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讲述未被讲述的战时女性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6 次 更新时间:2023-08-21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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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  

回忆起母亲弗兰·施特恩,儿子杰德总是觉得她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她的思维是高度分析性的。”当老年弗兰准备去参加鸡尾酒俱乐部的聚会时,她会从地址开始,倒推出行车的路线。弗兰的特别不仅体现在回溯推理式的思维上,杰德告诉美国传记作家莉莎·芒迪,母亲曾不经意地提起在“二战”中学习射击和驾驶飞机的经历,还曾谈及她当值的夜晚从密电中获知哥哥所在的驱逐舰被神风特攻队击中的可怕瞬间。

弗兰·施特恩是“二战”中美国组建的女子密码破译队伍中的一员。提起密码战,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个别英雄的传奇事迹,比如大名鼎鼎的图灵和他破解德国恩尼格码机的天纵之才,而为此倾尽心力的许多技术人员,尤其是女性技术人员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曾有数以万计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响应招募,以其出色的外语能力、敏捷的数理思维和审慎坚韧的性格入选密码破译团队,为战时几次重要的密码破译立下功劳。莉莎·芒迪的非虚构历史作品《密码女孩:未被讲述的二战往事》(Code Girls: The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Women CodeBreakers of World War Ⅱ )将视线重新投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打捞出这群来自校园的女孩们经历动员、培训和战火的锤炼成长为密码破译精英,用准确的军事情报助力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往事。为了做到翔实可信,作者除了利用美国国家档案文献、刚刚解密的国家安全局资料,还专门访谈了二十多名健在的女子密码破译员,结合此前各个机构所做的五十余份口述史材料,以这群非凡女性的经验为鲜见女性身影的战争史做了富有人性、鲜明生动的补白。同时,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新闻写作的经验,该书对密码破解的技术细节和女孩们的破译作业流水线的呈现异常清晰,读来令人身临其境,对解谜爱好者和科技史研究者都是一个惊喜。它向人们证明,战时密码破译绝非孤立存在于天才脑海中的灵光闪现,而是有赖于庞大技术团队紧密合作的系统工程,而女性正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中坚力量。

由于长久以来战争都被视为男人的事业,战争叙事一度以男性英雄人物的塑造为中心。女性主义视角的历史写作致力于将女性的战争记忆带回公众视野,必然涉及如何处理女性与战争关系的问题。其中,战争体制的性别化是否以及如何造成对女性的伤害和宰制,是否应肯定女性在暴力冲突中的主体能动性,女性气质是否与勇士形象相容,都是颇有讨论空间的议题。

女性主义内部在上述议题上也是聚讼纷纭。激进女性主义者将父权制视为军事暴力的罪恶渊薮,基于“男性=暴力,女性=和平”的本质主义观点,控诉男性导致的战争对女性的伤害。伍尔夫就曾明确宣称:“打仗是男人的习性,而不是女人的。”近年来,以女性在战争中遭遇的性暴力和生存机会剥夺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成为热点(例如苏智良:《慰安妇研究》;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 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二战”中苏联女兵的刻画也把女性在战争中的精神蒙难置于核心。与此同时,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下,近年来也有一批作家开始挑战传统战争话语的性别二分,有意在战争史书写中添加女兵经历,主张把战争视为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场域,将暴力主体和叙事主体身份交还给女性。女性主义有关战争中女性角色的立场分歧引来了忠告:“女权主义者不要在主体能动性和受害者角色的两个对立极端间来回跳跃,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立场。”因应这种批评,当前的女性主义历史写作大多兼顾女性在暴力冲突中的主客体双重身份,承认女性是战争受害者的事实,同时也力求展现战争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凸显在暴力冲突中抵抗、成长的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见刘恬:《暴力和女性赋权——新世纪美国战争书写中的女兵叙事》,《外国语言与文化》二〇二二年第六期)。

《密码女孩》也从属于这一重新定位战时女性角色的潮流。不过, 不同于高张女性暴力主体合法性的女兵叙事,《密码女孩》选择从另一个硬核的角度来突破有关女性气质的传统话语。数学、实验科学、计算机等学科长期以来被刻板地视为男性更具天赋的领域,擅长数理的女孩即使有幸获得了相关学科的高等教育,毕业后也不得不面临艰难的职业性别隔离。珍妮芙·格罗扬一九三八年以最优等成绩从数学系毕业,渴望成为数学教授的她找不到愿意雇用女性的大学,海军的密码分析团队给了她发挥才干的舞台。她与其他女孩一起从零开始学习“路径换位”“多表替换”“维吉尼亚方阵”,穷尽频次分析、链接差数、交叉复制、寻找结构型、通信量分析种种方法,从扮演人力计算器承担耗时费力的暴力破译,到以惊人直觉洞察日本陆军密码编制模式,再到以地址密码的破译为山本五十六送上最后一击,她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女性在数理逻辑能力上完全能与男性媲美,可以成为战争对抗中的智力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密码战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比起展现武装暴力场景,安静的情报室让这群战时女杰给传统女性角色带来的挑战显得多少柔和一些。除此以外,作者还通过对女孩们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的描写勾画出一个与战士身份并行的普通女孩的生活世界。她们仍然“看起来像个女孩”,和普通女孩一样喜爱舞会和梅因布彻设计的漂亮衣服。因为拥有这个生活世界,密码女孩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军事氛围下去性别化的职业身份同个人生活隔离开来,而不必经历木兰从军式的性别认同调整。两个世界的并置也让女孩们的战争体验有了多个层次,揭示出戰争中女性作为行动主体和受害者的多重现实。密码女孩们因为掌握着军情动态而拥有一种鸟瞰全局的超然视角,用她们的话说:“我们就在世界之巅,看到了一切。”同时,她们又作为普通人体验着战争带来的动荡、别离和伤痛。弗兰在值班时提前得知哥哥的舰船即将被攻击却无计可施,炸弹机操作员吉米必须坚守岗位而不能去安葬为诺曼底登陆而牺牲的丈夫……读到这些女性职业身份与普通个体身份相碰撞的残酷时刻,更可以透彻地理解个人生命与历史进程是如此不可分割。女性的个人记忆就这样和公共记忆串在一起,进入读者的心灵,也进入人类的文明记忆。

莉莎·芒迪将任用女性视为同盟国取得“二战”胜利的一大原因。的确,尽管参战各国都在男性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动员了大量女性从事军需生产、伤员照护等战时服务,但若要论在智力上给予女性战友般的信任,在战略岗位上委以重任,同盟国更胜一筹。“二战”期间,除了美国,英國也有六七千名女性密码分析员在布莱切利园与男性并肩作战,但这群战时女杰的故事多年来都没有被认真讲述过。即便在汤姆·布罗考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名作《美国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 tGeneration ) 中,献给她们的篇什也寥寥无几。

至于为什么她们自己总是把勋章压在箱底,一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派头,汤姆·布罗考以为是谦逊的品格使然,其实从出生世代的视角来看,也许会更容易理解这一代女性一生的处境和可能的选择。从出生世代来划分,密码女孩们几乎都是社会学家格伦·H. 埃尔德所说的“大萧条的孩子们”。她们大多出生在一九二〇年前后,正是美国女性正式获得选举权的历史节点;许多人在青春期经受了大萧条对家庭经济的冲击,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反过来让工作和高等教育的价值更加凸显;成年之后,她们又响应国家动员,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力量。埃尔德对这个出生世代(奥克兰样本)的追踪研究显示,少年时期的家庭困苦并没有对男性的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重要障碍,通过高等教育、婚姻和服役带来的福利,奥克兰男孩到中年时期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就;而奥克兰女孩虽然经历过战时女性就业高峰期,最偏好的仍是家庭角色。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奥克兰女孩中,也很少有人能学有所用。将密码女孩战后的境遇与埃尔德的观察相对照,不难发现,奥克兰样本中男女分殊的两种模式在密码女孩中都有体现。少数密码女孩战后的状况和奥克兰男孩有几分相似,也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获得了进一步追求学术理想或接受职业培训的机会,改变了个体的处境;但她们中更多人像奥克兰女孩一样因为结婚生子而中断了职业生涯,回到了属于女性的传统轨道。

追问她们的故事因何未被讲述,可说是贯穿《密码女孩》全书的一条暗线。在男性主导的场域,女性的贡献有意无意被低估、无视和遗忘并不罕见,只是这次穿上了“一切为了保密”的外衣。当年为了掩人耳目曾放出女孩们是秘书、会计的假消息,甚至她们自己也会即兴发挥:“不过就是坐在长官大腿上。”这些说辞如此符合公众对职场女性的印象,丝毫没让人怀疑。莉莎·芒迪不无讽刺地写道:“让人相信她做的工作微不足道或者她只是男上司的玩物简直太容易了。”话语的遮蔽使得公众对女性能力和战时贡献的正确认知长期缺席,未能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形成真正的挑战,进而也影响到密码女孩们后来的命运。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阿灵顿学堂的长官就和平时期的转型对所有密码破译员发表了重要讲话,《密码女孩》是这样记述的:“演讲的主旨是:各位,非常感谢。该走了。工作做得很好。阿灵顿学堂的密码破译员们以其为国家尽忠职守获得了致谢,并被告知从吃公粮的名单上消失是爱国者的责任。”尽管这群女孩在战时曾被视为国家的智力宝藏,但当男性从战场上回归之后,她们就成了劳动力市场上多余的人。最后决定她们去留的分水岭往往是生育这个关口。她们中的佼佼者有许多在做母亲以后离开了当初的工作岗位,留在相关科技领域的只是凤毛麟角。对于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支持她们继续从事这样高要求的职业。

纵览密码女孩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她们。由于战时男性劳动力的紧张,原本由男性独占的职业和岗位向女性开放, 在信息安全、计算机等男性还未建立统治优势的新兴领域,这些聪慧的女性开拓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由于她们的贡献并未以明确的话语进入公众视野,战后英美对鼓励女性在科技领域的教育和就业也缺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系统性安排,密码女孩这个群体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便出现了制度性的流失,女性在信息安全领域的规模和地位都不复从前。

面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奥克兰女孩依旧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埃尔德意识到了“文化堕距”的存在。若要实现女性的发展理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提升女性教育和就业率之外,尚需更为积极的社会文化观念变革。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寻找女杰的非虚构写作当下方兴未艾,有关军中巾帼、铁血娘子、科技女杰的故事不断涌现,加入有关女性力量的记忆和话语网络中。我曾在参观西雅图飞行博物馆时发现走廊里挂着NASA 传奇女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的海报,印着“铆工萝西”图像的纪念品旁边放置着讲述战时女工程师、女飞行员故事的青少年读物,这些陈列无一不在告诉新一代的女孩们:这里有女性闪闪发光的过去,这里有你的位置。最近,我也欣闻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们正致力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并基于这些寻访到的资料探究新中国女科学家的成长经验。期盼有关何泽慧、夏培肃、陆士嘉等老一代科技女精英的作品也能早日流传四方。毕竟,讲述她们的故事不仅是为了在历史中留下惊鸿孤影,更是面向未来的写作。

(《密码女孩:未被讲述的二战往事》,莉莎·芒迪著,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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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4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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