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敏 何文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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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敏   何文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重要法宝,备受学界关注。一方面,聚焦于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关注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及中共到达陕北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聚焦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梳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统战思想与领导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调整和理论拓展。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从较多关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作用到较多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的趋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到最终形成,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自不待言,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分析革命形势并制定相应策略的自主性,也应该受到重视。本文尝试对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性和过程性进行考察,梳理其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知与决策层面的变化发展,展现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统战理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自主性。

一、“反蒋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酝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前,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大革命因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而失败,惨痛的革命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调整统一战线政策。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在确定国民党为反革命力量并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的同时,决定实行与下层工农联合的下层统一战线,其“显著特征就是仅将底层工、农、兵视为统战对象,而将其中上层势力排除在外,即所谓‘要兵不要官’。对国内的其他政治派别,例如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系、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等,则一概持反对态度”。此后,一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都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这种坚持,一是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和自身生存危机的考量。

共产国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军对苏作战总体计划的组成部分,并认为西方国际联盟也希望把中国变成在东方对苏作战的军事根据地,忽视了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内各政治派别之政治态度的转变,以及日本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冲突,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口号下履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国际任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和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政府;1932年9月,共产国际再次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上确立了中国革命反蒋反帝的革命目标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反帝斗争,是指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并非日本一国。

彼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占主导地位,不遗余力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强化“下层统一路线”的指示,从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即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走向反革命,无产阶级只能团结底层的工、农、兵、学群众建成反帝同盟,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国民党内部的部分派别和国内其他政治派别的反帝要求,将其一律排除在外。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已经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随后又在《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中,反复强调联合和发动工人、农民、兵士等底层劳苦大众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国民党的派别,都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与屠杀民众的能手”,故而,“我们对于任何国民党派别不存在丝毫的幻想,我们要打倒国民党的一切派别!”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动员对日作战训令》中,也指出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本障碍”,是革命的对象,工农等劳苦群众则是革命的主体。“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起来,进行反蒋抗日的斗争。

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革命对象的认知逐渐突破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指示,更强调反对日本侵略。但对于革命主体的认知,仍然是广大下层劳苦群众,未能突破共产国际关于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限制。

1932年12月,共产国际基于东北民众抗日的情形,对下层统一战线作出修正,提出“可以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上走得远一些,不仅可以从下层来这样做,而且也可以部分地从上层来这样做”,即上下层结合的统一战线策略。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参与讨论并起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抗日宣言》)和《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一.二六”指示信》),两份文件先后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军委和中共中央的名义签发。前者表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条件下,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者制定了东北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可能的,哪怕“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下层统一战线之外,可以“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考虑实行上层统一战线。

上述两份文件,调整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联合对象上,突破“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提出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形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但这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尽管他们将这样的策略调整通知了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仍然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对上层统一战线采取排斥态度。1933年6月,中共中央在谈及反帝统一战线时,仍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加强以广大下层劳苦群众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并强调这才是“真正的统一的战线”,以及党在当前领导革命斗争的基本策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共中央也说“没有运动下层统一战线去争取广大群众”,是党在满洲反帝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的处理,也印证了其对下层统一战线的坚持。

1933年5月,以冯玉祥为首的部分国民党将领基于收复失地、爱国救亡的目的组织抗日同盟军,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成立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地区与同盟军的工作,但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建立这种上层统一战线的目的,不是为了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只是为了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士兵工作,搞兵变,为了争取时机,创造条件,把这些武装变成红军,创建新的苏区”。同样,在面对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进行的淞沪抗战及随后发动的“福建事变”时,就上述参加者的统战问题,中共党内有人提出,“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持这种说法的“有时还不是一般人”。可见,中共中央仍把国民党集团看成铁板一块,不承认他们内部的分化,因此造成了在抗日的同时,也与国民党和一切军阀作斗争的局面。

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和中共中央自身的生存危机,是中共中央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因。日本侵占东北后,继续蚕食华北,但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并未因此发生改变,蒋介石仍然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执行先清“内匪”再抗日的政策,以致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只有坚决地依靠群众,团结和组织群众,形成广大的统一战线,“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对抗帝国主义和它的清道夫”,才能实现光明的革命前途。1934年1月,被“围剿”中的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将下层统一战线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下层统一战线的认知与坚持,表现在既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不僵化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关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革命对象和革命主体有着独立的认知,体现出其在革命重要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平衡,展现出中共对国际共运与国内革命、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平衡,在维护国际共运利益的同时,亦尽量顾及国内的革命问题。

二、“抗日反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1934年,伴随着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共产国际开始关注反法西斯的问题,并调整统一战线政策,以使原来的反帝统一战线发展为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4年5月,《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主张共产党人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反对法西斯”。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下层统一战线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在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上,“(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含蓄地批评了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问题”。

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紧跟共产国际的政策调整。1934年9月,中共代表团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关于反蒋问题,认为“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王明认为“争取和瓦解敌人武装力量”、“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等问题,是全党面临的迫切问题,并谈到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而“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诚实的‘爱国’力量、组织和人士的必要性”,和“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里,王明已经明确提到“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对于“广泛性”,更提到“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阶层和力量”。

上述文字表明,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的范围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不再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和将国民党看作是铁板一块,而是承认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同时期的中共中央,正经历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开始战略转移,在自身生存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刻,尚无暇顾及政策调整。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个重要转折。此次会议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长征途中,因丢失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着全新的判断和决策。

1935年6月,针对华北事变造成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认为华北事变“引起了中国的新的危机”,此前的下层统一战线存在“左倾的狭隘路线与关门主义”错误,在反蒋反日的斗争中,“表现着严重的弱点与错误”,为应对新的危机,红军应与任何武装部队协同创建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商人、医师、律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军政各界以及一切自由职业者”,乃至国民政府的陆海空军共同结成“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不要给予蒋介石一个铜板”。这表明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和狭隘的统战思想的限制,扩大统战阵营,开始联合国内其他政治派别乃至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这是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通讯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其对下层统一战线的修正,与同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方向完全一致,是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表现。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季米特洛夫作报告,对中国共产党“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做法予以肯定,对其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七大通过决议,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在中国,应以苏维埃运动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决议将中国的反帝目标由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集中到日本一国,实际上为中国革命确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

受此影响,中共代表团于1935年8月1日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如何,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红军愿意与任何停止进攻苏区和实行对日作战的军队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等一切力量合作。《八一宣言》关于愿意与一切派别和军队联合的公开宣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范围,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雏形,标志着中共代表团形成了全新的统战政策。

《八一宣言》是在两个月之后才公布的,公布之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并不知晓宣言内容。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针对当时的形势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在统一战线的阵营范围上,与《八一宣言》一致。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功。

1935年11月18日,张浩抵达瓦窑堡,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抵达陕北,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8日,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宣言,表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都愿意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乃至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宣言,为统一战线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一是建议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扩展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二是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行动指南。

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将上述关于统一战线的调整和认识决议化,正式确立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议指出,应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明确提出了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上层和下层的,集合最大力量;同时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应与其做坚决斗争。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继续强调党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不过,此时统一战线的阵营仍不包括以蒋介石及以其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在调整党的策略路线,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争取执政的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及地方实力派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向中间势力、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在实践中积极地推行这一策略路线。

通过前述努力与构建活动,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的束缚,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面,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聚集了全国的抗战力量。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自觉性和自主性,不可忽视。诚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并未突破共产国际七大所确定的“抗日反蒋”策略总方针,但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统一战线策略,且“没有因为既定的‘抗日反蒋’方针,而放弃与蒋介石谈判联合的可能性”。足见,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已有了自主的分析和认识,并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日渐成熟。

三、“联蒋抗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法西斯势力加紧侵略扩张,有爆发世界大战之势。共产国际与苏联,一个要扩大苏维埃运动,一个要避免卷入战争,二者都需要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抵制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故对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进行修正。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指出:“我们对南京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有些不正确的地方”,现在应该采取行动,“让蒋介石率同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从而否定了七大确定的“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8月1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明确“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一种政治错误,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并达成合作抗日的具体协议,实际上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

国民政府方面,自1935年底开始,蒋介石对日态度逐渐转趋强硬。同时,面对多次军事“围剿”失败的事实和日军侵略的深入,有了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共产党谈判,以政治、军事相配合,以“溶共”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方面,经过《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形成关于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后,致力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考虑到国民党对日态度日趋强硬,且其作为执政党,加上逐渐认识到只有坚持抗日,才能使革命势力日渐扩大,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调整统战策略和工作重心,在宣传“反蒋抗日”的同时,致力于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考虑将国民党、蒋介石列为主要的统战对象。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中国共产党都诚挚希望与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是中共首次将国民党列为统战对象。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表《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称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红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6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其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修正其“反蒋抗日”的方针。

进入8月,中国共产党明确南京是今后统战工作的重心,“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及“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提出“请蒋抗日”。从“反蒋”到“请蒋”,是中共统战策略的重大转变。随即,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倡议国共双方为抗日而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是中共为落实“请蒋抗日”方针,敦促国民党尽快转变内外方针,走向抗日的举措。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的口号,也是不适当”,“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将“请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

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请蒋抗日”,再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调整,尤其是从“请”到“逼”的用语选择,虽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也“突出地反映出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独立自主思想,这不仅说明党的这一方针的改变和确定决不是对共产国际意见的模写,而且表明党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斗争艺术更趋成熟了”。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外以各种方式落实推进“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46人联名发布《红军将领致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称因“国势垂危”,红军已停止对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且愿做抗日前驱,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下开展国共双方的谈判,早日实现合作抗日。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再次联名致信蒋介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表现出诚挚的合作意愿,但在抗日与“剿共”间,蒋介石仍以“剿共”为首要任务,指称中国共产党抗日是鼓动战争,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持续发动军事进攻。1936年10月,蒋介石亲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作战,甚至将中央军的高级将领调往西安,扬言要在一个月内“荡平”陕甘宁边区。由于自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即致力于联系张、杨,以形成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张、杨已经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果后,张、杨“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的爆发,表明国内社会的上层、国民党的部分地方实力派已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多年来中共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效。而这一成效的背后是在民族危亡下,各阶层民众的救国情怀,说明抗日救国已成为民心所向。蒋介石此时也意识到“若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亦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从而开始调整内外政策。同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也使蒋介石认清他无法以军事进攻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对事变的态度,更使蒋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诚意。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为争取团结抗日的局面,力促和平解决,最终使得“西安事变”在极其复杂的局势中获得和平解决,而蒋介石则接受停止“剿共”、改组国民党以及联合抗日等条件。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得以实现,中国的政治形势及革命局势均实现扭转,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面抗日奠定了基础。

此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急迫任务是,督促蒋介石履行决议,尽早实现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其“逼蒋抗日”的方针向“联蒋抗日”转变。为尽早实现“联蒋抗日”,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五项要求的前提下向国民党作出的巨大让步,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尽管这样的让步非常艰难,共产国际也没有这样的指示,但中国共产党已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这样的有条件让步,才能在保持我党独立性的基础上,结束国共两党之间的对立,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其内外政策均发生转变,对内主张和平统一,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展开谈判,并不拒绝“国共合作”的提议,对日态度日趋强硬,整体上“朝着抗日方向前进”;同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号召,又已“促使国民党内部分化”,中国共产党分析认为,国内形势已经进入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与准备对日作战的新阶段,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在政策上的徘徊与矛盾,在抗日行动上的迟缓,又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坚持性与忍耐性”,去争取和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

1937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争而斗争》的报告。前者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与策略,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后者特别提出全党要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富有政治远见地分析国情,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形成坚固的团结,以实现“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两个报告较为完善地阐明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是党运用马列主义,对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探索,对于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全面、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则在纠正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策略与任务,以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次日,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高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愿作出让步以最大的诚意来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包括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等,只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此二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及其为促成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的努力,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面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多个革命实践领域继续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化。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相继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陈绍禹、秦邦宪等7人参加1938年7月武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此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长期抗战”、“各派地位合法”、“减除苛捐杂税”等有利于抗战的提议,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与国内各阶层力量的联系,推动并监督国民政府抗战;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提出全面抗战的方略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在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办并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国际国内形势等信息;在群众工作上,中国共产党受邀于1937年12月成立湖北汤池训练班,该训练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训抗日革命干部的学校。193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青年救国团,该团是继“一二·九”运动中“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后又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进步团体。

由上可见,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诚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政治上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自主性逐渐增强,已经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对复杂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成正确的策略方针,丰富统一战线理论并推动实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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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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