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视域下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56 次 更新时间:2023-10-23 23:05

进入专题: 教育现代化  

吴佳妮   滑子颖   马健生  

 

[摘要] 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具有世界最大现代化教育体系的规模特征、内源自主式的发展动力特征以及坚持“教育优先”与“规划引领”的治理特征。基于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视角,中国教育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现代化道路,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优势以及“重教崇德”的文化优势,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教育文明形态的视野及发展中国家走向教育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教育现代化将进一步向世界释放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 教育现代化;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多元现代性;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23)03-0121-09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多样性的统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与规律[1]。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明论对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解释既不是欧洲文明中心论,也不是东方文明中心论,而是超越了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强调世界多样文明的对话与交融[2] 。

西方现代化研究中“多元现代性”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指出,“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3]这一论断与马克思的文明形态多样性思想共同揭示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双重特性:一是现代化发展道路、模式的多元统一性,即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都兼具世界现代化普遍性和自身特殊性;二是现代化文明发展的交融性,即世界各国的发展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呈现出逐步完善、确立的过程性特征。上述观点有力回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帕森斯(T. Parsons)为代表的“单一线性”现代化理论,充分证实了基于民族自主、多元地通往现代性路径的可能性,推动教育现代化理论转向文明形态多样性视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4]从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视域出发,中国基于本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开辟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命运与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双奇迹”,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教育现代化、有鲜明的中国基因和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特征与成就、独特优势与世界意义、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沿着教育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问题脉络,对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进行全局性、整体性阐释,进一步充实世界文明形态多样化理论中的中国教育实践与智慧,以期为世界上其他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欧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论证了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及其价值。基于此,不同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实现方式、推进路线与实践成果理应也是多样化的。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特殊性、创造性成果。中国教育现代化尤以其“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内源自主”的动力路径以及始终坚持“教育优先”的规划治理特征,走出了一条“惟其艰巨、惟其伟大、惟其光荣”的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充分论证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方案特殊性、超越性与普遍性、合规律性的统一。

(一)规模特征: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规模关系着教育体系的资源供给水平与完善程度,是影响国家教育公平与质量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规划始终将各级各类教育规模与入学率作为教育发展的首要目标,实现了14亿人口的教育普及与人力资源提升,其规模超越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面向建设制造业大国和科技强国的需求,中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其开创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教育的发展格局。

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底,中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截至2021年,教育精准扶贫覆盖了所有贫困地区和家庭,亿万儿童免于失学、辍学危机,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顺利完成了“控学保辍”的历史性任务[5] 。2022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93亿人,专任教师1880.36万人[6] 。2023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5%,高中、高等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1.4%和59.6%,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全国新增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得到极大优化[7]。当前,中国教育已经初步建立起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线下教育与在线教育等多层次、多类别的现代化发展格局,为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力资本红利以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基础。

(二)动力特征:基于文化自信的内源自主式教育现代化发展

能否处理好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世界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展出对于传统性与现代性较强的兼容关系,从社会内部自主生成、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此类型被称为内源自主式现代化;另一种是在外部压力与刺激之下,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条件下逐步实现现代化,被称为外生应激型现代化[8]。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红色革命教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共生,同时受到西方教育理论文化的催化发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教育文化、中国与西方教育文化张力的协调统一。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于先发型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自然、缓慢、渐进的早发内生式道路[9],也不同于其他后发型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全盘借鉴”和“本土性不足”的后发外生式道路[10],而是立足于本国国情和本土实践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发内源自主式现代化之路。

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传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根基,《论语》《学记》《师说》等教育典籍中蕴藏的教育理念,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和利用了西方先进教育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本土教育问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例如,叶澜以中国传统文化“体悟”为原点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11];李吉林以中国古代美学“意境说”为基础创建的情境教育学派[12];余文森将认知加工理论与儒家“学思观”相结合创建的“读·思·达”教学模式[13]。21世纪以来,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生产方式已由“学科立场”转向“学派立场”,这一转向为打造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了本土性的教育学知识,体现并增强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自信[14]。

(三)治理特征:坚持“教育优先”与“规划引领”协同并联式发展

世界各国在社会与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着利益分配与整合的问题,并形成了多样的整合机制与教育治理特征。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国家统筹式战略规划稳步推进而实现的。坚持“教育优先”与“规划引领”是中国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和重要治理特征。中国是世界上实施教育规划最持续、最彻底的国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教育现代化作为国家行为、国家领导、国家意志整体推进,[15]有力地保证了各项教育发展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与资源支持的充分性。

中国用七十余年跨越式走完了西方先发国家近三百年走过的教育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后发式赶超。与西方先发国家“串联式”教育现代化过程不同,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过程,表现为教育的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城镇化及生态化、可持续性发展叠加并进。因此,中国教育治理的复杂性、多元性与特殊性远超西方先发国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确定了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继续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在教育现代化并联式发展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与需求,构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16]。

二、文明形态多样性视域下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与世界意义

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理论的提出以及全球日益扩大的教育地方性实践,催生了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之民族性、自主性的地方知识、范式是否可能,是否具有普遍性、典范性意义?通过梳理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与世界影响,本文试图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国情特殊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发展教育、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并进一步论证这样一种内源于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教育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教育文明现代转型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与方案。

(一)制度优势: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形成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17]。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转化为教育发展方向、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取得了显著成效[18] 。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固树立教育为人民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培养大批“听党话、跟党走”、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答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问”的时代考卷。

(二)价值优势:以人为中心

中国教育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关切人的自由活动和全面发展,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足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6]。

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保障全体人民受教育权利、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教育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教育的基本需求发生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广覆盖”到“优质量”的根本性转变,对更公平地分享教育资源,特别是相对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有了更大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需求,着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通过教育帮助个体实现自我发展,不断缩小地区教育发展差距,畅通社会流动通道,努力形成惠及全体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格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人民立场。

(三)文化优势:重教崇德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教兴学”的文化传统,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塑造提供了最根本的文化滋养。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德性世界观”,将“明德”作为学习的第一要务,强调通过教育释放人自身蕴含的潜能来超越人自身的局限性。当前,党和国家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正是与传统文脉相承。此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八大基本理念,[19]也是对我国绵延千年的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这是不同于西方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将被重新赋予更普遍的世界性意义,推动中国经验由“地方知识”转变为作为全球“普遍知识”的中国智识[20]。

(四)世界意义:促进人类命运与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扎根中国大地、走自己的路,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逻辑,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形成。世界教育现代化道路从“西方命题”变成了“世界命题”,从“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教育文明形态的视野和发展中国家走向教育现代化的途径。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不是放弃本民族特色去追求某种普世标准的过程,而是以民族特色丰富世界教育现代化色彩的过程[21]。中华文化向来重视“和”的理念,即费孝通所谈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教育现代化不是一花独放的现代化,而是吸收借鉴各国先进教育理念的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建立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均衡发展新文明形态基础之上,有利于破除“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人类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和“单向度”发展困境。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世界教育现代化进程有机相连,始终秉持和衷共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培育青年一代树立人类命运与共的意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三、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难题

面对世界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知识技术的快速更迭、全球化、数字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日趋复杂化。

(一)内部供需矛盾转变:教育治理复杂性与风险性叠加

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一直瞄准主要矛盾和问题。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间的矛盾成为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入了公平问题和质量问题并存、巩固基础与追求卓越并重的新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呈现出复杂化与共时性的阶段性特征。[22]具体而言,表现为教育公平诉求与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素质教育诉求与应试压力负担屡禁不止的矛盾、学校特色发展诉求与政校关系不顺的矛盾;[23] 义务教育面临师资供需矛盾加剧、中小学生师比不降反升[24]的难题、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25]、老百姓“入园难、入园贵”等难题[26]。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关涉诸多教育利益相关者,也更容易触碰社会敏感神经而难以形成改革的“价值共识”。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需要“共时”完成多重现代化任务,不仅要保障教育资源供给满足需求,还要推进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优化教育供给结构;不仅要同步推进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就业制度、教师薪酬、人才培养模式等多模块改革以维护教育公平优质发展,而且要持续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随着教育现代化发展踏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教育系统受到内外部风险叠加和新旧问题错综复杂的挑战,教育改革路径面临着从传统的“帕累托最优”向“卡尔多改进”转型的挑战。为获取改革总体效益最大化,一部分地区和学校教育需走在前列,通过改革实验区和示范区的教育制度、技术和经验的外溢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和学校发展或将成为破局之路。

(二)应对外部竞争与压制:教育开放与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伴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全球泛滥和国际国内格局的深刻调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科技工程教育领域和以芯片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领域的全面施压,中国亟需建立起自立自强、开放创新的教育体系,打破“人才围堵”和“科技卡喉”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科技创新和对外交流的生力军,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仍存在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数量较少,各类型各层次的人才培养结构和创新技术转化率水平同社会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的实际需求契合度不高等问题。此外,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一方面,教育开放不充分、教育制度型开放推进迟缓,开放途径与方式的同质化问题突出;教育开放的内涵式发展不充分,对教育开放质量、开放成效、开放措施实用性等问题的系统研究有待深入;开放的隐性壁垒突出,开放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开放不平衡。存在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开放程度远超其他地区,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高于其他教育类型;引进教育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类型发展不平衡;教育“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失衡等问题。

中国在逐步迈向世界教育强国行列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修昔底德”发展陷阱,即被占有文化、资源、技术先发优势的国家视为“威胁”,从而在各方面被施以压制。在此背景下,中国教育面临的重大考验是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位教育开放。推进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新赛道新领域,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国际竞争的外在压力转换为自身发展的内需。在谨慎避免“全盘西化”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在聚焦世界现代化发展普遍进程的同时,走一条既不“脱钩”也不“依附”的教育发展新道路。

(三)面临全球共同的现代性危机:教育中的主体性缺失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是由进步和破坏等多重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教育的现代性危机表现为生态意识薄弱产生的生存风险、传统传承颠覆引起的历史断裂、工具理性霸权导致的功利取向和价值理性漠视带来的精神道德困境等[27]。中国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首先表现为教育工具理性对教育价值理性的僭越。教育场域中的分数、升学率、论文发表数、就业率等指标,原本仅作为衡量教育成效的尺度,反被当作目的而变成了误导教育方向甚至是“反教育”的评价指挥棒,催生了教育功利化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典型“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危机。如在升学主义导向下的高学业负担、强考试压力消耗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此外,还存在着“有当下无未来”的短视主义、表现主义及不可持续危机。如教育现代化的绩效审核、技术投入、教学管理以及教研培训的制度设计,不考虑主体的真实意愿与组织的内涵式发展,透支或错配各种资源[28]。

中国教育现代化受其后发特性影响,面临着将“两次教育现代化一次性完成”的跨越式发展任务。在农业教育范式向工业教育范式转型的过程中,要完成大规模人口的教育普及与教育机会公平;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信息全球化教育范式转型的过程中,要实现由外延性资源配置增长到内涵式教育品质提升。在跨越式、加速式教育现代化发展之中,共存着高速增长时空压缩机制下的内在风险与压力。例如,加速发展放大了原本社会结构中地区、领域间的不均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不同学校发展失衡问题和不同人群教育公平问题愈加凸显。过于追求速度、推崇绩效主义的人才生产模式,使教育走向以资本为中心、片面扩张的现代性危机,偏离人的全面发展道路。教育系统对于现代化指标的奋力追赶,家长主义对于“学业成绩”的无限期望,造成儿童长期被城市和学校围困,经历着“低体验感”的学习生活。现代教育对于工具理性的追求远胜于对于价值理性的追求,富于创造性、生成性和批判性的教师和学生正被加速的现代化洪流异化为教育指标、教育资本大机器上的“螺钉”。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导致了诸如环境保护意识欠缺、精神道德滑坡和功利主义兴起的现代性危机。

中国教育现代化当下面临的挑战不是简单地超越现代性,而是在如何反思经典现代性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实情出发,生成基于“四个自信”“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的现代性内涵。

四、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展望

中国当下形成的教育现代化探索从属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现代化,是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破解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以及推动物质与精神共富的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是在对传统教育、域外教育的反思和超越中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国教育现代化未来应以推进更加公平、优质、均衡、普惠的公共教育服务,夯实中国教育的公益性和人民立场;以教育数字化、终身化、开放化,协同推进“教育、人才、科技”三位一体统筹安排,赋能人才强国、学习型大国建设;以深化主体自觉与“四个自信”为指引,构建中国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为共建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且和平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中国教育现代化目标始终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出发点,与人民利益高度契合。进入新时代,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等表述,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同频共振已成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互释互构,显著区别于过去以物质投入和数量提升为重点的教育发展策略,是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等教育高品质发展、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等为重点方向的实践引领,朝着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方向转变。

推进公共教育服务向着更加公平、更加普惠、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缩小地域、校际差距,推进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评估标准,最大化保障教育教学工作标准的平等性、一致性和高质量。另一面,改变乡村教育质量“洼地”,促进城乡一体化办学,激活城乡教育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同时积极开创以城带乡、结对帮扶的新局面。未来中国教育现代化应以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提升县域普通高中整体质量为沟通全社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纽带,以更加公平、普惠、高质量发展的公共教育服务凝聚人心,将“人民满意”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导性精神力量。

(二)以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

展望 2035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以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为指向,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教育现代化将敏锐把握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数字转型趋势,通过教育数字化方面的探索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范式创新、扩大开放合作,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学习革命、质量革命。

在处理教育改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中国教育现代化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通过有效融合全球视野、世界一流标准与中国特色,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通过科学的、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留学派遣,有效平衡国际人才在留学国家、学科、专业及教育层次的分布,确保各领域各层次的人才供给通畅;通过强有力的国家保障,充分利用和汇聚全球积极资源,把握新兴科技发展方向;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断扩大中国教育服务产品对外援助受惠群体,在国际教育公共产品生产及世界教育减贫事业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010 年以来,中国通过国际组织的多边渠道提供对外援助和教育公共产品,逐渐从国际组织的受援国转变为贡献国。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出国留学受阻问题,教育部推动 94个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机构和项目临时扩招[29]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教育带来的挑战,中国教育工作者积极总结抗疫复学经验,帮助135个国家超过1万名高校教师适应在线教学。中国教育合作对象不断扩大和丰富,同 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办了孔子学院,在国外设立了 23个鲁班工坊,参与和主持了中俄同类大学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国际化教育合作项目。[30]未来中国教育现代化将以教育文化交流为桥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三)探索构建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

中国教育现代化经过持续创新发展,已经进入稳步前行阶段。同时,在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等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自身独特优势。中国教育的未来取决于如何答好“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动力何以持续性内生”之问。归根到底,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创新发展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现代化探索的“主体自觉”与“四个自信”,即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自觉遵循之中,基于对自身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化进路的创造性转化而发展出新的现代性。

中国教育学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着力探索构建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努力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气派。中国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承载着展示我国现代化建设及其经验成果的重要使命,是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重要方式。中国教育工作者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教育在世界教育舞台上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既讲述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制度优势、人民意愿与发展进步,也不讳言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从而还原给外部世界一个真实、清晰、完整的中国教育图景[31]。惟其如此,才能以教育现代化推进和实现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与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33]。 站在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传统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文明观中孕育而生,与各国人民对于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憧憬相契合。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现代化,是赓续优秀教育传统、超越西方文明优越论、为后发展国家提供经验借鉴的现代化教育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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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oad to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 Forms

WU Jiani HUA Ziying MA Jiansheng

Abstract: China’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s a socialist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aracterized by the scale of the world’s largest modernized education system, the endogenous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the adherence to “education first” and “planning-le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 forms, China’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has explored a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time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t has increasingly revealed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e value advantage of “People-centeredness,” and the cultural advantage of “emphasizing education and virtue,”and broadened the pa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will further unleash the vitality and influ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the world on the new road of catching up.

Keyword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 Forms, Multiple Modernization, China’s Road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国际比较研究”(CDA190258)。

[作者简介] 吴佳妮,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滑子颖,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健生,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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