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离开滕国后，“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带着弟子浩浩荡荡前往魏国。由于在滕国推行仁政，又被滕文公拜为导师，此时的孟子已非当年可比，连弟子都怀疑如此排场是否有点过分。孟子却不这样认为，要想推行仁政、王道，如果没有一定的声望、影响，如何能说动诸侯、君王呢？士人对于所得，关键要看是否符合道。如果不符合道，即使一碗饭也不能接受；如果符合道，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今天排场一点能算过分吗？孟子到了魏国后，梁惠王亲自接见，《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就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惠王一见面就急切地问：“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呢？还是谈谈仁义罢。”接着说明只谈利不言仁义的危害。两人一见面便话不投机。不过由于孟子的影响，加之年岁已长——孟子此时约53岁，故梁惠王称其为“叟”，对孟子还算尊重。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与惠王的对话共有5章，均见于《梁惠王上》，惠王甚至表示愿意诚心接受指教，孟子趁机宣扬了如何实行仁政、王道，以及“仁者无敌”的道理，其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不过梁惠王虽然表面客气，内心却一定暗骂孟子迂腐，加之孟子的言论咄咄逼人，使其对孟子只是敬而远之，对其进言更是听不进去。
孟子乘兴而来，惠王满怀期望地接见，然而一谈话，惠王感觉像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孟子甚至斥责“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孟子与惠王不同的政治理念，需要结合战国的形势以及惠王的处境来理解。
战国七雄第一雄就是率先崛起的魏国。三家分晋后，率先进行变法的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他在位50年，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联合韩、赵诸国，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之地，向北伐灭中山国，向东击败齐国，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而称雄者。魏文侯还重视人才，奖励学术，他师卜子夏，友段干木，客田子方，用李悝为相，先后重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开战国礼贤下士的先河。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这一风气最早是由魏文侯开创的。魏国第二代国君魏武侯，虽然没有其父的雄才大略，也出现一些战略失误，但基本上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使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发展。然而魏国第三代国君魏惠王是个志大才疏的庸君，他好大喜功，又缺乏战略眼光，将其祖其父创立的霸业毁掉，自己也成为诸侯嘲笑的对象。从地缘政治上看，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这就决定了魏国的霸权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所以惠王即位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巩固三晋联盟，避免四面出击，东守而西攻，牢牢据有河西之地，控制崤函险要，限制秦国的发展，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参见黄朴民：《“奇葩”君主梁惠王》）
然而短视的梁惠王恰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即位第六年（前364），就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搬迁到四通八达、无险可守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后又受秦国商鞅的蛊惑，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称王，在逢泽（今河南商丘）举行会盟，会后朝见周天子，想以此确立自己在列国间的统治，却引起三晋之一韩国的警惕，转而与齐国联盟，与魏国为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惠王四面出击，不断发动战争，却大败而归，使魏国大伤元气。
《梁惠王上》云：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惠王因把都城迁到大梁，故称梁惠王，他所说的“晋国”指魏国，三家分晋后，韩赵魏升为诸侯，分别建国，但习惯上还称自己为晋国。惠王称魏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魏国的强大是文侯、武侯奠定的，到了惠王这里，已是江河日下，败仗一个接一个。其中“东败于齐”指著名的马陵之战，由于逢泽之会遭到韩国的抵制，第二年（前343）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前去讨伐，韩国难以抵挡，便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田忌、孙膑率军迎战。
孙膑与庞涓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了解，二人本是同窗，一起拜师学习兵法，后庞涓出仕魏国，担任了惠王的将军。但庞涓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担心孙膑的才干会超过自己，于是派人将孙膑接到魏国，然后罗织罪名，砍去了孙膑的双足，又在他脸上刺字。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孙膑是被挖去膝盖骨，是不正确的。古代确有膑刑，指挖人的膝盖骨，但后来不施行了，改为刖刑，砍人两足。孙膑所受为刖刑，而非膑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报任安书》也说：“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说“膑脚”而不说“膑膝”，说明孙膑是被砍足而不是挖膝。认为孙膑被挖膝盖骨，是由孙膑之名联想到膑刑而导致的以讹传讹，不足为信。
孙膑虽身受重刑，却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并借机逃出魏国来到齐国，被委以重任，现在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他利用庞涓轻敌的弱点，让士兵逐日减少饭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有河南范县、河北大名等不同说法）的险要山谷时，埋伏在这里的齐军突然现身，万箭齐发。庞涓在绝望中自杀，死前感叹“遂叫竖子成名”，无法释怀的还是孙膑的名气最终压过了自己。另一种说法是庞涓被射杀，魏国十万精锐武卒被歼灭，太子申被俘。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指秦将公孙鞅打败魏国，迫使魏国割让河西郡全部和上郡十五县。公孙鞅本是魏相公叔痤的臣下，公叔痤病重，惠王探望时问及身后之事，公叔痤力荐公孙鞅，并说“如不用，必杀之，无令出境”。惠王走后，公叔痤又对公孙鞅说：“我先公后私。你赶紧逃跑吧，我看惠王不会重用你。”告诉他自己与惠王的对话。公孙鞅说：“惠王既然不会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惠王果然没有把公孙鞅放在心上，对身边的人说：“我看公叔痤病糊涂了，竟然让我重用公孙鞅，岂不荒唐？”后来公孙鞅听说秦国颁布招贤令，就前往秦国并受到重用，获封邑于商而称商鞅。商鞅得到秦的重用后，立即对惠王展开复仇模式，他先是向秦孝公建议：“天令其灭亡，必让其疯狂。现在秦国的势力还无法与魏国抗衡，不如利用惠王的虚荣，劝其称王，让诸侯来攻伐他。”然后亲自跑到魏国游说惠王，惠王不知是计，结果被蒙骗称王。
商鞅又利用魏国在马陵之战的失败，于公元前341年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惠王派公子卬迎战商鞅。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好朋友，有过一段交情。商鞅便派使者送信说：“很怀念在魏国与公子交往的日子！现在虽然各为其主，但实在不忍心互相残杀，我想约公子一聚，重叙旧情，订立盟约，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重归于好。”公子卬是惠王的弟弟，长在宫廷之中，缺乏社会经验，兴冲冲去赴约，结果被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的惠王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痤的话。
“南辱于楚”指公元前323年的楚魏襄陵之战。惠王经历一连串挫败后，听从公孙衍、惠施的建议，联合韩、赵、燕、中山四国互相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实际是形成合纵，以对付秦、楚、齐等强国。为了给讨伐魏国寻找借口，楚国要求惠王废太子嗣，迎流亡于楚国的公子高回魏国为太子。这是公然干预魏国内政，魏王当然不答应，于是楚怀王就派楚将昭阳率军攻入魏国，在襄陵大破魏军，并趁势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池。
受到这一系列打击后，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想一雪前耻。在《梁惠王上》首章，他见到孟子劈头就问：“你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本章则提出：“寡人感到羞耻，想要为所有死者报仇雪恨，要怎么做才可以呢？”“愿比死者一洒之”的“比”是替、为的意思，“洒”同“洗”，复仇的意思。针对惠王的心理，孟子告诫其只有实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因为“仁者无敌”。
从惠王之问与孟子之答来看，二人的理念存在根本的差别。惠王虽然志大才疏，治国无方，祸国有术，但他的想法与大多数诸侯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凭借武力对外扩张，称王天下。但孟子对诸侯的兼并战争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惠王为了获取土地，就让百姓去打仗送死，大败之后，又想要报仇，担心不能取胜，就驱使他喜爱的子弟也去送死。对外兼并，推行霸道，满足的是君王的野心和欲望，牺牲的则是百姓的福祉和生命，甚至连子女的性命也搭进去，孟子从民本的立场出发，根本不予接受。
但孟子也认识到，制止战争必须靠武力来实现，所以他并不完全反对战争，而是希望实行仁政，得民心而得天下。所以他说：“只要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去杂草，让身强力壮者在闲暇之时学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长。这样，他们即使拿着木棒也可以对抗秦、楚坚实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了。”并宣称“仁者无敌”，让惠王不要怀疑。
二
孟子与惠王，一个主张王道，一个推行霸道，其产生分歧是必然的，这也是孟子与时代的冲突。那么，孟子主张“仁者无敌”，想用王道统一天下，能否成立呢？
查孟子立论的根据，主要有三点：第一，实行仁政可以赢得民心的归附，这就是孟子津津乐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参见《孟子·离娄上》）。第二，实行暴政则会使民众离心离德，孟子举出历史上很多例子，如百姓诅咒夏桀“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孟子·梁惠王上》），期待商汤来解救自己等（参见《孟子·梁惠王下》）。第三，故得天下不在于土地大小，而在于仁政。这在历史上也得到证明，“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
从逻辑、理论上看，孟子所论可以成立。但问题是，孟子的“仁者无敌”只是一种理论、信念，缺乏策略上的考虑。孟子的仁政措施只是包括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去杂草，让身强力壮者在闲暇之时学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长。其措施主要来自孔子的“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是一种富民、教民的政策。但民众衣食无忧、知书达理，不一定作战勇敢，要想“仁者无敌”，还必须对民众进行组织、训练，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孟子对这些问题一概不加涉及，就显得书生意气了。同样，孟子认为不行仁政会导致众叛亲离，这只有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如果说因为别国实行暴政而使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仁者前去讨伐就不会遇到反抗，同样存在逻辑上的跳跃。孟子坚信“仁者无敌”，请惠王不要怀疑。惠王对孟子陈义过高的进言自然是听不进去。
三
几年之后，惠王去世，太子嗣即位，即梁襄王。孟子与其见面后，大失所望。
《梁惠王上》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被梁襄王召见后，应该是对弟子还有朋友说的这番话。《梁惠王上》所记与梁襄王的会面，与其他各章不同，不是第三人称的陈述，而是孟子第一人称的转述。孟子对襄王的评价是：“远看不像一个国君，到了他面前也不能令人敬畏。”
孟子说：“襄王突然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天下统一了就会安定。’”这段话很重要，说明由于战国政治失序，陷入连年战乱，如何消除战争，恢复安定，成为人们的普遍焦虑。孟子主张统一才能安定，说明他不是一般的和平主义者，不是仅仅从道义上对战争进行批判，而是有着结束战争、统一天下的考虑。
“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我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这是孟子的政治宣言，孟子与诸侯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要统一，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孟子从儒家的仁道主义出发，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故希望通过行仁政而统一天下。“襄王问：‘谁愿归顺他呢？’我回答：‘天下的人没有不愿归顺的。’”襄王的疑问也是当时所有诸侯都关注的，用暴力、杀人尚不能令天下归顺，现在不杀人了，难道天下就会自动归顺了吗？
由于孟子的“仁者无敌”更多是着眼人性和历史的长远发展，是一种道理和信念，还需要相应的措施和策略，这方面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他只能以禾苗为喻，说明得民心者必然得天下。“大王了解禾苗吗？七八月间遇上干旱，禾苗就会枯萎。这时天上涌起乌云，降下大雨，禾苗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阻挡呢？当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好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好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伸长了脖子盼望他。真能如此，百姓归顺他，就像水往低处奔流，浩浩荡荡，谁能阻挡呢？”孟子这番陈述道义和信念的成分多于现实的考虑，实际未必行得通。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靠武力、暴力来实现。
孟子“仁者无敌”的理想没有实现，是孟子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孟子的理想虽没有实现，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价值和意义。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就是要跳出打天下、坐天下的恶性循环？不就是要用仁义取代暴力成为主导历史发展的力量，从而实现“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想吗？只是由于孟子缺乏策略的考虑，同时缺乏外在历史条件，使这一理想悬在空中，无法真正实现而已。儒学的价值就是坚持道德理想而不向现实妥协，我们为何要苛责孟子呢？
其实不完全如此，儒学内部是存在不同派别的。我们知道，孔子去世后，孔门内部发生分化，其中曾子留在了鲁国，讲学于洙泗之间，较多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创立的洙泗之学被视为儒学正统，后世有较高评价。孔子的另一位高足子夏则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讲学于西河之间，为魏文侯师。为满足诸侯争霸的需要，他不是一味固守师说，而是在继承孔子礼学的基础上，又吸收法的内容，将礼与法相融合。
子夏所创立的西河学派表现出重视政治功业、重视现实功利的特点，虽对儒学有所发展，但又因为杂驳，被认为偏离了儒家正统，在以后的儒学史上评价不高。但是若就当时而论，西河之学的影响则远在洙泗之学之上。子夏不仅为魏文侯所推重，而且弟子众多，有李悝、吴起、禽滑釐、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其中，李悝著《法经》，被视为法家的创始人；吴起著《吴子兵法》，属于兵家，但又辅佐楚悼王变法，故亦兵亦法；禽滑釐虽曾就学于子夏，但其后又成为墨家门徒；田子方、段干木虽可归为儒家，但又拒绝出仕；公羊高、穀梁赤则主要从事经学传授。故子夏的西河之学实际是以儒家为主，但又包含、容纳不同思想的宽松的学术派别。
近些年公布的清华简中有多篇属于《逸周书》，引起学界的关注。经过研究，学者一般认为《逸周书》应该是子夏学派为配合魏文侯变法编订的著作，完成于子夏及其后学之手。《逸周书》的主体思想虽然是儒家的，但又讨论了国家治理、用兵打仗等内容，属于政治化、功利化的儒家。子夏的弟子有馯臂子弓，而荀子又非常推崇子弓，故儒学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谱系之外，还存在孔子—子夏—子弓—荀子一系。
孟子属于心性化的儒学，故尊王贱霸，突出道德理想，而缺乏策略的考虑。荀子属于政治化的儒学，故王霸并重，更多考虑了操作、应用的层面。我们看《荀子》一书，有《富国》《强国》《议兵》等篇，这些都是孟子所没有涉及的。要想真正做到“仁者无敌”，除道德信念外，还需要有具体的制度设计，需要有策略的考虑，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作者简介：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新四书与新儒学》等著作，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2023年第5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