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云:忆王思治先生的学术风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63 次 更新时间:2023-12-04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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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云  

 

王思治先生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以有生之年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进行了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师从先生六年,得耳提面命,故受教良多。一直以来,王思治先生的治史风范及其毕生追求,伴随并指引着我在治学道路上砥砺前行。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思治先生还是青年学生时,便参与了中国史学界有关“五朵金花”的理论大讨论,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研讨,他用力最多。他从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入手,深入解析了两汉奴隶制大量存在的史实,以证魏晋封建说。其中,多有与史学前辈翦伯赞先生的讨论,展现出他在史学方面勇于探索、善于思辨的史学天赋。

进入70年代以后,王思治先生将研究重点转向清史,以明清鼎革为中心,范围集中在清朝历史地位、清初社会矛盾、明清战争、国家统一、皇位继承制度、历史人物评价,以及清前期中俄关系等方面。他的文章以精辟的论述、鲜明的思想性和思辨性引人入胜,而寓论于宏大叙事的行文风格,又将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偶然性与必然性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他对承德避暑山庄、乾隆朝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两淮盐商的盛衰、宗族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亦多有独到的建树,至今仍为该领域研究中的必读文章。可以说,王思治先生的学术研究深厚而又充满活力,这里仅就其独领风骚的史识陈述一二。

第一,从“大一统”的视角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是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定位和定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界围绕明清鼎革的政治意义、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由满洲入主中原发生的改朝换代对中国历史运行轨迹及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其时,对清朝历史地位持否定者大有人在,基本观点是清朝的建立阻碍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此,王思治先生与许多学者提出应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并作《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一文阐发自己的观点。

文中强调,明清之际中国不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评价明清两朝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早期殖民主义势力的到来。这意味着明清之际的中国需要重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而担负起抵御外国殖民者入侵的历史使命。清朝在明清之际多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最终完成国家的统一,这是对清前期历史地位评价的关键。这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观察明清之际历史的角度,无疑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对清朝历史地位否定论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王思治先生的上述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

第二,对清朝完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论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辽阔疆域的奠定,是王思治先生在清史研究中的又一着力点。他以宏观叙事的手法,系统阐述了清朝在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在民族关系的论述上,王思治先生多次使用了“国家统一”的概念,其核心理论出自对儒家“大一统”的诠释。在论述中,他将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辨析植入复杂多变的战争场景中,在《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等文中,系统考察了清朝如何在明末多种政治与军事力量逐鹿中原中夺取最终胜利的进程及诸种成因。他就清朝的战略决策及其调整、战争的性质,以及清初社会矛盾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勾画出一条清晰的明清之间政治与军事较量的历史主线。

在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上,王思治先生的另一关注焦点是清朝与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三大部的关系。他在《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兼论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等文中,深度反思康熙帝行木兰秋狝、兴建避暑山庄的政治举措源于康熙帝对“三藩反清、叛者四起”的观点,通过挖掘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逻辑,论证了清朝正是通过这些绥服政策,实现收拢漠南、漠北蒙古诸部的目的,以及由此建立起清朝的北边“长城”的历史结局。

此外,他又对清朝用兵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了深度解析,诸论点多集中在《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一文之中。他明确指出,清朝与准噶尔蒙古之间的战争,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牵动着漠南蒙古,以及天山南北、青海、西藏等广大区域,影响大且深远。由于沙俄不断对准噶尔部进行离间与窥伺,清朝平准也就具有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内涵。他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与清朝的专制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意义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及其辽阔疆域的确立与巩固。

第三,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史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思治先生在参与史学界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时,便提出要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角度关注清官。70年代后,他负责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工作,就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是见仁见智。他指出,“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历史的大局来看,是应予肯定的,这也就是评定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同时强调,“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对降清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他以多尔衮和史可法为例,说明二人虽为敌对阵营,却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多尔衮以完成国家统一之功而载入史册;史可法血战不屈,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以立德名垂青史。

其次,明确提出有关“贰臣”的评价,不能以古人为法。王思治先生指出,清初统治者以“顺逆”判人,乾隆中叶以后,抗清者竟被作为忠功典范大加褒崇,降清者反而是大节有亏。国史馆奉诏将降清者编入《贰臣传》,用意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儒家的“忠君”观念,以进一步确立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因此,“贰臣”是一个代表传统社会正统思想的观念,“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清统治者的标准之不足为训”。

可见,王思治先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注重了历史的“客观性”,不再给历史人物贴上英雄、忠臣、叛徒、汉奸等标签,体现了“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的史德、史识。

第四,专制政治中的权力关系。王思治先生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犀利而睿智,他总能在一些看似平常的史事中找到深刻的话题,并将其升华到理性的思考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中,政治史不仅处于核心地位,而且研究的维度也形成一定的张力。王思治先生除了注重对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等话题的解构外,也注意到了围绕权力形成的利益集团等问题。他以敏锐的史感和细致的分析,回答了清前期的权力如何被统治者演绎,制度的改变又是如何为权力者服务,其间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又是如何通过制度划分权力,以及权力结构的状态及相关利益集团等问题。而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属于国家政治中的皇位继承问题,并于1996年发表《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的长篇论文。

这是清史学界第一篇系统深入分析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演变过程的学术专论。他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规律的角度,将清初皇位争夺置于满洲贵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进行考察,对其背后满洲贵族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与残酷斗争进行了阐述,并解读了围绕皇权及皇位继承斗争中产生的诸多疑案、谜案,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给予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第五,宗族社会。在关注国家政治的同时,王思治先生还将研究视角伸入社会的基层,他的《宗族制度浅论》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和讨论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清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轨迹、族权的构成和社会功能、族权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等。他指出,宗族制度是地域性组织,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奠基在小生产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之上,在清代达到极盛。“大约在清朝雍正年间,族权又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从而直接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他认为,“阐明宗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揭示我国封建制度历史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王思治先生在文中通过对江西、福建等地宗族的考察,指出强宗大族与封建政权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宗族组织有时也成为农民斗争的手段”等学术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

王思治先生孜孜治学,以高屋建瓴的理性思辨、严谨平实的独到见解,在学术道路上笔耕不辍,即便在八十有余的高龄,依然爬梳于浩瀚的文献之中,在清史工程的纂修中燃烧着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节蜡烛。他一生笃诚,朴实无华,常以“老书生”自诩,他对学术的挚爱融于字里行间,学术研究已融入其生命,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曾说:“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因此,也必须从历史上去认识自己,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句话集中表达了他的史学情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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