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铭:中国式现代化怎样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20 次 更新时间:2023-10-31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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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铭  

 

摘要:《共产党宣言》为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现代化和研究现代化相关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认识论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能不能开辟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实践对该问题作出了响亮回答。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拨开了笼罩在现代化理论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迷雾。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是统一的。革命为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现代化建设把革命目标变为现实。现代化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党提出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断深化其内涵,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要干什么,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一迷思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被打破的?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打破这一迷思?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由来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为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相关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但是其中关于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论述,实际上阐述了后来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关系。

《宣言》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是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是作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发展起来的。蒸汽和机器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使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产者成为工业中的百万富翁和产业大军的首领。

《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里所说的“对生产工具”的革命,进而“对生产关系”的革命,再进一步“对全部社会关系”的革命,就是后来被称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须进行这些革命。这是资产阶级“生存下去”的条件。《宣言》中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整个社会不停地“变革”“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这一时代的特点。

这一历史进程的特征,首先是生产工具的革命和过去从未有过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等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革命。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最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带来了对全部社会关系的革命,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改变,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人口密集起来,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而导致政治的集中,导致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总之,“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宣言》描绘的这一幅图景,展现了西方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既是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的地方”即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先在欧洲、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而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是在其推动下发生的,是同其产生、发展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如果人们的思维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等同于世界,又脱离社会的历史发展去观察现代化问题,把这一段历史中西方的现代化夸大起来,把现代化同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的关联固定下来,使之僵化,当作永恒不变的关联,就会产生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念。这是“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认识论根源。

《宣言》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不是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唱颂歌,更不是要把它永恒化。相反,“《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宣言》不仅严厉批评资产阶级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而且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生产力这一武器现在已经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而且“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宣言》扼要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发展生产和消灭城乡对立、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改造社会的措施,并且预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将用自由人联合体代替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宣言》的这些思想,预言了“现代化”(尽管并没有用这个概念)未来的进程,将其同资产阶级分离开而同无产阶级关联起来。这就为我们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锻造了思想武器。

同《宣言》所表达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相反,资产阶级竭力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从而把“现代化”同“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死死地捆绑在一起。正如《宣言》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既然作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掌握了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同时也就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使“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它宣扬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制度,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天然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资产阶级的国家被美化为千年王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散布关于资本主义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幻想,是“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阶级根源。

列宁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进展,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展现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前景,鼓舞着一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一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端和问题,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越来越显露出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际国内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背景下,苏联社会发生剧烈变动。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引起了人们的困惑。苏联的解体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终结?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人们面前。有人提出了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的“历史终结论”,以此回答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的问题,认为历史将终结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唯一成功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意味着社会发展中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言相反,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把它宣布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重要根源。

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是否走得通?这是一个有待历史和实践来回答、也有待创新性科学理论来回答的问题。

二、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统一

人类能不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实践作出了回答。习近平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体现在党的全部历史之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党百年奋斗的历程分为四个时期作了科学总结: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什么说这全部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呢?习近平在2023年2月7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分四个历史时期对该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并作出了明确回答。

第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些成就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第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独创性理论成果,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备了根本政治前提,获得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第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些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第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不断实现创新突破。在认识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在战略上,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战略支撑;在实践上,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些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事实表明,从实现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的历史,是数代人不懈努力,经过不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联系党的历史,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理解我们党为什么能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从多方面深入研讨。其中,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曾经发生严重争论的重要问题。

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中华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二者的关系,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二者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深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归根到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怎样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为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繁荣富强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艰辛探索,提出和尝试过各种主张和方案。一些人提出了“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并为此作出努力。事实证明,这些方案充其量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这些道路都走不通。这是因为,腐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要发展工业,建设国防,求得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不可能的。“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当时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没有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历史已经证明,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后来,历史的发展又证明,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但是,有些人把中国革命同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认为中国革命妨碍了现代化建设,鼓吹“告别革命”。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有人声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习近平的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中国革命开辟的道路,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所以,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后来经过曲折的探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他强调:“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推动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和人民生活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贯穿在党的全部历史之中。革命为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现代化建设把革命为之奋斗的目标变成现实。没有革命就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实现革命的目的。把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社会革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具体目标不同,但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到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百年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历史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三、用中国理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根本性质

“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形成,既有社会历史的和认识论的原因,也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因。打破这一迷思,既需要历史实践的证明,又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指出,概括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步骤和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分两步走,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勾画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党的二十大以来,在阐述二十大精神过程中,党中央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进一步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些理论成果表明,我们党已经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学习、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从多方面展开深入细致研究。这里就其中的两个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本质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关于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学习、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能不弄清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现代化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社会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反映这一过程的“现代化”概念,也是随着社会历史进程而发展变化的。《宣言》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阐述启示我们,所谓现代化,是归根到底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一种社会变革,其过程和结果体现在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革命以及对全部社会关系的革命等方面;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在这些方面走到社会发展、变革的前列,引领历史前进的潮流。而其中各个方面发展、变革的内容,则是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的,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历史任务。

我们党从提出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到不断深化其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过程。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时使用了“近代化”的概念。他提出,要“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党的七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当时所说的“近代化”,其含义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达到丰衣足食、国家富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使用了“现代化”概念。他说,我们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积极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他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可以看到,当时在我们党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现代化”概念内涵的核心是工业化,是发展现代性的工业,同时也包含使农业“向着现代化发展”,由此把中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和深化。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讲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相比,这里提出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则被并入工业的现代化。这就是此后多年包括改革开放新时期长期坚持的“四个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后来又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我们的新概念”。当时这个新概念的内涵,就是“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深入阐述,从而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之中。2023年2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概念内涵的不断深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向前推进、其中国特色逐步形成过程在观念上的反映。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认识的深化,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习近平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深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后,党中央在1979年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由此形成。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提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形成的同时,我们党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逐步形成和新的文明观的不断发展,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彰显了这一认识深化的重大意义。

(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深入学习、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认识。习近平在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时指出:“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这就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定性的”,是“管总、管根本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前两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正是这两条,这两条是不可分的,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刻的改变,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决定的。“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党章关于两个“先锋队”的规定和关于指导思想的规定,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是党的性质。“要干什么”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是什么的问题。党章关于党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标、现阶段纲领的规定,就是对党“要干什么”的回答。党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由此,就决定了党百余年以来始终不变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党的信仰信念、政策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要干什么,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决定的。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提供了坚强制度保证;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规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制度的规定,也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步骤和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等重要论断以及由此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定性的”“管总、管根本的”规定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性质,决定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既在实践创新中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在理论创新中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用科学理论拨开了笼罩在现代化理论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迷雾,以自己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成果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四、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新贡献: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还因为它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贡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认识一个事物,应当去“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是同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密切关联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当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习近平在以“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出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问”: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

习近平不仅提出了“现代化之问”,而且从现代化的方向、道路、进程、成果、领导五个方面给出了中国答案。第一,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第二,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第三,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第四,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第五,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深入阐述了现代化事业中应该坚持的人民至上理念、独立自主原则、守正创新意识、立己达人精神和奋发有为姿态,阐明了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道路的多样性、进程的持续性、成果的普惠性和领导的坚定性等性质、特征问题。这些思想理论成果,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宝库中提取出来的,揭示了包含在中国式现代化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的新贡献。

毛泽东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也在其特殊性中包含着不同范围的普遍性。“人民至上理念”等理念、原则、意识、精神、姿态和“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等性质、特征,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又是一种特殊性。它呈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另一幅图景,指明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另一条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因而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任重道远。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只有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才能完成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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