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8 次 更新时间:2023-07-30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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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  

中国古代有极丰富的史学,它在三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藏,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不论在系统表述方面,还是在理论形式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促进当前的史学工作,促进中外史学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

前几年,我陆续写过几篇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文章。今年春天,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命题嘱为此文,却之难,应之亦难。于是勉为此文,概括地说几点认识,以就教于读者和同行。

一、深刻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从《尚书·召诰》说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这种历史意识从古代一直贯穿到近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之民族特点的反映。

西方思想史、科学史上,有两位名声显赫的学者惊叹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2]另一位是李约瑟,他在论到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时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对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3]

他们是从世界各民族的特点和“中国人”这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通过史学的发展,反映在历史观点上的成就,首先,是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如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4]。其次,是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引史墨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次,是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如杜佑论分封、郡县利弊,认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5];论民族风尚,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6];论人材,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7],等等,反映出鲜明的历史进化思想。最后,是最突出的一点,即认为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如司马光所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8]。这些历史观点,以及其他一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每一个方面都有丰富的积累。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同时又反转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秦孝公时关于变法的辩论,汉初关于秦亡、汉兴的总结,以及后来关于盐铁的辩论,唐初关于秦、隋兴亡比较的探讨,以及关于严刑罚、行教化的辩论和关于分封的辩论,都直接影响到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决策。恰如唐太宗所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9]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周边少数民族入史始于司马迁著《史记》,此后成为“正史”撰述的传统。北朝雄踞北方百余年而自称“中国”,唐初以北朝所撰国史为“正史”之一,以十六国史为“载记”写入《晋书》,于新撰南北朝史书中删除旧史所谓“索虏”“岛夷”的称谓,大力称颂“胡、越一家”,“天下一家”,唐太宗获得“天可汗”的崇高称号。辽、金皇朝大力翻译汉族史籍为本民族文字,其君臣在政治活动中以文、武、周公、文、景、唐太宗、玄宗为楷模,科举考试中以“十七史”为重要内容。元修宋、辽、金三史,皆列为“正史”,等等。在这里,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大原则上的共同的历史心理和历史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之凝聚力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正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讨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自应首先认识这个问题。

二、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这种气势和规模,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已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但他也还是承认《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10],肯定“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1]是其所长。司马迁的历史视野,不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在空间方面都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开“会通之道”的先河。刘知幾称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12]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兴。皇朝史的历史视野因受皇朝兴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例如,《汉书》记西汉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即所谓“叙帝星,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姓,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13]。一部皇朝史,包含这么广阔的内容,史家若无恢廓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司马迁以后,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以不同形式的历史撰述,发展了“会通之旨”,他们的论述均显示出恢廓的历史视野。自《汉书》以下,《续汉书》《宋书》《魏书》、唐修《晋书》、“五代史”及《五代史志》等,也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展现了史家辽远的视野。对中国古代史家的这种传统,《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已做了概括。其史部大序说: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

这里所说的,除了对史官(尤其是两汉以后的史官)在政治职能方面的直接作用有所夸大外,关于史官在历史视野和知识领域方面的概括,大抵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其中所说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是跟史家的历史视野直接相关的。唐初史家从《礼记》的《曲礼》《经解》中引出这两句话来概括史家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视野,这固然是对于古老传统的总结,同时也反映出史家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的增强。

中国古代史家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固然是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视野并不仅仅是对于过往历史的追寻和记述。史家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往往都是出于时代的启迪、激励和需要,从而使这种观察、思考、撰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它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从史学上看,这种时代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其共同点则在于:优秀的史家大多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提出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或是反映那个时代人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尊“王道”,一是重人事。大致说来,尊“王道”反映了孔子思想倾向中保守的方面。而重人事,则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从精神上摆脱“上帝”“天命”“神”的羁绊而开始认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的反映,是人们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伟大进步的反映。这后一点,正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秦的兴盛、骤亡和汉的继起,震动了当时的社会。儒生陆贾对刘邦说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可谓一字千钧,提出了汉初政治上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后来陆贾奉命撰《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14]。《新语》所阐述的是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历史经验。汉初确立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与此有很大关系。《新语》这部史论兼政论著作,突出地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特点。而真正从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中,总结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还是由司马迁的《史记》完成的。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汉武帝统治时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使《史记》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此相似的,是唐初史家的活动。而唐初的历史撰述表现出对于多民族历史之处理上的进步,正反映了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代精神。其他如杜佑在“安史之乱”后着手撰《通典》,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大致与王安石变法同时,南宋史家对当代史撰述的高度责任感和突出成就,直至明清之际批判性史论的发展,都可以说史家们是面对时代而思考历史、撰写历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优良传统。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只注重于“微观研究”,只注重于“政治史”撰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多注重于向后看,言必称三代。我认为,这两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中国古代那些有代表性的史家的思想和视野,考察那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以及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动因,就会发现这两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

中国古代史学的令人惊叹之处,不仅在于它有“层出不穷”的史家和浩如烟海的史籍,而且在于它所记载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是同多种多样的表述形式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不仅使它具有更大的魅力,也使它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

从较晚的断限来看,中国古代史书在分类上的体制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已大致确定下来。《隋志》史部称其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15]唐初以前,历代文献曾遭到几次“厄运”,而《隋志》著录尚有如此数量的史书,足可说明史籍之丰富。同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史书的品种、类别明显增多。南朝梁人阮孝绪撰目录书《七录》,其《记传录》分“众史”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史、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在此基础上,《隋志》史部分史书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种分类,近于合理,从而大致确定了中古时期史书分类的原则和方法。此后不久,刘知幾以“正史”跟“偏记小说”相对待,认为“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他说的“近古”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他把“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概括为10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16]这些事实说明,在公元7世纪前后,中国史书的积累已极繁富,必须做如此细致的分类。

《隋志》史部的分类,是以史书的内容和“体制”(即体裁)相结合为划分原则的。正史,皆《史》《汉》之体,即纪传体。古史,“多依《春秋》之体”,《新唐书·艺文志》即称编年类。杂史,“体制不经”,所记“大抵皆帝王之事”,《宋史·艺文志》称别史类。霸史,特指十六国各国之记注。起居注,是指“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之书;《新唐书·艺文志》以历朝实录、诏令,亦附于起居注类。旧事,是关于政治活动中的“品式章程”的记录,《新唐书·艺文志》称为故事类。职官,是记“官曹名品”之书。仪注、刑法,是关于典礼、刑法制度之书。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的传记。地理,是记全国州郡、山川、物产、交通、习俗之书。谱系,是关于氏姓之书。簿录,是关于文献目录、流别之书。刘知幾曾概括中国古代史书源于“六家”而重于“二体”。六家,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二体,是编年体和纪传体。体裁是史书的外部形式。在刘知幾时代,史书已有多种形式存在,但都不如编年体、纪传体为史家所青睐。刘知幾撰《史通》,确立了史评体的规模。此后,在中晚唐,有典制体、会要体的崛起;在宋代,有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在明清,有学案、图表、史论的发展。中国古代史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连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在世界各国的古代、中世纪史学上是罕见的,以至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中,专写一节“中国历史编纂法简述”。他写道:

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还是很不确切的。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尽管各个朝代的官职和名称不断变化……但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的和当时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所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17]

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骄傲,无疑也是世界史学的瑰宝。

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史家对史书体裁的选择是出于主观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例如,司马迁、班固都说明了他们何以要选择纪传体这种形式。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内容则往往决定了形式。例如,历代“正史”大多记一代之全史,所以都采用纪传体形式,否则不能写出治乱得失、典章制度、众多人物。但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古代史书,有大致相同的内容而采用了两种以上的表现形式。例如,宋代史家写出了四部不同体裁的通史:《资治通鉴》,编年体;《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纲目》,纲目体;《通志》,纪传体。许多皇朝史撰述,都有类似情况。这是一层辩证关系。还有一层辩证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生活愈益丰富,史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充实,便不断寻求创造新的体裁的途径;而社会对于历史知识、智慧的需要,又刺激了史家这种创新的欲望。纪传体的创立,宋以后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的盛行,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较早被史家创立起来的体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编年体来说,《左传》比《春秋》更丰富,《汉纪》在严谨性上超过了《左传》,《后汉纪》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述的容量,而《资治通鉴》则把这一体裁发展到更完备的阶段。可见,旧有的形式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又会反转过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内容。

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使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式、多层次的绚丽景象,也使它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

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

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求实和经世的关系,反映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错综复杂的,但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和一致的关系。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18],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19]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写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北周史家柳虬也说:“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0]唐代史家吴兢,即《贞观政要》的作者,曾因当面拒绝当朝宰相张说希望将武后实录改写数字的请求,而被时人誉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1]。这种优良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史载,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伤死数十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22]。金朝对史官记事颇多限制,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经大臣们引经据典,金世宗也从《贞观政要》记事中得到启发,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23]。所有这些,表明了秉笔直书传统影响的深远。

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刘知幾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幾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当然,“曲笔”也是史学上的客观存在,刘知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原因,也举出了不少这方面的实例。在刘知幾以后,这种现象也时有出现。但从史学发展的全貌来看,亦恰如刘知幾所说:“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24]这个看法是具有辩证因素的。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就是说,直书是主流,曲笔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因为:第一,曲笔违背了“书法无隐”的古老传统,也跟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发展的趋势相悖。第二,任何时代出现的曲笔,都不会符合那个时代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因而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即使出于维护“名教”而曲笔,也难得为严肃的史家所接受。第三,由于上述两点原因,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第四,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可以举出不少实例来证明的。要之,可以认为:曲笔只是史学上的支流,而直书是史学上的主流。认清这二者的关系和作用,对于全面估价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幾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5]这是从一个具体的方面,说明了求实和史学社会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传统上则有广泛的表现。

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的萌芽甚早,上文所引《尚书·召诰》语足可说明它有长久的渊源。所谓孔子作《春秋》以代“王法”,至少反映了人们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已有明确的认识。秦汉以下,这种认识不断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史学传统。至晚在中唐时期,这种传统由主要是鉴戒的目的发展为比较全面的经世目的。这从杜佑著《通典》和《理道要诀》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杜佑的撰述目的,反映出他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两点是不同于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历史书中从历史事件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进而深入到从各种制度的兴革流变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做全面的考察。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从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考察,发展到对于国家主要政策、制度的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的考察。杜佑在《进书表》中着意强调指出“法制”和“政经”的重要,这既是经典中讲得很少的,而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真是双重的遗憾。唯其如此,《通典》问世,则“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26]。第二,他突破了历来所强调的史学对于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致用”“将施有政”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通典》自序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时人李翰、权德舆都指出了《通典》这种“将施有政”的实际价值。李翰《通典》序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权德舆《杜公墓志铭并序》称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27]。这些评论都说明“《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28]。宋人朱熹说:“杜佑可谓有志于世务者。”[29]这个评价道出了杜佑的撰述旨趣和《通典》的主要特色。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兴于明清之际,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来看,则此说恐未必妥帖,还是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杜佑之后,经司马光、郑樵而继续发展。郑樵提倡“实学”,《通志·二十略》是其代表作。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稽古录》,则被称为“如桑麻谷粟”[30],世人不可不读。这种传统在明清之际有了更大的发展,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祖禹等都有卓著的成就。

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通典》《资治通鉴》《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读通鉴论》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史记》用很多篇幅论述秦汉之际历史经验、揭示当时社会问题,而被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1]。清代四库馆臣评论《通典》说:“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32]这是把《通典》在求实和经世两个方面的优长都讲到了。《资治通鉴》意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33]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带有极鲜明的经世目的,而其书被称为:“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34]甚至被推崇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见此书魏禧序)。关于求实和经世之一致的发展总趋势,还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实例来说明。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如上文所说,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从这两方面来看,是否可以认为,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当然,如同任何时代的史家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样,中国古代史家不论在求实方面,还是在经世方面,若以今天的认识来看,都是会有不少缺陷的。历史地对这些缺陷做出说明,也是必要的。

五、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包含着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个优良传统,是其连续性发展的生机,同时也在一个重要方面反映着中国文明之连续性的发展。

这种继承和创新,反映在史学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直观的方面来看,它首先反映在史书内容和形式的发展上,反映在史书文字表述之美学形式的发展上,反映在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上;从深层的含义来看,它也反映出历史观点的进步和史学批评的发展。本文这一部分,仅就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及史学批评问题,简略地阐述继承和创新的统一这一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之有国史,当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在内容上参考了周王室和诸侯国之史,故《春秋》大致上反映了春秋时期历史概况。《春秋》按年、月、日记事的体例,当是孔子在继承国史形式上的新发展。《左传》在形式上和断限上都略同于《春秋》,但所记历史内容则大为丰富,并且写出了一些具体、生动的人物,甚至还记述了个别历史事件的始末,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事的容量,这是在继承《春秋》基础上的新创造,是《左传》在记事上对《春秋》的发展。与此同时,《国语》也发展了《尚书》记言的规模。随着历史的进步,以及史官制度和私人撰述的发展,出现了编年体通史的萌芽《竹书纪年》和综合体史书的萌芽《世本》。这是在“百家争鸣”局面下,史家历史视野开阔的反映。这些先秦时期的史书,有的相互间有联系,而大多数则无直接的联系。司马迁以杰出的创新才能,综合先秦史籍和秦及汉初文献,写出了千古“绝唱”的《史记》。《史记》的五种体例,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都可以从先秦史籍中找到踪迹,但在各自的成就上,尤其是在综合地反映历史进程上,则是先秦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所造成的史学的巨大发展,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充分,使人惊叹不已。

《史记》和《汉书》所确立的“正史”规模,使后人感到像是两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如此,后辈史家还是在纪传体史书的撰述上,不断有灵活的变通而显示出于继承中有所创新的精神。例如,《三国志》以一书而记三国史事,表现出作者总揽全局的史才;《晋书》继承前人所制“载记”体例,创造性地用于记述十六国历史;各“正史”在志目、类传、史表的取舍上,大多能因时而异,增删恰当,以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历史特点,等等。这里,最主要的一条,是历代史家继承了撰写前代史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四史”可以被看作中国古代史学之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所建树的丰碑。

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上文已简略地论及,不再赘述。刘知幾在8世纪初(710年)曾断言,史学的发展,不过是编年、纪传二体的“角逐”、争先。可是9世纪初(801年)却出现了典制体巨著《通典》,12世纪后期(1174年)又出现了纪事本末体著作《通鉴纪事本末》,还有其他一些新体裁的史书陆续问世。《通典》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继承了《周官礼》和历代正史书志的传统,创造出了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典章制度通史。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代天宝之末,而所记最晚之事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距上奏此书时间(801年)只有四年。书分九门,以食货为之首,其后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像这样系统、完整的制度史,不仅在中国史学上属于首创,在当时的世界史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35]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42卷,虽在内容上尽采自《资治通鉴》,然其形式是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述其本末,全书共立239个事目,略按时间先后编次,记战国至后周史事,断限与《资治通鉴》相仿佛。因事命篇,源于《尚书》;记一事之本末,其萌芽形式在《尚书》,尤其是在《左传》中已经出现。此后,关于这方面的散篇零简,代有所出,史家在理论上也提出过这方面的设想。《通鉴纪事本末》在继承前人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通史,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广阔前景。

总之,从以上四种主要体裁的史书来看,它们都是在不断地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起来的,这促成了中国史学之连续性的发展,也促成了中国史学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发展之系统的和全面的反映。

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领域,也表现得很突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萌生于先秦时期,如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作者对《春秋》的评论(分别见《左传·宣公二年》《左传·成公十四年》)。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了,史书大量涌现出来,人们关于评论史家、史书的言论逐渐增多。这个时期,史学批评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形式。一种形式是对史书做具体的评论,如刘向《别录》;另一种形式是对史学做概括的评论,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这两种形式在内容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史书做具体评论时,会涉及史学的一般性问题;对史学做概括评论时,也不会脱离对一些史书和史家的评价。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继承和发展了前一种形式。这几部目录解题著作虽非史学批评专书,但它们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批评,因而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形式中还有不少专门性质的史学批评著作,如柳宗元的《非〈国语〉》是批评《国语》的,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是批评《新唐书》的。盛唐时期刘知幾的《史通》、清代前期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继承和发展了后一种形式。《史通》是专论史学的,《文史通义》兼论文史而以论史为主。《史通》继承《文心雕龙·史传》篇,创立了史学批评的理论性著作;《文史通义》继承了《史通》的成就,同时把它注重于“史法”的批评发展到注重于“史意”的批评。在西方史学上,古希腊的卢奇安(又译作琉善,约125年—约192年)写过一篇长文《论撰史——论现实主义的艺术》,在史学批评上有很高的价值,比《文心雕龙·史传》篇早三百多年。但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学始终没有孕育出如同《史通》这样系统的史学批评专书,这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优长。

除了这两种主要形式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还有一种形式,即就史学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而写成的专文或专书。例如,刘的《史例》《沂公史例》(《新唐书·艺文志四》文史类著录,已佚),是评论史书体例的;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见《文苑英华》卷742),是评论史书体裁的;皇甫湜的《东晋元魏正闰论》(见《文苑英华》卷756)和欧阳修的《正统论》(见《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6),是评论史书对于正统问题的处理,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这种继承和创新的活力,来自客观历史发展中提出的要求,来自中国史学之悠久的历史,来自史家不断增强起来的自觉精神,反映了社会、史家、史学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继承和创新之统一的传统,在史学发展上的意义,一是促使史书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多样化;二是使每一个大的时期内史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如《史》《汉》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多途发展反映了当时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活跃,明代史学具有一定的市民习气,而清前期史学出现了总结与嬗变的趋势,等等。中国古代史学之继承与创新的机制,受到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一是儒学经典的局限。对于这种局限做科学的说明,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六、理论·文采·考据

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探索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三个方面,历来为中国古代史家所重视,它们也从总的面貌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左传》写战争、写辞令,《国语》写历史形势,《战国策》写说客辩词,都各有成就。《史记》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看待,写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群相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它写战争、写重要的历史场面也极精彩。《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资治通鉴》写战争,也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史书文字表述之美,增强了史学自身的生命力,同时也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的突出优点是重视对于历史的记述,这种记述不仅需要讲求文采,而尤其需要讲求真实,故历来重视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司马迁写《史记》很重视文献,对有些文献运用得也很谨慎,他通过实地考察还纠正了一些传闻的错误。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史注,史注的作用或补充史事,或保存异说,或训释名物,或揭示讹误,成为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这种传统已发展到具有丰富内涵和十分自觉的程度。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以金石文字补史、考史的专书。到了清代,更有一批史家以其在考史方面的卓越成就而形成一个学派,即乾嘉考史派。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崔述等人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他们的方法和实践早于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的八十年左右。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重视记述,不重视理论,甚至认为它没有理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产生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很多,有两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是我国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尚未做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以致给人以“理论贫乏”的错觉;一是有些研究者惯于用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形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的轻重、长短。这两种情况,都是应当改变的。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历史的认识来说,《左传·僖公十九年》已提出了“民,神之主也”的认识,认为依靠“神”也不能不听“民”意,这反映了对于人和神在历史活动中所处地位的思考。上文所引《左传》中史墨的话,则反映了对于社会历史之无“常”而有变的认识。后来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当是有认识上的渊源的。司马迁还提出了“势”和“理”这两个历史理论范畴,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历史认识。在司马迁之后,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们对于这些历史理论问题和范畴,都结合着历史进程而不断有所阐述、有所发展。例如,魏徵之论“天时”“人谋”和历史上的盛衰现象的转变,杜佑之论古今关系及“理”与“势”,柳宗元之论“天”“人”“理”“势”“圣人之意”“生人(民)之意”,叶适之论“天文、地理、人道”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直至王夫之对“势”与“理”的关系做了历史哲学高度上的阐释,这个探索的过程始终没有中断。

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史学的认识来说,也是很丰富的。自孟子提出“事”“文”“义”[36]这三个范畴后,班固评论《史记》就遵循于此。《文心雕龙·史传》篇篇末赞语,可以概括为体、事、义、文、德五个方面。《史通》丰富、发展了这些方面,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史学理论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才、学、识三个基本的理论范畴。才,应包含体与文;学,主要指事;识,就其基本方面说,应包含义与德。宋人吴缜提出以事实、褒贬、文采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并认为事实是三者的核心[37],这是对才、学、识范畴体系的一个发展。至《文史通义》出,于才、学、识外,突出提出史德这个范畴,这更加强调了史家精神世界的修养。同时,章学诚又提出“史法”“史意”,这可以被看作史家关于史学之史识的不同侧面或层次的概括,“史意”更强调了史家在史学思想上的创新意识。由孔子概括而由孟子表述出来的事、文、义三个史学理论范畴,经历代史家在两千多年中的不断探索、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文所说的几个方面,尚难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做全面的概括。就是这里说到的几个方面,也只是我的一些初步认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指正。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也有不足之处,甚至包含着不少谬误和糟粕。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掩盖不了它的优良传统的光华。

[1]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4]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5]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6]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7] 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8]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9]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13]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1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15] 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实际著录803部,附亡书64部,合计867部。这与《隋志》所说略有出入。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1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18]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9]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20]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21]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

[22]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9页。

[23] 脱脱等:《金史》卷八十八《石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2页。

[24]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7~198页。

[25]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2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2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唐丞相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28] 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2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50页。

[3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07页。

[31]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4页。

[33] 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34]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顾祖禹》,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35] 梁启超认为:“《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又说:纪传体中的书志“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史学关于制度史的成型著作,至19世纪中期才出现。

[36]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7]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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