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历史学理论从其考察的对象和所要阐述的问题来看，包含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概括说来，历史理论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论述与解说，史学理论是人们关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或一门学科的论述与解说。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即在研究的主旨和重点不同的情况下，二者可以互相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史学活动也是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史学活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理论中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史学活动又是对历史活动的反思，历史活动中产生的观念、思想、理性等，自然会成为史学活动必须包含和阐述的内容。尽管如此，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内涵毕竟有所不同，从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来看，对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必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亦不例外，它是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一种历史理论的一种形式，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逐步形成与演进的。因此，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无疑都带着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特点，其中有些问题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在历史观点、历史思想方面有了丰富的积累，也有一些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形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这个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因时代而异，因而是变动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从司马迁、班固到范晔、杜佑，从司马光、郑樵、马端临到李贽，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崔东壁，其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还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历史的见解和评论，包含着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思想，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指出：“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2]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各种各样的历史观进行分析，给予恰当的评论；二是这种研究过程有利于研究者“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是否可以认为：前一个方面是可以不断得到一些具体的结论的，后一个方面则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提升过程。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一是“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的斗争”，二是“时势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三是“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说的斗争”[3]。作者对此都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从而指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再次论说史学遗产，他在讲到历史观点时，发挥了在20世纪60年代所阐述的见解。他指出：“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篇出版说明……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它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4]这段话包含了对学术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其核心所在是说明对史学遗产中的思想遗产，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总结，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而不是做简单的看待。
白寿彝以其在史学遗产方面的渊博学识和对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观点、历史思想、历史理论的高度重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则的深刻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再提出并强调要加强历史观的研究。1983年，他在一次学术讲演中又一次阐述了他的一贯的见解。他说：“关于中国史学遗产，我看有好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历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马克思主义没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5]“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这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提升了人类思想的积极成果而创造出来的，不同于在它出现之前的任何思想体系，但又并非同以往的思想体系毫无联系，这就是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辩证法则。白寿彝本着他的这种信念，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前，中国史学上也曾有过正确的思想。这些正确的思想还可以被吸收过来作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的“营养”。正因为如此，他讨论史学遗产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学理上，而是进一步落实到史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使史学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总之，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存在状况和主要成就，“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使这方面的研究所得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是我们的主旨和目标。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探讨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有助于沟通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联系。这一点，在白寿彝的上述论说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显示，而刘大年论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其雄辩的论证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刘大年指出，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前三个原因是时代使然，第四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6]刘大年在进一步总结他的论点时又指出：“以上四条，一、二、三条主要讲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和斗争来看，第四条讲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拥进入中国，又都像昙花一现，转眼过去，惟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这四条就是回答。”[7]如果我们把刘大年说的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换位给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是大同而小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其中也多少包含着历史究竟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启示；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古今关系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人类历史是否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理观念，也存在着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朴素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中一再出现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尽管还不能视为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作用，但从维护政治统治着眼已不得不考虑“民”的存在，等等。我们甚至也可以模仿刘大年的说法，即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史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生相距甚远，但它们之间却是可以沟通的，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从而获得新生的内在条件。
中国史学的发展证明，正是这种结合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中国史学获得了新生，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以往的历史理论既有本质的区别，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尊重这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则，才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探讨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按历史时段划分，充分考虑到历史理论自身演进的轨迹，以关注其具体标志和整体面貌为根据，大致显示出如下的发展大势：先秦、秦汉时期，是其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其繁荣阶段。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理论。因此，在这里首先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和史学特点做一简要概括，然后再论及有关历史理论的形成。
先秦、秦汉时期，泛指中国自远古时代至东汉末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分期中包含年代最长远的历史阶段。我们这里所讲的先秦、秦汉时期，主要是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至东汉末年的历史阶段，即包含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时期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一般说来，殷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阶段，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阶段，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阶段。[8]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殷商和西周都曾创造出了它们那个时代的辉煌，而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也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剧烈的动荡时代，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经济、政治变革；另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百家争鸣”，促成了思想领域的活跃和创新。
秦、汉皇朝的先后建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从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秦、汉皇朝也都创造了它们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它们实施了不同的政策，它们的政治局面和历史结局都有很大的区别：秦朝的短祚和两汉的接续，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迥异有密切的关系。
上述历史形势，直接影响到史学面貌。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所谓源头，一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从而为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二是出现了最早的史官、官文书和宫廷颂诗，其中包含了历史记事的萌芽。三是随着纪年的进步，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四是由于学在官府格局的被突破，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上官修史书和私家著史相辅相成的优良传统。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
从中国史学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这一形成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先秦史学中若干历史观点的提出和两汉时期史学中历史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从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和不断积累。
在先秦史学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观点：第一，天与人的关系，包含“天命”与“人事”的作用，“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等。二者演进的轨迹，是“天”“天命”“天道”所笼罩的神意逐渐被怀疑、被轻视，而“人”“人事”“人道”所具有的现实作用逐渐被认识、被重视。第二，古与今的关系，包含古今是否有联系，古今是否在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倒退、是循环还是进步，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其演进的轨迹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观点，一是变易，二是看到了变易中的进步，三是具有探讨变易之原因的意识。第三，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包含了君主的类型、君主的职责、君与臣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等。其演进的轨迹，亦呈复杂形势：君主地位的提升，国家观念的形成，民本思想的强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史学家认识的继续深入。第四，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包含对地理条件之差异的最早认识，地理的整体观念及其区划，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与国家政治之关系的观念等。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地理条件的重要，二是国家观念之地理表现形式的思想逐步形成。第五，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包含夷夏之辨的观念及其含义，夷夏之辨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夷夏之辨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关系等。其演变轨迹也非常复杂：一是从民族本身的差别看待夷夏之辨，一是从文化发展程度看待夷夏之辨，以及这两种观念在对待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上的不同认识及其长久的历史影响。第六，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包含对历史上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原因的探讨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史学家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等。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直接从客观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到通过史书的记载而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间包含着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历史、怎样认识史学，以及通过史学如何去认识历史；二是人们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一般说来还停留在对具体事物认识的基础上，把历史鉴戒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此时还只是个别现象。
在秦朝，史学出现了一个短暂迟滞阶段。而在两汉史学中，史学家们对上述这些问题都有所涉及，有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再表现为分散的、个别的认识。在有的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那里，这些认识已表现为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认识，以致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司马迁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9]这一撰述目标而展开的。其中，“成一家之言”的含义既有史学理论方面的目标，也有历史理论方面的目标。通观《史记》全书，综合司马迁的撰述目标，其历史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是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质疑“天道”（如《伯夷列传》），使其与人事区别开来。
其二，抨击封禅和祈神活动，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如《封禅书》）。
其三，着重于表述人事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如《陈涉世家》等），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如《绛侯周勃世家》等），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陈丞相世家》等），注意到普通人的社会存在和价值等（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
其四，提出了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完整认识（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诸表序）。
其五，提出了历史变化与社会进步的认识（如《六国年表》序、《商君列传》后论等）。
其六，揭示了治乱盛衰转化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普遍性原则（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其七，提出了历史演进、社会变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初步认识（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其八，司马迁以五种体例纪、表、书、世家、列传著成《史记》，在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全貌，包含政治、经济、民族、制度、自然环境、各阶层代表人物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价值等，以达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如《太史公自序》所论）。
其九，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左传》《国语》已有了人物评价之标准的言论，但未成体系。《史记》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其总的原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这些观点还见于各“列传”的后论中带有普遍性认识的议论，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有关篇目的撰述提纲。
综上，这是一个较全面的历史理论体系，具有前无古人的价值和后启来者的作用。以此为标志，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已初步形成。
此后，这一时期的史学家班固、荀悦对上述历史理论体系各有补充和发展。班固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明确地提出《汉书》撰述目标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即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第二，其《汉书》十志表明他对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如《食货志》称“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地理志》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显示出明确的疆域理念；《艺文志》称“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重视历史典籍和文化传承的思想等，都有重要意义，显示出班固“上下洽通”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特色。第三，《汉书·叙传》的最后几句话表明，班固的《汉书》是要把国家、自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等以及人们的活动和相互关系都写出来，显示了他的整体历史感。荀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六主”“六臣”论，对推动君主论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他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分析，认为要考虑到形、势、情三个因素，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
从孔子的开阔的民族思想，到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传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史学在民族问题上，是从对民族的认识发展到对民族史的认识。这一趋势在先秦史学和两汉史学中，都具有突出的特点。中国在历史上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学家的上述认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理论问题。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首先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是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门阀地主成为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因此门阀的特点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10]二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局面。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从三国鼎立到隋的统一，其间出现了370年的分裂时期。从整体上看，多年的纷争不利于全国历史的发展；但从局部来看，为了支撑各个割据皇朝的存在，地方的社会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最终造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四是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创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空前的繁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这个繁荣的两个标志。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诸多成就与丰硕果实，证明隋唐皇朝所统治的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五是这个时期的中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的传入激励着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鉴真的东渡日本和日本使臣与留学生大规模来到中国，使印度文化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一则经西域西传中亚，一则东传朝鲜和日本。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是：多途发展，门阀意识，转折创新。具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出现多途发展的趋势：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门阀的特点和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隋唐的统一，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史学在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转折与创新的新趋势，转折又往往同创新相结合。而转折与创新正是唐代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比较中得其大体。关于史学的门阀意识，可以从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谱牒之书、家史、家传以及对于礼书的重视中，窥其一斑。关于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可以从通史撰述的兴盛及其撰述中的多种形态的出现，从通史的复兴和典制体通史的问世，从君主论、兴亡论、治国论等专书的纷纷面世到历史笔记的萌生等，看到唐代史学的生机勃勃的创新势头。这些，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都有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先来考察第一个方面。
第一，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但“天命”愈来愈成为摆设了，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都是否定“天命”的史学家、思想家。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不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11]，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邵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
第二，古今关系也仍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不是“法先王”“法后王”或言必称三代一类的辩难，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样的认识。例如，关于政治建置，是分封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分封？其原因何在？从三国时期到唐代中期，人们有热烈的争论。又如关于人心风俗问题，是人们的本性越来越“浇讹”呢，还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应采取教化政策？再如关于华夏、夷狄的差别，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时空中有所变化而形成的差异？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认识推进到新的高度。
第三，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老意识的基础上，怎样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国家职能？《周礼》、历代官制实质上都触及这个问题，而杜佑《通典》的问世，是极明确地、合乎逻辑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极重要的成就。
第四，怎样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从《三国志》到唐修八史，史学家是怎样继承司马迁撰写民族传记的传统的？他们的认识、理论有何异同？总的趋势如何？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根据何在？唐人撰写《晋书·载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从十六国到唐代，史学家们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在史书中反映出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的？范晔、刘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精辟见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第五，君主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悦等，都有所议论，而《史记》多有精辟论断。这一时期，关于君主的评论，在正史帝纪中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汉书》《隋书》帝纪后论堪称代表作。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君主论已发展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说，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后者如唐太宗的《帝范》。
第六，关于正朔之论。制定正朔同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它也同政治统治有关。因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确定正朔。随着历史的演进，制定正朔也就成了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同义语了。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从历史理论来看，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在于华夷之别的问题，其隐藏的深层含义，乃是政治统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这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后，宋代以下正统论及相关论点，都属于这种性质。
第七，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司马迁把西汉辖境划分为几个各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分别有所论述，反映了他的区域经济思想因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对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多有关注，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地理部、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杜佑的《通典·州郡典》等，都包含着有代表性的理论认识。大致说来，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习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第八，兴亡论和治国论的展开。兴亡论和治国论之所以成为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于后世之最重要者在于治国安邦，即从历史上的兴亡之论返回到现实中的求兴而避亡、求治而避乱的实践，故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前一时期，贾谊的《过秦论》经司马迁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陆贾的《新语》，也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称道而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关于兴亡和治国的讨论有全面的展开。以正史为例，范晔《后汉书》中帝纪后论、相关类传的序与论，不仅对东汉兴亡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有些认识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唐初史家所修《晋书》《隋书》，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其中，魏徵的史论以及他的多次上疏，都是关于兴亡之论、治国安邦之论的精彩篇章。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李德裕的《三国兴亡论》等，也不失为名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盛唐时期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此书10卷40篇，详述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论为政得失之故、议长治久安之策，其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一部贞观之治的历史画卷，而且是一部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治国安邦的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此有关的，还有中唐时期的学人赵蕤撰写的《长短经》，也是一部以历史内容为主的专书，旨在经世济用，自应在历史理论考察的范围之内。
第九，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理论和方法。《后汉书》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并善于做综合概括，提出理论性的认识。《隋书》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强调历史人物和时势的关系，认为时势造就了杰出人物。中唐以至晚唐，史家关注以何种标准采集人物传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值得全面阐释的，是南朝刘邵的《人物志》，这是极重要的一部关于如何评论人物的理论著作。
再来考察第二个方面。
这个时期，提出了什么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天下一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海内一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观念。三国鼎立时期，政治家们追求的是政治统一；陈寿撰《三国志》，是把三国的历史写在同一部史书中；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其视野所及，是全国的疆域，有的地方甚至涉及境外；隋唐之际的李大师早已不满于以南北分割的观念撰写史书，李延寿继承父志，写出了南、北互见的《南史》《北史》；唐人撰《晋书》，除民族问题外，也有要写出完全意义上的两晋历史的目的，等等。凡此，都是“大一统”思想的具体反映。隋唐时期，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称说“天下一家”，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对其做深入的考察，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已有这方面的一些认识，而这个时期的柳宗元撰写的《封建论》是更具有实际内容的天才猜想，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最后考察第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发展阶段的标志是什么？如果说，司马迁、班固的史论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的话，那么杜佑、柳宗元的史论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如果说司马迁、班固是以其完整的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那么，杜佑、柳宗元则是以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举例来说，杜佑论地理环境与华夷关系，论古今关系与华夷之别，论食货为国家职能之首及各部门职能之逻辑关系，论风俗与社会等，都是历史理论领域的新发展。柳宗元论天人关系，论“封建”与“郡县”之建置的优劣及“势”的作用，论国家起源，论“圣人之意”与“生人之意”的根本性差别等，也都达到了当时人们认识的新高度。在历史理论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上，杜佑、柳宗元的史论作为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
依照前例，我们首先对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做一概括。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的时期。五代宋元时期，先有五代和十国的分立，继而有辽、西夏、金和两宋的和战，后有元的大统一。这个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两个重要标志。
前一个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北宋和南宋时期，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元统一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明朝的建立和灭亡，以及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的重大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其地位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因仍依附于旧有势力而得不到应有的正常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期萌生较多。清初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所发展。
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对外关系明显地逆转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16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相继而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12]
上述历史状况，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及中外关系等方面，都对史学发展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总起来看，从五代到清中叶，这个时期的史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不论是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范祖禹作《唐鉴》，还是南宋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作《三朝北盟会编》，都极其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个特点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北宋的社会问题严重，经济、政治、军事亟待改革，二是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而以两宋史家最为突出。第二，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以元代史学最为突出，清代史学则继其余绪。这个特点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史学向社会深层发展。这表现为：历史撰述更多地反映出社会经济领域各部门的具体内容；更多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治河、救灾等；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要以及蒙童教育中历史内容增多，促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历史笔记和地方志兴盛，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和影响；市民阶层的意识和要求，在史学中开始表现出来。第四，历史著作反映了古代史学之总结与嬗变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表现为批判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在旧的价值观念的动摇。第五，自宋、辽、西夏、金、元以来直至明清，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发展。这在历代正史、地理书、皇帝诏书、典章制度等历史文献中都有显著的反映，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六，关于域外史地的记述增多了，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上述的历史形势与史学特点，推动了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历史理论的繁荣与嬗变。
宋代理学的兴起和明清之际历史批判意识的滋长，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观念，从而在历史理论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但是，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路径并未因此而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它沿着已经走过的轨迹继续前行，并踏进了繁荣的门槛，而在繁荣之际，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征。
第一，关于天人关系。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经过大约千年的讨论，“天”的神秘的面纱已被揭去，“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主宰。由于理学的兴起，理学家们关于“天理”和“人欲”的诠释，不论其有多大的合理内核，都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某种消极影响，但它毕竟不能改变史学家循着“人事”的“势”与“理”去思考和解释历史。
第二，关于古今关系。当郑樵提出“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时，他是把历史纵向考察视为既有“古今相因”，又有“古今之变”的；同时，他又把历史横向考察视为“百川异趣，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13]。质而言之，“会通”不只是时间相通，而且也是空间相通。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把《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中说的“通古今之变”和“上下洽通”综合起来了？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大历史观”的一种表述形式？还有，当马端临提出区别看待历史之“不相因”与“实相因”时[14]，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古今关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对具体史事和制度沿革不做同等看待？当然，他说的“不相因”，是从事件本身去看待的，并不是指事件背后的“理”。他说的“实相因”则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指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第三，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地理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现存的《太平寰宇记》可见宋人的地理观念之宏大和国家统一意识之明确。明清两代的大量的治河之书，反映了史家对水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所叙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参考价值。顾炎武的几部地理著作，反映地理与建都、水利与经济、地理建置与政治统治之关系的认识与阐述，都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古代军事地理的最高成就，其各部分的序文多系地理思想之杰作。其他散篇专文，亦不乏真知灼见，如龚自珍的新疆建省之议等。
第四，关于民族与民族关系。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既有激烈的论争，又有理性的阐说，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历史文化的认同：辽、金史家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认同，元代史家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的认识以及对中原历史文化认同（其中包含对多种史书的重视与评价），清代史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广泛认同、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历史文化认同的种种表述形式和理论上的阐发，是中华民族之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第五，关于君主论。这时期的君主论，与前一时期相比，在正面的理论阐述上，建树不甚突出。司马光的《稽古录》略有评论，而《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在分目论列上颇有可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明代专制主义集权，已难得有正面阐说君主的专书。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是以批判君主专制为宗旨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君主论已经到了终篇的时候了。我们说的此时历史观的嬗变，这是主要标志之一。
第六，关于国家论。司马光强调“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王夫之强调“国是”“民情”“边防”，其间贯穿着国家职能之观念的不断增强。自宋迄清，在国家行政建置方面，各有论说，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都是论国家职能的大文章，具有古代国家论的总结性质。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了个人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是臣民对于君主的关系了。
第七，关于正统论。欧阳修继承了《春秋》笔法而倡言“正统”，把以往朝代更迭、皇位继承、华夷之辨、史书起元等历史现象和史学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对于深化久已有之的制定“正朔”的传统之内涵，有一定的意义。关于“正统”之论，言人人殊，各有利弊，自可分别做出分析、判断。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要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清朝统治者自谓遵循炎黄以来的“治统”，又恪守儒家学说的“道统”，这无疑是事实上的“正统”。可见，“正统”之辨，从表象上看，是探讨某一朝、某一帝、某一民族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深层次上看，这是对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种种论证。
第八，关于治乱兴亡问题。在这方面，西周、汉、唐以来，宏论迭出，影响巨大。宋代史家，深于忧患，考察前史，绎真知。司马光的《稽古录》《资治通鉴》、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等，都是佳作。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人的本朝史撰述，于得失成败之故，也多有深刻剖析。宋代史家在这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元代史家论宋、辽、金三朝兴亡，也不乏可采之论。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可谓这方面理论的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至此达到它的最高境界。
第九，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前两个时期，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的积累，这时期史学家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一则继承前人的理论和方法，一则也提出了新的认识，而重点在于后者。一是从学术史、名臣奏议、名臣事略一类的著作中，可看出作者的宗旨和理论；二是从李贽《藏书》对历史人物的分类及其标准，可看出其理论、方法、价值观等，这也是历史观念之嬗变趋势的表现之一；三是章学诚关于“知人论世”之评价历史人物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评价历史人物之理论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方法论上的重要参考价值。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进程，一方面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于繁荣之中显示出嬗变的趋势。概而言之，其繁荣的标志是：当理学家提出“天理”的命题时，史学家则把“天”从“理”中剥离出去，而把“理”放在事实中来考察。胡三省认为“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章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就是说，讨论“道”，讨论“理”，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事实。换言之，这是完全摆脱了神意的“天”来探讨理论问题。当郑樵、马端临对“会通”与“相因”“不相因”做出了各自的论说时，表明史学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已超过了前人，而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论内涵。此外，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从宋代史家到明清之际“二顾”，就其理论形态的整体性而言，也都超过了前一时期。顾炎武的国家论，继承杜佑、柳宗元的思想，但在分析细致和观念明确方面，却又超过了杜、柳，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论的代表作。关于兴亡治乱的探讨与分析，宋代史家成就突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乃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正统”之辨的深层含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史学家们对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重视，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至为重要。辽、金、元、清四朝史家，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极大地弘扬开来，其认识所得，是这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上这些，合而观之，确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繁荣景象。至于李贽的历史人物论，黄宗羲的君主批判论，以及崔述的疑古、考信论等，则表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现了嬗变的趋势，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部分。这个趋势，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域愈来愈宽阔，势头也愈来愈迅猛了。
[1] 二十年前，笔者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今作此文，似可视为其姊妹篇。
[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72～473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9页。
[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5～496页。
[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6] 刘大年：《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7] 刘大年：《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9页。
[8]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不断有所争论，见解各异，分歧甚大。这里是根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叙篇”的说法，以下各卷同此。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735页。
[10]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7～228页；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0～116页。
[11]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4页。
[12]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22页。
[13]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14]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