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从数智经济到共享社会:发展演进与内在机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69 次 更新时间:2023-08-30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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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春堡 (进入专栏)  

 

数智经济是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数字智能科技的通用性、融合性、共享性以及平台发展模式,使数智经济具有了共享性质。数智经济在借鉴以往共享经济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和完善形成了典型的共享经济。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在数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共享发展模式延伸到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从而使共享经济拓展到共享社会,这是解决发展不平等问题的积极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数智经济汲取以往共享经济的经验而成长

数智经济正成为共享经济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由于数据的要素和资源特征以及技术的智能性,使“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的两种表述越来越多地混用,更加强调新经济的智能性质。越是代表主流和未来的经济,越要吸取和借鉴共享经济早期的经验教训,尽可能少走弯路。

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看,共享经济最早称之为协同消费模式或替代性消费方式,以市场经济体系为基础,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内容涉及四个要素:第一,以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或认知盈余为前提;第二,去中心化的社会化平台与分散的市场行为;第三,对互联网及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与依赖;第四,对使用权的临时或在线获取。(1)

引发美国共享经济的主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的家庭收入、日常生活的科技渗透、对资源和生活方式的持续性需求。共享经济在欧洲兴起的原因各不相同,英国对共享经济的包容程度高于其他国家,每日邮报曾报道,英国拥有全球十分之一的共享经济业务,高于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与英国不同的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因为缺少适用于共享经济的监管条款,制约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从亚洲尤其是中国看,共享经济可以追溯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对闲置资源优化配置的共享方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享要素体现在朴素的平等、公平、均平观念和互利互惠的早期商业理念及其实践。如古代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墨子强调一种互爱互利的双向关系,建立一种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的经济秩序,在互通有无中实现共同利益。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的互助、合作、公社等经济模式也是对共享经济的尝试和探索,在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将新中国引上改革发展之路。

近十多年来,中国拥抱数智技术和新经济中的共享优势,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利用数字平台发展起来的阿里巴巴、京东、抖音、拼多多等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普遍使用的电子支付、手机银行,都在积极拓展共享经济。

相比于西方共享经济的探索,中国的特征是具备更多的开放心态、更多的机遇意识、更多的商业创新、更少的发展顾虑和限制。“当信息资源的共享转变为'物’的使用权的共享,即实现物的使用权的再分配时,共享经济就此形成。”(2)G20杭州峰会将数字经济作为主要议题,就说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蓬勃态势。我国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把数字技术应用、数智经济发展,引导到资源、机会、过程、权力等方面的共享发展上,扩大数智经济的共享范围,推进数智经济走向成熟。

二、数智经济从萌芽到形成体现共享性质

有两个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跨越近半个世纪,说明数智经济从萌芽到形成,都突出了平台的共享性质。一个是197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提出数字经济,将其概括为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是萌芽期体现的平台共享的表达。二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定义的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两个定义虽然反映了数智经济萌芽期和成熟期的不同,但均突显平台共享的意义。现在,信息、通信、数据、智能等技术更加成熟和普遍应用,共享平台已为大众广泛熟知和使用,依靠新科技支撑的数字经济具有了典型的共享性质。从电商到金融、服贸,再到数字化条件下的制造等实体经济的扩展,都体现出数智经济的共享性质,扩展和丰富了共享经济的内容。

1.数智经济的共享范围扩大。过去的共享经济范围小,处于零碎状态,局限于相互间的使用权让渡,而数智经济通过网络形成大范围共享,只要能使用网络和智能终端的都可涉足数字经济,所有能共享的都将被共享。这种气魄决定于数智技术的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也间接决定于数智技术广泛应用的平台化、生态化、个性化、共享化。比如5G升级到6G,网络覆盖的范围更大、能力更强,万物互联,就意味着网络几乎配置一切,通过网络联结起来的东西都可以被共享。未来健康涉及的健康大生态,就超出传统健康涉及的小圈子,将包括环境、动物、自然、社会、身心等来认识和发展人的健康。这都是网络联结带来的共享。

2.数智经济的共享平台创新。现在的数字平台包含、大于、重于以往的实体平台、信息平台、网络平台,这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创新导致。不是简单的信息和网络的支撑,本质上多了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比如共享汽车,也就是网约车,接到一笔订单只需要 0.12秒,但后台要运算16亿次,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完成的,跟打出租车的原理完全不一样。数智经济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数据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数智在改变着整个世界,我们熟知的一切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数智化在重新定义一切。

3.数智经济的公共性质。共享平台多是企业经营,以前业务多是个人或少数企业产品的让渡,现在的平台提供广泛的交易和服务,几乎辐射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共享发展逐步显露出公共属性。现在共享的数字平台大多属于公共设施,大数据模式对数据的收集分析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运营业务为公众所需,用户的经济行为与社会交往严重依赖共享平台业务。如共享平台承担的诸如水、电、气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部分职能,都可通过数字平台轻松接入。大型数字平台通过对社会生活数字接入端的控制,可以轻易调控用户的社会行为。因此,共享平台要处理好企业营利性经营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将两者统一起来。比如,具有公共性的数字金融平台,就不能完全以商业利益为唯一原则,要兼顾公益性和稳定性。

4.数智经济的虚拟性共享。共享的实体平台变成虚拟平台,这是一种降维打击。如电子商务平台对百货大楼和批发市场的冲击,相较这类线下零售场所,数字经济基本不需要实体建筑物。运用数智技术的公司、业态,对传统业态形成明显优势。如微信、支付宝等方便快捷的电子支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付方式,使得线下物品可以通过线上运营来共享。过去共享的物质量多,信息量少。未来共享扩展到非物质的服务、信息、文化、数字产品等领域,更能促进这些方面的社会交易、互动与合作。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产生过去达不到的一些效果。

可见,数智经济拓展了共享经济的外延,深化了内涵,从规模到核心内容都提供了新的形式和平台,对资产使用权的追求大于所有权;消费不仅局限于实体货物和服务,更多地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技能。这是以往任何共享经济都难以企及的。

三、数智经济成为共享经济得益于充足的条件

与以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不平等发展相比,数智经济更有利于共享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提供强大的共享能力,但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关键在于支撑数智经济的通用性数字技术不同于其他科技,其所支撑的平台经济具有弱化拥有权和强化使用权的作用,缩短物品闲置的时间,提高物品共享的利用率,人们可将所拥有的资源有偿租借给他人,使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获得更有效的利用,从而使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变得更高,有利于数智经济走上共享经济的道路。

1.数字智能科技传播速度快,产业化条件简易。以往国家间的不平等往往是在科技革命时拉大的。面对过去的科技革命,不同国家的资源和条件差别较大,造成不同国家发展的差距,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本轮以数字智能科技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不同于蒸汽机、电气化等科技的产业化和普遍推广。数字智能科技包括大量的信息通信科技,它的传播速度和形成产业的速度以及技术普及的程度都快过其他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影响。世界各地接受这轮科技革命的时间差不会过大,因而也能避免扩大发展的不平等,事实上数字技术恰恰是全球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驱动力量。

数字信息技术具有突变式、边际应用成本递减等特征。这一发展特点及巨大溢出效应,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机会。数智经济依赖的技术不需要过多的物质和能量配合,而是以微智能、微机电、微电子、微纳技术的方式呈现,更有利于帮助硬资源短缺地区协同发展,更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人们掌握数字信息技术延迟不会过长,所需的劳动力差别不会过大,能减少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有利于避免以往新技术出现后不同劳动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数智经济以新兴技术为依托,能够加快建设统一、透明、公正、合理的交易监管机制,推动全球经济话语权的合理再分配,为新兴经济体和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声机会。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掀起的技术封锁和遏制,本质上是某些少数国家干预市场和限制技术自由,终究会回归常态。

2.数智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减轻劳动者的负担。以往科技革命中,机器取代部分人的劳动岗位会残酷地牺牲一代人,直到产生出新的岗位、业务和产业。而数智经济虽然也会有机器人取代人以及创造出新的岗位、产业、业务等类似情况,但区别在于这次取代具有革命性,人工智能将更多地取代人的体力劳动,甚至部分脑力劳动,人类将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个趋势从机器人取代“急难险重脏”的工作开始,向着取代人类暂时无法触及的外星探测、深海探测、深地探测的领域发展,再向着为家庭、老年人等服务的机器人,直到机器人与人的协作、交互,再到大多数人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辅,劳动成为人生的需要和快乐,这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脑体劳动差别带来的不平等。

3.数智技术和软件应用有利于人的平等。数字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取代原来由人直接把关值守的一些场所、岗位,比如,出入权限、挂号登记等,或者从线下统一到线上平台,或者通过现场刷卡或人脸识别,严格次序,对每个人都将一视同仁。这类的数字技术应用越来越多,会大大改善人情社会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的弊端。比如,机器人接待顾客、服务家庭、陪侍老人,可以24小时无差别地笑脸相逢,热情对待,不会厚此薄彼,不会因人的精力、情绪而影响工作效果。

4.数字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公共物品特征和正外部性。随着数智经济的兴起,特别是数据作为重要的要素和资产,似乎有向着社会资产、公共资产发展的倾向和趋势。大工业时代的资本资产,属于生产资料,比如工厂、设备、工人、商铺、土地等不少为私有性质,不具有可复制性。数字化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正在渐进改变资产的私有性质,因为数据资源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性,打破了自然资源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尤其是数据、网络和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发展方式,全社会共享都会延伸到资产本身。

比如,淘宝可以把店铺无偿供给卖家使用,因为淘宝复制“店铺”的成本很低,最多需要扩充一点内存,对于云计算来说,这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只要他们设计了一套店铺模式,很容易产生高溢价,而且淘宝的盈利模式不是收商铺的钱,而是收增值服务的钱,这也迫使淘宝需要吸引无数的卖家进驻,淘宝也因此无形间承担起公共平台的服务义务,如同公共产品那样免费提供生产资料。那么,未来这样的发展模式扩大了规模,所谓的“资本”就具有了可复制性。也就是说,大工业时代的资本独占性,将被数字时代的资本可复制性所取代,并且带有公共服务的色彩,这也反映了共享经济的本质,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数智经济具有共享发展的特性,使得市场配置效率大大提升。数智经济通过以租代买的形式,解决了资源的不可复制性,例如各类应用软件根据地理定位、时间及人们的不同需求,通过算法将物品与有相应需求的用户高效匹配,使得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数智经济的共享特性将提升未来社会的运行效率,并极大地减少生活、工作和商业成本。

5.数智技术的监督功能可减少不透明造成的不平等。数智经济具有主客体体量庞大、行为无时空限制、交易平台间交叉融合等新型特征,容易形成寡头竞争格局,在治理边界划定、机制设计、治理权责等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数智经济的再中心化趋向,或将对经济治理结构产生冲击,并逐步稀释传统上由政府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数智经济时代,个人为了满足和便利社交和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向数智经济企业让渡“数据权力”,二者间权力结构难免呈现失衡的状态。数智经济的势能扩张趋向,或将模糊市场垄断与竞争边界。数智经济的竞争要素集中度较高,极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寡头竞争格局。同时,数智经济中的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具有技术性、隐蔽性和高度动态性,因而数据证据处理和垄断行为识别会受到极大挑战。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监管就是对垄断的技术应对。区块链技术可在发展中永久保存交易记录,交易记录可在多台电脑中查看而不同步到其他设备。区块链的应用已远超加密货币和NFT(3),政府和医疗、农业、供应链运作等都利用区块链技术改善效率、提高安全性与信任度。区块链技术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要最大程度发挥其功能优势还需加强配套监管。例如,防范区块链运行中的隐私侵犯、缺乏第三方保护、治理不当等风险。此外,充分发挥区块链中开发者和用户的主体责任,使其充分参与区块链社区的标准制定和决策,共同治理区块链生态。

数字技术和数智经济有条件向共享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它自然而然就成为共享经济。数智经济成为共享经济,还需要同社会、政府的数字治理协调配合,政府和社会治理也可利用共享平台予以监管,能够更加准确地实时追踪、运行后台监测、及时处理交易之间的矛盾。共享发展的监管也可依托行业信息共享系统,开发拓展功能,如信用监测系统。在美国,卫生检查员可以使用Yelp评级来判断餐厅是否有引起食物中毒的嫌疑。(4)

四、由数智经济商业模式向社会共享方式拓展

共享经济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名称和定义的伞形概念,如 P2P 电子商务经济、实用经济、零工经济、按需经济、租赁经济、协同消费经济等。作为商业模式的共享经济正在深刻诠释当下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向着更加宽阔的范围拓展和更加深入的地方攻坚,向着包容和分享内涵深入,在数智经济基础上,形成更加包容性的共享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认为,包容性制度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所有人参与经济活动,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天分和技能,并通过区分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制度,表达了共享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政治制度。

以数字化为途径的共享发展理念和模式,是基于数字技术创建的平台,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社会组织或者政府,因此凭借平台不仅商业机构和个体能够发展共享经济,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和个人也可以利用平台发展非经济的事业,包括社会、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甚至政府和社会可以利用平台实施社会治理。这就在共享资源的基础上突破了发展经济的界限,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的平台,在发展经济基础上,通过全面数字化,促进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治理。

数智经济在外延上的开放体系和内涵上的包容体系,促进了共享经济由商业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外延扩张由经济发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内涵深化在于开放、自主、包容等深层次变革。

数智经济到数字社会,就是共享经济到共享发展的崭新基础和主要内容。数字产品和服务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新的数字化社会风貌、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就是通过共享方式,将经济建设扩展到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在数字化浪潮下,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建设,自然要同数智经济相匹配,通过数字产品、数字化服务在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泛运用,或通过各种数字产业、数字服务、数字平台为社会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使数字智能化应用及其场景长期、广泛呈现在社会各领域。比如在线教育、线上会议、远程医疗、数字文化,从滴滴、高德平台到美团买菜,从搜索引擎到无人驾驶汽车,都是共

享平台在起作用,共享经济已经扩大和延展成共享社会,这是一个信息功能递减而智能功能递增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直接操纵到授权代理的共享过程。

 

参考资料与注释:

(1)(2)孟飞、程榕:《资本主义共享经济是对资本逻辑的深化还是逆转?--基于雇佣劳动关系视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6月20日。

(3)NFT,全称为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通证,实质是区块链网络里具有唯一性特点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是一种可在区块链上记录和处理多维、复杂属性的数据对象。

(4) 李懿、解轶鹏:《共享经济治理:历史镜鉴与域外经验》新华思客,2017年5月17日。

 

该文原载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23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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