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当下最需要的是“精准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1 次 更新时间:2023-11-29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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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进入专栏)  

 

2023年8月在湖南调研期间遇到的两件事,迄今一直在我脑中徘徊,思索良多。

一件事是,在参观湘西十八洞村扶贫实践纪念馆时,发现一则异常醒目的主题:精准扶贫、靶向施策。我们知道,“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作为粗放扶贫的对称,“精准扶贫”意在强调扶贫方式的精准度和针对性——在矫正扶贫项目相对粗放“漫灌”的基础上,对扶贫对象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实行“靶向施策”。

在我国反贫困的成功实践中,“精准扶贫”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精准”,正是在扶贫方式发生由相对粗放到精准的历史性变化背景之下,湘西十八洞村才能历史性地实现脱贫目标。也正是在“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反贫困事业才能取得令世界叹服的骄人成绩。

另一件事,在考察长沙居民消费市场状况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事实:现实消费的“流量热”远超预期。虽仍处于炎热的夏季,无论是以怀旧为主的餐饮“文和友”,还是时尚饮品“茶颜悦色”,抑或是其他服务性企业,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门前排长队现象随处可见。即使类如湖南省博物馆、第一师范、岳麓书院这样的文化旅游场所,参观者也是络绎不绝,人流、客流已经大体恢复到甚至超越了2020年前水平。以人声鼎沸、一座(票)难求来形容长沙的消费市场,一点儿都不为过。长沙也因一批“网红企业”的兴起和夜市经济的盛况,而被誉为“网红城市”。

进入2023年以来,我们一直倾向于以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以消费需求不足,来归结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的主要困难和挑战。然而,一旦联系长沙呈现的居民消费市场“流量热”,并且注意到用于测度消费需求的代表性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系消费品“流量”和消费品“价格”两个因子的乘积,便会发现,当下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并非以往所经历的一般意义上的消费需求不足: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流量”并未减少或并未减少那么多,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增长,但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档次”降低了,为此而付出或有能力付出的产品“价格”下降了。故而,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消费需求变得不足了。问题并非出在消费“量”的减少上,而是出在消费“质”的降级上。由此看来,对于包括需求、供给因素在内的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不能满足于一般意义分析,停留于一般性概括,而必须深入至具体层面,做更为精细化的分析。

上述两件事,表面看起来似无关联,但仔细思量,两者之间其实渗透着一个同样或至少近似的逻辑: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反贫困也好,宏观经济分析也罢,都需要更加讲究精细、精准,相对粗放的思维或操作方式不再合乎时宜,或者,至少不再如以往那般务实有效。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判断。它告诫我们,凡事要问质量和效益,凡事必须讲精细和精准,实乃高质量发展阶段躲不开、绕不过,非走不可的一条必由之路。

立足于当下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经济恢复进程,借鉴反贫困领域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更换其中的两个字而引申于宏观调控操作——“精准调控”。显而易见,作为粗放调控的对称,“精准调控”既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更是当下中国经济运行中最需要的宏观调控。

如下的问题肯定要接踵而来:怎样才算是“精准调控”?又该如何实施“精准调控”?

这当然需要做较为系统的研究,也可能会由此拿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如下几点可能最重要、最关键,也是当下最需要关注的。

其一,“精准调控”离不开精细化宏观经济分析,要建立在精细化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宏观经济分析告别粗放式、坚持精细化了,才能有宏观调控的精准化,才谈得上“精准调控”。回到长沙居民消费市场的例子,倘若停留于一般性分析而未深入到构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个因子层面,便很可能将“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混在一起,从而未看到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刻成因在于收入减少背景下的预期转弱——因眼前的收入减少、“囊中羞涩”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从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样花钱。同样的道理,倘若满足于做一般性概括而未深入到 “三重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层面,便很可能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混作同一层面的平行关系,从而未看到导致需求不足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具“牵牛鼻子”意义的压力在于预期转弱——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费,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般投资,从而需求趋向于收缩、供给遭遇了冲击。

引申一步说,只有在精细化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牵住预期转弱这个“牛鼻子”,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转强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才可随之化解,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

其二,“精准调控”离不开举措、对策的针对性,要建立在“对症下药”的基础之上。只有推出的举措、提出的对策富有针对性、坚持“对症下药”,才能有宏观调控的精准化,才谈得上“精准调控”。还是以长沙居民消费市场为例,倘若 “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忽略其间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之别,便很可能看漏多重病因之间的复杂性。故而,在仔细区分病因的基础上而有针对性地分别用药、对症下药,便可能沦落为一句空话。同样的道理,倘若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所有矛盾和问题不加区分地“一锅煮”“一勺烩”而忽略其间的性质差异,便很可能以政策调控代替改革行动,也很可能因企望依赖扩张性宏观政策单一手段解决或应对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所有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调控“失灵”。

引申一步说,只有在坚持“对症下药”的基础上让政策和改革各归其位、各谋其政,只有桥归桥、路归路,才能避免用药过猛、扩张过度,也才能确保将有限的宏观调控资源“用在刀刃上”,有效地消除滋生“大水漫灌”的隐患。

其三,“精准调控”讲究、突出的是质量和效益,要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而配置宏观政策、坚持做成本效益分析了,才能有宏观调控的精准化,才谈得上“精准调控”。仍以长沙居民消费市场为例,倘若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举措、对策仅仅围绕可因此收获的效益一个维度展开而忽略因此付出的成本,便很可能因成本被“漏记”“少记”致使宏观政策效应分析不全面、不充分、不准确甚至宏观政策配置失当。同样的道理,倘若扩大消费需求举措、对策的推出未将效益和成本放置在同一层面实行“对冲”而看漏其间潜在的风险隐患,便很可能触碰政策成本的红线——财政金融风险,甚至导致财政金融安全底线失守,统筹发展和安全便也难以落实到宏观调控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引申一步说,只有瞄准调控的质量和效益,将成本效益分析纳入宏观政策配置制度体系、付诸宏观调控实践,方可确定当下的宏观调控该做什么、该做到什么程度,宏观政策配置效率才可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更契合、更匹配当下的宏观调控之所需。

事实上,追溯一下近几年我国宏观调控领域走出的演变轨迹,便可以发现,诸如“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合理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精准有效实施宏观政策”“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积极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等方面的字眼,一再呈现于党中央围绕宏观政策调控的决策部署之中。

也正是站在这样的肩膀之上,2023年7月2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的战略部署。可以认为,“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实质是对当下宏观调控操作方式提出的明确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宏观调控规律的认识以及对宏观调控艺术的把握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也可以认为,“精准调控”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操作方式的突出特征和灵魂所在。

说到这里,可以用一句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如果说“精准扶贫”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那么,“精准调控”就是我们打好当前经济恢复这一硬仗、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目标的“关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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