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孙子学史是研究中国孙子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特点的学问。从春秋末期至今，中国孙子学经历了6个时期：《孙子兵法》的成书是奠基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年是发轫时期，东汉末年至北宋后期是拓展时期，北宋后期至清中期是深化时期，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是嬗变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是繁荣时期。目前深入开展中国孙子学史研究，应当注意中国兵学与孙子学、《孙子兵法》的本义与诠释、《孙子兵法》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
关键词：孙子 《孙子兵法》 孙子学 中国孙子学史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赵国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史，既是一部物质发明创造的历史，又是一部制度不断更替的历史，还是一部思想文化创新的历史。先秦时代思想文化的创新，催生出一系列学术元典，这其中就包括《孙子兵法》。作为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以其深邃辩证的军事思想、博大缜密的理论体系、字字珠玑的语言艺术，体现了世界古代军事学的最高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学界对一些学术元典的研究逐渐形成一批专门性的学问。例如，《老子》《墨子》《管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研究被称为老学、墨学、管学、孟学、庄学和荀学，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被称为孙子学。在这个传统文化被高度重视的时代，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必须总结和借鉴历代孙子学研究成果。由此，孙子学史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
什么是孙子学？综括学术界的论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孙子阐发的军事理论，二则指研究《孙子兵法》的学问。前者关注《孙子兵法》，这类研究通常又被称为孙子兵学，或孙子思想、孙子学说；后者关注的则是《孙子兵法》研究，所以又被称为孙子研究。就现有相关论著而言，学术界对“孙子学”“孙子兵学”两个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孙子学领域的所有论著都是以《孙子兵法》为基础，而要准确地理解《孙子兵法》，也有赖于孙子研究。
从学术史角度看，作为一门专书之学，孙子学主要包括三个元素：历代孙子学人作为《孙子兵法》研究者，属于孙子学的主体；孙子和《孙子兵法》作为研究对象，属于孙子学的客体；各种孙子研究著作则属于孙子学的载体。孙子学史研究就是立足于孙子和《孙子兵法》，专门研究历代孙子学人及其学术成果，说明孙子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的研究。因此，只有兼顾孙子和《孙子兵法》、孙子学人及其学术成果，才能写成一部有血肉和筋骨、更有灵魂的孙子学史。
具体来说，孙子学包括七项内容：
1.孙子的生平，指孙子生活的整个过程，例如生于何时何地，做过什么事情，死于何时何地，等等。
2.《孙子兵法》的成书，指孙子撰写《孙子兵法》的过程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学术基础。
3.《孙子兵法》的文本，指《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的各种文本及其异同。
4.《孙子兵法》的本义，主要指《孙子兵法》十三篇所表达的观点和思想。
5.《孙子兵法》的延伸，指后人从《孙子兵法》推衍出来的观点和思想。
6.《孙子兵法》的传播，指《孙子兵法》在中国历代和世界各国传播的情形。
7.《孙子兵法》的价值，指《孙子兵法》对于人类历史、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所起的作用。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后期人孙武。孙武出生于齐国，成名于吴国，被人们尊称为孙子，这本是不争的史实。然而考察孙子的生平，他生于何时何地？与齐国田氏家族有什么关系？又做过哪些事情？死于何时何地？因为缺乏充足的历史资料，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都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从传世文献资料来看，司马迁叙述的吴宫教战、赵晔记载的吴楚战争、欧阳修载录的孙氏世系等时常受到人们质疑，尚未取得广泛认同。这样一来，对于孙子生平的研究，在缺乏新的证据情况下，就很难有所突破。
《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自北宋后期以来，因受疑古风气的影响，这一认识也遭到了一些学者质疑。如梅尧臣首倡“战国相倾之说”，叶适力主“山林处士所为”的观点。这种质疑看似有理，其实与否认孙武其人一样，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撑，不足以令人信服。宋代以后，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相信孙武撰著《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出土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同。不过，从学术渊源来看，《孙子兵法》的成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学术基础，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的探究。
现存的《孙子兵法》文本主要有汉简本、宋刊本。汉简本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是现存最早的一种文本。该文本包括与宋刊本相应的十三篇内容，只是因为长久埋藏于地下，各篇文字残缺不全。宋刊本分为《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本：前者是最早印行的一种文本，校定于宋神宗时期，是北宋以后通行的一种文本；后者编纂于南宋初期，本来不如《武经七书》本流行，清代中期，经过孙星衍整理，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文本。这两种文本形成于同一个时代，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许多版本，因而构成了两个文本系统。此外，日本保存有一种“古本”，因被收藏于樱田家族而被称为樱田本。经过一些学者考证，确认樱田本为唐代流传下来的文本。
作为孙子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对《孙子兵法》本义的探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孙子兵法》的文献整理，二是孙子思想的理论阐释。照理说，对《孙子兵法》进行文献整理，进而阐释孙子思想并求得《孙子兵法》的本义，似乎不怎么困难。然而，因为不同的理论基础、各种文本的差异和古文字的多义性，要准确地理解《孙子兵法》的本义并不那么容易。历代孙子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学术领域。综括既有学术成果，《孙子兵法》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孙子思想的本质是制止战争、倡导防御的和平主义还是打赢战争、注重进攻的军事谋略？孙子论述的战争究竟是两种形式（进攻与防御）还是三种形式（野战、攻城与守城）？孙子的战争指导原则和方法能否分出两个层次（战略与战术）？以往，这一系列问题被反复地论述。但囿于理论与实际的错位，直到今天，它们仍需要重新加以探讨。
在中国兵学史上，孙子学研究从来不限于《孙子兵法》的本义。孙子学研究总是朝着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学科内的延伸，一是学科外的延伸。所谓学科内的延伸是一种纵向的学术联系。《孙子兵法》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中国兵学史。每个时期兵学的发展都与《孙子兵法》密切相关，孙子学研究既是中国兵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兵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所谓学科外的延伸，则是一种横向的社会联系。自战国时代以降，《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领域大放光彩，还被带入非军事领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孙子热”的兴起，孙子学研究超越军事学术，贴近各种社会活动，在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通过传抄方式流传于吴地，继而流传到诸侯列国。唐朝前期，《孙子兵法》传入朝鲜半岛，其后通过百济人传入日本。北宋中期，党项族人用西夏文翻译《孙子兵法》，成就了《孙子兵法》的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本。明朝中期以后，日本上层社会推崇《孙子兵法》，涌现出一批著名孙子学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日本孙子学的发展。清朝前期，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奥使用法语翻译出版《孙子兵法》，开启了孙子思想在西方传播的先河。从此以后，《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俄、德、意、希腊、西班牙、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丹麦、希伯来、阿拉伯、印地、印尼、朝鲜、越南、马来语等数十种语言译本，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传播。
《孙子兵法》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战争观、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领域，还反映在思想文化、社会实践诸层面。孙子思想与孔子思想、老子思想一样，包含独特的理论建构和鲜明的学术观点，并由历代孙子研究学者做出各种理论诠释。孙子开创的兵家与孔子开创的儒家、老子开创的道家一样，自从春秋后期以来持续不断地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这一体系对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和文化的发展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将继续发挥特殊的作用。
二
中国孙子学史是研究中国孙子学产生、发展过程和特点的学问。从公元前6世纪《孙子兵法》问世至今，中国孙子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2500年的历程。以往学术界论述《孙子兵法》研究史，习惯于以朝代为断限划分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阶段。这种学术分期固然便于论述，自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其并非着眼于中国孙子学自身的学术特点和发展趋势，因而未能展示中国孙子学所呈现的阶段性。本文从学术特点和发展趋势的角度把中国孙子学史分为6个时期：春秋末期《孙子兵法》的成书是孙子学的奠基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年是孙子学的发轫时期，东汉末年至北宋后期是孙子学的拓展时期，北宋后期至清中期是孙子学的深化时期，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是孙子学的嬗变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是孙子学的繁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发端于早期文明时代，即历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军事活动积蓄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催生出一系列军事观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兵学的诞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了《孙子兵法》而后才有孙子学，《孙子兵法》就成为孙子学的基础。孙子学作为一种元典研究之学，其宗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孙子撰著《孙子兵法》即开其“源”，历代孙子研究则续其“流”。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孙子学史，应当以《孙子兵法》为开端。
战国至东汉末年时期，中国历史急剧演进，从天下分裂到皇朝一统，从诸侯分治到君主专制，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中国兵学日臻成熟，《孙子兵法》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吴起、孙膑结合战国历史实际，论及战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诸问题；《尉缭子》《六韬》《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综合以往军事理论，兼及先秦诸子学说，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孙子思想；而司马迁编修《史记》，最早为孙子立传，叙述了孙武的生平事迹。经过汉代数次文献整理，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孙子兵法》被列在兵书之首，由此确立了学术地位。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后期，与中国传统学术相依傍，孙子学得到较大拓展。《孙子兵法》的学术地位进一步提升，从三国时张子尚改作《孙武兵经》到北宋后期将其列在《武经七书》首位，《孙子兵法》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兵学经典。传统的校勘、训诂、章句之学被引入孙子学研究，对孙子学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孙子兵法》的文献研究，在这一阶段涌现出一系列成果，仅流传下来的著作就有曹操、孟氏、李筌、杜佑、杜牧、贾林、陈皞、何延锡、王皙、梅尧臣、张预等人的注释和解说。这些研究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孙子兵法》形成《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本两个文本系统，直接影响着孙子学的发展。
北宋后期以降，武举制度的实施使兵学与科举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军事知识的普及；武学的开办使军事教育获得朝廷的支持，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武经七书》的颁行使兵学的正统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同，较之以往更具有权威性。在这种学术和文化背景下，孙子学一方面延续文献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创新路径，从而产生一大批成果。如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邓廷罗的《兵镜》、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等。这些研究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苏洵和苏轼、叶适、黄震、谈恺、茅元仪等人针对孙子的生平、《孙子兵法》的成书、孙子思想的性质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考辨评议，构成学术论辩中的两军对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孙子学研究。
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革命的战争经验和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传播促使中国兵学发生整体嬗变，进而过渡到现代军事学时期。为适应现实的需要，孙子学研究者选择不同的方法来钻研《孙子兵法》。他们或者参照西方近代军事理论，重新阐释孙子思想；或者使用现代汉语，援引近代战争史例，整理注译《孙子兵法》；或者将《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做比较研究；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孙子研究，进而出版一大批著作。这其中，蒋方震和刘邦骥的《孙子浅说》、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陆达节的《孙子考》、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杨杰的《孙武子》、郭化若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魏汝霖的《孙子今注今译》等著作从不同的视域展示了孙子学的新进展，成为中国孙子学转型的代表作。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文社会科学步入正常轨道，军事科学得到长足进步，孙子学研究备受学界关注，涌现出一大批孙子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利用新的出土文献，通过新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比如：在孙子生平研究方面，撰写出版《兵圣孙武》《孙子评传》等；在文献整理方面，编辑出版《中国兵书集成》《孙子集成》，整理出版《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孙子校释》等；在理论研究方面，撰写出版《孙子兵法新论》《孙子三论》等；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编撰出版《孙子学文献提要》《孙子兵法研究史》等；在应用研究方面，对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经营和管理等做出开创性研究；在学术交流方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和各地孙子研究机构组织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促进国内外孙子学的交流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孙子学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三
时至今日，孙子学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而进一步地开展中国孙子学史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注意中国兵学与孙子学的关系，把历代孙子学放在中国兵学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其次，注意《孙子兵法》的本义与诠释，完整地认识《孙子兵法》的原生形态，同时认识历代孙子学人注解和诠释《孙子兵法》的衍生形态；最后，注意《孙子兵法》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孙子思想的理论价值，同时说明孙子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兵学包罗宏富，从兵法、兵略、兵制、兵器、兵家到天文、地理、医药、占候等，都被纳入其中。仅从学术载体而言，中国兵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孙子研究、武经研究和所有兵学著作研究。《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学著作，并且一直被视为“天下第一兵书”。二千五百余年来，《孙子兵法》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军事史的全过程，不仅在军事实践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兵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子研究与中国兵学密切相关，是中国兵学的核心内容。明代茅元仪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这只是就先秦兵家而言，其实所有兵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所以，一方面，中国兵学史研究必须关注孙子学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孙子学史研究同样必须关注所有兵学成果，把历代孙子学放在兵学长河中进行考察，以便揭示它的学术特点和发展趋势。
犹如儒学史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路径，从学术取向来看，与传统学术一致，历代孙子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我注《孙子兵法》，二是《孙子兵法》注我。在前一种路径上，孙子学者运用文献学方法探究《孙子兵法》的本义，主要偏重于考据；在后一种路径上，孙子学者则是借着注释《孙子兵法》阐发个人的学术见解，主要偏重于义理。这两种路径代表不同的学术方法，具有不同的学术功能。历代孙子学研究者有的善于运用前一种方法，有的长于运用后一种方法，他们在考据和义理方面各有建树。因此，仅就学术路径而言，对于不同时期的孙子学进行研究，虽然可以有所侧重，但不能任意偏废。
历史上，无论是侧重于考据，还是偏向于义理，孙子学研究大抵处于学术研究领域。与学术研究相比较，更为精彩纷呈的则是军事实践活动，也就是把孙子思想运用到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方面，以利于打赢战争。同时，孙子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又被人们运用到非军事领域，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发挥指导或借鉴作用。因此，孙子学史研究既要重视孙子研究的理论价值，也要重视孙子思想的实践价值。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对历代孙子学做出正确评判。
本文的最后还要指出，中国孙子学史研究应当具有国际视野。自从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军事和军事学术在欧美诸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说《孙子兵法》是世界古代军事学的代表作，那么，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代表着世界近代军事学的最高成就。特别是20世纪以来，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带动军事学术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军事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这些对中国孙子学史研究来说，在理论研究抑或应用研究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来源：《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