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灵: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5 次 更新时间:2007-05-30 0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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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 (进入专栏)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当代世界有几种不同的人权思想。有两种是基本的:一是资产阶级的,或通称西方人权思想;另一是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可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思想)。这两者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又同它有原则的区别。再有两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思想和国际法人权思想,前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许多国家提出的人权思想,后者指国际法即国际条约和公认的国际惯例中所体现的人权思想。与前两种人权思想相比,后两种人权思想都是派生的、复杂的和未定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思想中往往既有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思想,并加上它们本国的特色。国际法人权思想则更可能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合作、斗争以至妥协的产物。

  西方人权思想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和中世纪人权思想的萌芽时期。那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农民根本没有人权,也没有人权这个词或概念,但人权思想的萌芽是存在的。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或学说不是突然出现的,从思想渊源上讲,是从古代和中世纪人权思想的萌芽中演变而来的。第二阶段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和学说形成和鼎盛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人权一词正式出现,人权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学说,它在反神权和反封建专制、特权的斗争中所向披靡。这种思想和学说直接体现在洛克、卢梭等人的名著和《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这些历史文献中。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相对低沉的时期。与17~18世纪人权思想的辉煌、鼎盛不同,19世纪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开始进入低潮时期,它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且也遭到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的反对,如英国的休谟、伯克,法国的孔德,德国的黑格尔、尼采;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更被法西斯主义所践踏。第四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西方人权学说在新的形势下再次兴起并经历了重大演变。

  本文讲的西方国家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权学说,在战后的不同时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以美国而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反动政客在美国煽动反共十字军运动,恐怖的政治气氛笼罩全国。在那时,人权学说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总的来说,较之于19世纪至二战前的情况,人权学说在二战后有了重大发展。

  为什么战后西方人权学说会有重大发展呢?首先应归功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大战结束后,全世界人民对法西斯暴行的忿恨以及对民主与世界和平的强烈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各派人权思想的兴起,包括西方人权学说继17~18世纪之后的再次兴起。纽伦堡战争罪犯的审判,战后初期很多西方国家(包括德、意、日三国)的新宪法对人权和公民权的较为详尽的记载,《联合国宪章》第1条中关于增进人权是联合国宗旨之一的规定,以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都体现了战后全世界人民对民主与和平的要求的高涨。

  其次,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兴起的强大的群众运动,如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等,也推动了西方人权学说的发展。其中既有支持或反对这些运动的观点,也有鼓吹改良主义以缓解这些运动的观点。例如,美国哲学家J.男儿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论述西方人权学说的一本重要著作,它也正是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正如一个美国法学家在评论该书时指出的:“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处于阴暗的时刻,罗尔斯提供了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说可以复兴的希望。法学家们急急忙忙地把罗尔斯的理论应用到每一个可设想的问题上……”(2)事实上,《正义论》正是在美国社会大动荡年代出现的以鼓吹改良主义为特征的人权学说的代表作。

  西方人权学说在战后重大发展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俨然以“人权卫士”自居。卡特政府时期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就宣称:“我们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某种乌托邦革命,而是人们为了其自身的人权而不断增加的自我肯定。”(3)美国政治学家D. 福塞希更直言不讳地说:“一项认真考虑的人权政策甚至在共产党人国家也可以产生所希望的结果。”(4)可见,西方人权学说或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人权外交”,其实质在于继续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当然,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同时也意味着西方人权学说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权思想或学说的严重挑战,从而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变化。

  西方人权学说在战后的重大发展还体现在以下这些现象上:人权成为法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中的重要主题;有关人权问题的著作、文章大量出版;有关研讨会频繁举行;有关人权的组织(官方的或民间的;国内的或国际的)纷纷建立并广泛地开展政治和学术活动。

  在西方国家,有关具体的人权问题的观点是纷乱杂呈的,例如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包括是否允许人工流产、是否允许私人持有枪支、是否允许政府部门“窃听电话”或拆看私人信件、是否由法律规定最低工资,等等,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可以“人权”为名加以争论。“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一切都不是。”(5)与具体人权问题有所不同,西方人权学说在思想体系、基本精神和基本术语上虽然也存在各种分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致的。

  本文旨在对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作一述评。

  

  一、人权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思想基础,即主张人权不是超历史、超阶级和超社会的抽象物,它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制度是密切联系的。人权包含有一些人类共同性的因素,但对这些因素的理解也不能不受特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制约。

  西方人权学产,从总的来说,是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具体而论,二战以前的人权学说主要是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这两种思想对战后的人权学说仍有重大影响。这里讲的功利主义思想,主要是指以J. S. 穆勒为代表的思想。他以“个人幸福”作为核心,但在其后期思想中又倾向于政府的“福利职能”。迄今为止,一些强调人权代表“利益”、“需要”的学说,大体上都可归入功利主义的思想范畴。

  应该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讲人权以自然法或自然法思想作为思想基础时,并不只是指17~18世纪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认为,自然法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相结合,代表人的理性和本性,维护人的权利。这种自然法学(在西方思想史中通常又称古典自然法学),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旗帜。西方人权学说正是在那时兴起和鼎盛的。根据洛克等人的学说,人权即指自然法所维护的自然权利,是人生而俱有的,因而在我国早期译文中译为“天赋人权”。直到现在有的西方思想家还将自然权利和人权两词并称或通用,并认为“人权是自然权利的现代用语”(6)。

  但是,自然法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种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思想,甚至自中世纪直至当代的基督教神学也同样吸取了自然法思想。所以,就当代西方人权思想而论,凡是以自然法作为思想基础的,又可分作神学的和非神学的两派。法国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J. 马里旦也是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声称:“人权的这种真正哲学是以自然法的真正观念为根据的,这种自然法是我们用本体论的观点来加以看待的,并且它通过被创造的自然的主要结构和需要传达着造物主的智慧。”(7)

  还应该注意的是,二战后非神学的人权或自然法学说的复兴还伴随着其自身的演变,即它不再以自然法为名义,而改成以抽象的正义论、人本主义或其他价值论为名义。“在流行的扣学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着重点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形而上学——神学的人权观点……转向正义观或理想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伦理型的权利。”(8)有人认为,人权问题实质上是“分配正义”的问题。日本法学家宫泽俊义也指出:“当今在许多国家中,都在考虑作为承认人权的根据,已经没有必要再把神或自然法抬出来,而是以‘人性’或‘人的尊严’等作为人权的根据就足够了。”他还认为,这种人权概念的意思是,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而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人类社会中的最高价值。这种看法通常就称为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可以说大致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后的近代确立的。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类一般,而是指具体的各个人。因此这里所说的人本主义也是个人主义(9)。宫泽俊义所讲的人本主义的含义是较广泛的,甚至他认为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也是人本主义的体现,这同二战后那些避免使用自然法来解释人权的人本主义思想显然是不同的。

  总之,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思想基础,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和功利主义思想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改变,据英国政治学家拉斐尔的解释是:人的生命、自由等权利之所以称为自然权利,是因为这些权利过去被认为来自“自然法”或上帝的法律,“但现在不必再在这些权利的观念中包括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预想了。”(10)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卡曼卡则认为,过去历史上诉诸自然法、社会契约论这些东西,“在科学上是欺骗性的。”

  

  二、人权的概念

  

  在当代西方人权学者看来,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

  美国伦理学家A. 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指一种狭义的权利,即主张权。这种权利的结构可以理解为:A由于Y百对B有X的权利。这里包括五个因素:(1)权利的主体(A),即有权利的人;(2)权利的性质;(3)权利的客体(X),即权利指向什么;(4)权利的回答人(B),即具有义务的人;(5)权利的论证基础和根据(Y)。他认为,在这五个因素问题上,每一个都有争论(11)。本文对这些争论将分别加以论述。

  瑞士法学家、汉学家胜雅律近年来对人权一词中的“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以前,西方国家所讲的人权中的“人”决不是指普遍的人,不是指“每一个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人”的概念都把妇女、奴隶和有色人种排除在外。1948年以后,从理论上讲,人权才是“普遍”的,但理论和实践之间仍有矛盾,“人”这个词仍然模糊(12)。

  很多西方人权学者在分析人权概念时,经常引用美国法学家W. 霍菲尔德关于分析法律权利——义务概念的学说。按照霍菲尔德的学说,通常所讲的法律权利是极为复杂的,它包括了以下四个概念,即法定的自由、要求(或译主张)、权力和豁免。有的人权学者由此更进一步认为,人权就是伦理的自由、要求,权力和豁免。

  一般地说,西方人权著作中对人权下详尽的定义是罕见的,常见的做法是对人权概念提出一个简单的释义或定义。除上面提及的外,这里不妨引用若干西方学者有关人权的简短的释义或定义:

  (1)“人权是那些属于每个男女的道德权利,它们之所以为每个男女所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英国的麦克法兰)(13)。

  (2)人权原理是提出一种关于在道德上合适地对待人和有组织社会的建议。“(澳大利亚的卡曼卡)(14)。

  (3)人权是“基于人的一切主要需要的有效的道德要求。“(美国的范伯格)(15)。

  (4)“基于人仅因作为人这一事实而被认为当然具有的权利就是人权。“(日本的宫泽俊义)(16)。

  (5)“人权是个人作为面对国家的人的一种伦理权利。”(美国的韦尔曼)(17)。

  (6)人权是“平等地属于所有人的那种普遍的道德权利。”(美国的温斯顿)(18)。

  (7)“人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因此,他们是最高级的道德权利”;“一切人权要求都是一种‘最终诉求’”;是“根据权利对于社会变革提出的要法语。”(美国的唐纳利)(19)。

  (8)“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人权只是一些体现了西方制度和价值的理想标准,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别,它们对于第三世界是乌托邦;“只有作为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人权概念才是经得起辩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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