析。本文最终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的未来发展,需要构建一个能够综合分析全球范围内劳动实现的价值生产,与外在表现为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的价值分配过程的理论框架。

二、当代国际分工理论演化中的马克思:缺失与复归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基本规律出发,综合把握国际分工现象,需要分析全球范围内个别劳动过程的价值生产与基于差异化资本积累能力的价值分配过程。(23)前者涉及具体生产的资本—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组织形式,后者外在表现为资本—资本的差异化积累能力及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集中体现。(24)

但在当代国际分工理论演化进程中,这一分析传统逐步弱化,并在GCC和GVC中几乎消失。GPN虽继承了NIDL强调的资本—劳动关系下价值生产的分析,但也未能有效衔接资本—资本关系与资本—劳动关系。

(一)经典国际分工理论

马克思指出,19世纪的国际分工格局是“由大工业中心强制推行的新的国际分工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另一部分的农业生产地区,而这后一部分则成为地道的工业生产地区”,(25)即形成了农业国和工业国的二元结构分工。这种分工由个别资本在一国内部资本积累中遭遇的劳动过程组织矛盾和资本—资本竞争导致的低水平利润率驱动,亦即在个别国家内部,“利润率的下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引起工资的暂时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率进一步暂时下降”,(26)因此,个别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有利于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如果资本输往国外……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27)所以,国际分工格局反映了不同资本积累能力的差异化,亦即个别资本在榨取剩余价值与分配全球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中的区别。这种区别构成基于国际分工的国家利益基础。“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28)

在此基础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建立起WST,(29)强调了国际分工与“中心—(半)外围”国家分化之间的关系。但WST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较为单薄,(30)更侧重于描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并以此突出全球与地方的辩证关系及其经济影响。WST以国家作为分析基本单位,是因为在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形成进程中,资本始终不断越过国家边界向全球扩张——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英国控制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经典帝国主义中金融资本在控制国家政权基础上的扩张。但这种研究视角也意味着WST将资本和资本的关系或社会总资本和个别资本的关系,简化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因此,WST没能重点关注资本和资本由竞争产生的差异化积累能力,以及资本—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由此开始出现弱化倾向。

(二)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NIDL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化纤业和纺织业为代表的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重新界定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格局。不同于经典国际劳动分工的二元格局,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基于二战后生产能力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发新兴国家的扩散,因而生产型与“原料+消费”型的国家界限得以突破,出现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的国家间分化。最终,劳动密集工业品的生产,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工业品与初级品的新国际劳动分工格局。

NIDL认为国际分工的新格局由以下两方面因素推动。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积累面临矛盾。扩大再生产需要吸收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在发达国家的福特制劳动过程下,生产资本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能够支付高额工资,形成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贵族”。(31)加之战后的劳资协议使工会具备较强的谈判力,导致扩大再生产缺乏可供剥削的产业后备军。面对日益增长的工资压力,(32)资本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更易于组织的劳动力与更优的资本再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小生产方式中蕴含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小生产的瓦解将释放大量可供雇佣和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为国际流动的生产资本提供庞大的国际产业后备军。(33)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34)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化,在不断地竞争和集中的过程中,大型跨国公司逐渐出现,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35)

NIDL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基本规律出发,以劳动过程的控制和资本的竞争为基础,分析了新国际分工现象产生的原因与机制。这有助于解释生产中的全球与地方关系。但NIDL仍以国家作为主要分析单位,并未深入探究不同资本何以在全球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与剩余价值中具有不同的分配能力。换言之,NIDL正确认识到资本—劳动关系在价值生产和劳动过程具体组织形式上的重要性,但未能对资本和资本的竞争关系形成的积累能力差异做出分析,因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国际流动机制缺乏分析基础。

(三)全球商品链和价值链理论及马克思传统的缺失

GCC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理论基础与WST的“商品链”范畴相关。GCC从国际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垂直非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出发,讨论基于商品生产的分割而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意在探究企业之间在全球商品链中支配结构的动力来源。全球商品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36)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以精密生产的汽车和飞机等产业为主,制造商及其众多子公司和分包商居于全球商品链的上游,分销商居于中游而零售商和经销商位于下游。在这一类型内部,上游的制造商及其子公司与分包商,凭借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驱动位于其下游的分销商、零售商和经销商的经营活动。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以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主导的如服装和食品等生活消费品和其他奢侈品行业为代表,其中工厂、贸易商和海外购买者居于相对弱势的上游地位,而贴牌营销商、零售商和贴牌生产商处于驱动整条商品链的主导地位。(37)

可见,GCC的分析视角逐步转向微观,着重刻画资本间不对等权力关系的类型,但其只是基于企业不同业务分类下资本权力的不对等趋势,未能充分揭示权力不对等的根源。而且,GCC总体强调资本和资本之间点对点的权力不对等现象,放弃了探究资本—劳动关系与具体生产的劳动过程组织形式,分析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传统。此外,GCC提出的升级或爬升(upgrading)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加入全球商品链的分工才能习得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形式,从而获得利益,但发展中国家在GCC中实现爬升的可能极为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分工格局具有动态性,发展中国家暂时获得的利益可能随着国际分工格局变化而消失,而GCC只是更加强调爬升的重要性而未加批判性分析。(38)几近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GCC无法从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出发分析资本—劳动关系与具体生产的劳动过程组织形式,对全球与地方的辩证关系分析也流于现象描述,这也是其相对NIDL的明显薄弱之处。

GVC以GCC为基础,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GVC从服务业国际分工兴起及企业间关系更为复杂的不对等权力关系类型出发,讨论基于增加值生产分割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意在探究决定全球价值链支配或治理结构的核心因素。GVC认为,决定全球价值链支配或治理结构的核心因素有3个:交易复杂度(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交易可符码化程度(the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和供给侧能力(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一般地,交易复杂度越低、交易可符码化程度越高且供给侧能力越强,那么显性协调度和权力不对称程度,抑或价值链内的权力控制就越弱。这三个因素的水平分为高和低,进行组合可以得到共23=8种治理类型,GVC只保留与现实相符的5种分析。以显性协调度和权力不对称程度总体从低到高的变化为序,全球价值链治理的5种类型分别为:市场型、模块化型、关系型、控制型和等级型,分别对应交易复杂度、交易可符码化程度和供给侧能力3种因素的低高高、高高高、高低高、高高低和高低低组合。(39)以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为例,上下游企业交易容易、交易可符码化程度高且生产性企业的供给能力强,因而其通过市场机制联结即可;同理,对于模块化型,上下游企业交易复杂,但交易易于符码化且生产性企业的供给能力较强,因而采用稍加权力控制的模块化价值链治理,上下游需要生产标准化通用模块和个性化定制模块相配的商品;对于等级型,上下游企业交易复杂、交易几乎不可符码化且生产性企业生产能力弱,上下游就最好采用强权力控制的等级模式与生产内部化的集团组织。

可见,GVC的分析继续深耕微观领域,将资本间不对等权力关系的类型扩展为五类。(40)但与GCC的问题类似,GVC是一种更为典型的类型学分析,(41)亦即不断将国际分工中出现的新现象以新类型的形式纳入分析。同时,GVC更加突出描述资本和资本之间点对点的双向权力不对等现象,仍未解释资本权力不对等的根源,也进一步剥离了资本—劳动关系与具体生产的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分析。GVC看似使用了价值范畴,却没有分析价值的来源与分配,也没有探讨具体劳动过程的作用,因此愈发模糊了国际分工中的价值来源。(42)所以,以GCC为基础的GVC进一步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

(四)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复归

GPN兴起于21世纪初,其理论建立在对GVC批判的基础上,复归了马克思主义关心价值生产与资本—劳动关系的传统。该理论聚焦资本主义企业间结成的复杂网络关系,从企业同时处于不同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而形成的生产网络现象出发,在继续探讨GVC所聚焦的资本权力不对等问题的同时,更着重讨论基于地方性生产方式特征的国际劳动分工。

GPN对GVC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43)其一,GVC只关心产业或企业层次的问题,即专注于描述资本和资本之间点对点的权力不对等现象,这是对当代国际分工理论从国家下沉至产业再到企业而形成的企业中心主义分析传统的继承,(44)与马克思主义深入个别资本内部的生产过程,探究资本和劳动关系的阶级和历史分析相悖;其二,GVC刻画的企业之间的联系是点对点的联系进而构成链的理论,而GPN则力图以链为基础扩展至网络的分析,以巧妙地囊括更多经济现象;(45)其三,GVC内部没有资本—劳动关系的存在余地,淡化除企业外的其他主体,所以劳动过程分析与资本—劳动关系分析都被GVC排斥在外;其四,GVC的爬升概念过于简化,即实现价值链位置的跃迁就代表了爬升,但爬升的实现所需的原有国际分工格局的打破与调整绝非易事,而且超额利润会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展逐渐消失,出现新的“爬升”需求;其五,GVC愈发接近比较优势理论下剥离批判性的分析,倡导加入国际分工与贸易即可有所发展的政策指向,但全球价值链锁定和比较优势陷阱都是发展中国家始终要面对的困境。(46)(47)

GPN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价值由劳动力创造,劳动力本身再生产的价值与其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才是GPN所需要阐述的理论对象。(48)但劳动力向劳动的成功转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劳动者需要获得所谓受雇佣的机会,才能进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二,全球生产网络是地方网络和国际网络的复杂组合。(49)全球生产网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性生产网络(50)仍大量基于小生产者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的简单物质联系。地方性生产网络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虽然部分地瓦解了小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小生产方式仍在相当广阔的地理空间存在。其三,地方性的制度、法律、文化、传统等社会条件对于当地可行的劳动过程具有重要影响。(51)制度是全球生产网络属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对资本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创新以及从创新中获利的能力具有很大影响。例如,东道国机构可能会因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法律体系欠发达而犹豫投资,(52)并且原产国的消费文化特征对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盈利能力也有影响,(53)而对关系治理的文化适应有助于提高资本的绩效。(54)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要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适应,以调整其技术和劳动过程的具体组织形式。其四,爬升概念的内涵十分复杂,(55)仅进入并从事相关产业无法自动实现爬升。爬升需要通过自主行动,确立产业进入壁垒和报酬递增优势而形成垄断力量。否则特定行业的超额利润终究会在无序竞争中消失殆尽,最终实现全行业乃至全球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全球生产网络框架下组织的地方性劳动过程可由三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第一,对于服装生产,(56)其核心企业是由经理控制的设计劳动向下游生产企业输出劳动概念,大规模的生产核心企业总领劳动执行,负责核心模块的生产和非核心模块的所谓组装,并将个别非核心模块外包给小规模家族企业进行下游生产,最终小规模家族企业将订单下达至家庭手工作坊的小生产单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57)在这一过程中,贴牌营销商将劳动过程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与当地的小生产者的生产网络充分结合,形成由购买者驱动的全球生产网络。第二,对于电话客服外包,(58)资本、劳动力和消费者在空间上几乎完全分离,资本可以充分利用特定地方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控制。在劳动力市场高度竞争且缺乏管制的情况下,参与“情感劳动”的过程的劳动者适用新福特主义的劳动控制方式,(59)可形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队伍。加上对劳动技能差异化的劳动者的区别对待,可消解工人反抗资本的力量。第三,对于数字经济中的“幽灵劳动”,(60)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广泛应用下,数字资本驱动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工识别与审查以剔除可能充斥互联网环境的不良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互联网用户不自觉地充当了资本需要的劳动力,在浏览网页时,其识别图片信息的数据反馈被数字资本搜集整理,进而构成人工智能体系的一部分基础,(61)劳动过程和资本—劳动关系被“幽灵化”地隐藏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角落。

可见,GPN作为更前沿的当代国际分工理论,既在某种程度上对GCC和GVC有所继承,延续了GVC对资本—资本权力关系的认识,又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而对GVC有所批判,重新引入了资本—劳动关系与具体生产的劳动过程组织形式分析,更好地解释了全球范围内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其对于地方性社会条件的分析为正确理解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化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也正是由于GPN继承了GVC对资本和资本权力关系的认识,导致其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资本积累能力的差异化。而且,GPN对地方性劳动过程的研究过于关注微观案例,也没能建立起地方性劳动过程与持续的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之间的有机联系。

由此,从NIDL到GVC的理论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缺失,具体如表1所示。GPN部分复归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并且对地方性的劳动过程做出了深刻分析,但一个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则需要在现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为何全球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资本间形成不同的分配,外在表现为积累能力差异化的资本。这也是对GCC与GVC中资本不对等权力形成的根本原因的探究。

三、当代国际分工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融合

GPN存在与GCC、GVC一样的局限性,无法解释资本不对等关系的根源,因而无法衔接地方性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劳动过程与全球资本积累过程。当前政治经济学新动态发现,不同行业的调节资本及其再生产条件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从“小资本”流向“大资本”的剩余价值转移,(62)成为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的基础。而GPN着重讨论的地方性劳动过程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可以尝试两者结合进行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分析。

(一)调节资本及其再生产条件

国际分工理论需要理解全球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既要综合分析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即劳动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创造,也要分析资本因竞争而出现的积累能力差异进而形成的价值转移。(63)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就是资本通过竞争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机制,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基本出发点。

需要指出的是,利润率平均化的隐含条件是资本在长期要取得平均利润率,才能够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实现再生产。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64)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分别讨论了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延续。(65)这两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都无法获得平均利润,但是却并未被竞争轻易消灭,因而其中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资本自身的生存的下限是其生产规模的维持,因此在较长时期内,部分资本即使无需取得平均利润率,也可以完成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66)换言之,资本完成再生产并不一定需要获得平均利润率,因为资本的真实竞争状态与完全竞争相去甚远,利润最大化与利润率原则,并非所有生产条件下的国际产业资本进行生产决策的主导标准,(67)资本需要优先考虑如何至少在原有规模上维持自身。(68)具体的可能情况包括:不考虑信用关系的资本可依靠零利润来维持其生产规模;陷入信用关系的资本获得的利润率只要能覆盖借入本金的利息率,也可维持生产规模;对于小生产者,保证其生产过程中雇佣的劳动力价值得到补偿是维持生产规模的关键,而在极端情况下,劳动力的价值还可以进一步压缩至生存工资,亦即“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69)这些不同的资本完成再生产的方式与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空间,就成为资本之间竞争背后价值转移的关键。(70)因此,对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的分析需要界定不同资本如何完成再生产,亦即资本的再生产条件,这正是GPN缺乏的关键分析。

为什么会形成资本再生产条件之间的差异?这需要借助于调节性生产条件及调节资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不同资本如何因再生产条件不同而形成的资本积累能力和权力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调节性生产条件存在国际差异,基于该条件形成的产业资本之间形成了积累能力和权力的国际分化。调节性生产条件主要指资本在某一行业进行投资时,所存在的一系列代表该行业普遍情况且通常可以被其他资本复制的生产条件。(71)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性,因此会对应性地形成不同的调节性生产条件。由于调节性生产条件是资本投资时普遍考虑采用的具体条件,因此其会反映行业对于资本再生产条件的要求。以简单加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例,其调节性生产条件的要求较为简单,资本仅需要进行少量的投资就可以开始生产,因此对这类资本的再生产要求是资本只需获得少量利润,就可以在行业竞争中长期存在。满足了调节性生产条件的资本就会成为某一行业的调节资本,(72)其反映的是某种行业或地区资本完成再生产需要满足的条件。(73)(74)调节性生产条件与调节资本概念的出现本质上是将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的分析推广到产业资本差异性分析的结果。(75)级差地租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劣等地的生产条件构成了行业的调节性生产条件,是因为投资于劣等地是资本进行投资时,较为容易复制的生产条件。而该生产条件反过来要求资本获得的收入能够满足一般利润率和支付绝对地租的要求,这就构成了针对投资于农业的资本再生产条件。然而,在国际产业资本的分工动态下,不同行业的调节性生产条件存在更大的差异性,需要更细致的考察。

在国际分工动态中,由于不同行业或地区的调节资本对再生产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资本在竞争和淘汰的过程中出现分化:一方面,一些资本经过竞争的筛选,成为需要取得高于平均利润率才能维持其再生产的调节资本,存活下来后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资本积累,且其再生产将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扩张速度,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因而可以实现较大的资本规模,因此在与其他行业的资本进行竞争和议价的过程中具有优势,可以获得额外剩余价值的流入,被称为“增强型正常资本”“增强型资本”或“大资本”(enhanced normal capitals);另一方面,一些资本经过竞争,在一些行业中,成为仅依靠低于平均利润率就得以维持再生产的调节资本,被称为“小型资本”或“小资本”(small capitals)。(76)这些资本在与其他资本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常面临剩余价值转移的问题,但可凭借无需过高的成本条件实现生产过程的复制或再生产,从而在竞争中保证维持性生存。(77)此外,在竞争和淘汰的过程中,一些资本能够取得平均利润,相对其他行业的增强型资本和小资本,在竞争和议价方面无明显劣势和优势,被称为“正常型资本”或“普通资本”(normal capitals)。

在由剥削全球劳动力而产生的全球剩余价值池中,(78)不同类型资本具有不同的分配能力,而调节性生产条件就成为其分配的依据。以资本的差异化增殖能力(differential valorisation capacity)为标准,不同类型的调节资本在利润率方面的差异化,就是剩余价值依据资本不同权力分配的外在表现。基于调节性生产条件形成的产业资本国际分化,实际上就成为GCC和GVC的国际分工中资本不对等权力的根源。

(二)调节性生产条件与资本的国际分化

不同再生产条件的调节资本的存在,使不同行业乃至地区之间资本权力高度不对等,而其关键是剩余价值从小型资本所处的弱势行业或地方,向增强型资本所处的强势行业或地方转移,深化了WST所强调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增强型资本”和“小资本”并不仅是从其规模角度界定的。甚至可能由于资本所处生命周期不同,“增强型资本”可以规模很小而“小资本”可以规模很大。(79)最典型地,大量的小资本就是居于全球生产网络中间环节、广泛位于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80)这类企业与处于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和下游的贴牌生产商相比,议价能力较弱、利润微薄且劳工待遇有待提升,但其单个资本仍然可以雇用大量劳动力,其规模甚至可比肩处于上下游的增强型资本。

具体的国际分工动态中,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增强型资本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动后发国家,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济理论指导下,主导的财富等级体系长期稳定,南北收入差距十分明显。(81)而后发国家萌生更为强烈的自由发展愿望,这有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基于各异的地方性社会条件,资本可以实现对地方性劳动过程更有效的控制,并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调节性生产条件的差异。ICT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大发展,(82)实现较大程度的时空压缩,(83)使得快速协调全球生产成为可能。生产技术出现自动化引发模块化进而垂直非一体化的倾向,(84)使得生产效率在极大提升的同时,也让地方性社会条件能够更便利地被跨国资本利用,而地方化的民族资本可能处于弱势。占据更优再生产条件的跨国资本或增强型资本,不断从发展中国家的小资本吸收剩余价值,塑造了以中间品生产和贸易为表现、具有网络化特征的国际分工动态。这种全球资本积累过程塑造的增强型资本与小资本的分化,是形成国际分工现象中持续性的资本积累能力与权力的差异化的根源。

苹果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分化。以苹果公司的产品iPhone在2010年左右的生产情况为例,从其利润部分来看,属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欧盟的利润,分别占其价值总额的4.7%、0.5%、0.5%和1.1%,而属于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利润为2.4%,但美国部分利润高达58.5%。仅一部iPhone手机而言,其利润率高达73%。(85)作为一个由全球分工生产出的产品,苹果公司的美国部分利润占iPhone总价值的近六成,是名副其实的“增强型资本”或“大资本”。苹果公司的美国部分占据的超额利润的背后,则是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小资本及其雇用的劳动力进行采矿、组装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这些行业调节性生产条件的低门槛要求,被雇用的劳动力往往要在严苛的环境下进行高强度劳动,但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却会被转移至苹果公司。因此,作为苹果主导的生产网络内小资本的典型代表,富士康多年来一直受到低利润率的困扰。(86)

图1 国际分工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本文内容自绘。

(三)国际分工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分析

调节资本及其再生产条件的分析,事实上已指出国际分工现象背后资本积累能力与权力差异化的根本原因。该分析结合GPN对地方性劳动过程和劳资关系的具体分析,可以形成一个更为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分析的框架基础,其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这一综合的理论分析应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地方性社会条件存在差别,处于全球生产网络内的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将适应地方性社会条件的特征而发生因地制宜的改变,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塑造了不同地方生产网络下的调节性生产条件;其二,资本利用不同地区的调节性生产条件形成不同行业的调节资本,资本和资本的竞争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塑造了全球生产网络中资本差异化积累的国际劳动分工动态;其三,在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条件可能会逐渐发生改变,形成影响国际分工演化的新动力,从而不断深化全球和地方的辩证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国家加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国际分工,也许会随着与外部的生产网络相连接,获得技术或劳动组织形式等新的调节性生产条件,从而提升了个别资本的积累能力,并实现了所谓爬升。但调节性生产条件自身也会不断变化。随着更多国家取得类似的调节性生产条件,竞争将会使得潜在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进一步趋于下降,原有的爬升会失去意义。(87)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爬升,绝不仅是一个自在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去改革本地的地方性社会条件以适应价值生产能力的提升,从而主动塑造必要的调节性生产条件,帮助增强型资本的形成。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的综合性分析提出一些基本的分析原则。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亦可发现,国际分工理论必须综合考虑地方性劳动过程的特征与全球范围内资本间权力分化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两方面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发展,因而未来需要将两方面的理论进行充分融合与剖析。这有待于未来的新研究进行更加深入详细的探索。

四、结语与展望

国际分工现象的背后,是全球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与积累能力差异化的资本分配剩余价值的统一,表现为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分布,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性生产网络的辩证关系。

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国际分工新现象呼唤理论对其加以解释。然而,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抓手,当前的国际分工理论却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缺失的问题。这一缺失导致GCC和GVC只聚焦于点对点的资本不对等关系的分析,同时彻底忽视对具体劳动过程的分析,无法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来源。GPN力图通过重新关注地方性劳动过程和资本—劳动关系寻求突破,但依然未能理解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在理论上实现地方性社会条件塑造的可行劳动过程,与资本和资本由竞争驱动的积累能力差异化的衔接,就十分重要。调节资本及其对由不同再生产条件引发的增强型资本、小型资本和正常资本分化的分析,就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理论不足的重要补充。据此,本文提出国际分工理论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充分地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融合。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参与当前的国际分工仍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如何利用和构建有利于积累增强型资本的社会条件就成为关键性问题。第一,针对如何从内部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我国需要继续营造更为适应国有增强型资本实现积累的营商环境,“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问题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88);根据国内各地的社会条件培育具有强大组织性纪律性的产业工人队伍以及弹性化的生产劳动组织,“焕发劳动热情,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89)第二,对于国内初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或地区,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节性生产条件,“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90),塑造具有强大积累能力的地方性生产网络。第三,针对基于现有生产条件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主体,我国也要继续鼓励国有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在确保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协同“走出去”步伐,“朝着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目标”(91)迈出新的步伐;主动在与国内大循环相配合的国际资本循环中取得爬升的优势,“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92);努力消除资本特性和行为的逻辑对全球经济复苏与运行的负面影响,“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3)。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②《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④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页。

⑤Michel Aglietta,"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New Left Review,no.232(January 1998),pp.41-90.

⑥Nicolas Grinberg and Guido Starosta,"From Glob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Varieties of Centre-Leftism in South America:The Cases of Brazil and Argentina",in Spronk and J.R.Webber,eds.,Crisis and Contradiction:Marxist Perspectives on Latin American in the Global Economy,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4,p.237.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4-645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⑨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US Experience,London,New York:Verso,1979,pp.17-18.

⑩Ben Selwyn,"Beyond Firm-Centrism:Re-Integrating Labour and Capitalism into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12,no.1(January 2012),pp.205-226.

(11)Mindy S.Crandall and Bruce A.Weber,"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Spatial Concentrations of Poverty,and Poverty Dynamic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86,no.5(December 2004),pp.1276-1281.

(12)郑玉:《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演化及国际比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13)毛蕴诗、郑奇志:《论国际分工市场失效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升级理论构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4)韩艳红:《马克思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15)乔晓楠、张月莹、吴雨婷:《世界再生产体系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9年第5期。

(16)尹才祥:《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思想精髓及其时代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7)张苏:《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

(18)张苏:《国际分工理论流派及其综合》,《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

(19)钱书法、周绍东:《新国际分工格局的结构性矛盾——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的解释》,《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20)谢富胜、黄盛:《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

(21)Guido Starosta,"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Antipode,vol.42,no.2(March 2010),pp.433-465.

(22)Nicolas Grinberg and Guido Starosta,"From Glob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Varieties of Centre-Leftism in South America:The Cases of Brazil and Argentina",in Spronk and J.R.Webber,eds.,Crisis and Contradiction:Marxist Perspectives on Latin American in the Global Economy,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4,p.237; Juan  Carrera,"Argentina: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Political Crisi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4,no.1(March 2006),pp.185-219; Juan Inigo Carrera,"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and Its Realisation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s",in Greig Charnock and Guido Starosta,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pp.25-48.

(23)Michel Aglietta,"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New Left Review,no.232(January 1998),pp.41-90; 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US Experience,London,New York:Verso,1979,pp.17-18.

(24)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US Experience,London,New York:Verso,1979,pp.17-18.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4-475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4-645页。

(29)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63页。

(30)吴苑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沃勒斯坦的学说为切入点》,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

(3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32)John Weeks,"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Squeeze' Hypothesis",Science & Society,vol.43,no.3(Fall 1979),pp.259-280.

(33)John Bellamy Foster,Robert W.McChesney and R.Jamil Jonna,"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vol.63,no.6(November 2011),p.1.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

(35)F.Frbel,J.Heinrichs and O.Kreye,"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17,no.1(February 1978),pp.123-142.

(36)Gary Gereffi,"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How U.S.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in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eds.,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Lond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4,pp.95-96.

(37)Gary Gereffi,"Shift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ternet",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4,no.10(June 2001),pp.1616-1637.

(38)J.Henderson,P.Dicken,M.Hess,N.M.Coe and H.Yeung,"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9,no.3(August 2002),pp.436-464; N.M.Coe,P.Dicken and M.Hess,"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Realizing the Potential",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8,no.3(May 2008),pp.271-295.

(39)Gary Gereffi,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2,no.1(February 2005),pp.78-104.

(40)Guido Starosta,"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Antipode,vol.42,no.2(March 2010),pp.433-465.

(41)Stephanie Schrage and Dirk Ulrich Gilbert,"Addressing Governance Gaps in Global Value Chains:Introducing a Systematic Typology",Journal of Husiness Ethics,vol.170,no.4(May 2021),pp.657-672.

(42)实际上,GVC所谈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截然不同;GVC的价值只是以货币价格表示的使用价值。

(43)N.M.Coe,P.Dicken and M.Hess,"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Realizing the Potential",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8,no.3(May 2008),pp.271-295; Timothy Sturgeon,"How Do We Define Value Chains and Production Networks?",IDS Bulletin,vol.32,no.3(2001),pp.9-18; J.Henderson,P.Dicken,M.Hess,N.M.Coe and H.Yeung,"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9,no.3(August 2002),pp.436-464.

(44)Ben Selwyn,"Beyond Firm-Centrism:Re-Integrating Labour and Capitalism into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12,no.1(January 2012),pp.205-226.

(45)需要指出的是,GPN的“链超越”并不成功,其试图进行的网络分析只做得到链分析的叠加,只能是一种升级版的点对点分析。

(46)Evert-Jan Visser and Ron Boschma,"Learning in Districts:Novelty and Lock-in in a Regional Context",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vol.12,no.6(September 2004),pp.793-808.

(47)James Riedel and Pham Thi Thu Tra,"Growth Engines and Development Traps",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vol.8,no.1(January 2016),pp.25-26.

(48)Andrew Herod,"From a Geography of Labor to a Labor Geography:Labor's Spatial Fix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m",Antipode,vol.29,no.1(January 1997),pp.1-31.

(49)Peter Dicken,"Geographers and 'Globalization':(Yet)Another Missed Boat?",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29,no.1(March 2004),pp.5-26.

(50)James Simmie and Douglas Hart,"Innovation Projects and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A Case Study of Hertfordshire",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vol.7,no.4(August 1999),pp.445-462.

(51)Neil M.Co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

(52)Liena Kano,Eric W.K.Tsang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Global Value Chains:A Review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Literat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51,no.4(June 2020),pp.577-622.

(53)Shalom Schwartz,"A Theory of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s:Ex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s",Comparative Sociology,vol.5,no.2-3(June 2006),pp.137-182.

(54)David A.Griffith and Matthew B.Myers,"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Fit of Relational Norm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36,no.3(May 2005),pp.254-269.

(55)Neil M.Co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

(56)Nebahat Tokatli and  Kizilgün,"Upgrading in the Global Clothing Industry:Mavi Jea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Turkish Firm from Full-Package to Brand-Name Manufacturing and Retailing",Economic Geography,vol.80,no.3(July 2004),pp.221-240.

(5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1页。

(58)Martin Hess and Neil M.Coe,"Making Connections: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Standards,and Embeddedness in the Mobile-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vol.38,no.7(July 2006),pp.1205-1227.

(59)Blake E.Ashforth,"Emotional Labor in Service Roles: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8,no.1(January 1993),pp.88-115.

(60)Bruno Moreschi,Gabriel Pereira and Fabio G.Cozman,"The Brazilian Workers in Amazon Mechanical Turk:Dreams and Realities of Ghost Workers",Contra campo,vol.39,no.1(2020),pp.46-64.

(61)Phillip Phan,Michael Wright and Soo-Hoon Lee,"Of Robot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Work",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vol.31,no.4(November 2017),pp.253-255.

(62)Guido Starosta,"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Antipode,vol.42,no.2(March 2010),pp.433-465.

(63)Michel Aglietta,"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New Left Review,no.232(January 1998),pp.41-90.

(6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

(6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2-54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7-919页。

(66)Guido Starosta,"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Antipode,vol.42,no.2(March 2010),pp.433-465; Geoffrey M.Hodgson,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pp.282-285.

(67)Anwar Shaikh,Capitalism:Competition,Conflict,Cri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64-265.

(68)Geoffrey M.Hodgson,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pp.282-285.

(6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

(70)Juan Inigo Carrera,"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and Its Realisation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s",in Greig Charnock and Guido Starosta,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p.42.

(71)Anwar Shaikh,Capitalism:Competition,Conflict,Cri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265.

(72)Anwar Shaikh,Capitalism:Competition,Conflict,Cri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67-268.

(73)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国际分工中,特定行业往往在特定地区集聚。

(74)Lefteris Tsoulfidis and Persefoni Tsaliki,"Marxian Theory of Competition and the Concept of Regulating Capital:Evidence from Greek Manufacturing",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7,no.1(March 2005),pp.5-22.

(75)Guido Starosta,"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Antipode,vol.42,no.2(March 2010),pp.433-465.

(76)Guido Starosta,"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Antipode,vol.42,no.2(March 2010),pp.433-465; Guido Starosta,"The Outsourcing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 Rise of Giant Global Contractors:A Marxian Approach to Some Recent Transformations of Global Value Chains",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5,no.4(2010),pp.543-563.

(77)Geoffrey M.Hodgson,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pp.282-285.

(78)Duncan K.Foley,"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5,no.3(September 2013),pp.257-268.

(79)Juan Inigo Carrera,"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and Its Realisation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s",in Greig Charnock and Guido Starosta,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pp.43-44.

(80)Jean-Claude Khoury,"The Re-emergence of Sweatshops",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7,no.1(January 1998),pp.59-62.

(81)Giovanni Arrighi,Beverly J.Silver and Benjamin D.Brewer,"Industrial Convergence,Globalization,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8,no.1(Spring 2003),p.3.

(82)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83)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4页。

(84)Michael H.Best,Th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 Renewal of American Indus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2.

(85)K.L.Kraemer,G.Linden and J.Dedrick,"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Apple's iPad and iPhone",Research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Alfred P.Sloan Foundation and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CISE/IIS),2011,p.5.

(86)Ngai Pun,et al,"Apple,Foxconn,and Chinese Workers' Struggles from a Global Labor Perspective",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April 2016),pp.166-185.

(87)Ben Selwyn,"Beyond Firm-Centrism:Re-integrating Labour and Capitalism into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12,no.1(January 2012),pp.205-226.

(88)《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5页。

(89)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

(90)《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3页。

(91)《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9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93)《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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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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